【中文版導讀】溫尼考特多元敘述的一場盛宴
書序作者：王浩威
溫尼考特出生於1896年，去世於1971年。他的一生，特別是二次大戰前後最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階段，卻是遠隔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臺灣，正開始追求佛洛伊德又迅而遺忘佛洛伊德的階段。
一切都從佛洛伊德開始。二次大戰前，日據下的臺灣，心理學也好，精神醫學也好，都是以實證的狹義科學為主。
1988或89年，在我住院醫師的那些年，臺大總圖圖館全面重新整理，當時剛從法國回來的陳傳興等學者，在久蒙塵埃的庫藏裡找到許多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西方經典原版，包括海德格《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德文初版。其中的驚喜，倒不是這些國際拍賣市場上足以視為珍本的可能價值，而是，在那樣的時代，被殖民下的臺灣帝國大學，是如何跟得上當時的西方思想潮流在閱讀這些書？他們究竟在思考怎樣的問題？而那又是怎樣的時代，現代性似乎早已隱身其中，跟我們刻板印象中的臺灣日據時代是頗有距離。
因為這樣的啟發，我們幾個年輕的精神科住院醫師，也四處去翻閱那些大部分放到地下室、一觸就立刻滿天灰塵的舊書，包括臺大總圖、醫圖、法圖等等。我記得自己到臺大心理系的系圖時，負責管理的一位年長女士好奇旁觀許久以後忍不住開口說：「好像有快二十年沒看到精神科住院醫師來心理系圖了。」我從她口中才知道另一段故事，原來光復初期，臺大精神科和臺大心理系是固定每週一次的聯合讀書會，包括林宗義、柯永河、楊國樞、林憲、陳珠樟、葉英堃……等人，大都是讀日文或德文的文獻，偶爾也有英文或法文的。又一年後，告訴我這消息的女士，也退休了。
我們遍尋舊書，這些戰前的西洋心理書中，大部分是William James、Eugene Bleurer、Wilhelm Wundt、Emil Kraeplin等人，而沒看到佛洛伊德或榮格的戰前版本。
這樣的經驗也許無法窺見當時的面貌，不過，二次大戰前的臺灣似乎沒有太多的佛洛伊德。
關於精神分析的翻譯和討論，遲遲到了五○年代，才從高覺敷二○年代上海譯本在臺灣的盜印才開始的。那時夾雜的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的許多翻印書，還有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潘光旦譯的靄理士《性心理學》。也許是高度的政治和道德壓抑吧，佛洛伊德作品是因應同樣的性壓抑而出現在臺灣。
到了七○年代，隨著曾文星回臺，帶起一股精神分析狂熱。當時臺大醫學院一群高年級學子投入了以佛洛伊德為主的精神分析著作翻譯，也就是我們目前仍可以在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看到的那些譯作。
溫尼考特最活躍的那些年，臺灣正努力在追趕過去的佛洛伊德和他的少部分第一代子弟（榮格、阿德勒等），以及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大眾文化中最發揮影響力的新佛洛伊德學派（只佔美國精神分析發展的一部分），包括荷妮、蘇利文、佛洛姆等等。
臺灣的精神醫學界也好，心理學界也好，遲遲到了1988年左右，才開始隨著當時臺灣剛開始的後現代主義而發現了拉岡（Jacques Lacan），同時也隨著一群年輕住院醫師的私下讀書會，發現了英國客體關係理論和美國的自體心理學，特別是那一本入門書，Michael St. Clair著的《Object-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陳登義許久以前就翻譯完了，卻遲遲沒機會出版，直到七、八年前中國譯本出版，2003年英文版也修訂到第四版了）。
1990年，我四年住院醫師訓練的最後一年，臺大精神科要求每一位總醫師都應該給個seminar，我自己提出的題目是「D. W. Winnicott: his life and work」，似乎從沒有總住院醫師在臺大精神科seminar談精神分析甚至是心理治療，但科裡的主治醫師們也很快就答應了。
2004年，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和心靈工坊出版社開始合作「心理治療系列」時，佛洛伊德的臨床個案和克萊恩的作品是最優先想到的，其次便是溫尼考特的作品了。在這同時，樊雪梅和林玉華也譯完溫尼考特的兒童個案書《皮皮的故事》（The Piggle）在五南出版了。我們選擇了六本溫尼考特的作品和一本關於他的傳記。很可惜的，被視為最重要的三本之一《成長過程和促長環境》（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卻遲遲一直未拿到版權。
《二度崩潰的男人：一則精神分析的片斷》原書名當然並非如此，只是原書名「扶持與詮釋」這一排中文，如果不在腦海中反轉回英文「Holding and Interpretation」，似乎又看不出任何感覺。這是少數可以理解溫尼考特在成人的心理治療時，實際所發生、所感受等等一切。（另一本則是Margaret Little寫她自己被溫尼考特分析的紀錄。）
溫尼考特開始進行精神分析是相當早的；更準確地說，他經由被分析而接觸到精神分析，是在佛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成為一派之言還沒太久的時候，就發生的經驗。
1919年，二十四歲結束二次大戰軍醫生涯那年，也許是因為戰爭創傷，擔任小兒科醫師的他「想成為自己夢的主人」，而在書店推薦下買下《夢的解析》，開始進入精神分析的世界。1923年，在英國精神分析第一人（也是佛洛伊德核心弟子之一）瓊斯（Ernest Jones）的推薦下，接受佛洛伊德英文版譯者史崔齊（James Strachey）分析。而第二個分析師是芮薇兒（Joan Riviere）則是「第一位克萊恩學派人士」（the first Kleinian）。
當時精神分析還沒建置化，所有的規則都還在摸索，瓊斯在佛洛伊德引導下也許有某一程度的分析經驗，但史崔齊和芮薇兒都是在佛洛伊德聲名大噪而維也納診所門庭若市之後，數次維也納之行都好不容易才擠上作幾次分析，也就開始回到英國，一方面繼續尋找被分析的機會，一方面也開始進行分析師工作了。因為一切都在開始的階段，許多當代精神分析視為大忌的事，當時卻是那麼理所當然。譬如克萊恩到英國之後，一方面是溫尼考特的督導，一方面溫尼考特卻又是她女兒的分析師。
溫尼考特在這氛圍下，加上他個人既溫和又隱隱的反社會氣質，自然有許多打破規則的做法。譬如在二次大戰前後，精神分析以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為主流的時代，對大部分的治療師而言，在強調強化自我（ego）的方法時，自然而然就認為心理治療要避免可能的崩潰。然而溫尼考特對於一般治療師視為崩潰前兆的退行（regression），反而視為一種治療機會，而非防衛。他對這些退行到童年一般高度依賴狀態的個案，嘗試著各種母親一般的擁抱（holding，扶持的其中一個意思），來作為促長其心智的方式：「有時長達數小時的開放性、不限時間的晤談治療，身體上的擁抱接觸，依需求而給予晤談，以及支持性的額外晤談等方式。」（Lavania Gomez著，陳登義譯《客體關係入門：基本理論與應用》，五南出版，但筆者做部分修譯。）
這本書紀錄的最後所附錄的〈退縮與退行〉一文，所進行的個案分析，正是溫尼考特對自己將退行視為治療切入點這一主張的最重要說明。
在〈退縮與退行〉也好，在《二度崩潰的男人》一書也好，其中的紀錄，都只是溫尼考特與個案B（這是溫尼考特在其他文章裡所用的代稱）兩者之間漫長治療過程中的一段而已。
個案B應該是成長在一個經濟頗寬裕的中上流社會的家庭。在他十八或十九歲的時第一次嚴重憂鬱症狀（第一次崩潰？），當時父親去世，在母親安排下（可能她當時也已經接受分析），開始接受溫尼考特的分析。頭兩年的分析，一開始B是以表面順從的態度來接受分析的。一年多以後，治療「邁入了一個階段」，從「一個自滿、自我中心、懶散、蓄鬍而奇裝異服的年輕人」變為「積極上進，最後謀得差事，在工廠裡負責一份戰務工作。」分析斷斷續續進行一年多，因為戰爭經常中斷，也可能因為戰爭而提早結束。當時B仍然沒有分析的主動意願，只是依別人的期待進行分析。
七、八年後，溫尼考特主動與B母親聯絡，也見了一次面，知道B已經成為醫學生，母親有能力（經由分析）要求B搬出去住，姊姊精神分裂而接受分析，而B也和一個頗有母性的女人結婚。
再三、四年後，也就是B約二十八、九歲時，溫尼考特經由母親知道個案第二次崩潰而住院了，B是在取得醫師資格後崩潰的。溫尼考特與他住院時的主治醫師聯絡上，可是B無意與溫尼考特見面，直到數週後在母親說服下，B以住院身分到溫尼考特的診所開始分析。一方面，「他自知缺乏衝動，也無法主動與人攀談，只能加入別人起頭的嚴肅話題而說得頭頭是道；他缺乏朋友，與人相處時找不到話題的困窘破壞了他和眾人的友誼，使他成為無趣的人」；另一方面，他「像是某個冷眼旁觀的局外人來見我，跟我說些他事先斟酌過的話。」
分析前四個月每週五次分析，而在分析開始一個月後， B出院回醫院上班。後來因為開始看診而改為三次，一直持續了兩年多，也就是B三十歲為止。
在前六個月過程經歷後，個案漸漸可以自發性地說話，許多狀況在發生，溫尼考特也因此發表了〈移情在臨床上的變化〉（1955）和〈由真我、假我的觀點看自我扭曲〉（1960）。
前十六個月的分析，溫尼考特是回顧似地記錄下他們的晤談。在尾聲發生的五個插曲，溫尼考特運用來討論他對退行（見前文）作為治療機會的主張，而於1954年發表〈退縮與退行〉一文。
這次治療十六個月後曾暫時結束，似乎是因為B對自己開始有足夠的自信，「頭一回覺得有希望」，也許認為可以自己來面對而結束了。
三個月後，治療又開始了。這次雖然還是母親付錢，但似乎因為B更清楚自己需要甚麼了。溫尼考特也在這時，因為之前的經驗，開始逐次記錄下每次的晤談，有計畫地收集作為未來寫書計畫。
溫尼考特是一位擁有太多未出版作品的偉大精神分析師。法國精神分析師格林（André Green）在討論溫尼考特時，就半開玩笑地說，這是溫尼考特「在未說的（the unsaid）和已出版（the published）之間的過渡書寫（transitional writing）」。同樣地，《二度崩潰的男人》也是這樣的「過渡書寫」：這六個月的分析記錄，在他死後的第二年（1972）一度收在裘凡契尼（Peter L. Giovacchini）所編的《Tactic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一書裡；不過後來，正如溫尼考特其他遺稿皆由其遺孀克萊兒委託瑪殊•汗一樣，這本書是由瑪殊•汗最後定稿編輯而成的。
瑪殊•汗對這份文稿的特色，認為「溫尼考特的臨床敘述的美妙，在於它的意象之游移不定，一如它的心理動力之自由開放一般。」
在這份稿子裡，不知是溫尼考特還來不及校正為統一的敘述觀點，還是刻意保留紀錄時的多重觀點，文本本身呈現出多元敘述的風格，包括個案敘述的直接紀錄、分析師認為的個案敘述、分析師記憶中自己的回應、分析師對發生一切的當下看法，以及晤談後的自我分析。這樣的多元敘述風格，也就是瑪殊•汗形容的「意向游移不定」的特色。
這樣多元觀點的敘述風格，一開始的閱讀似乎不容易像小說閱讀一般地流暢。相反地，閱讀的過程是不斷被干擾和停滯；但是，如果再繼續閱讀下去，慢慢地，讀者（特別是有心理治療經驗的）開始可以感受到真實的會談室裡不同觀點的想像永遠同時存在的同樣氛圍。這樣的敘述方式，反而讓讀者更貼近真正的會談室了。
心理治療往往被視為太神祕、太不可談了。溫尼考特的個案寫作不同於佛洛伊德的個案書，反而是更用心在每次的紀錄，包括其中的過程和細節。對於不是心理治療圈內的人，這是一本故事精采的書；對於心理治療進入狀況的人，這將是栩栩如生的示範，更是一位老手將臨床過程的心理和分析勇敢地自我解剖開，十分慷慨地與大家分享。
在精神分析也好，在心理治療也好，這種坦然和自信，卻是相當罕見的。也因此，《二度崩潰的男人》一書，更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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