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本書從台灣核心價值與存在感出發，觀看兩岸政治變化。「中國因素」不僅關於台灣，且關於中國；不僅關於日常生活，同時涵蓋區域及全球；它既是當代政治，也是二十世紀以來東亞歷史鉅變以及戰爭的延續。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2010-2016年

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著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著。《吊燈裡的巨蟒》，標誌著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
──徐斯儉，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民主仍需鞏固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如何偵測並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清代以來，台灣歷經中華帝國因素、日本殖民因素、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本書是台灣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也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名人推薦：本書從台灣核心價值與存在感出發，觀看兩岸政治變化。「中國因素」不僅關於台灣，且關於中國；不僅關於日常生活，同時涵蓋區域及全球；它既是當代政治，也是二十世紀以來東亞歷史鉅變以及戰爭的延續。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2010-2016年

在台灣的中國因素，已經是一個天天就在我們的身體、心理，與靈魂深處作用著的力量，時時刻刻與我們的周遭交雜、纏繞、拉扯、運作著。《吊燈裡的巨蟒》，標誌著台灣民主重塑靈魂，另一個開端。
──徐斯儉，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清大當...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摘錄）
三、中國因素及其影響
自二ＯＯ七年胡錦濤訪港以降，其精心布署的國民教育科在二Ｏ一二年遇到始料未及的激烈反抗，就此結果而論，公民社會似乎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至少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擱置相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因此，反國教運動中的中國因素與其在地協力網絡雖然緊密而強大，卻似乎並非沒有反抗的可能。綜觀中國因素對反國教運動的影響有四。
首先，中國因素的影響會因議題而有所不同。法治與自由是香港民眾最重視的「核心價值」，相對而言，民主與市場經濟卻未必是，因此反國教運動之所以可以匯聚民意，乃是因為國民教育觸及了香港家長視其為子女教育的切身權益，直接影響子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因而甚至促使一些原本較為保守溫和的中產階級家長都選擇上街抗議。曾經在二Ｏ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起「全民行動，反對洗腦」萬人遊行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其網頁中提到「如果你在孩子的課本上，看到令你悚然而驚、偏頗失實的國教教材；如果你在學校活動裡，留意到鼓動盲目愛國的環節；如果你的孩子，受到是否愛國的價值評核⋯⋯不要遲疑，請聯絡我們！⋯⋯讓我們連結更多家長關注事件，齊齊守護孩子」。其中，家長關注保護子女的心切情緒躍然紙上（在廣東話的語境就是「不要搞我個仔」），有律師與人權工作者因此認為國民教育屬於倫理、信仰與道德的範疇，依據國際人權公約及聯合國的人權標準，家長有權為子女選擇是否接受國民教育，或參與相關課外活動。然而，若是換成其他諸如政治改革或中港兩地經濟融合等議題，即使均涉及中國因素，相信未必會激發如此強烈的反彈。曾任教育署長，時任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召集人的林煥光即曾表示，反國教運動已變成港人核心價值之爭，是「家長及教師懷疑政府講一套做一套，『掛羊頭賣狗肉』」。簡單地說，中國因素雖然強大，但若是涉及法治與自由的保障，在香港就會面臨激烈的抵抗，因此對於中國因素的在地影響，必須做出更準確與細緻的判斷。
其次，「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顯示，九七後的香港，中國因素及其龐大的在地協力組織逐漸擴張於各個領域。香港原本就存在傳統的「左派」親中力量（例如工聯會與左派學校等），但是長期以來是被邊緣化與壓抑的；如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清楚揭露出這些在地協力網絡是如何長時間地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傳媒、社團與中資機構等）擴張其影響力。「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發生於二Ｏ一二年，但早在二ＯＯ七年胡錦濤訪港後，陸續成立多個以青少年國民教育為主的社團即是一例。這些社團透過在地協力者，構建具有「隱匿」（invisible）和「默會」（tacit）性質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網絡，平常未必能為一般市民所認知，然而在中聯辦的支持，並取得大量的政府公帑資助下發展迅速，藉由舉辦交流活動對青少年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這涉及了在地協力網絡的執行能力問題。透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北京可以直接動員香港的在地協力網絡，對國民教育科進行宣傳，然而在地協力網絡的執行能力卻足以影響事件的成敗。很明顯的，從特首梁振英的個人形象與名望，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教育界所受的爭議，以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所引發的負面影響，均顯示中國因素的作用與結果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可以直接描述，有時候因執行能力的差劣，反而引發更強烈的反彈。
最後，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也催生了以中學生為主力的學民思潮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公民社會組織。其中，前者由當時年僅十四歲的黃之鋒擔任召集人，自二Ｏ一一年就開始舉辦「反洗腦學生運動」，以及多場簽名抗議活動，目前已經轉型為推動民主自決前途的政治團體香港眾志；後者則持續關注普通話教中文及國民教育相關議題。過去，香港民眾多循體制內的管道，以「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的方式表達訴求，如遊行與靜坐呈交陳情書等；然而，年輕的一代以更為激進的抗爭方式反抗建制，表達出對特區政府與北京的深刻不信任，這些反作用力均可能影響北京所設定的政治議程。因此，在有政治意志卻缺乏政治能量的條件下，特區政府短期內（甚至下一任特首）將難以重啟國民教育的討論，取而代之的是增加撥款資助，並且強化在地協力網絡的發展。例如《文匯報》與《大公報》已經合併為一個傳媒集團，目前發行量超過三百萬份、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海外版，據聞也將全面在港發行以加強輿論宣傳；多份與中聯辦及中國傳媒有關的網路媒體紛紛創辦，包括《點新聞》、《橙新聞》與《輕新聞》。具中資背景而在香港註冊，其董事局主席為解放軍出身、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劉長樂的鳳凰衛視，也於二Ｏ一六年五月向通訊事務管理局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熟悉中國事務的林和立甚至表示，目前有兩千至三千名來自公安部、國安部、解放軍情報局和中央專案組等七個「北京權力部門」的人士，或以空殼公司的職員身分在港活動，再再顯示這些公民社會中的反作用力將與中國因素就不同議題將持續地衝突與碰撞。

四、香港與台灣的歷史經驗比較
相較於台灣教科書課程綱要的爭議（參見本書鄭祖邦章），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經驗呈現出某些值得進一步比較的共通點與差異性。
在共通點方面，首先，中國因素是一個兩地共同的外部作用力，這影響了港台人民如何認知與定位中國。在台灣，族群政治影響了「大中國史觀」與「台灣主體性史觀」的長期爭議；在香港，如何認知與評價共產黨及當代中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例如「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也有不同的看法與爭辯。其次，從以中國為中心、「自上而下」的權力關係想像中，來自於台灣與香港的異見與不滿，都可以視為是來自於邊陲、「自下而上」的反抗，同時也是在這樣的反抗過程中，逐步爭奪詮釋權並確立其自主性。第三，中國因素的影響皆對本地社會造成一定的撕裂與對抗。在台灣，不同的政黨與團體會在公民社會中進行動員，以對政府施加直接與間接的壓力；然而在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支持與反對陣營亦通過集會遊行、絕食罷課等等手段，爭取傳媒與社會大眾的關注，這些動員有時亦導致了肢體的推撞與口角的衝突。最後，中國因素的作用影響均部分取決於本地社會的政治制度。在台灣，政黨輪替會帶來視中國因素為機會或威脅的轉變，同時深刻地影響兩岸關係；然而在香港，並不存在政黨因選舉輪替的問題，但是特區政府仍必須在難以取得共識，及繼續維持有效管治的考量下，對強大的反對民意作出部分的修正與暫時的妥協。
在差異性方面，首先，中華民國在台灣儘管面臨統獨的不確定性，然而卻保有自二戰之後事實上的（de facto）主權與獨立性，加上台灣海峽地理上些許的障蔽阻隔，不論就人群流動或政經影響而言均較為間接；而香港在《基本法》的憲政體制下，既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也是一個經授權而成立的特別行政區，僅以一條深圳河與中國大陸相望，在近年強調中港融合的趨勢下，勢必將受到中國因素更為直接的影響，例如中聯辦與其他親建制團體的角色。其次，港台兩地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程度不同，對中國因素的反抗也呈現出不同的力度與樣貌。在台灣，課程綱要的相關爭議已經逐漸出現被「結構化」（structuring）的現象（例如同心圓史觀與相關課程架構，以及反中、台獨、親日的邏輯），反映出經歷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台灣社會已產生了更強的本土優先意識與認同；然而在香港，近年遭受政治改革與民主化進程跌宕乃至退卻的困境，香港人認同亦逐步升高，不同於台灣強調族群政治的對抗與影響，中國因素若直接觸及香港民眾最重視的「核心價值」，往往引發激烈的反抗。最後，在行動者方面，台灣主要是持有不同族群認同的學者與政黨，針對教科書課程綱要的爭議進行角力，理應受課程最直接影響的學生群體，一直要到近二十年教科書爭議後，才化作集體的爆發；然而在香港，被「逼上梁山」的家長與學生直接站上街頭，成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中的主要行動者。相對地，政黨在特區政府進行初期相關諮詢時，是甚為被動、無反應的；再者，為了保持運動的純潔性，包括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內的公民社會組織也與政黨保持距離，導致政黨在整個爭議中並未扮演主要領導的角色。
整體而言，可以預期只要中國因素繼續存在，不論是台灣的教科書或是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都將繼續存在。台灣主體性史觀似乎在中國因素的影響下反而更趨確定；在香港，近年來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也影響了占中運動與本土主義的發展，呈現出彈壓愈強，反抗愈大的情況，這種抗爭政治勢必繼續延續。中國因素作為最主要的共同外部作用力，甚至加強了港台兩地公民社會的交往與互動。

第七章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摘錄）
三、中國媽祖信仰復振中的台灣因素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壓抑，中國各地的民間宗教在一九七年代末相對鬆動的政治氣氛中開始復甦。如同其他復甦中的民間宗教，福建地區的媽祖信仰社群也開始修建廟宇，隨後恢復祭典儀式；已有學者注意到，中國東南沿海民間宗教復振有來自海外信仰社群的支持，其中包括台灣。由於在媽祖信仰復振過程中，交織了台灣信仰社群跨海峽做宗教的實作，因而呈現出國家與台灣信仰社群的共同在場。台灣信仰社群的在場，形式上包括具體參與當地的媽祖信仰社群的宗教實作（捐助修建廟宇、進香），或由於台灣媽祖社群具有的象徵性，有助於當地信仰社群藉以爭取政府政策支持或資源挹注，而使中國的媽祖信仰復振逐漸發展出與政府合作、爭取政策傾斜的「做宗教」模式。
湄洲媽祖祖廟為福建地區最早修復的媽祖廟宇之一。根據《湄洲媽祖志》附錄的大事記記載，一九六九年，湄洲媽祖祖廟正殿及其附屬建築被湄洲人民公社革委會拆毀，直至一九七八年左右，由於政治氣氛較為鬆動，熱心信眾開始自發修廟。一九七Ｏ年代末與一九八Ｏ年代初期，當時民間宗教尚未取得文化正當性而前景未明，官方對民間宗教的態度尚不清晰，民間宗教活動仍會帶來政治風險，中國各地的民間宗教社群遂發展出各類策略，以應付當地政府可能的壓制。以文物或民俗文化之名定位民間宗教實作，是常見的策略之一；湄洲媽祖祖廟也採用類似的策略：以「宗教文化」減低官方疑慮，即將宗教儀式活動設定為宗教文化，並且以此框架進行兩岸交流。由於湄洲媽祖祖廟在軍隊駐防區內，重建中的廟宇曾一度遭軍區下令拆毀，當時信仰社群領袖則動員不同的社會關係，包括向省級領導上訴，以及將祖廟申報並獲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使重建工程繼續進行。
同樣根據《湄洲媽祖志》附錄的大事記，一九八三年湄洲媽祖祖廟修復後恢復祭祀活動，此舉在福建省黨政機關內部和社會上引起爭議。在這樣的氛圍下，湄州媽祖祖廟自一九八Ｏ年代起開始擴大並強化與台灣、新加坡、印尼等海外媽祖信仰社群與宗親團體的聯繫，不僅是回應海外信眾在廟宇重建中的支持，也是由於官方對民間信仰的態度尚不清晰，媽祖信仰社群頭人在地方國家不同部門中尋找支持。其中，地方的對台辦公室及文化部門，在重建時期對湄洲媽祖祖廟廟宇的頭人展現了較多的同情與支持，遂使信仰社群頭人有意識地強化與台灣廟宇的交流，並在地方文化部門的支持下，將宗教祭典儀式活動框架為宗教文化，以兩岸交流的名義取得官方支持，以增加媽祖信仰實踐復振的正當性，也以此提升了湄洲媽祖祖廟信仰社群頭人在地方政治上的地位。根據《莆田市志》，自一九八五年起，湄洲島每年於五月舉辦大規模的媽祖誕辰紀念活動，而入島人數多達十萬餘人。祭典儀式原就具有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在這個過程中更逐步被框架為「媽祖信仰文化交流」，來強化其正當性。
來自台灣的廟宇組織捐款襄贊湄洲媽祖祖廟重建，且一直有個別的進香活動，但自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成為正式且組織規模龐大的活動；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前往湄洲媽祖祖廟進香的海外遊客一萬三千人，即多屬台灣、香港信眾。一九八六年元月，湄州島媽祖祖廟正式舉行開光儀式，邀請上千名台灣人參加。一九八七年，湄州島媽祖祖廟擬擴大舉辦媽祖升天千年祭，透過莆田市對台辦事處及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向港澳台地區發出千份邀請書，邀請廟宇組織參加。該年十月三十一日，湄洲媽祖祖廟舉辦隆重的媽祖升天千年祭，凡七天，來湄洲島的旅遊人數達十萬人次，其中台灣遊客有一點三四萬人次，其中包括前文所提，突破當時兩岸交流限制的鎮瀾宮董事會。
從千年祭的籌辦過程，不僅可看出宗教信仰社群之活躍與擴大，也重塑了信仰社群領袖的樣貌。建廟過程中，具有卡里斯瑪領袖氣質的當地女性，號召信眾參與建廟，逐漸浮出成為信仰社群頭人，並在建廟之後由她及其追隨者組成湄州媽祖廟管委會，掌握廟宇財務同時管理廟宇活動。自一九八Ｏ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湄州島媽祖祖廟涉台事務以及海外聯繫增多，尤其在千年祭籌畫時為了減低官方色彩，原本稱為管委會的廟宇組織，在市級政府領導的協助下，重組為董事會。市級領導提議由市政協主席擔任董事長，主要負責接待海外貴賓、推廣媽祖文化等事務，而自建廟以來經歷管委會時期的信仰社群女性領袖則任常務副董事長，負責廟內管理事務並仍掌握財務。此一組合一任十年，第二屆董事會的改選，地方領導選擇前任女性副董事長的兒子為董事長人選，任命的過程則是由市委常委做出人事決定。第二屆董事長權威的正當性來源綜合了傳統因素（他是建廟時期信仰社群頭人的兒子）、官方認可（市委書記決定他是接班的人選）、政治因素（他是黨的基層幹部）。湄洲島基層幹部（黨委副書記暨管委會副書記）也同時被董事長賦予湄洲媽祖祖廟副董事長的榮譽職，宗教權威開始與地方行政權威交錯，使湄洲媽祖董事會影響力範圍綜合了宗教與廟宇事務、地方行政、文化與旅遊等。
信仰社群領袖的廟宇董事長，基本上是個地方領導信任、又能為信仰社群接受的人選。雖說董事會不是官方組織，且在日常管理及財務上也有相當的自主性，但是董事會同時也大量承辦地方政府相關活動，或協助完成官方性質的任務，民間宗教的信仰社群頭人，在與不同的國家部門互動中摸索如何合作，也形塑了廟宇董事會作為信仰社群的領導樣貌:既代表在地的信仰社群，也作為國家的助手。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與湄洲島景區管理處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董事會成員包括湄洲島的黨委副書記暨景區管委會副書記，及對台辦公室主任，如此一來，董事會的廟務管理可以與基層行政及對台事務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此外，由於宗教旅遊及湄洲媽祖知名度而發展出的各類事業，包括旅館、車隊、旅行社、文化影視園區等，由董事會投資與管理。這使得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自一九九Ｏ年代末以來，逐漸發展成一個宗教、地方政治、旅遊與文化經濟的綜合體。
兩岸的媽祖文化交流，成了湄洲島爭取政府資源的機會。為了順利舉辦千年祭，一九八七年五月，官方投資兩百三十七萬元，興建湄洲跨海輸變電工程，鋪放海底運纜，趕在千年祭之前讓湄洲島首次通電。千年祭之後，湄洲島成為福建省最早對台開放的兩處地點之一：一九八八年，福建省政府批准湄洲島為對外開放旅遊經濟區，被指定為旅遊度假區，由官方投入資源並給予包括渡輪、碼頭建設等相關政策優惠。在媽祖文化的招牌下不僅創造地方發展機會，也使湄洲媽祖祖廟在官方的支持下發展。一九九四年，福建省旅遊局與莆田市政府聯合舉辦媽祖文化旅遊節，湄洲媽祖祖廟的祭典儀式活動為重點活動之一。為此，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與一批歷史學家、文物專家、民俗學專家，甚至到山東考查祭孔儀式以作參考，將湄洲媽祖祭典儀式正式化。
雖然在一九八Ｏ年代初期，在建廟的信仰社群頭人及信眾的支持下，媽祖信仰祭典儀式已初步恢復，但仍要等到台灣信仰社群朝香之後，祭典儀式才取得正當性，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並爭取到官方支持以及資源，由官方推動成為旅遊節項目，使祭典儀式擴大化與正統化。這樣的行動下發展出的大型祭典儀式，並且依賴文化權威為其背書，形成了一條透過文化策略復振宗教的特殊路徑，此一文化策略的運用，導致日後的發展結果，包括讓媽祖信仰民俗提名為非物質遺產，並且登錄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湄洲媽祖祖廟以媽祖文化以及兩岸交流為名，爭取到市級和省級政府的政策傾斜（包括畫定為省級最早的兩處對台開放地區、九Ｏ年代中開始舉辦旅遊節）以及財務支持。雖然媽祖文化成為湄洲島發展的文化策略，但一九八Ｏ末以來，福建莆田地區與台灣的媽祖信仰社群交流日益興盛，台灣媽祖信仰社群的大規模進香帶來經濟上資源，或者其象徵上的意涵有利於爭取文化正當性，引發了湄洲島與港里村媽祖信仰社群頭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引發權威地位的象徵鬥爭。由於湄洲島為福建省對台開放地區，因此官方安排台灣媽祖進香團的正式行程往往僅去湄洲媽祖祖廟，但當時台灣廟宇組織得知港里村也有林氏祖祠，供奉有媽祖神像，因此經過港里村時要求也要到港里村的媽祖廟（賢良港祖祠）拜拜、捐香油錢。根據本文作者之一的訪談得知，當時賢良港祖祠的管理委員（後成立董事會）因而向當地台辦反應，希望不僅開放湄洲島，也要讓台灣人知道「媽祖的父母（祠堂）在這裡」。後來，賢良港祖祠的管理委員之一甚至直接在莆田前往文甲碼頭（至湄洲島的渡船搭乘處）的公路邊上，要轉進港里村子的入口處，蓋了一個「媽祖出生地」的牌坊，吸引路過的外地信眾（當時主要是台灣信眾）。然而，當時占主流位置的地方文化專家依據歷史文獻，認為湄洲島是媽祖的出生地，就此引發了港里村與湄洲島其後在媽祖出生地爭議上的緊張關係。對於媽祖出生於何處，其實與其說是歷史問題，不如說是關於象徵符號的爭奪。兩個廟宇組織信仰頭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除了出自他們肯認此一象徵具有的榮譽與正統地位，更是企圖透過獨占此一正統象徵，進而得以占有並使用將媽祖作為「地方品牌」伴隨而來的地方發展機會與資源。
在莆田地區媽祖信仰頭人「做媽祖信仰」的過程中，國家、信仰頭人，與台灣媽祖信仰社群，一直是共同在場（co-presence），然而三者間的動態至今有一些變化：一九七Ｏ年代末到一九八Ｏ年代初期，台灣媽祖廟宇和東南亞信眾的香火捐獻，是最直接的經濟資源，投注在建廟、修整廟宇附近環境；與台灣媽祖信仰社群的聯繫也有象徵性的意涵，在地方的層次可減低地方政府對民間宗教活動的抑制或打壓的風險。面對重建及信仰復甦可能遭遇的政治風險和文化正當性等問題，媽祖信仰社群頭人在地方政府中尋找可能的支持者，並且在國家既有意義框架中，尋找具有正當性的框架詮釋宗教實作。地方的媽祖信仰社群頭人在與國家不同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打台灣牌以提高媽祖信仰活動，與信仰社群文化正當性的策略。在變動的兩岸關係下，地方的媽祖信仰社群頭人逐漸將在地的媽祖信仰實踐，轉化為具有正當性的「閩台宗教文化交流」。然而，到了一九九Ｏ年代末期，媽祖信仰作為兩岸交流的象徵意涵此一說法在官方的論述中底定，至此，有企圖心的廟宇頭人透過「媽祖祭典」、「媽祖文化旅遊節」、「媽祖信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媽祖文化生態保護區」等文化策略，爭取市級、省級到國家級的經費投入及政策傾斜。且由於當地信眾在改革開放後不乏出外經商有成者，信徒捐款不再大比例仰仗台灣信仰社群的香火捐獻。因此，當地信仰頭人益發傾向於成為國家對台政策、或地方政府經濟發展中的地方協力者，例如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在一九九七年倡議邀集海內外媽祖廟宇，組成「世界媽祖聯誼會」，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後來依此雛形，推動成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以此半官方性質的民間組織主辦兩岸媽祖信仰文化交流事務，而在目前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中，則保有席次給湄洲島對台辦公室，以及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人員。

四、跨海峽做媽祖信仰下形成的宗教統戰
對台的統戰一直是中國政府兩岸關係中重要的一環，透過不同的層次的交流與互動，營造對其有利的氣氛。而媽祖在台灣民間信仰的重要地位，使其在此網絡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對台「五緣」統戰策略中的「神緣」
「五緣」是中國在對台策略重要的一環。五緣指的是親緣、地緣、神緣、業緣和物緣，林其錟教授首先提出「五緣文化」來分析華人與華僑社會，後來衍伸出對該詞彙的不同解釋，形成了以「緣」為紐帶的中共文化統戰策略，尤其以閩台「五緣」紐帶為基礎，形成地方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架構。其中，「神緣」即是在兩岸民間信仰的廟宇組織及人員的互動中逐漸強化的社會紐帶。「神緣」構成了中國目前對台策略中的宗教管道，包括以「祖廟進香」、「祖廟巡台」、「文化交流」等方式，促進民間信仰交流並作為兩岸互動的重要一環。「祖廟進香」指的是發動台灣各種廟宇進香或參與各式文化節。閩南地區民間信仰中近年大量出現各種神祇的「祖廟」，過往這些祖廟並不一定存在，但近年來成為被發明的傳統，以此聯繫台灣相應的信仰社群促進交流。「祖廟巡台」指的是各類民間信仰神祇「祖廟」來台巡遊，建立與台灣廟宇和信仰社群的關係，來台巡遊具有象徵性——神祇到轄境出巡，也象徵著神祇靈力範圍的儀式性確立。除了象徵性，巡遊也使各類「祖廟」得以至台灣信仰社群中募集資源。「文化交流」指的是以民間宗教文化（例如：媽祖文化、關公文化、三山國王文化）之名，強化寺廟組織之間、村與村之間，或信仰社群之間的兩岸交流聯繫。
以媽祖信仰而言，二ＯＯＯ年的媽祖宗教直航事件，信仰社群頭人的行動代表了台灣媽祖信徒的需求，並且引發了部分兩岸人士的呼應，使得此事件可稱為民間信仰影響兩岸政治里程碑式的事件。由於媽祖在台灣擁有眾多的信仰人口，並有眾多香火鼎盛的廟宇，且在歷史、政治，與社會變遷等不同因素下，媽祖在台灣人的社會連結及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中國在亟欲兩岸統一的情況下，賦予媽祖「海峽和平女神」的象徵。許多官方系統的廟宇董事會、廟宇管理委員會及對台辦公室，都強調媽祖為海峽兩岸的女神，可作為促進統一的橋梁。這位曾在清朝協助施瑯「統一」台灣的神祇，似乎會再次如其在帝制中國歷史上受到國家權力之象徵性收編，而能在現代的兩岸政治中，透過宗教交流的方式，促進統一。而台灣媽祖廟宇組織到訪中國，皆受官方高規格接待，媽祖也時常在兩岸關係中被當成宣傳對象，肩負如此的「重責大任」，使得媽祖在中國地位也異於其祂神明。
（二）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政治經濟叢結
由於媽祖信仰在台灣地方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及其在兩岸關係上透過宗教交流的角色，進而影響兩岸互動，中國的廟宇組織、地方政府、對台辦系統與統戰部門，皆透過媽祖信仰與台灣地方社會及政治人物互動，二ＯＯＯ年之後，這些互動形成了制度化的網絡關係，與政治經濟因素互相糾結。特定的台灣地方政治人物或廟宇董事會成員，在這些網絡中占據著信仰買辦的位置，並從中獲得不同類型的紅利。以下就節點、活動、規模、動力等不同層面，描述媽祖信仰社群網絡的政治經濟叢結。
節點：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與台灣媽祖聯誼會
二ＯＯ四年十一月初，中國官方與湄洲媽祖廟主導成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亞洲地區各媽祖廟應邀前往，但是主要的對象仍是台灣的各媽祖廟，從下列的官方賀詞，可看見中共官方對於該會的期待：
媽祖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促進海峽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橋梁與紐帶。⋯⋯中華媽祖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弘揚傳統文化、擴大世界影響、團結中華兒女、促進海峽兩岸交流方面，取得新的更大成績。
該協會辦理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長期由中國半官方或退休人員擔任幹部，扮演兩岸媽祖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中國各地方政府與媽祖廟宇也透過該協會，與台灣不同的媽祖廟宇建立關係；台灣媽祖廟宇董事會成員同時透過該協會，建立其在中國的關係，進一步發展政商網絡。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台灣的主要對口單位，是前文中提到的，由鎮瀾宮於二ＯＯ一年組織的「台灣媽祖聯誼會」。雖然並非全台媽祖廟宇都是會員，該聯誼會卻是兩岸媽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國台辦或海協會相關人員，來台行程中如有安排媽祖廟宇拜訪，其中必然包括台灣媽祖聯誼會與大甲鎮瀾宮，台灣媽祖聯誼會儼然成為中國對台灣媽祖信仰社群傳遞訊息或公開活動的重要場域。該聯誼會雖然是宗教聯誼組織，但其政治立場親國民黨，曾為馬英九等國民黨候選人舉辦造勢晚會，且支持相關活動。此外，該聯誼會也與中國政府友好，常組團接受中國政府召見，也常招待中國各級官員。雖然部分成員秉持不同政治立場，但台灣媽祖聯誼會的領導階層以大甲鎮瀾宮為首卻公開釋放上述政治傾向。
活動：進香動員
媽祖進香也是「跨海峽做媽祖信仰」的重要實作，兩岸部分政治人物亦以此作為政治行動。媽祖進香看似屬於民間儀式活動，但部分的進香儀式活動背後卻充滿政治動員的意涵，而成為「進香動員」；即原透過媽祖進香的名義，帶領信眾參與的儀式活動，卻轉化為具有宣傳目的或政治效果的活動。參與這類進香的一般信徒與民眾，可能只抱持著宗教與觀光的目的，但是大型進香動員常被中國宣傳為「心慕祖國」的活動，例如每年六月在福建地區舉辦海峽論壇期間，同時也會安排「媽祖文化活動週」，媽祖進香儀式已經成為該文化活動週最重要的象徵活動，而以此邀請廟宇組織利用進香名義帶團參與，並出席海峽論壇。除了透過大型儀式活動進香動員，中國也想透過交流，促進了解與「統一宣傳」。過往進香動員依賴具有知名度的媽祖廟宇進行大規模的動員，參與的是大型儀式活動，但目前已出現新的發展趨勢，透過更多小型的交流活動，進行更細緻的動員，並且朝向地方對地方的交流方式發展。因此，進香動員模式的發展與改變，將是值得繼續觀察的議題。
規模：深入地方的宗教／政治網絡
中國官方初期的兩岸交流都以國民黨高層作為主要網絡，但是後期發現此與台灣現實情況脫節，漸漸開始建立不同的交流渠道，尤其開始深入民間地方基層，透過媽祖信仰建立其網絡。中國官方人員，尤其是海協會代表，每次來台必定從南到北拜會各重要媽祖廟，建立基層的交流與意見網絡，二Ｏ一六總統大選即可看出端倪。二Ｏ一五到二Ｏ一六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中國政府表面上沒有直接介入選舉，但實際上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於投票前一個月來台，一開始先直奔大甲鎮瀾宮，與大甲區廿九個里里長會談，且會談過程不對外開放；後續又走訪宜蘭南方澳進安宮、南天宮等媽祖廟。本次行程不只拜訪媽祖廟宇，本文作者之一訪問參與座談的各廟委員與里長得知，海協會長陳德銘雖未直接提到總統大選支持對象，但希望大家「考量兩岸關係，做出最佳選擇」。
除直接拜訪，在基層傳達訊息，中國相關部門也常透過各種會議、活動，或新聞等方式，傳遞中國官方的態度與訊息，並塑造在台的輿論。尤其在總統大選後，常可看見中國或親中媒體的特別報導，例如「北京會議一帶一路下兩岸宮廟的文化體系：實務規則與治理建設」論壇會議，即特別強調「共同信仰、很難割捨」、「（台南新和順保和宮總幹事）楊宗佑表示，兩岸宮廟交流歷史悠久，雙方在宮廟的歷史連結上有著臍帶關係，許多神明都是自大陸供奉到台灣祭拜，這是不爭的事實。他認為，兩岸間許多事情還是別過度泛政治化，尤其宗教交流屬兩岸人民共同信仰，是很難割捨的」；或是針對近期來台陸客的遊覽車火燒事件，媒體特別訪問顏清標：「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事故既然是台灣發生，就是要給大陸民眾一個交代，在累積了許多情緒後，大陸政府強硬是免不了的事，蔡政府一定要拿出誠意妥善處理，事情拖越久，家屬會越不滿。但兩岸政府都要思考，不能阻擋兩岸民間交流往來的需求。」這兩則新聞除了表面的文字訊息，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相當耐人尋味。透過地方廟宇頭人的發言，塑造蔡政府阻擋兩岸民間交流的印象，暗示透過神緣所建立的兩岸交流關係與網絡，是無法剪斷的。不管新聞製播單位的立場為何，或這些報導內容是否如實呈現受訪者的發言，從這類新聞報導的出現可以發現一種新的趨勢，即將地方廟宇組織塑造為代表的「民間」的「輿論」，製造某種形象，既可用於中國內部的宣傳，也可運用於台灣內部政黨間的博弈。
動力：台灣媽祖信仰頭人在中國的宗教紅利
兩岸關係的歷史時空脈絡，讓台灣的媽祖廟宇董事會成員，尤其是大型宮廟，得以在「跨海峽做媽祖信仰」中獲得政治經濟紅利。雖然尚無相關研究證實，中國地方政府有對具有媽祖廟宇董事的台商，給予政策性的協助與優待；但就現象觀察判斷，的確有相當一部分的台灣大型媽祖廟宇董事，透過媽祖信仰的各類交流，有機會建立兩岸政商網絡，並對其在中國發展事業有所助益。就以台灣三間重要媽祖廟宇作為案例來加以說明：大甲鎮瀾宮在天津、北港朝天宮在廈門、鹿港天后宮在崑山，都建立有分靈廟。建立分靈廟除了涉及建廟、香火，與信仰活動，也涉及廟宇所在的土地，以及廟宇周邊的商業開發等龐大利益。此外，即便是中國當地的媽祖廟宇，其發展過程涉及的經濟開發也會引入台灣資本。例如湄洲祖廟重建成功之後，董事會開始進行相關的事業投資及湄洲島的經濟開發，當時即是透過祖廟重建和媽祖進香時發展出的祖廟與台灣媽祖廟宇的聯繫管道，來進行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因此，兩岸媽祖信仰信仰交流，除作為宗教與文化的互動往來，也形成了社會與商業資本網絡。這些使得長期往來中國經商的部分台灣媽祖廟宇董事，以此網絡助益他們在中國的事業，或透過此網絡尋找當地生意機會。
本文作者之一在田野研究時，曾觀察到目前有些中國媽祖廟宇董事會中有台灣人的席次，任務是安排或接待台灣廟宇團體或香客的參訪，這些代表同時也成為其在台灣網絡對口。由於媽祖廟宇組織從過去就是地方社會菁英的交往據點，且近年來更由於爭取地方政府經費支持與政策傾斜，董事會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地方政府人員，或感知政策傾向，因此成為地方政治經濟的社會關係節點。居於董事席次的台灣人，不僅有機會增加其在當地生意投資的人脈與地方知識，他們返台時也往往以此名義，進行生意相關的人際往來。透過他們的台灣身分，以及在中國廟宇的董事身分，在兩岸分別累積個人的社會資本，所以有台灣人利用捐款等各種方式，企圖取得中國廟宇相關位置，以作為轉換為社會資本。除了上述的單幫客型的信仰買辦，也有些頭人來自較有名氣或有代表性的的台灣媽祖廟宇，他們至中國進行宗教交流發展或商業投資，運用其來自台灣主要廟宇作為地方協商或合作的籌碼，爭取政策優惠，甚或藉此取得土地。

【推薦序】木馬與鏡子（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第四，本書突顯出台灣的重要性。探究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中國宣稱對台灣有領土主權，並且公開進行促成「統一」的各種作為。這個特殊性源自於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從讓台灣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全」或「不正常」國家，進一步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日常運作。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完全」身分、中國因素的影響，三者相互連結，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所在。既可協助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藉以了解自身，進而形成聯盟;也可透過台灣這個特殊的個案，挑戰與修正西方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國家形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遭遇等相關論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清代有中華帝國因素，甲午戰後有日本殖民因素，二次戰後有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面對這些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此一追求展現在主權的捍衛、政治的安排、經濟生活的經營、集體想像的打造等面向。這本書讓台灣社會可以理解自身，釐清了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及未來命運，是台灣社會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本書是立基在學術研究上的社會實踐，將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一向貼近台灣社會的發展動脈，針對影響台灣至劇的中國因素，本所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長期深耕，吳介民教授即是成員之一。本書出版前，本所曾協同舉辦專題研討會，如今問世，同感喜悅。

【推薦序】「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就在本書出版前夕，一則中國人事新聞引起台灣不小的騷動：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因「嚴重違紀」遭到撒職。鄭立中到底如何「違紀」？中國政府還未具體說明，但國台辦說，鄭立中的違紀，「其相關情況不涉及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履職行為和工作」。
鄭立中案之所以引起台灣關注，是因其擔任海協會副會長期間，正逢台灣馬英九開啟兩岸大交流時代。鄭立中曾在這段期間多次赴台訪問，全台走透透、深入基層，與農、漁民等基層民眾搏感情，與基層農、漁會組織建立關係。一個對岸台灣事務主要負責人，穿越不設防的台灣政府，直接在台灣基層建立廣大深入的網絡。
這位為被稱為「中國宋省長」的涉台主管，就是「中國因素」最生動的例證。
在台灣，「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本書主編之一，吳介民二ＯＯ九年〈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十一期，頁一四一～一五七）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切民主化的台灣，其主權、國家地位，以及民主鞏固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家認同兩者糾結不清。」（頁一四五）他並提出警告：「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的國家機構中形成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頁一四九）他當時寄望兩岸出現公民社會平台，以此抗衡跨海峽資本聯盟。
不過，當時吳介民並未明確定義「中國因素」，也未深究「中國因素」的具體運作、如何影響台灣。而〈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發布前不久，二ＯＯ八年十月底，鄭立中率團訪台並安排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事宜。從此，鄭立中開始了台灣「趴趴走」的歷程。而隔年陳雲林訪台，造成嚴重警民衝突，引爆「野草莓」抗爭，也讓台灣民眾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威力。二ＯＯ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之後，兩岸之間各種政商平台陸續出現、運作，讓「中國因素」如何具體操作、影響，有了更多例證。到了二Ｏ一三、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起台灣民間關注，最後演變成太陽花學運，這個過程讓「中國因素」四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並進入一般民眾的詞彙當中。
在本書中，吳介民除了對中國因素做出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參見本書頁三四）參與本書的各領域研究者，也企圖具體描繪出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的「在地協力者」，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此外，作者們也分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或「台灣因素」。
當然，描繪出在地協力者網絡的具體運作是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本書作者也企圖把過去對各自領域長期的關注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的架構下，讓這個網絡更加清晰。
例如伊恩的陸客民族誌，從微觀角度鮮活地描繪出陸客、導遊與觀光業者的互動。而古明君與洪瑩發，指出了台灣媽祖廟之間爭奪正統，引發鎮瀾宮找中國背書，直接續接湄洲媽祖的祖廟香火，提升了在台灣內部媽祖廟間的位階。這種台灣神界「引外力介入」例子，彷彿是政界排隊赴北京，要中國領導人背書認證鮮活的翻版。此外，川上桃子描繪了「中國因素」從四種路徑滲透台灣媒體產業，尤其呈現出這個外力對具體組織運作的影響。而黃健群則讓我們了解，原來進擊台灣的紅色資本其實多是台商與中資合股。
在理論層次，鄭祖邦提出「跨海峽文化與意識形態網絡」，強調兩岸間部分合作或認同是因為理念的「相互性」與「親近性」，而非權力作用，也不一定有物質利益介入。這個觀點是原本「中國因素」架構的擴延，也是挑戰。有關不同性質「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情感理念認同與有形無形利益之間是否存在糾葛，都有待更細微的考察。
集合這些作者們在各領域、不同層次的觀察，讓「中國因素」架構更立體。不過因每個作者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要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血肉的「中國因素」結構，還有許多空間值得後續者填補，尤其是關於這個網絡的具體運作機制，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來加以豐富。
就現實影響而言，「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推薦序】木馬與鏡子／謝國雄
【推薦序】「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顧爾德
【推薦序】台灣中國研究的另類靈魂探索／徐斯儉
【主編序】讀懂「巨蟒」發出的訊號／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

第一章　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吳介民
第二章　紅色資本的進擊／黃健群
第三章　中國因素與台灣教科書爭議／鄭祖邦
第四章　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葉國豪
第五章　陸客觀光的政治經濟學／蔡宏政
第六章　在台灣上演「一中」／伊恩（Ian Rowen）
第七章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古明君、洪瑩發
第八章　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劉怡寧
第九章　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變／黃克先
第十章　新聞自由中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黃兆年
第十一章　中國影響力對台灣媒體的作用機制／川上桃子
第十二章　新聞傳播領域中的反作用力／張錦華
第十三章　中國網路戰略的「進化」，與台灣的因應／李志德

【附件一】九Ｏ年代以來台灣教科書爭議大事記
【附件二】一Ｏ三「台灣史」課綱（一Ｏ一課綱微調內容）

台灣與中國關係大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