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風雲變色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原本每年都會在紐約中央公園舉辦的聖派翠克大遊行（St. Patrick’s Day），因為COVID-19來襲取消了。這天是紐約市政府因應病毒危機宣布全市公立學校停課後的隔天，家長們仍趁著三月天難得露臉的陽光帶孩子出門透氣，我也索性和兩個女兒到她們平日玩耍的公園活動筋骨。因為全城病毒警戒已經升高不少，公園裡只見零星幾個小孩，附近居民好像都突然消失了一樣。
直到大女兒學校裡一位要好的朋友踩著滑板車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才又回到原本熟悉的畫面。兩個小女生立刻興奮地湊在一起嘰嘰喳喳說個不停，只是，對方家長已明顯刻意和我保持距離，簡單寒暄了幾句，不再像過去那樣熱絡地擊掌打招呼，偏偏孩子習慣性膩在一起交談的動作太過自然又迅速，我們根本來不及制止，卻也為了避免尷尬，沒有當場將兩人硬是拉開。還好同學的哥哥即時從後頭呼嘯而過，才給了彼此兼顧禮貌的道別機會，同學爸爸客客氣氣說了句「我們該回家了」。兩女孩才依依不捨相約，「也許下週末我們就可以一起玩了。」
病毒來襲前的紐約
紐約氣氛的改變，應該是直到那一刻才真正展露。雖然我們兩家人不只熟識，還能相互信任地把自己孩子單獨留在對方家中「不聞不問」。當天我們彼此疏離的舉動，竟讓彼此好像回到一年前的點頭之交，這是「病毒」帶來的最明顯變化。我們卻都不曉得，大家直到現在才懂得保持距離，都已是亡羊補牢，若以接下來紐約COVID-19如子彈列車般急速增長的確診人數，回溯三月初才在我們家照常舉辦的「Play Date」（和班上同學的家庭聚會），原來是件多麼愚蠢而又自陷險境的安排。因為就在當下，這起病毒其實早在紐約近乎全面擴散。
但，當時誰又想得到呢？也許美國早在一月二十九日就派出第一架專機接回受困中國武漢（當時已封城）的僑民，說明了美國人並非毫無反應，但當這架專機降落在洛杉磯遠郊河濱郡的馬奇空軍基地（March Air Reserve Base），紐約那時所有主流媒體的新聞播報，排序優先順位不也還鎖定在正如火如荼交戰的民主黨初選。各大新聞臺都緊盯著隨後每週「超級星期二」拜登和桑德斯兩位人選爭相不下可能的變化。
對紐約人來說，就算專機從中國武漢載回了具有潛在染病可能的僑民，但紐約、洛杉磯兩地距離至少也還有五小時的飛行航程，因而整天忙得要命的紐約人，根本不會警覺到自己將要大禍臨頭。當紐約一名流行樂廣播節目主持人在上班尖峰時段，邊閒話家常，還邊拿可樂娜啤酒（啤酒名稱Corona和Coronavirus冠狀病毒的字頭相同）當笑點向聽眾開玩笑時，我們就不難理解舉城對病毒來襲這回事，仍處於非常鬆懈的狀態。
或許十七年前SARS風聲鶴唳的一幕，讓我對紐約可能的威脅稍有警覺，尤其紐約和中國各大城市之間有著綿密的人員往來交流，真可能置身事外？但事實上，當時的我卻又完全感受不到周遭有任何威脅即將來襲的跡象。班次繁忙的地鐵依舊全天候載送著數以百萬的乘客，市區大街小巷照樣萬頭攢動、人聲鼎沸，購物聖地第五大道不也繼續人滿為患，時代廣場前的觀光客更是一如往常到處人擠人。這座城市過去每年觀光客人數平均可達六千五百萬以上，當時我還猜想著以眼前的盛況，今年總結說不定會再有突破。
二月進入警戒
就在美國專機撤僑抵達洛杉磯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送孩子上學後返家，剛好撞見一名背著包包，手提行李，行色匆匆和我一起步入大樓電梯的年輕黑人。他的包包上用標準楷書繡著酒紅色「南京大學」四個字，電梯裡只有我看得懂中文，所以也只有我愣了一下。暗自忖度，他說不定就是原本在中國念書，然後因中國疫情爆發才趕快飛奔回來的其中一位。
我居住的公寓，位在曼哈頓本島東側隔條河的羅斯福島（Roosevelt Island）上，是棟外觀暗紅，大約七○年代建成的社區，建商全以出租營利。從這座島前往曼哈頓，搭乘地鐵只需一站就能抵達市區，所以儘管社區大樓各戶室內空間普遍不大，但交通上非常適合在曼哈頓工作的上班族或念書的大學生。大樓每層皆以英文字母A到J分門別戶，高二十一樓，扣減提供住戶使用的遊憩空間，至少也住了一百五十戶，社區裡同類型的大樓則有四棟。甚而，單單一層，就有三、五個不同國籍的人寓居在此，社區對面彼岸遠眺的正是聯合國總部，而此岸本身也宛若地球村的縮影。
島上不同社區的房客，來自中國的並不在少數，我住的這棟大樓也不會只有那位黑人學生在那段時間剛巧從中國返回，和我們住在同一樓層，另有西班牙人、德國人和法國人，他們的家鄉後來都爆發嚴重的COVID-19感染，回想過去彼此親友從國外搭機來訪是常有的事，以我住處一隅投射整個大紐約，有誰會天真地以為紐約這樣人流頻密的全球大雜燴，真能在一場起於遠東的病毒風暴中倖免？
果然，就在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拿可樂娜啤酒開玩笑的兩週後，所有紐約居民都收到一封市政府發出的「關懷」信函。官方罕見地提醒市民因武漢疫情關係，即刻起請所有人都要多注意公共衛生，例如在公共場所打噴嚏、咳嗽要遮掩口鼻，或是建議多洗手諸如此類，倒是仍特別強調所有人都可以繼續維持正常生活，除非你覺得自己生病了，請留在家裡別出門。很快的，一些廣播節目主持人也在節目上跟進，呼籲身體不舒服的人最好都待在家裡，但他們提到這一政令宣導的時候，多半還是嘻嘻哈哈頗不正經。
自那位南京大學的黑人同學回到我們大樓後不久，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DC）便正式宣布，將從二月中開始加強國內各機場的相關檢驗，所有國際航班抵達，都要先確認機上乘客的旅遊史，有疑慮的都要先量體溫，並填寫個人健康狀況表。這是繼撤僑包機，美國又進一步展開的防疫行動。位在紐約皇后區的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長年位居全球二十大繁忙航站，超過九十家航空公司在此營運，年旅客吞吐量超過六千萬人次。同在皇后區另有擴建中（二○二○年）的拉瓜迪亞機場（LaGuardia Airport），它的忙碌之狀亦是可見一斑。如何對龐大的入境旅客執行健康狀況檢驗，需要相當足夠的設備和經驗。非常遺憾，接下來事實證明，原來當初所謂入境健康查驗和旅遊史確認，其實是做得零零落落。很多義大利、伊朗或從中國中轉他國的潛在帶原者，就在如入無人之境下進入紐約。紐約三月一日首位確診的患者，就是甫從伊朗搭機回來的三十歲女性，當時伊朗疫情，已是中國之外前三名嚴重的地區。
風雲變色的三月
先有紐約市政府正式卻又不帶危急語氣的公衛提醒信件，之後又有聯邦政府宣布的機場檢測措施，包括我在內，周遭朋友大多已能理解這不會是完全和紐約不相關的病毒風波；但二月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你因官方一些前期防疫動作，而表現得對這場病毒略帶惶恐或緊張，你恐怕會被旁人挖苦是「新聞看太多了」才會出現神經質反應。就算官方針對「非典型冠狀病毒」（當時稱法）在稍後兩週內一連發出三封警告信，且在最後一封信中，明顯拿掉前兩封還寫有的「可以如常舉行校外教學」字句，甚至建議大家開始儲存日常用藥和儲水，不少人卻還是認為這些提醒太過大驚小怪，且有小題大作之嫌。
當然，我知道身邊那些競競業業的紐約朋友，為數不少關切的重點還是華爾街股市會否因此出現震盪，又或者如此一來，會不會影響到民主黨的總統初選，至於反川普的紐約客，倒也完全沒意料到即將而來的病毒風暴，原來可被他們劃定為川普執政以來的最大敗筆。話說回來，我也突然意識到世界大熔爐的紐約，不同膚色、人種，原來面對病毒威脅的反應是很不一樣的。那段時間，身邊的人從緊張兮兮忙著屯糧（多半是亞裔）到感覺沒什麼大不了的都有。我應該算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審慎觀察派」，以為紐約不僅被稱為好萊塢的巨型片廠，還是災難片取景最多的地方，於是一直在等著看它到底打算上映什麼類型的故事。
非常不幸，紐約人過了一整個事不關己的一月，一個繼續無關痛癢、作壁上觀的二月，進到三月，一切就風雲變色。三月一日第一例確診，三天內就出現了十一個病例，促使紐約州長古莫接連提出讓人措手不及的警告，這下終於有人相信病毒不僅將傷及紐約，還可能會是重創，因為當時官方傳染模型已預測紐約遭感染的人數，會是以數十個、數十個的數學函數增加（實際上更糟），而紐約人根本還沒來得及回神。之後，當多數人開始會動手查閱紐約州的確診數字時，全州已經超過上百例了。三月八日婦女節當天，也是紐約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那天（亦即將向聯邦爭取更多經費），自此，紐約關於疫情的報導已無一日好消息。
三月起，美國媒體的新聞焦點排序，民主黨初選消息不再獨占鰲頭，關於「Coronavirus」的報導占掉愈來愈多各節新聞的時間，幾乎每家新聞臺的主播都是以它為開場，沒有人再拿可樂娜啤酒開玩笑，疫情消息更新，都快跟不上紐約人的感染確診速度。初期，那些確診者不少還是居住在熱鬧擁擠的曼哈頓，而且是家人和鄰居交互感染，後來劇情急轉直下，接下來確診的人竟然一個個未必都有警示疫區的旅遊史，這才真的大事不妙。
不過，如果說這樣就能刺激全城警戒，那就太「瞧不起」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的紐約客，隨著確診人數不斷增加，這座城市緊湊繁忙的步調依舊，平靜得沒有恐慌情緒，但也沒有像樣一點的危機感，直到三月十三日，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布所有公立學校即日起停止上課，我才從眾多家長的「哀號聲」中，隱約感受到終於有人願意認真看待一場即將而來的災變。看來紐約不僅是最多美國電影取景的地點，現實中居然也如此充滿戲劇性，連一場病毒風暴都和好萊塢災難片的鋪陳節奏若合符節。
紐約從第一例出現，一星期內確診就達到一百七十三例，接著是局部封區、多間學校停課，然後是全部學校停課，低壓瞬間壟罩，舉城風雲變色，等到人人聞毒色變的一刻，已經數萬人確診，上千人死亡，紐約快速超越了美西的加州，成了全美受創最嚴重地區。大女兒和她同學「也許下週末我們就可以一起玩」的期待，拖過了兩個多月，兌現的可能性仍是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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