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國的條件
睽違北京幾年。十月底反常地寒冷，冷冽的空氣中漂浮著躁動的氣味。幾年之間，北京已經成為不一樣的城市。二〇〇八年奧運留下來的超現代建築成為看板景點，四通八達的地鐵系統讓市民快速移動，華麗氣派的大樓四處聳立。這座古老都城，已經被改造為現代化的巨型都會。幾年前造訪過的民工村，由於城市不斷擴張而消失無踪，只剩一片片被整平、等待開發商進駐的圈圍之地，而生活其中的外來人口則往更外圍的城郊移動，能見度也就更低了。建築地景結構本身就體現著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這個統治意識形態嬗變的過程。尼克森夫人曾經被刻意安排造訪過的樣板公社四季青鄉，就是城鄉階級關係最好的教材：改革開放後，這個樣板村功能退化，成為民工聚居的場所，小販雲集熱鬧非凡，但最近幾年隨著地產業的蓬勃，這個民工村如今已被剷平而永遠消失了。
盛世？文明匱乏的焦慮
在北京，人們可以輕易感受到，上升中的資產階級躋身摩天大樓，翹首雲端，顧盼自若的神采。不過，在北京待上幾天，也讓人感到焦慮不安，而且這焦慮無所不在：在富強、新穎、時髦的表象下，「建設文明城市」的標語隨地可見。「文明」在這個古老帝國仍然是個關鍵詞，一種匱乏的、而統治者急於建構的社會狀態。因為不夠文明，所以需要傾國之力去鍛造。真是令人困惑，「文明」在中國的話語系統中究竟指涉著什麼——搭車排隊、井然有序、溫文儒雅的生活態度？把簡陋污濁的城市景觀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一個個活潑有力敢於在公共領域現身爭取權利的公民團體？一個統治精英專制權力受到公民社會節制的國家？
「渴求文明」的焦慮狀態，精確地陪襯了中國作為上升中大國的現狀。一百多年來追求富國強兵的苦願，彷彿到了一飛沖天的時刻，卻又躊躇不前。國家灑下大錢，打造了當代最壯觀的文化宣傳「波坦金奇觀」（Potemkin Spectacle）。【注1】這個政權賴以誇耀的奢華財力似乎源源不絕；但是，這樣仍然不夠，仍然空虛。
這趟旅程，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對話在北大，一位政治學者坦率地說：
中國的氣勢，其實在奧運一結束馬上就下滑了。奧運是一場炫耀盛世的登峰造極的盛宴，國家、資本、與文化演藝工業結合在一塊，共同演出了一場盛世大戲。這是用錢打造出來的一場戲。但真相是：這部花錢的機器（spending apparatus）腐敗得不行了。每個人都為自己。黨和國家的集體利益誰來執行？沒有人。
在亢奮的盛世期待中，處處有令人恐懼不安的洶湧暗潮：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正竭盡所能地掏空他們自己的國家。
優雅？一場微妙難堪的規訓
德國學者埃利亞斯（No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這部歷史社會學巨著中，所做的關於文明與文化的區分，非常契合今天中國的需求。根據埃利亞斯的說法，「文明」這個概念，在十八世紀德意志即將興起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初期，指的是生活舉止中的禮儀（civilité），是一種外在的行為模式。這種外在的行為模式承載著漫長的人類生活形態的演化過程，從中世紀末期，經過文藝復興，一路來到啟蒙時代。這漫長的過程，西方社會的文明生活，從宮廷行為模式的文雅化，慢慢滲透到貴族階級，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而到普羅大眾。當時，文明的中心是法國的巴黎，全歐洲王公貴族競相學習法文，模仿優雅的文明生活。巴黎於是成為「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不同於「文化」（Kultur），在埃利亞斯的定義中，文化指的是內在精神氣質的陶冶，是一種心性與品味的教養（Bildung）。文化教養，需要長時間精神生活的鍛煉與熏陶，而不可能通過外在的談吐體態（例如餐桌禮儀、待人接物的客套等等）的學習而速成。
今天，中國新富階級一面過著豪奢生活，一面擔憂自己不夠優雅文明，於是，各式各樣生活美學補習班應運而生。權貴新富階級捨得砸錢敦請名師調教如何品味紅酒，如何講上幾句餐桌上的得體英語，這對照於歷史上歐洲貴族模仿巴黎宮廷生活，實在萬分神似。文明禮儀雖然可以通過模仿與練習而上口附身，但是埃利亞斯也提出警告，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微妙而經常令人難堪的規訓歷史。他告訴我們一個故事：
有一位理查公爵到（意大利東北部）維羅納主教的宮廷做客。這位公爵風度翩翩行止得宜，但主教發現他有個缺陷，卻不明說。待公爵告退，主教派遣一個儀態優雅的手下送客。告別時，這位使者告訴理查公爵，我們家主教想要送給公爵一份臨別贈禮：主教一生中從來沒遇過比公爵更加優雅的貴族，但他在公爵您身上發現一個小毛病，就是您用餐時嘴巴發出太大的聲響，噪音使餐桌上其他人不悅；這便是公爵給您的贈別，他請您千萬莫見怪。
這個故事把文明化的規訓講得鞭辟入裡。客人吃飯劈里啪啦，主人看在眼裡，卻不好當面提醒，以免尷尬。事後由其使者先把客人恭維一頓，再委婉提醒其注意餐桌禮儀，而對客人構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正因為不當面說破，保住了客人的面子，才使得這個勸誡的舉動特別有力量。客人於夜深人靜，獨自回憶自己的言行舉止，「羞恥感」這個心理機制便在意識層面上更加清晰地發生作用。這故事的精髓在於，點出當代歐洲文明生活的運作模式：「文明優勢者」總是先以間接甚至迂迴的方式，對「文明匱乏者」提出溫婉的規訓，使羞恥感佔據其思維空間，對自身失禮舉止產生極大的心理震撼。所謂的軟實力，沒有更貼切的例子了。
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理查公爵的故事尤其值得吾人反覆思量。
自由是......承認敵人的高貴品質
埃利亞斯對於歐洲文明的診斷尚不止於此。他認為，以法國模式為主流的近現代文明生活，其實只是歐洲文明演進的幾條可能路徑之一。文明可以藉由模仿而逐漸在社會空間擴散。然而，文化教養才是更重要的人類發展之路，這包括心性氣質的陶冶，文學藝術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教育的現代化等等。對當時歐洲有識之士而言，巴黎固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影響力輻射範圍涵蓋了全歐；但是，一個上升中的民族，諸如德意志，絕不可能以模仿巴黎為滿足。這個民族的精英思索的是，如何從法文世界中突圍而出，建構自己的文化教養之路。這理念說來輕鬆，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德意志民族經過數百年的生聚奮進，最後卻在外部國際局勢險惡、對內迫害的躁進擴張路途上遭遇兩次大戰的蹂躪，而埃利亞斯所標榜的文化教養之路也遭遇了大挫敗。頓挫中，德國社會的集體心靈，徘徊在妒恨、悲憤、自卑、驕傲的矛盾情緒，難以平心面對自己的挫敗，而將矛頭指向外在的敵意、內部的敵人。
德國文豪歌德在一八二〇年代與艾克曼的對話中，毫不保留地批判自己民族的急切、市儈俗氣。「自由」，是歌德一生的追尋，晚年的歌德如此說：
自由不在於不承認任何比我們地位高的人物，而在於尊敬本來比我們高的人物。因為尊敬他，我們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認他，我們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貴的品質，配得上和高貴人物平等。
當時，德意志與法蘭西處於強烈的競爭氣氛之中。德國剛從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餘緒中甦醒過來。歌德自己反對大革命的「過激手段」，然而，他卻毫不避諱自己從法國得來的文化養分，並且極力駁斥仇外主義：
我寫詩向來不弄虛作假。……本來沒有仇恨，怎麼能寫表達仇恨的詩歌呢？……我並不仇恨法國人，儘管在德國人擺脫了法國人統治時，我向上帝表示過衷心的感謝。對我而言，只有文明和野蠻之分才重要，法國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養的，我自己的文化教養大半要歸功於法國人，對這樣一個民族我怎麼恨得起來呢？……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強烈。
德意志在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路途上，終究沒有逃離仇恨政治。她讓仇恨撕裂她自己，又以仇恨侵略吞併周邊的民族。
統合？這個國家正在分裂她自己
「中國崛起」的話語在本世紀初興起。「中國模式」的宣揚在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間達到頂峰。二〇一〇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實，若以購買力平價指數（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校正，中國早在二〇〇二年就已經超過日本了。然而，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中國人口基數大，打成平均，中國人民的生活還只是中低收入水準。晚近，愈來愈多的人認為中國模式並不可取，根本不能推廣。其原因在於，這個模式把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奇蹟」簡化得太過美好；但其實它在倫理上是不可欲的，因為它是依靠著剝削勞工（尤其是農民工）、污染生態環境、侵犯人權而突起的。深入觀察，中國模式還有一個內在缺陷，就是它單一化的政治中心主義，太強勢的國族主義色彩。這些特徵都被鎖定在「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上動彈不得。沒有幾個知識分子，敢公然違逆黨中央的民族富強與統合論調，這才是中國模式的預設根柢。主流敘事仍高唱著民族受欺壓的悲歌,而少有批判;億萬人民生活在民族主義的大鼎之下，個體的自由空間持續受到壓縮與煎熬。
中國在三十幾年前，從毛澤東主義鎖國式的自力更生策略中破繭而出，走上對外開放的道路，民間社會的生機已逐漸恢復。按理說，隨著市場經濟之「下層結構」的發展，一元化國族中心主義的「上層結構」應該會有鬆動的跡象。但是，在國家所牢牢掌控的主流文化學術圈子中（這個圈子被國家買斷包死），卻不見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即相當開放的政治氣氛，頗有時代倒錯之感。這個國家正在分裂她自己：一邊是內聚而封閉的精英集團壟斷了最高政經權力，使用著全世界最昂貴先進的電腦儀器監控著社會；另一邊是愈來愈桀驁不馴的民間社會力，高速向權力中心衝撞、然後反彈到權力的邊陲，形成一股愈來愈難以控制的社會離心力。因此，原來不曾出現的治理難題逐一浮現。例如，前一陣子，廣州人民群聚街頭捍衛講廣東話的權利。看到這則報導，不禁讓人錯愕，什麼時候廣東話的話語權侵犯到了普通話的文化霸權？可見以廣州為據點的「南方政治」，確實侵蝕著北京一元化政治權力的牆角。二○一○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身在獄中的劉曉波無法出席頒獎典禮，諾貝爾當局為他在典禮現場保留了一張椅子。當時，廣州正舉辦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南方都市報》刊登一張開幕照片，裡頭有空椅數張與一群白鶴。「鶴空椅」圖片，巧思而大膽地挑戰了中央權威。中國南方政治的迭起，一方面讓人期待中國是否正湧現多元文化政治傾向，卻又令人擔心，這股自發的多元傾向是否能夠抵擋來自北京政治核心的壓力？
借用班乃狄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當代中國共產黨，仍艱困努力著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誠哉斯言。即使已經崛起成大國，北京的統治者還在擔憂著自己的國家是否被世界上其他成員認真地視為「文明國家」。害怕不文明、害怕國家分裂、害怕國家不能統一的焦慮，讓我再度想起歌德對德意志國家統合的看法：
我倒不擔心德國的統一問題。我們良好的公路，以及未來的鐵路系統都會對此發生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在互相友愛中成為一體。……希望她成為一體，而讓（我的）一張魏瑪公民通行證，不會像是外國人的護照一樣，無法在帝國境內的鄰邦通行。……
（讓我們停頓一下，思考進入當代的語境：把「公路」套用為「高速公路」，把「鐵路」套用為「高速鐵路」，把「通行證」套用為「戶籍和身分證」。）
不過，我們如果設想，德國的統一，乃在於這樣一個大帝國只有一個唯一的大都城，就能夠有利於發展偉大的個人才能，又能夠有利於無數人民大眾的福祉——那麼，我們就想錯了。……法蘭克福、不來梅、漢堡、盧貝克都是偉大而璀璨的城市，它們對德國繁榮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計的。但是，它們要是喪失了各自的主權，作為地方省城而併入一個大德國，它們還能像現在一樣嗎？我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對比於法蘭西以巴黎為單一的文化核心，歌德看到德意志民族政治上雖是分散格局，卻有著傲人的文化資產積累，因為各邦的獨立自主與相互競爭，使德國各邦文藝昌盛、繽紛多姿。「美麗的法蘭西如果不只有一個大中心點，而有十個中心點在輸送光與生命，它的情況會怎麼樣？」
想著歌德的提問，我的思緒又飄回寒冷十月的北京，出租車即將經過庫哈斯（Rem Koolhaas）設計的「扣人心弦」的央視大樓，我請司機把車速放慢。司機老兄笑嘻嘻地說：「我把車開近一些，讓你看個夠，連那幢被大火給燒了的北配樓那塊空地，也給你看個清楚。」
我把車窗搖下，讓冷空氣進來。庶民的黑色幽默，讓我對這個古老民族產生一種奇特的敬意與親切感，是他們在承載著文明的底蘊，在粗礪的樸石上，慢慢磨出文化的光澤。
【注1】據說，一七八七年，俄國大臣波坦金（Grigory Potemkin），為了取悅女皇凱薩琳大帝，在克里米亞建造的一個外觀富麗繁榮的虛假村莊，以掩飾凋敝衰頹的地方經濟。後世稱之為「波坦金村莊」，有如當代中國無處不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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