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識思維
他們有時候把自己的價值判斷稱為「常識」，因為這些判斷本來就是從人的原始思維而來的，然而現代社會產生了另一種思維，卻是「反常識」的。
「反常識」思維
四川雅安蘆山地震時，有人批評媒體的報導過於煽情。記者們有意刻畫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畫面，他們竟試圖採訪一個還在被廢墟壓著的人，甚至還想直播帳篷裡正在進行的手術。這是報導災情呢還是拍電視劇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反應。人們普遍覺得日本NHK的災難報導非常的理性和專業，然而對絕大多數中國觀眾來說，煽情是他們最能聽懂的語言。不煽情就沒有高收視率。也許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獲得更多的捐款。
在2007年發表的一個研究中，幾個美國研究者以做調查為名招募了若干受試者，並在調查結束的時候發給每個受試者5美元作為報酬。不過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個決策實驗。這個實驗的「機關」在於，隨著5美元一同發到受試者手裡的還有一封呼籲給非洲兒童捐款的募捐信。而這封信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列舉了一些翔實的統計數字：馬拉威有三百萬兒童面臨食物短缺；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四百萬人，被迫遠離家園，等等。
第二個版本說你的全部捐款會給一個叫諾奇亞(Rokia)的七歲女孩。她生活在馬利，家裡很窮，時常挨餓，你的錢會讓她生活更好一點，也許你的捐款能幫好她獲得更好的教育和衛生條件。
研究者問受試者願不願意把一部分報酬捐給非洲。結果收到第一個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個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據說是史達林說的「殺死一個人是悲劇，殺死一萬個人是統計數字」。這個捐款實驗證明，統計數字的力量遠遠比不上一個人，一個具體的人。受試者對遠在天邊的國家的抽象數字沒有多大興趣，而他們對一個具體人物―—哪怕僅僅聽說了她的名字和最簡單的背景―—則更樂於出手相助。
在石器時代裡，甚至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一直到進入現代社會之前，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具體的」世界中。我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自己所屬的小部落或者小村莊，很多人一生去過的地方也不會超過一天的路程。我們熟悉每一個有可能與之打交道的人，而這些人的總數加起來也不是很多。這種生活模式對大腦的演化有巨大的影響。據英國人類學家鄧巴估計，我們至今能夠維持緊密人際關係的人數上限，也只有150位而已。當我們需要做決定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具體的事、具體的人和他們具體的表情。在這些具體例子的訓練下，我們的潛意識早就學會了快速判斷人的真誠程度和事件的緊急程度：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一個嘻皮笑臉且名聲不好的壞人，但我們願意把錢借給一個窘迫不安的眾所周知的好人。進化的本能使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通過觀察人臉和對方的情緒對一個人做出判斷。嬰兒剛出生幾天就能分辨不同的面部表情，六個月就能識別不同的人臉，我們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時間就能以相當高的準確度從兩個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個。
這種「具體思維」做各種選擇的首要標準，是道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世代定居的傳統中國社區的本質是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做事不是靠商業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禮治。在這個體系中出了案子，首先關乎的是名聲和面子，而不是利益。鄉紳會「先照例認為這是件全村的醜事」：「這簡直是丟我們村子裡臉的事！你們還不認了錯，回家去。」費孝通說鄉土中國的最高理想是「無訟」，就好像足球比賽中每個人都能自覺遵守雙方的規則，而犯規的代價不單是被罰，更是整個球隊和指導員的恥辱。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的首要技能不是數學計算能力，而是分辨善惡美醜。也許這就是文人思維的起源：針對每個特定動作的美學評價。有時候他們管這種評價叫「價值觀」，但所謂價值觀無非就是給人和事貼或好或壞的標籤。文人把弘揚真善美和鞭撻假惡醜當成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們的原始本能使他們熱愛大自然，他們讚美花、讚美藍天、讚美山水、讚美健康的動物和異性，這些讚美會演化成藝術。可是只有剛接觸藝術的人才喜歡令人愉快的東西，審美觀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後我們就覺得快樂是一種膚淺的感覺，改為欣賞愁苦了。
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很難接觸到什麼藝術，而現代社會卻能讓藝術普及。統計表明，過去幾十年裡流行歌曲的趨勢是感情越來越憂傷和含糊。美學不可能是客觀的，每個人都在鄙視別人的審美觀和被別人鄙視，我們在審美觀的鄙視鏈上不斷移動。文人有時候研究病態美、悲壯美、失敗美等，也許更高境界則追求各種變態美。但本質上，他們研究美。
文人對事物的議論是感嘆式的。有時候他們讚美，有時候他們唾棄；有時候他們悲憤，有時候他們呼籲。他們說來說去都是這個XXX怎麼這麼YYY啊！
他們有時候把自己的價值判斷稱為「常識」，因為這些判斷本來就是從人的原始思維而來的，然而現代社會產生了另一種思維，卻是「反常識」的。
現代社會與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除了工作和休息，我們還要娛樂、參加社交活動、學習和發展以及隨時對遙遠的公眾事務發表意見。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以一種不直截了當的方式影響他人，然後再影響自己。面對這種複雜的局面，最基本的一個結果是好東西雖然多，你卻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後的時間讀書，就不能看電影。你不能又讀書又看電影又加班又飯局，還有時間輔導孩子學習。距離工作地點近的房子通常更貴，你不能要求這個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長得帥的未必掙錢多，掙錢多的很可能沒那麼多時間陪你。我們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種取捨，而很多煩惱恰恰來自不願意或者不知道取捨。古人很少有這樣的煩惱，他們能有一個選擇就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了。
取捨思維，英文裡面有一個形神兼備的詞可作解釋：Tradeoff。兩個好東西我不可能都要，那麼我願意犧牲(off)這個，來換取(trade)那個。Tradeoff是「理工科思維」的起源。討價還價一番後達成交易，這對文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無語的情境！既不美也不醜，既不值得歌頌也不值得唾棄。斤斤計較地得到一個既談不上實現了夢想也談不上是悲劇的結果，完全不文藝。所以文人不研究這個。
Tradeoff要求我們知道每一個事物的利弊。世界上並沒有多少事情是「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的所謂「柏拉圖改善(Paretolmprovement)」，絕大多數情況下興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無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維仍然停留在有點好東西就高興得不得了的時代，習慣於無限誇大自己的情感，一邊說金錢如糞土，一邊說朋友值千金，一邊說生命無價，一邊說愛情價更高。做過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維要求妥協，而文人總愛不管不顧，喜歡說不惜一切代價，喜歡看動不動就把全部籌碼都押上去的劇情。理工科思維要求隨時根據新情況調整策略，而柴契爾夫人說她「從不轉彎」―—可能是因為選民愛聽這個，不過她的確不愛轉彎。
不懂得取捨，生活仍然可以對付著過下去。但現代社會要求我們必須在整個社會的尺度上進行Tradeoff。從美學角度看計劃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簡直還滅絕人性，但是從社會角度看，人口的暴漲的確有可能成為災難。歷史上，很多國家因為人口太多而發生生產和社會退化，18世紀的日本甚至連牛馬都不用了，什麼都必須用人，甚至連打仗都不用槍炮，直接回到原始狀態。我們不能光考慮計劃生育這個動作的美學，我們得計算這個動作的後果。而且這個計算必須隨時修正，比如現在就很有必要考慮是否應該繼續保留這個制度。但文人卻喜歡用一個動作的「美感」來說服別人。萬曆皇帝想收商業稅，東林黨反對，而他們給出的反對理由不是收稅這個動作的輸出後果，而是「天子不與小民爭利！」當然有人認為東林黨其實代表利益集團，是故意拿道德作為藉口，但這種不重知識重姿勢的談話氛圍仍然令現代人震驚。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快思慢想》一書，把人腦的兩套思維繫統稱為「系統一」和「系統二」。前者自動起作用，能迅速對事物給出一個的很難被改變的第一印象；而後者費力而緩慢，需要我們集中注意力進行複雜的計算，甚至我們在系統二工作的時候連瞳孔都放大了。系統二根本不是電腦的對手，沒人能在百萬分之一秒內計算111.61872的平方根。然而系統一卻比電腦強大得多，直到2012年谷歌用了1.6萬塊處理器，才讓電腦學會識別貓的臉―—而且它肯定還不會像剛出生的嬰兒那樣分辨表情。系統一這麼快，顯然是它在漫長的進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緣故。我們可以想見一個不會算數，甚至不會清晰地邏輯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誰對他好誰對他壞，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得不錯。只有到了現代社會，他才會有大麻煩。文人思維顯然是系統一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維則是系統二的產物。
Tradeoff要求量化輸入和預計輸出，這也是理工科思維的最根本方法。但人腦天生不適應抽象數字。倫敦奧運會組織者給運動員準備了15萬個保險套，竟在開幕僅僅五天之內被用完。騰訊請來梁文道、蔣方舟和閻連科三位文人對此事發表了意見。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計較道德，專門談審美，甚至還要做一番技術分析。梁文道說他從來都是公開支持性產業和性工作者的。蔣方舟說擁有優秀基因就會花心。閻連科說中醫認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個疏通渠道。三人說的都挺有意思，可他們怎麼就不算算一萬名運動員五天用掉15萬個，這是每天六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釋是大部分的套子被運動員拿走當紀念品了。據運動員說，奧運村還真沒到性晚會的程度。
文人思維天生喜愛聳人聽聞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愛算數，就會對世界亂擔心和瞎指揮。請問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種是最值得擔心的？在海灘游泳被鯊魚攻擊、恐怖襲擊，還是被閃電擊中？直到「9‧11」事件讓恐怖襲擊的戲份突然變大，美國媒體上曾經充斥著鯊魚攻擊的報導。而事實上，美國平均每年死於鯊魚之口的還不到一人―—從這個角度說鹿比鯊魚危險得多，死於開車撞上鹿的人數是前者的三百倍！一個美國人在過去五年內死於恐怖襲擊的機率只有兩千萬分之一，而根據《經濟學人》2013年提供的一個各種死法危險排名，其在一年內死於閃電擊中的機率則是一千萬分之一―—閃電比恐怖分子厲害十倍！
這種擔心會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從「是不是純天然的」這個角度認為有機農業很美而核電很可怕，這不是一個好標準。可是他們總希望自己的聲音大到能夠調動很多人感情乃至於按照他說的「常識」採取行動的地步。他們號稱是「民意」的代表，但他們代表的只是未經過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數公共問題上，常識是不好使的。資源調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賴市場，也不應該誰聲音大就聽誰的。
聽作文的不如聽論文的。以下這四件事是許多人想要的：(1)用純天然方法種植的有機農業；(2)保護環境；(3)取消人口控制；(4)讓每一個人都吃飽穿暖。可是這四件事不可能同時做到，你必須放棄一個。有機農產品上的農藥殘餘的確更少，但是如果你考慮到有機農業的低產量，其生產一單位食物所消耗的水和地都比化肥農業高很多，綜合起來的結果是有機農業更破壞環境。產量低是個致命缺點。事實上，在沒有化肥的時代，人類養活不了很多人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再怎麼大聲疾呼有機農業也沒用。
「好吧，」這時候有人說，「我有錢我自己吃有機食物，這總可以吧？」可以。但根據2012年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發表在《內科醫學年鑑》的一份針對過去幾十年兩百多項研究的總結報告指出t，有機食物甚至並不比普通食物更健康。
現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維取代文人思維的時候了。傳統的文人腔已經越來越少出現在主流媒體上，一篇正經討論現實問題的文章總要做點計算才說得過去。
本文引用了幾個最新的研究結果，但這其實是一篇一百年以前就能寫出來的文章。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至今我們喊了近百年賽先生卻仍然沒搞清楚賽先生是幹什麼的。賽先生遠不止是「鬼火是磷火」之類的少兒科普。他是常常違反常識，甚至可能變來變去，可是你卻不得不依靠他來做出決策的硬知識。他更是有時候簡單到Tradeoff的一種並不「自然」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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