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
許多研究者認為，在華南，單姓村不僅普遍，而且是當地農村社會的主要秩序。莫里斯‧費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把這個秩序形容為“宗族”（lineage），從此，“宗族”這個辭彙就家喻戶曉了。但費里德曼的“宗族”說，並非獨創，而可說是其來有自。別的不說，十八世紀的清朝政府，就留意到村落械鬥的各方，往往都是源於同一祖先、居住於同一地點的人羣，清朝政府稱這樣的人羣為“族”。社會學家陳翰笙，根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調查，把這些人羣描繪為集體地主。日本歷史學家清水盛光、王劉惠珍（音Hui—chen Wang Liu）、奧爾加‧朗（Olga Lang）研究了宗族的規條。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中國共產黨進行土改時，就把宗族列為特別關注對象。1關於宗族的研究，著作浩繁，但費里德曼分別於1958年及1966年出版的兩本著作，堪稱宗族研究的轉捩點。2 費里德曼的影響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他這兩本書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於譜牒的文字規條；在他這兩本書出版之後，宗族研究遂進入這些文字規條所賴以產生的社區。
誠然，“宗族可以是一個社區”這個觀點，也非費里德曼的獨創。日本的漢學研究，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就認為“自然村落”產生社區，而社區產生宗族。但是，費里德曼的貢獻，在於特別指出，宗族劃定其領土邊界，靠的不是執行譜牒規條，而是追溯共同祖先。為了證明這個觀點，費里德曼為宗族研究引進了“宗族其實是法人（corporation）”這種看法，也就是說，宗族作為一個集體，有明確的成員制度，並能夠擁有財產。根據這種看法，在華南，宗族就是控股公司，能否成為該宗族的成員，取決於能否追溯到共同的祖先。而宗族成員的身份，必須以參與宗族祭祀、確立宗族譜系而展現出來。但是，即使同屬某個祖先的子孫，卻並不意味着人人都可平均享有宗族的財產。
宗族的財產，控制於個別祖先的名義之下，因此，隨着子孫繁衍，在世的宗族成員可以是眾多的、不盡相同的宗族“信托基金”的成員。費里德曼進一步指出，宗族這種“控股公司”，有其地域基礎，宗族之間的結盟，形成了村落及村落聯盟。因此，我們可以從宗族之間的互動、宗族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這個角度，來把握華南鄉村的歷史。費里德曼的這套觀點，對於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及孔飛力（Philip Kuhn）產生了影響，魏、孔有關中國鄉村社會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基本上是對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蕭公權的主流觀點的修正。3
我自己的研究，是要把費里德曼的看法，落實到具體的歷史脈絡中。二十年前，我展開這工作時，受到了華德英（Barbara Ward）的影響。當時我出版了一本書，題為《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研究香港新界的鄉村的歷史。4 我在書中指出，新界社會的領土觀念，並不依賴宗族。因此，宗族及其使用書面譜牒、追溯共同祖先、在祠堂祭祀祖先等種種花樣，是被引介到新界鄉村中、把新界鄉村聯繫到國家的工具。
也就是說，只有當官方意識形態滲透鄉村，宗族制度才會擴散。在香港新界，這個過程發生於十六至十八世紀。又由於宗族作為一個制度，能夠保護成員免受外界的威脅，包括來自官方的威脅，所以，宗族就被視為是把鄉村社會組織起來的主要制度形式。
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這本書即將寫完之際，我開始思考：以上這套觀點，是否適用於香港新界以外的中國地區呢？根據當時我能夠掌握到的史料，我認為，就表面證據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本書就是要進一步發揮這套觀點，探討宗族作為一套制度，如何在香港新界以外的地區演進？對於採用宗族這種組織的社區而言，宗族意味着甚麼？
我選擇了珠江三角洲作為我下一步的研究對象，既可說是意料之外，也可說在算計之中。但無論如何，這個選擇是合理的，因為就中國文化、社會、經濟、政治而言，珠江三角洲都是主要區域之一。從研究的角度來說，珠江三角洲也有獨特的便利：現存史料，展示出珠江三角洲的活躍的經濟活動，展示出珠江三角洲被成功地整合到中華帝國、而同時又繼續維持強烈的本地文化認同的過程。
凡是接觸過鴉片戰爭史料的研究者，看見廣東人做生意手段之高、對官府忠誠之強（或曰畏懼之深），都應該至少能夠看出珠江三角洲上述特質的一些端倪。廣州行商的風流儒雅，固然反映出珠江三角洲的這些特質，而珠江三角洲鄉民的慷慨激昂，也同樣反映出這些特質。這些鄉民，幾乎自發地迎擊那些闖進他們領土的英國及印度士兵。鴉片戰爭前五百年，在十四世紀中葉，這片土地人煙稀少，當時就存在的鄉村社區，沒有哪個懂得如何與官府打交道，而大部分村民甚至完全不認為自己是皇帝的順民。
算我走運，能夠從廣州的廣東省圖書館展開我的研究。我與幾個當地的歷史學家交上了朋友，得到他們專業的、慷慨的指導，並且把該圖書館收藏得相當完善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家譜摸索了一番，我迅速意識到，佛山，這個位於廣州城西三十公里的商業及工業市鎮，應該成為我研究的重點。與香港新界不同，佛山更加富裕；但與廣州城也不同，佛山從來沒有被官府控制過。在十六世紀，控制佛山的，是當地的幾個大家族。
即便在佛山，也大約是從十六世紀開始，高級官員才建立起宗族，但我很快了解到，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宗族。宗族的建立，最初是個農村現象，而誕生宗族的佛山，與其說是個市鎮，毋寧說是一羣鄉村。從十五世紀某個時期開始，這些鄉村在同一座廟宇內進行集體祭祀活動。隨着佛山的發展，宗族組織的法則被建立起來，與當地神祇的崇拜並行不悖。終於有一天，我們會說佛山已經成為一間公司。但是，假如佛山開創者的宗族不如此根深蒂固，佛山是不可能有這樣一天的。5
一旦要把佛山定位，立即引起錯綜複雜的問題：自十六世紀以來，“鄉”、“鎮”這類字眼就經常與佛山沾上邊；但是，“鄉”、“鎮”這些字眼究竟有何含義？即使我們用從西方歷史所產生的既有觀念來處理，類似“村”、“鎮”、“城”這類辭彙的中、西語境是否能夠順利對應，也是成問題的。用人口多少來區分，也許是個辦法（至1911年，佛山人口約達三十萬，而廣州人口則超越一千萬）。但是，用人口多少來定義一個市鎮，其弊端在於無法顧及該區域社會活動的複雜情況。
儘管佛山是個商業中心，但商業活動並不就是佛山這個市鎮的全部，商業活動是在佛山的市集裏進行的，而這樣的市集在佛山有好幾個。如果我們用西方歷史的背景來理解城市，則佛山並非城市，因為中國的歷代皇帝從來沒有承認過佛山在功能上有何獨立之處，更沒有以特許證（charter）的形式賜給佛山獨立地位。但是，佛山也不是中國意義上的“城”，因為它並非官府衙署之駐地。而且，不管佛山究竟是甚麼，總之也不是個鄉村，因為它容許外人入住。佛山的外來人口不斷增加，為佛山的本地居民帶來了好處，鄰近佛山冶鐵作坊的鄉村，與佛山的市集合併起來。就這樣，佛山發展出一條公式，讓私人的企業與官府的需求共存。這條方程式是以宗族的辭彙構思出來的，而且，正如本書將會指出的那樣，這條方程式也適用於整個珠江三角洲。
外地人與本地人之分，前提為入住權之有無。我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對此看法有所探討。簡單而言，所謂入住權，是在一指定疆域內享用公共資源的權利，包括：開發尚未屬任何人的土地的權利、在荒地上建屋的權利、在山腳拾柴火的權利、從河流或海邊捕撈少量魚類及軟體動物以改善伙食的權利、進入市集的權利、死後埋葬在村落附近的土地的權利。這些權利，並不是每個住在同一條村落的人都擁有的。村民們很清楚哪些人擁有、哪些人沒有這些權利。擁有入住權的理據是：這權利是祖先傳下來的。他們的祖先可能據說由皇帝欽賜土地，或者移居至此而耕種這些土地，或者建造房屋而子孫居住至今，或者購買了這些土地，或者與本地人聯姻，或者把原住民趕走。憑着這些既成的歷史事實，他們的子孫因此擁有這些土地，而且只要不搬走，就擁有入住權。這些關於歷史的觀念，對於村落的組織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村民們正是通過追溯祖先的歷史來決定誰有沒有入住權、是不是村落的成員。
一個社區會發展為市鎮還是鄉村，取決於外來者是否被輕易接納、輕易給予入住權，及輕易獲允成家立室。凡是對於外來人口採取開放策略的社區，就會發展為市鎮；凡是把入住權局限於本地人的社區，則始終是鄉村。在香港的新界，即使是集鎮，也不輕易容許外來者享有入住權。為何不同社區對於分享公共資源採取這樣或那樣的策略？線索之一，正是該社區的貿易及其重要性。鄉村本來是爭奪公共土地的場所，但是，佛山要發展貿易，就必須吸引外來人口定居。
而且，明中葉之後（姑且說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佛山的土地莊園發展已達極限，囤積土地的宗族因此只能另謀致富之道。臨近佛山而位處沙田開發要衝之地的市鎮，例如小欖，就成為以囤積土地為能事的宗族的誕生地。在開發沙田過程中，這些宗族有不少也開始涉足商業，並且把邊界開放給外來人口。6
一旦外來者獲允入住市鎮後，一旦暴發戶出現，躋身豪強之列，並企圖染指附近土地時，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必然是錯綜複雜的。別的不說，只須粗略看看家譜，就可知這些問題非常嚴峻、且扣人心弦。我一展開研究，便明白到：佛山及其鄰近地區的歷史，將為整個珠江三角洲社會發展的複雜過程提供一條線索。我也明白到：為了讓我的解釋具有意義，我不能只局限於佛山，而必須經常把佛山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與廣州城本身作比較。換言之，我的佛山研究不能只是地方史，而必須是關於珠江三角洲社會形成的制度史。
這裏有必要把佛山的歷史背景交代一下。自十六世紀以來，貿易劇增。原因很多，部分原因是歷史學家所熟知的。到了十六世紀，政治穩定對於經濟的正面作用開始顯現出來，市鎮經濟也出現了被中國歷史學家一度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跡象，這些跡象包括：市鎮內的糧食市場及其他消費品（例如絲綢和棉製品）市場擴張；海外貿易劇增，把白銀從日本及美洲帶進中國；手工業蓬勃發展，這些手工業作坊有些在鄉村運作，但相當一部分集中在城鎮。廣州城是主要的外貿中心之一，佛山無疑分享着廣州的繁榮。十七世紀中葉的明朝覆滅、以及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亂，都曾一度打擊了廣州的繁榮。但除此以外，直至1929 年大蕭條之前，廣州都持續繁榮。
從十六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這四個世紀，大部分時候，珠江三角洲商機盈然，這是促使宗族形成的重要原因。7
貿易增長對於當地社會制度可能產生甚麼影響？要找一個參照點，與西歐作些比較是有用的。大約在同一時期，西歐也經歷了一輪增長，其造就的繁榮水平，僅次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在這一輪增長期內，貿易受到強有力的促動，是因為商業法律得到改善，法律程序得到建立，構成卡爾‧波蘭伊（Karl Polanyi）所謂“自把自為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的各種制度也得到發展。8 這個自把自為的市場，濫觴於十六世紀之前。自十二世紀以來，現代意義的歐洲政府開始成形，並且與貿易所需要的制度、與控制財產所需要的制度磨合，這個過程，歷時好幾百年。
商業公司的歷史，最清楚地展示出國家締造、貿易、財產權三者的結合。公司最初是建立在私人契約之上的合夥制，到了十九世紀，它們終於被國家承認為法律實體。公司成為能夠控制、轉移財產的團體，並且需要繳稅。管治公司的，不再是股東而是一羣經理。公司比個人、甚至家族的壽命更加延綿持久，且覆蓋之廣，亦遠超個人之力所能及者。在中國，雖然商業合夥制也出現了，但是，卻從來沒有相關的公司法律，為它們提供那種西方貿易公司與生俱來的獨立與靈活。
會計制度也沒有落實到生產層面（中國的會計只是用於家居開支與商業），因此老闆只能事事親自緊盯，無法假手於經理。能夠超越個人而延綿持久、覆蓋周全者，不是公司，而是宗族與家庭。在西方，出現了一股意識形態，不僅承認私有的、個人的財產權，而且還視之為商業倫理與政治穩定的理所當然的基礎。在中國，由於宗族始終不是名正言順的商業機構，因此，私有財產權不是宗族的目的，而是宗族繼續其事業的手段。宗族的事業，是奉祀祖先神靈、繁衍宗族子嗣。因此，把宗族這個理念推廣普及的理學家朱熹，就等於中國的孟德維爾（Mandeville）：宗族的自私自利，能夠為國家與社會帶來公益。正是由於這套意識形態得到實踐，像佛山及其周邊鄉村這樣的地緣社區，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成為明朝國家的組成部分。9
眾所周知，理學意識形態的推行，是與學校的興辦、科舉考試的制度化，以及一個特殊階層的誕生而同步的；這個階層的人，參與科舉考試、做官、致仕，並繼續在自己社區內參與公共事務。一套看重教育與學問的意識形態不斷強化，催生一羣處理政府及本地社會關係的中介人，這些中介人可以是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也可以是官府任命的書吏。逐漸地，這套推崇學者及其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滲透到全社會，雖然區域文化的元素也打進了官方體系。如果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王朝、並從京城的角度來描繪中國王朝的話，以上就會是我們所能夠得到的印象。
但是，假如我們從區域社會的角度出發，例如從佛山這類鄉村聚落及城鎮的角度出發，則王朝國家的擴張，教育程度、士大夫理念、儒家禮儀的普及，為本地精英提供了社會升遷的工具，並為他們創造了一個架構，讓他們以王朝所認可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本地利益。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段，區域社會與王朝國家的關係，體現在不同的辭彙、儀式、統治風格、信仰之上。把這些辭彙、儀式、統治風格、信仰一言以蔽之，並以之命名一個制度，就是華南的“宗族”。隨着宗族崛興並為王朝國家意識形態所接受，區域社會與王朝國家的結合，把地區的利益，亦說成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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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6). 清水盛光，《支那族の結構》（東京：岩波書店，1949）。Liu Wang Hui-chen,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s (Locust Valley, NY: J.J. Augustin, 1959).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2 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3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4 Barbara E. Ward,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Mostl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5).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我在1990 年曾撰文研究佛山， 見David Faure, “What made Foshan a town?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2 (1990), pp. 1-31. 這篇文章所使用的部分史料，也用在本書第七、十、十五章。
6 關於宗族對於外來者的開放問題，參見Morton H. Fried, “Clans and lineages: how to tell them apart and why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0, pp. 11-36; Patricia Ebrey, “Types of lineages in Ch’ing China: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hang lineage of T’ung-ch’eng,” Ch’ing-shih wen-t’i, 4:9 (1983), pp. 1-20.
7 有關這個問題的背景， 參見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hinehart, 1944).
9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低估了中國與西方商業的制度性差異， 見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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