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隱喻

名人推薦：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郭侑欣（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長期從事醫療人文教學與研究）
黃宗慧（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楊照（文化評論者）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鄭重推薦

「在疾病中受苦的人，往往會因為社會的誤解與自身的迷思而承受更多身心折磨。《疾病的隱喻》正是要帶領我們深刻地認識病、理解人，讓病痛之苦，不至於變得更苦。」――黃宗慧

「疾病無罪，生病有理！」――郭侑欣

就如同我們一定會死一樣，我們還是製造死亡隱喻的機器……我們需要批判死亡隱喻的人，而蘇珊...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被迫承認自己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我並不想描述移民至疾病王國並在那裡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想描述圍繞那一處境所編造的種種懲罰性的或感傷性的幻想：不是描繪這一王國的實際地理狀況，而是描繪有關國家特徵的種種成見。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各種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的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寫作此文，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

第一篇 疾病的隱喻
1
兩種疾病一直以來都引人注目地被隱喻修飾所複雜化，那就是結核病和癌症。
結核病在十九世紀 所激發出來的和癌症在當今所激發出來的那些幻想，是對一個醫學假定自己能夠包治百病的時代裡出現的一種被認為難以治癒、神祕莫測的疾病——也就是人們不甚了解的疾病——的反應。這樣一種疾病，名副其實是神祕的。只要它的病因沒有被弄清楚，只要醫生的治療終歸無效，結核病就被認為是對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盜劫。現在，輪到癌症來成為這種不通報一聲就潛入身體的疾病，充當那種被認為是冷酷、祕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將一直充當這個角色，直到有一天，像當初的結核病一樣，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療方法變得有效為止。
儘管神祕化疾病的方式被置於新的背景上，但疾病（曾經是結核病，現在是癌症）本身喚起的就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任何一種被視為神祕之物並確實令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因此，數量驚人的癌症患者發現他們的親戚朋友在迴避自己，而家人則把自己當作消毒的對象，好像癌症和結核病一樣是種傳染病。與患有被認為是神祕惡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覺簡直就像是一種過錯；或者更糟，是對禁忌的冒犯。光是這些疾病的名稱就似乎具有一種魔力。在斯丹達爾 的《阿爾芒斯》中，男主人公的母親拒絕說「結核病」，因為她擔心一旦說出這個詞，兒子的病情就會迅速惡化。卡爾．門寧傑（Carl Menninger）在《重要的平衡》（The Vital Balance）說過，「單是，癌症，這個字眼兒，據說就能殺死那些此前一直為惡疾所苦、卻尚未被它（立刻）壓垮的病人」。他做出這番評論，是為了支持在當代醫學和精神病學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態度以及廉價的憐憫。「患者之所以找我們，是因為他們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喪氣而又無能為力。」他接著說，「他們不想被貼上那種使人身敗名裂的標籤，他們當然有這個權利。」門寧傑醫生建議醫生們不妨丟開「名稱」和「標籤」（「我們的作用是幫助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們的痛苦。」）——而這實際上可能強化了疾病的神祕性和醫學的權威性。不是命名行為，而是「癌症」這個名稱，讓人感到受了貶抑或身敗名裂。只要某種特別的疾病被當作邪惡的、不可克服的壞事而不是僅僅被當作疾病來對待，那大多數癌症患者一旦獲悉自已所患之病，就會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解決之道並非是對癌症患者隱瞞實情，而是糾正對這種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祕性。
僅僅數十年前，一旦獲悉某人患了結核病，無異於聽到了死刑判決——正如當今，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癌症等同於死亡，因此人們普遍地對結核病人隱瞞患病的真相，在他們死後，又對他們的子女進行隱瞞。即便對那些已獲悉自已病情的患者，醫生和患者家屬也有顧慮，不想多談。「人們並未明確告訴過我什麼，」卡夫卡1924年4月從療養院（兩個月後，他死於該療養院）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因為一談到結核病……每個人的聲音都立刻變了，嗓音遲疑，言辭閃爍，目光呆滯。」隱瞞癌症病情的傳統甚至更為牢固。在法國和義大利，醫生仍堅守此成規，也就是向癌症患者家屬通報癌症診斷結果，但對患者本人卻諱莫如深；醫生認為，除了那些極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無法承受真相（一位頂尖的法國腫瘤專家告訴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在美國——部分原因是醫生擔心因治療失當而招惹官司——如今對患者要坦率得多，但美國最大的腫瘤醫院在給門診病人寄通知與帳單時，卻不在信封上屬名寄信人，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讓家裡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當作一樁醜事，會危及患者的性愛生活、晉升機會，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對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緘其口，也往往表現得極為謹慎。1966年通過的聯邦法《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將「癌症治療」作為不得公諸於眾的事項列入排除條款，因為這些事項一旦公之於眾，就可能「不當侵犯個人隱私」。癌症是該條款中提到的唯一一種疾病。
對癌症患者撒謊，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謊，所有這些，都證明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人們多麼難以正視死亡。既然死亡現在成了一個毫無意義、令人反感的事件，那麼，被普遍認為是死亡同義語的那種疾病當然就被當成某種需要加以遮掩的東西。對癌症患者隱瞞其所患之病的政策，反映出此信念：最好不要讓將死之人知道他們將死的消息，所謂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發生在我們處於無意識狀態或睡眠狀態時，那就最好不過。然而，當代對死亡的拒斥，並不能解釋人們撒謊的程度，亦不能解釋為何人們希望他人對自己撒謊；拒斥沒有觸及最深處的恐懼。患冠狀動脈血栓症的人也許拖上若干年後發作致死，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死亡。同樣面臨死亡，但沒有人會考慮對心臟病人隱瞞病情：患心臟病沒有什麼丟人的。人們之所以對癌症患者撒謊，不僅因為這種疾病是（或被認為是）死刑判決，還因為它——就這個詞原初的意義而言——令人感到厭惡，對感官來說，它顯得不祥、可惡、令人反感。心臟病意味著身體機能的衰弱、紊亂和喪失；它不會讓人感到不好意思，它與當初圍繞結核病患者並至今仍圍繞癌症患者的那種禁忌無關。從加諸於結核病和癌症之上的這些隱喻，可以看出某一類特別能引起共鳴的、令人恐懼的隱喻之進程。

【試閱二】
有關結核病的神話與有關癌症的神話之間，最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它們都被或曾被理解為熱情病。結核病的發燒是身體內部燃燒的標誌：結核病人是一個被熱情「消耗」的人，熱情銷蝕了他的身體。遠在浪漫派運動出現前，由結核病生發出來的那些描繪愛情的隱喻——「病態」之愛的意象，「耗人」的熱情的意象——就已經被使用。 從浪漫派開始，這種意象被反轉，結核病被想像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與芬妮．布朗（Fanny Brawne）永遠分離後，濟慈在1820年11月1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令人傷心欲絕的信中寫道：「即使萬一我有望[從結核病]康復，這種激情也會致我於死地。」正如《魔山》中的某個角色所解釋的：「疾病的症狀不是別的，而是愛的力量變相的顯現；所有的疾病都只不過是變相的愛。」
正如當初結核病被認為是源自太多的熱情，折磨著那些不計後果、耽於情感的人一樣，現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衝動的、無力發洩火氣的人。這些看起來似乎彼此對立的診斷，實際上是同一種觀點大同小異的翻版（在我看來，它們都同樣為人們所深信不疑）。這是因為，對疾病的這兩種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強調活力的不足或障礙。正如結核病被頌揚成一種熱情病，它同樣被看作是一種壓抑病。紀德（Gide）的《背德者》（The Immoralist）中那個情操高尚的男主人公之所以感染結核病（與紀德自稱的本人經歷相似），是因為他壓抑了他真正性傾向；當接受了「活力」時，他便康復了。根據這一故事情節，在今天大概就得患癌症了。
正如癌症在今日被想像成壓抑帶來的報應，結核病也曾經被解釋成失意帶來的惡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謂自由的性生活是預防癌症的良藥，這就像從前，人們基於幾乎相同的推理，性常被認為是治療結核病的良方。在《鴿翼》（The Wings of the Dove）中，米莉．希爾的醫生建議她戀愛，作為治療她的結核病的一種方法；而當她發現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頓．丹雪與她的朋友凱特．克洛伊私訂終身時，她就一命嗚呼了。濟慈在1820年11月的一封信中痛苦地寫道：「我本該在生病前就擁有她，我親愛的布朗，我本該保持健康才對。」
根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大概存在著某種熱情似火的情感，它引發了結核病的發作，又在結核病的發作中發洩自己。但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這些希望必定是被毀的希望。此外，這種激情，儘管通常表現為愛情，但也可能是一種政治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涅夫（Turgenev）的小說《前夕》（On the Eve, 1860）的結尾部分，那個流亡的保加利亞革命者因沙洛夫，意識到自己無法重返保加利亞，在威尼斯一家旅店裡，因思念和沮喪而變得病懨懨的，染上了結核病，隨後就客死他鄉了。
根據有關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的持續不斷的壓抑才導致了癌症。在這種幻想較早的、比較樂觀的形式中，那種遭壓抑的情感是性方面的情感；現在，出現了一種令人注目的轉換，壓抑狂暴情感被想像成癌症的誘因。使因沙洛夫命歸黃泉的那種受挫的激情是理想主義。而那種人們認為若不排解掉就勢必使他們患上癌症的激情。當今不再可能出現因沙洛夫這種人了。取而代之的是諸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之流的談癌色變的人，他最近自辯道，要是他不捅上妻子一刀（和發洩「滿腔的怒火」），那他會患上癌症，「或許在數年裡就一命嗚呼了」。這種幻想與當初附著於結核病的那種幻想屬同一版本，只是更噁心一點罷了。
當今把癌症與受壓抑的激情聯繫在一起的那種幻想，大多來自威廉．賴希，他把癌症定義為「伴隨情緒消沉而來的疾病——這既指生物本能的萎縮，又指對希望的放棄」。賴希以佛洛伊德的癌症來闡明他的有力理論，據他看來，生性熱情卻「婚姻不幸」的佛洛伊德患上癌症始於他漸漸變得情緒消沉的時候：

他過著非常平靜、安寧、體面的家庭生活，但毫無疑問，他在性方面沒有得到太多的滿足。他的消沉以及癌症都是這種狀況的顯現。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佛洛伊德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步入中年後，他不得不放棄他的個人快感，他的個人快樂……如果我關於癌症的看法是正確的話，那麼，你只要放棄，你只要消沉——然後，你就會萎縮。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經常被引述為癌症與性格消沉之間關係的個案史。但格羅戴克把這一理論運用到結核病，把結核病定義為：

對消逝（die away）的渴念。欲望必須消逝，隨後消逝的是體現在呼吸這個動作中的性愛的進進出出、起起伏伏。肺部隨欲望一起消逝……身體消逝……

正如當今有關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樣，十九世紀關於結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為這種疾病的病因。這些描述也顯示出，隨著這種疾病加重，一個人如何變得消沉——咪咪和茶花女因否棄自己的愛，被消沉擊倒了，死去了。羅伯．路易．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1874年寫的自傳文〈信神的南方〉（Ordered South）中描繪了結核病人「從生命的熱情中慢慢退隱」的那些階段，而據其他人的小說作品中長篇累牘的描繪，明顯的消沉正是結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特徵。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小伊娃死得異乎尋常地平靜，她在死前幾個星期對自己的父親說：「我的力量在一天天喪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鴿翼》中，我們得知米莉．希爾死時的情形，「她把臉轉向牆那一邊」。結核病被再現成一種典型的順從的死。它常常是一種自殺。在喬伊斯的短篇小說〈死者〉（The Dead）中，在葛麗塔．康洛伊動身前途修道院的前夜，麥可．傅瑞淋著雨，站在她的花園裡；她懇求他回家去；「他說他不想活了」，一周後，他就死了。
結核病人可能被描繪得富於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繪是，他們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這一幻想的當代升級版本所表現的那樣，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欲欠缺的人，或那些不表達憤怒的人）。龔古爾兄弟這一對著名的不為感情所動的觀察家正是這樣解釋他們的朋友莫格（《波希米亞生活場景》（S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的作者）所患的結核病的：他死於「缺乏活力，那種使他能夠承受疾病磨難的活力」。正如葛麗塔．康洛羅伊向她的「健壯、魁梧」、陽剛、突然產生醋意的丈夫描繪麥可．傅瑞時，說他「很文質彬彬」。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體弱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所患的疾病（前拉菲爾派藝術中那些心懷憧憬但神慵氣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東西，在孟克〔Edvard Munch〕所描繪的那些消瘦、兩眼無神、患結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變得清晰起來）。對結核病導致的死亡的描繪，一般都側重於情感的完美升華，而患結核病的交際花這一形象的反覆出現，暗示著結核病也被認為是一種能使患者變得性感的病。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隱喻一樣，結核病的隱喻非常豐富，足以運用到彼此衝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繪某個人（如一個孩子）的死，說他死得太「美好」了，全無性的色彩：這是對那種天使般一塵不染的心理學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描繪性方面情感的方式——為放蕩開脫責任，把它歸咎為一種客觀的、生理的頹廢或渙散狀態。結核病既帶來「精神麻痹」（羅伯．路易．史蒂文生語），又帶來更高尚情感的瀰漫，既是一種描繪感官享受、張揚情欲的方式，同時又是一種描繪壓抑、宣揚升華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意識上更敏感，心理上更複雜的重藥性。健康反倒變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被迫承認自己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我並不想描述移民至疾病王國並在那裡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想描述圍繞那一處境所編造的種種懲罰性的或感傷性的幻想：不是描繪這一王國的實際地理狀況，而是描繪有關國家特徵的種種成見。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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