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論述在英美作為體制化的學術領域，一般學者歸功於薩依德（Edward Said）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這本劃時代的作品不僅具有跨學科的影響力（包括人類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藝術史、性別研究等），也開啟了文學批評新一波的政治轉向，強調文本與批評家的「在世性」（worldliness）：批評家作為世界中的一分子，其批評實踐的責任乃是釐清文本中「被支配、置換、壓抑的聲音」。之後巴巴（Homi Bhabha）與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兩位印度裔學者，或者強調被殖民者戲仿、抵抗的潛能，或者融入性別與階級的批判面向，遂使得後殖民理論日益複雜與縝密，並在1980年代末期成為西方文化論述的顯學。邱貴芬在2003年一篇回顧臺灣後殖民思潮的文章中指出，臺灣的學術界受歐美學術風潮的引領其來有自，但後殖民思潮在臺灣並非只是追趕流行式的「橫的移植」，而是基於臺灣的在地需求所進行的文化翻譯。早在1965年，葉石濤的評論文章就開始思考臺灣文學的性質，在「講求作品的超驗永恆性與人性的道德倫理層次」的學院派新批評（New Criticism）之外，強調臺灣文學的在地性與歷史經驗的特殊性。1977年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更提出「臺灣意識」的概念，確認「鄉土文學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葉石濤間接為臺灣文學正名的策略，立即招來陳映真的批評，認為該文是「用心良苦，分離主義的議論」。自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來，就隱隱觸及的臺灣認同的議題，以及「以權力／論述／霸權連接為批判對象的思潮」，則要等到臺灣解嚴後的1990年代初期，外文學界引進後殖民理論後，才有了更系統化、更理論性的論述基礎。自此後殖民論述在臺灣正式進入學院體制，並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成為學術界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西方後殖民論述的引進有其歷史的偶然性，但也是因應本土需求的結果，故而可以在移植後的新土壤上成長茁壯、遍地開花。
整個1990年代，關於臺灣主體性、語言的雜燴性與後殖民抑或後現代等等的辯論，在眾多學者的激烈交鋒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但若是聚焦臺灣文學研究與批評的領域，則邱貴芬1997年的《仲介臺灣 ‧ 女人》一書不只是此一時期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之一，也在後殖民與國族論辯之外，加上了性別研究的向度。這本書一方面在「對女性文學『小歷史』與『私論述』極力鋪渲的潮流裡逆流而上」，多方強調女性文學與認同政治和國族建構的張力與辯證，超越先前建構女性經典時所隱含的中國意識（如張愛玲文學譜系），重新建立起一個本土觀點的臺灣女性文學傳統。另一方面，結合後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的研究路數，該書重新檢視男性鄉土文學作家，如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的小說，點出這些反帝、反殖民的批判性作品所隱而不顯的性 別議題。例如，在〈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一文中，邱貴芬將性別議題放置在臺灣的連續殖民史中，認為臺灣男性所受到的殖民創傷，反映在文學裡成了一個個「去勢的男人」。這一篇極具開創性的文章自然無法在細讀文學作品之餘，同時釐清後殖民與性別的複雜關係，但已經指出鄉土文學研究中後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路徑。邱貴芬在接下來的研究裡轉向全球化的框架與臺灣紀錄片，也未再針對之前的議題多所著墨，但她所指出的方向確實可供後進學者繼續思索與開展。
在戰後臺灣反共的政治氛圍之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一直被排拒在新批評的典範之外；雖然臺灣在解嚴之後逐漸走向民主開放，但或許由於長期反共的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戰後臺灣文學研究中仍然不佔有重要的位置。事實上，由於戰後以農養工的經濟發展策略，農村的凋敝以及相應的階級議題直接促使了鄉土文學的興起，也成為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焦點。在同一時期，臺灣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引發反美日帝國主義、反殖民經濟的風潮，因此關於臺灣經濟體制與國族主義的論述也常常攜手並進。不管是文學創作或論戰，1970年代的階級議題均十分突出，也開啟了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學批評。陳映真作為一個創作兼評論者，就曾以階級的觀點解讀楊青矗與宋澤萊的作品；他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切入，不論是討論工廠中的階級剝削，還是以農養工政策下破敗的農村圖像，均可說是絲絲入扣。稍後則有呂正惠依據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理論，尖銳批評臺灣現代主義缺乏底層建築的無根狀態，並同時標舉人物「典型」（types）與「社會總體性」（social totality）的標準，犀利點出黃春明與陳映真作品中背離現實之處。呂正惠的批評火力不只在臺灣文學評論界少見，本人更是一位嚴格實踐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的先驅：他不只關注作品中呈現、反映的階級問題，更挪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針對各類型的臺灣小說，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實踐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陳映真的文學批評進路，後來轉向對第三世界文學的關注與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批判，延續了他在小說中一直不變的核心關懷，也啟發了新一代的左翼知識分子。例如：趙剛與陳光興便繼承了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視角，只是關注焦點侷限在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 並未涉及其他的臺灣小說，研究方法上亦不脫「知人論世」的典範（paradigm）。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除了上述的實踐者外，在臺灣學界多是以零星、片段的方式出現在文學批評的論述中，不能不說是臺灣文學研究的缺憾。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階級議題已然浮上檯面，但立即遭到「狼來了」的質疑；對階級議題的討論，也隨之貼上共產黨同路人的標籤，可以看出階級的禁忌儘管鬆動，仍然為官方所不容。即使在這樣的情境下，上述的少數評論家仍然延續著左翼批評的一絲香火，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尚未全然斷絕。不過從長時間的歷史文化脈絡來看，臺灣的左翼批評在1970年代之後可謂「盛極而衰」。當時序進入1980年代，原本具有階級批判意識的「鄉土」逐漸「被收編而成為現代化社會懷舊的消費」；1987年解嚴後，國族認同成為知識分子的關懷重點，導致「『階級』更被邊緣化，鮮少成為小說創作的思考重點」。1980年代關於國族認同與臺灣意識的爭辯，延續到1990年代，並嫁接了西方後殖民理論的引進。從1990年代到2000年陳水扁開始執政後的八年，國族認同的議題依然不斷延燒，而階級相形之下則受到更少注目。認同議題如此獨佔鰲頭有其歷史因素，如李丁讚與吳介民就認為，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製造出來的「省籍情結」，使得族群（或國族）認同在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比其他公共議題具有更高的正當性與動員力。1980到1990年代的階級議題不再如1970年代尖銳，或許也可以歸因於臺灣將近二十年的經濟榮景。這波經濟榮景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起開始走下坡，2008年更發生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讓臺灣的經濟頹勢現出原形。在臺灣經濟走下坡的趨勢中，被壓抑或邊緣化的階級問題再次浮上檯面，並開始吸引了 新一代的青年學者與社會大眾的關注，如2011年出版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可說是具有時代意義的著作。自2010年以來，臺灣經濟不但未見起色，反而貧富差距逐漸擴大，過勞與低薪問題日益嚴重，創業行為減少而社會流動漸趨停滯，「臺灣奇蹟」曾幾何時成了新一代學者口中的「衰退典範」（recession paradigm）。不令人意外的，階級或馬克思成了新的搜尋關鍵字。本書最早的一章寫於2009年，是金融海嘯發生的隔年而餘波未平之際，正是臺灣當時經濟情境刺激下的學術產物。同樣的，對更新進的臺灣文學研究者而言，或許「過去的省籍衝突隨著新世代臺灣人共同生活經驗而逐漸消弭」，但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構、日益複雜的跨國流動與臺灣經濟的孱弱體質，不免讓研究者又重新關注臺灣文學中的階級與資本主義體制。
筆者作為一個後繼學者，面對前輩學者開創性的實踐批評與宏大的理論體系，此時此刻選擇各自研究中該完而未了的議題與較受忽視的面向，讓彼此互相補充、對話與修正，不失為一種處理「落後的焦慮」與「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的方式。首先，筆者認為在國族主義中的性別面向上，尚有一些理論開展、在地化與再脈絡化的空間（如國族主義與男性氣質的討論依然付之闕如），因此後殖民與性別視角仍有其重要性。其次，後殖民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極需資本主義體制作為第三視角，進一步討論、分析與反思文學作品中的經濟與階級議題。最後，在臺灣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長於凸顯階級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問題，卻長期忽視性別面向，雖然與第三世界視角結合而有後殖民的意味，但卻架空了國家定位與國族認同的議題，成了分析框架中的漏洞。因此，後殖民論述、性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應該形成彼此辯證、互相補充的三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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