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倫．朱津（Sharon Zukin）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與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的社會學教授。著有《閣樓生活》（Loft Living）、《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購物點》（Point of Purchase），以及榮獲C. Wright Mills獎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
「無論你住在哪裡，你都會發現這本書極具可讀性，是一本發人深省的城市啟示錄。」 ——《奧斯汀紀事報》（The Austin Chronicle） 「朱津以敏銳的筆觸描寫鄰里似乎恆常不變的『原初』特色，以及每個新世代所創造出的新元素之間的衝突，令人信服，通俗易懂。」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朱津的《裸城》有兩個必讀理由：對我們當中許多曾經住過紐約，但已離去多年的人來說，朱津以栩栩如生、饒富人味的城市街道和鄰里敘述，引領我們掌握最新情勢。對身為社會學家的我們而言，無論我們與紐約的關聯為何，朱津利用城市極具說服力地指出，對我們自身純正性的追尋，以及對於周遭持續變動地方的純正性的渴求，兩者不相上下。這是個絕妙論點，很有可能成為該主題的定論。一旦展讀，你就會愛不釋手。」 ——Mary Pattillo，《街頭黑人》（Black on the Block）作者
要評斷我們自認熟悉的城市的晚近變遷，現在是個好時機。這些變遷在我們每天依慣例行走、穿越自家鄰里的時候，嚇到了我們，也與我們在通俗文化中見到的電視轉播和早期黑色電影（films noirs）的影像有所矛盾。《裸城》（Naked City，譯按：又譯《不夜城》）正是其中一部黑色電影，一部1948年於紐約街頭拍攝的黑白驚悚警探片；片中追查一名殺人疑犯，從公園大道（Park Avenue）追到下東區（Lower East Side），最後抵達一處眼見沒有出路的終點，就在東河正上方的威廉斯堡橋（Williamsburg Bridge）。當時，《裸城》這部片子很寫實，尤其它是在真實地點拍攝，對比了紐約摩天大樓的殘暴力量與街道的文化活力，還有在小商店和餐廳工作、開計程車、清掃辦公室，以及解決犯罪的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這座裸城裡有八百萬個故事。」這是電影中旁白者的著名宣告。但是，他也很有可能會說：正是這些故事、這些建築物，以及這些街道，創造出我們生涯中的純正城市（authentic city，譯按：authentic或譯真實、道地）。 今日，這座黑白城市比起1948年當時，似乎沒有那麼永恆且純正了。過去幾年裡，城市成為大規模再發展（redevelopment）的所在，推土機拆毀了老舊建築物，巨鏟在地表挖洞，讓其他大型機具可以築造新地基，起重機有如別針般，從地面上聳然現身。不過，2008年以來，一場蔓延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卡住了大型營造的金融武器。這場危機不僅是推動全球經濟擴張的房地產榮景的週期性爆裂，而是停止了持續不斷沖刷城市海岸的漲退潮—經濟成長、移民和晚近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漲退潮—的起源和新開端。 就在危機爆發前，紐約人抱怨城市失去了魅力。有太多深受喜愛的地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特色的高樓。一個接一個鄰里喪失了小尺度的地方性認同。曾經存在於地方，看似永恆的人物—出租住宅房客、小零售舖店主、成群的藝術家和勞工，以及有色人種—突然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縉紳者（gentrifier）、雞尾酒吧、星巴克，以及H&M（譯按：瑞典服飾公司）。雖然現實主義者不理睬這些抱怨，當它們顯然是懷舊，並指出城市本來就會不斷改變，但通常是最具理想主義之城市愛好者的犬儒主義者，則堅持紐約不再「純正」。他們說，這座城市失去了靈魂。 我是這群紐約客的一員。如果我還沒幻滅，也已經因為城市從遲緩的現代巨人，變形為自己前身的平順、光滑、昂貴複製品而沮喪。我認為，這不僅是個漸進的、甚至是無可避免的振興（revitalization）過程，還是一個確定的、集中的破壞過程，始於1980年代，此後持續加速。我不會將我的沮喪稱為懷舊。我不會懷念街頭犯罪或海洛因生意，或是蓋滿塗鴉的地鐵車廂。我也不認為貧窮的房客就活該永遠住在老舊公寓裡，浴缸擺在廚房，因為房東不想蓋浴室。我確實想念某些鄰里的景象和感覺，它們的多樣性體現在族裔餐飲的氣味和聲響、實驗藝術的藝廊和表演空間，以及來自四面八方、創造出街道獨特風貌的男女臉孔和話語中。 我在布魯克林（Brooklyn）、布朗克斯（Bronx）和皇后區（Queens）仍然可以找到這些鄰里，先前的愛爾蘭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的購物街，現在是華人、俄羅斯人、拉丁裔和巴基斯坦人的多元族裔混雜場所。蘇活區（SoHo）的藝術家街區、東村（East Village）的反文化場景，還有威廉斯堡的獨立搖滾區，只是遷移到離曼哈頓較遠的便宜鄰里。哈林區（Harlem）變得高檔，種族方面更融合。但是，這座城市用途的歷史多樣性、地方特殊性、小商店，以及富人、窮人和大抵位居中間的人群，彼此相互緊靠的棋盤格局，已經被一波新奢華公寓和連鎖店的浪潮淹沒。全球投資公司買下數千棟低價公寓住宅，準備提高租金，或是把他們當獨立產權公寓（condos）賣掉，驅離年老而貧窮的房客。文化創造的都市沃土（terroir），正在毀於私人開發商和官員典型的財富與權力炫耀性展示—他們為富人而建，希望好處能夠下滲給窮人—也毀於將鄰里認同轉譯為品牌的媒體宣傳，還毀於起初受到這類認同吸引、最後卻加以摧毀的新都市中產階級品味。這些再發展力量抹平了粗礫與魅力的不均等層次，掃除了有爭議歷史的痕跡，質疑了窮人也有權利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一切曾經令城市純正的事物。 1980年代以降公共空間的重造，展現出同一股再發展均質化力量的跡象。譬如世界貿易中心遺址，半是哀悼的地方，半是大眾消費奇觀，這些是由私人資金資助的空間，而且聚焦於兩個在2001年以後成為我們關注所在的議題：購物和安全。現在由私人管理委員會經營的公園，以及由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治理的購物區，確實享有更乾淨的街道和更高的公共安全。但是，我們為這些舒適付出了過高代價，因為它們仰賴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私人商業協會、警察官僚機構，以及保全公司—顯示了我們已經準備放棄我們難以駕馭的民主體制。這是城市失去靈魂的另一種方式。 漫步紐約，我見到了人群、街道、鄰里和公共空間正在升級、再發展及均質化，到了失去它們獨特認同的地步。它們並非全是歷史地方，因為城市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於它滋養了純正性（authenticity）兩面之間的持續對話：每一代人都認為是「原初」的特色（因為這些特色在他們一生中總是在那裡），以及每個新世代憑己力創造的特色。起源和新開端的張力，產出了保有「純正」城市的慾望，自1960年代以來，這是歷史保存者的目標，以及發展文化創新中心的慾望，自1980年代以降，這是許多想找到快速商業再發展的神奇動力者的目標。這個張力使得紐約比起《裸城》拍攝時更現代、更有趣，也更脆弱。這也說服了我，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紐約1930年代至1960年代間，公園、橋樑、公共住宅計畫和高速公路卓越的公部門開發者）與珍．雅各（Jane Jacobs，偉大的都市作家兼社區組織者）之間的辯論，根本還沒有完結；雅各協同鄰居和盟友與摩西戰鬥，並於1950年代晚期獲勝。摩西推動興建一座企業城市，雅各倡議保留都市村落。 雖然雅各和她的社區行動主義同伴，阻止摩西摧毀下曼哈頓相當部分地區、代之以公路和高聳住宅開發的計畫，企業城市同都市村落的鬥爭卻持續到我們的時代。這場戰鬥牽涉的不只是新營建計畫的磚頭與灰泥，還涉及哪個群體有權利棲居於舊有及新興的城市形式中。誰從城市振興中獲利？任何人都有權利免於遷移嗎？法國社會理論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稱為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這些利害關係，使得決定城市的純正性如何生產、詮釋和配佈，變得很重要。 雅各和摩西都沒有使用「純正性」（或譯道地、正宗）這個字眼。兩人可能會認為，1950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用這個字眼，不但不必要，還有所誤導。但是這個字眼在往後幾年就潛入了通俗語言，出現在商店招牌—就在第14街：「紅芒果：道地的優格」—以及行銷策略和文化批判中。在一個認同變得不穩定，而且人們是以表現來評斷，而非以他們的歷史或內在特質來評價的時代，宣告純正性變得很流行。在這些條件下，純正性區分了個人、產品或群體與其競爭者；它會賦予道德優越性的氛圍，這是每個人可以挪為己用的策略性優勢。現實上，很少有群體在我們使用純正性這個詞的矛盾意義上，稱得上純正：一方面，這是指初始、史上第一，或恪守傳統視野；另一方面，這是指獨特、史上最新、創新，以及有創意。不過，在現代時期，某個群體可能不需要是純正的；但是，它可能得宣稱看到了純正性以便能主導其優勢。 如果純正性有分裂的特質，它也可能是刻意由文化參照物的碎片構成：商店櫥窗上技巧熟練的塗鴉、音樂酒吧地上的鋸木屑，城裡粗劣但尚未充斥犯罪的地區的一條地址。純正性的這些虛構特質，並非「真的」，但它們對於我們的城市想像有真實效果（real effect），也對於我們喜歡出沒和購物的新餐館、商店和縉紳化地方有真實效果。由於這個字眼的出現，反映了我們身為文化消費者的角色重要性，消費著城市的藝術、食物和意象，以及城市的房地產；純正性成了一項工具，伴隨著經濟與政治權力，不僅控制真實都市地方（鄰里、公園、社區農園、購物街）的外觀，還控制其用途。因此，純正性是一種凌駕空間的權力的文化形式，對城市的老舊勞工階級和中下階級施壓，令他們負擔不起在那裡居住和工作。 但是純正性也可能是個有力工具，來跟最近高檔成長的負面效果戰鬥，如果我們將它重新定義為一項文化權利，在城市裡替所有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建造一處恆久家園。這並非意味了誰控制都市空間的鬥爭終結了，這是縉紳者和長期居民之間、商業促進區和社區組織之間，或是想要以摩西風格建造巨大工程的市長，同以雅各的方式反對這類開發的歷史保存與社區行動分子之間的鬥爭。但是，在兩種意義上—歷史上的老舊，以及創意上的新穎—塑造純正地方的權利，提供了將許多群體擠壓出去的那種成長以外的出路。宣告純正性可以是一種替任何群體獲取所有權的手段。 這種觀點更新了我在早先的書《閣樓生活》（Loft Living）和《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裡著手的，針對紐約市文化與資本的檢視。現在，我能夠以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待那些書描述的變化，尤其是文化浮現而成為都市再發展的策略兼主題，以及藝術、金融、飲食和時尚的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崛起，它們既深深滋養又大力摧毀了城市的獨特文化。有些讀者可能會對於這種觀點下，文化的漸趨明顯，感到不舒服，特別是我聚焦於顯然是菁英主義的純正性概念。但是，對純正性的關注，不見得要忽略權力的力量。我主張，如果我們不考慮媒體的文化權力—包括像是維基（wikis）和部落格（blogs）這類新媒體，以及消費者品味的文化權力—就無法考慮控制都市空間的權力，那通常是資本投資者的經濟權力，以及國家的法律權力。這些因素現在都塑造著控制城市未來的鬥爭。 過去五年來，我的學生和家人都得與《裸城》共生，它是個組織性的視野，也是個談話主題。我的學生可能跟它混得比較好—也許，我只是想要這麼認定，畢竟他們沒多少選擇。不過，如果沒有我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學院前幾年的研究助理Valerie Trujillo大力協助，這本書就寫不出來，她有條不紊地遵循我的每個狂野靈感，並且讓我們的研究上軌道；也要感謝非正式的研究生研究團體，忠實地與我一起研究哈林區與威廉斯堡的服飾店和縉紳化，除了Valerie，還包括了Peter Frase、Danielle Jackson、Tim Recuber和Abraham Walker；還有Kathleen Dunn，她執行了與紅鉤（Red Hook）飲食攤販充滿洞見的訪談，並且做了這處鄰里的額外研究。Andrew McKinney收集了社區農園食物計畫的資訊。Peter Frase與Colin Ashley在白天（與晚上）的怪異時刻，到威廉斯堡和紅鉤做田野考察。身為布魯克林學院高年級生，Dmitri Chitov針對社區農園中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寫了一篇極佳的榮譽論文，協助澄清了我的想法。身為研究生，我的同事Tamara Mose-Brown針對一處縉紳化鄰里的購物街，做了一項獨立研究，也有助於我釐清都市中產階級消費者的文化權力。如果我沒有機會教導這些學生，並從他們那邊學習，就無法擴大這些想法。我很感謝他們，希望我沒讓他們失望。我也要感謝PSC-CUNY獎助計畫，這份小額年度研究獎勵金讓我們的工作可以推展。 我感謝我的編輯兼友人David McBride，他從一開始就被這本書的論點說服。David在他的編輯職責中還帶來了廣博的政治與文化知識，以及他對於某些布魯克林鄰里的特殊經驗，他教我的跟我試圖教他的一樣多。我的出版者Niko Pfund展現了我以為已經隨同過往偉大出版者消失的、對書籍的親切和熱愛。製作編輯Jessica Ryan在疲累的時刻是個清明的聲音。我很高興《裸城》在這個家庭中找到了位置。 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繼續仰賴Richard Rosen的攝影師之眼，以及Elisabeth Zukin Rosen的批評者眼光。我嘗試逼迫他們為我提供服務，比我想承認的次數還要多，雖然他們總是率先指出，我沒有每回都採納他們的建議。我想要告訴那些前一回在《城市文化》中遇到Elisabeth的讀者，她現在是個大學生，不再「玩博物館」了。但是，當她跟我一起走過下東區，注意到新的服飾店和豪華公寓，或是跟我一起出遊到紅鉤球場，吃墨西哥式酥皮餃（empanadas），她表現出對這座城市的真誠欣賞。 我曾經在過去幾年出版的期刊論文中，試驗我的部分論點。第一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出現在”Reading The Urban Villagers as a Cultural Document: Ethnicity, Modernity, and Capital,”City and Community 6, no. 1 (March 2007): 39-48; “Consuming Authenticity: From Outposts of Difference to Means of Exclusion,”Cultural Studies 22, no. 5 (September 2008): 724-48; 以及”Chnaging Landscapes of Power: Opul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enti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 no. 2 (June 2009): 543-53；第四章有部分發表於同Ervin Kosta合寫的論文，”Bourdieu Off-Broadway: Managing Distinction on a Shopping Block in the East Village,”City and Community 3, no. 2(June 2004): 101-14。當然，除了這裡提及的以外，若還有任何失誤，都是我 的責任。
《裸城》序言
要評斷我們自認熟悉的城市的晚近變遷，現在是個好時機。這些變遷在我們每天依慣例行走、穿越自家鄰里的時候，嚇到了我們，也與我們在通俗文化中見到的電視轉播和早期黑色電影（films noirs）的影像有所矛盾。《裸城》（Naked City，譯按：又譯《不夜城》）正是其中一部黑色電影，一部1948年於紐約街頭拍攝的黑白驚悚警探片；片中追查一名殺人疑犯，從公園大道（Park Avenue）追到下東區（Lower East Side），最後抵達一處眼見沒有出路的終點，就在東河正上方的威廉斯堡橋（Williamsburg Bridge）。當時，《裸城》這部片子...
雪倫．朱津（Sharon Zukin）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與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的社會學教授。著有《閣樓生活》（Loft Living）、《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購物點》（Point of Purchase），以及榮獲C. Wright Mills獎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
「無論你住在哪裡，你都會發現這本書極具可讀性，是一本發人深省的城市啟示錄。」 ——《奧斯汀紀事報》（The Austin Chronicle） 「朱津以敏銳的筆觸描寫鄰里似乎恆常不變的『原初』特色，以及每個新世代所創造出的新元素之間的衝突，令人信服，通俗易懂。」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朱津的《裸城》有兩個必讀理由：對我們當中許多曾經住過紐約，但已離去多年的人來說，朱津以栩栩如生、饒富人味的城市街道和鄰里敘述，引領我們掌握最新情勢。對身為社會學家的我們而言，無論我們與紐約的關聯為何，朱津利用城市極具說服力地指出，對我們自身純正性的追尋，以及對於周遭持續變動地方的純正性的渴求，兩者不相上下。這是個絕妙論點，很有可能成為該主題的定論。一旦展讀，你就會愛不釋手。」 ——Mary Pattillo，《街頭黑人》（Black on the Block）作者
要評斷我們自認熟悉的城市的晚近變遷，現在是個好時機。這些變遷在我們每天依慣例行走、穿越自家鄰里的時候，嚇到了我們，也與我們在通俗文化中見到的電視轉播和早期黑色電影（films noirs）的影像有所矛盾。《裸城》（Naked City，譯按：又譯《不夜城》）正是其中一部黑色電影，一部1948年於紐約街頭拍攝的黑白驚悚警探片；片中追查一名殺人疑犯，從公園大道（Park Avenue）追到下東區（Lower East Side），最後抵達一處眼見沒有出路的終點，就在東河正上方的威廉斯堡橋（Williamsburg Bridge）。當時，《裸城》這部片子很寫實，尤其它是在真實地點拍攝，對比了紐約摩天大樓的殘暴力量與街道的文化活力，還有在小商店和餐廳工作、開計程車、清掃辦公室，以及解決犯罪的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這座裸城裡有八百萬個故事。」這是電影中旁白者的著名宣告。但是，他也很有可能會說：正是這些故事、這些建築物，以及這些街道，創造出我們生涯中的純正城市（authentic city，譯按：authentic或譯真實、道地）。 今日，這座黑白城市比起1948年當時，似乎沒有那麼永恆且純正了。過去幾年裡，城市成為大規模再發展（redevelopment）的所在，推土機拆毀了老舊建築物，巨鏟在地表挖洞，讓其他大型機具可以築造新地基，起重機有如別針般，從地面上聳然現身。不過，2008年以來，一場蔓延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卡住了大型營造的金融武器。這場危機不僅是推動全球經濟擴張的房地產榮景的週期性爆裂，而是停止了持續不斷沖刷城市海岸的漲退潮—經濟成長、移民和晚近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漲退潮—的起源和新開端。 就在危機爆發前，紐約人抱怨城市失去了魅力。有太多深受喜愛的地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特色的高樓。一個接一個鄰里喪失了小尺度的地方性認同。曾經存在於地方，看似永恆的人物—出租住宅房客、小零售舖店主、成群的藝術家和勞工，以及有色人種—突然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縉紳者（gentrifier）、雞尾酒吧、星巴克，以及H&M（譯按：瑞典服飾公司）。雖然現實主義者不理睬這些抱怨，當它們顯然是懷舊，並指出城市本來就會不斷改變，但通常是最具理想主義之城市愛好者的犬儒主義者，則堅持紐約不再「純正」。他們說，這座城市失去了靈魂。 我是這群紐約客的一員。如果我還沒幻滅，也已經因為城市從遲緩的現代巨人，變形為自己前身的平順、光滑、昂貴複製品而沮喪。我認為，這不僅是個漸進的、甚至是無可避免的振興（revitalization）過程，還是一個確定的、集中的破壞過程，始於1980年代，此後持續加速。我不會將我的沮喪稱為懷舊。我不會懷念街頭犯罪或海洛因生意，或是蓋滿塗鴉的地鐵車廂。我也不認為貧窮的房客就活該永遠住在老舊公寓裡，浴缸擺在廚房，因為房東不想蓋浴室。我確實想念某些鄰里的景象和感覺，它們的多樣性體現在族裔餐飲的氣味和聲響、實驗藝術的藝廊和表演空間，以及來自四面八方、創造出街道獨特風貌的男女臉孔和話語中。 我在布魯克林（Brooklyn）、布朗克斯（Bronx）和皇后區（Queens）仍然可以找到這些鄰里，先前的愛爾蘭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的購物街，現在是華人、俄羅斯人、拉丁裔和巴基斯坦人的多元族裔混雜場所。蘇活區（SoHo）的藝術家街區、東村（East Village）的反文化場景，還有威廉斯堡的獨立搖滾區，只是遷移到離曼哈頓較遠的便宜鄰里。哈林區（Harlem）變得高檔，種族方面更融合。但是，這座城市用途的歷史多樣性、地方特殊性、小商店，以及富人、窮人和大抵位居中間的人群，彼此相互緊靠的棋盤格局，已經被一波新奢華公寓和連鎖店的浪潮淹沒。全球投資公司買下數千棟低價公寓住宅，準備提高租金，或是把他們當獨立產權公寓（condos）賣掉，驅離年老而貧窮的房客。文化創造的都市沃土（terroir），正在毀於私人開發商和官員典型的財富與權力炫耀性展示—他們為富人而建，希望好處能夠下滲給窮人—也毀於將鄰里認同轉譯為品牌的媒體宣傳，還毀於起初受到這類認同吸引、最後卻加以摧毀的新都市中產階級品味。這些再發展力量抹平了粗礫與魅力的不均等層次，掃除了有爭議歷史的痕跡，質疑了窮人也有權利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一切曾經令城市純正的事物。 1980年代以降公共空間的重造，展現出同一股再發展均質化力量的跡象。譬如世界貿易中心遺址，半是哀悼的地方，半是大眾消費奇觀，這些是由私人資金資助的空間，而且聚焦於兩個在2001年以後成為我們關注所在的議題：購物和安全。現在由私人管理委員會經營的公園，以及由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治理的購物區，確實享有更乾淨的街道和更高的公共安全。但是，我們為這些舒適付出了過高代價，因為它們仰賴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私人商業協會、警察官僚機構，以及保全公司—顯示了我們已經準備放棄我們難以駕馭的民主體制。這是城市失去靈魂的另一種方式。 漫步紐約，我見到了人群、街道、鄰里和公共空間正在升級、再發展及均質化，到了失去它們獨特認同的地步。它們並非全是歷史地方，因為城市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於它滋養了純正性（authenticity）兩面之間的持續對話：每一代人都認為是「原初」的特色（因為這些特色在他們一生中總是在那裡），以及每個新世代憑己力創造的特色。起源和新開端的張力，產出了保有「純正」城市的慾望，自1960年代以來，這是歷史保存者的目標，以及發展文化創新中心的慾望，自1980年代以降，這是許多想找到快速商業再發展的神奇動力者的目標。這個張力使得紐約比起《裸城》拍攝時更現代、更有趣，也更脆弱。這也說服了我，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紐約1930年代至1960年代間，公園、橋樑、公共住宅計畫和高速公路卓越的公部門開發者）與珍．雅各（Jane Jacobs，偉大的都市作家兼社區組織者）之間的辯論，根本還沒有完結；雅各協同鄰居和盟友與摩西戰鬥，並於1950年代晚期獲勝。摩西推動興建一座企業城市，雅各倡議保留都市村落。 雖然雅各和她的社區行動主義同伴，阻止摩西摧毀下曼哈頓相當部分地區、代之以公路和高聳住宅開發的計畫，企業城市同都市村落的鬥爭卻持續到我們的時代。這場戰鬥牽涉的不只是新營建計畫的磚頭與灰泥，還涉及哪個群體有權利棲居於舊有及新興的城市形式中。誰從城市振興中獲利？任何人都有權利免於遷移嗎？法國社會理論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稱為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這些利害關係，使得決定城市的純正性如何生產、詮釋和配佈，變得很重要。 雅各和摩西都沒有使用「純正性」（或譯道地、正宗）這個字眼。兩人可能會認為，1950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用這個字眼，不但不必要，還有所誤導。但是這個字眼在往後幾年就潛入了通俗語言，出現在商店招牌—就在第14街：「紅芒果：道地的優格」—以及行銷策略和文化批判中。在一個認同變得不穩定，而且人們是以表現來評斷，而非以他們的歷史或內在特質來評價的時代，宣告純正性變得很流行。在這些條件下，純正性區分了個人、產品或群體與其競爭者；它會賦予道德優越性的氛圍，這是每個人可以挪為己用的策略性優勢。現實上，很少有群體在我們使用純正性這個詞的矛盾意義上，稱得上純正：一方面，這是指初始、史上第一，或恪守傳統視野；另一方面，這是指獨特、史上最新、創新，以及有創意。不過，在現代時期，某個群體可能不需要是純正的；但是，它可能得宣稱看到了純正性以便能主導其優勢。 如果純正性有分裂的特質，它也可能是刻意由文化參照物的碎片構成：商店櫥窗上技巧熟練的塗鴉、音樂酒吧地上的鋸木屑，城裡粗劣但尚未充斥犯罪的地區的一條地址。純正性的這些虛構特質，並非「真的」，但它們對於我們的城市想像有真實效果（real effect），也對於我們喜歡出沒和購物的新餐館、商店和縉紳化地方有真實效果。由於這個字眼的出現，反映了我們身為文化消費者的角色重要性，消費著城市的藝術、食物和意象，以及城市的房地產；純正性成了一項工具，伴隨著經濟與政治權力，不僅控制真實都市地方（鄰里、公園、社區農園、購物街）的外觀，還控制其用途。因此，純正性是一種凌駕空間的權力的文化形式，對城市的老舊勞工階級和中下階級施壓，令他們負擔不起在那裡居住和工作。 但是純正性也可能是個有力工具，來跟最近高檔成長的負面效果戰鬥，如果我們將它重新定義為一項文化權利，在城市裡替所有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建造一處恆久家園。這並非意味了誰控制都市空間的鬥爭終結了，這是縉紳者和長期居民之間、商業促進區和社區組織之間，或是想要以摩西風格建造巨大工程的市長，同以雅各的方式反對這類開發的歷史保存與社區行動分子之間的鬥爭。但是，在兩種意義上—歷史上的老舊，以及創意上的新穎—塑造純正地方的權利，提供了將許多群體擠壓出去的那種成長以外的出路。宣告純正性可以是一種替任何群體獲取所有權的手段。 這種觀點更新了我在早先的書《閣樓生活》（Loft Living）和《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裡著手的，針對紐約市文化與資本的檢視。現在，我能夠以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待那些書描述的變化，尤其是文化浮現而成為都市再發展的策略兼主題，以及藝術、金融、飲食和時尚的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崛起，它們既深深滋養又大力摧毀了城市的獨特文化。有些讀者可能會對於這種觀點下，文化的漸趨明顯，感到不舒服，特別是我聚焦於顯然是菁英主義的純正性概念。但是，對純正性的關注，不見得要忽略權力的力量。我主張，如果我們不考慮媒體的文化權力—包括像是維基（wikis）和部落格（blogs）這類新媒體，以及消費者品味的文化權力—就無法考慮控制都市空間的權力，那通常是資本投資者的經濟權力，以及國家的法律權力。這些因素現在都塑造著控制城市未來的鬥爭。 過去五年來，我的學生和家人都得與《裸城》共生，它是個組織性的視野，也是個談話主題。我的學生可能跟它混得比較好—也許，我只是想要這麼認定，畢竟他們沒多少選擇。不過，如果沒有我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學院前幾年的研究助理Valerie Trujillo大力協助，這本書就寫不出來，她有條不紊地遵循我的每個狂野靈感，並且讓我們的研究上軌道；也要感謝非正式的研究生研究團體，忠實地與我一起研究哈林區與威廉斯堡的服飾店和縉紳化，除了Valerie，還包括了Peter Frase、Danielle Jackson、Tim Recuber和Abraham Walker；還有Kathleen Dunn，她執行了與紅鉤（Red Hook）飲食攤販充滿洞見的訪談，並且做了這處鄰里的額外研究。Andrew McKinney收集了社區農園食物計畫的資訊。Peter Frase與Colin Ashley在白天（與晚上）的怪異時刻，到威廉斯堡和紅鉤做田野考察。身為布魯克林學院高年級生，Dmitri Chitov針對社區農園中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寫了一篇極佳的榮譽論文，協助澄清了我的想法。身為研究生，我的同事Tamara Mose-Brown針對一處縉紳化鄰里的購物街，做了一項獨立研究，也有助於我釐清都市中產階級消費者的文化權力。如果我沒有機會教導這些學生，並從他們那邊學習，就無法擴大這些想法。我很感謝他們，希望我沒讓他們失望。我也要感謝PSC-CUNY獎助計畫，這份小額年度研究獎勵金讓我們的工作可以推展。 我感謝我的編輯兼友人David McBride，他從一開始就被這本書的論點說服。David在他的編輯職責中還帶來了廣博的政治與文化知識，以及他對於某些布魯克林鄰里的特殊經驗，他教我的跟我試圖教他的一樣多。我的出版者Niko Pfund展現了我以為已經隨同過往偉大出版者消失的、對書籍的親切和熱愛。製作編輯Jessica Ryan在疲累的時刻是個清明的聲音。我很高興《裸城》在這個家庭中找到了位置。 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繼續仰賴Richard Rosen的攝影師之眼，以及Elisabeth Zukin Rosen的批評者眼光。我嘗試逼迫他們為我提供服務，比我想承認的次數還要多，雖然他們總是率先指出，我沒有每回都採納他們的建議。我想要告訴那些前一回在《城市文化》中遇到Elisabeth的讀者，她現在是個大學生，不再「玩博物館」了。但是，當她跟我一起走過下東區，注意到新的服飾店和豪華公寓，或是跟我一起出遊到紅鉤球場，吃墨西哥式酥皮餃（empanadas），她表現出對這座城市的真誠欣賞。 我曾經在過去幾年出版的期刊論文中，試驗我的部分論點。第一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出現在”Reading The Urban Villagers as a Cultural Document: Ethnicity, Modernity, and Capital,”City and Community 6, no. 1 (March 2007): 39-48; “Consuming Authenticity: From Outposts of Difference to Means of Exclusion,”Cultural Studies 22, no. 5 (September 2008): 724-48; 以及”Chnaging Landscapes of Power: Opul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enti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 no. 2 (June 2009): 543-53；第四章有部分發表於同Ervin Kosta合寫的論文，”Bourdieu Off-Broadway: Managing Distinction on a Shopping Block in the East Village,”City and Community 3, no. 2(June 2004): 101-14。當然，除了這裡提及的以外，若還有任何失誤，都是我 的責任。
《裸城》序言
要評斷我們自認熟悉的城市的晚近變遷，現在是個好時機。這些變遷在我們每天依慣例行走、穿越自家鄰里的時候，嚇到了我們，也與我們在通俗文化中見到的電視轉播和早期黑色電影（films noirs）的影像有所矛盾。《裸城》（Naked City，譯按：又譯《不夜城》）正是其中一部黑色電影，一部1948年於紐約街頭拍攝的黑白驚悚警探片；片中追查一名殺人疑犯，從公園大道（Park Avenue）追到下東區（Lower East Side），最後抵達一處眼見沒有出路的終點，就在東河正上方的威廉斯堡橋（Williamsburg Bridge）。當時，《裸城》這部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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