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第一講：從《論語》看孔子
【摘要】孔子創建了儒家，塑造了中國人的價值觀。他的言傳身教，以《論語》一書所記載的最為可靠。孔子展現的典範是：尊重傳統、關懷社會、重視教育，也即是兼顧了過去、現在、未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推崇孔子為「至聖」，因為他編訂了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以此教導學生、傳至後代；他也周遊列國、教化百姓，希望天下走上正軌，人人獲享幸福。學習《論語》，將使我們有機會「以孔子為師，與孔子為友」，明白人生的道理，建立合理而正確的價值觀。
一、《論語》這本書
我國在東周春秋時代末期，天子失德、禮壞樂崩、天下大亂，許多學者奔走呼號，提出改革社會與民心的方法，希望人間重新獲得秩序與安寧。這是諸子百家爭鳴的盛況，其中以孔子所倡導的儒家對後世產生最大的影響。
孔子（551-479 B.C.）是魯國人，自幼好學，精通代表傳統文化的五經六藝，又能「溫故知新」，建構一以貫之的哲學體系。他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對學生因材施教，又能有教無類，啟發了許多弟子，形成一個講學論道、傳經授業的團體。傳統文化因而得到保存、研究與發展，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指出：歷代帝王有不少傑出人物，但都難免於人亡政息，而孔子以平民身分致力於編訂與教導經典，使中國言六經者，折中於夫子，「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死後，因其子孔鯉先他而亡，無人為他守喪，於是許多弟子主動聚集在他墳邊，為他守三年之喪。守喪期間，弟子們回憶老師生前言行的點點滴滴，分別有所記錄，後來再由有若與曾參二人的弟子編纂成書，形成了《論語》一書的初型。
「論語」一詞的「論」字有兩種讀法，一讀為「綸」，為「編輯」之意；一讀為「討論」的「論」。由於「語」字即有「討論」之意，所以以第一種讀音較為可取，意指：把孔子與弟子及時人的對話討論，加上孔子個人的言行資料「編輯」為一本書。這是代表孔子思想的主要著作。
秦始皇焚書之後，《論語》的原始版本已不可考。到了漢代，有魯人的《魯論》、齊人的《齊論》以及得自孔子舊宅夾牆中的《古論》三種版本，但內容互有出入。後來由西漢張禹綜合編訂，並由東漢鄭玄所注解的版本受到重視。魏朝何晏撰《論語集解》。到南宋朱熹撰《論語集注》，綜合歷代學者的見解，並將自己的哲學理念貫穿其中。此書為元明以來科舉取士之主要版本，幾為人人必讀之書。
六百多年以來，國人所讀者實為朱熹所注解的《論語》。朱熹本人為南宋哲學家，有其既定的觀點與立場，在注解《論語》時未必客觀公平。到了清朝，許多學者重視考據、實事求是，對朱注提出不少批評。顏元甚至說：「必去一分程朱，乃多一分孔孟。」我們未必贊成這種偏激的說法，但應該努力回歸《論語》的文本，並以朱注為眾多注解之一。我們要學習的是孔子本人的思想，所以應該就《論語》提供的材料作完整的理解與系統的說明，希望能做到「以孔子為師，與孔子為友」。
二、孔子這個人
孔子的祖先是宋國人，還出身宋國王室。由於古代禮制規定「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成為公族時的祖先為孔父嘉，此後子孫皆姓孔氏。孔子三歲時，父親叔梁紇去世。他由母親顏徵在撫養長大，接受一般的鄉村教育，包括文化常識與基本武藝，至十五歲告一段落。他曾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由於家境清寒，他學會許多謀生的技能。
孔子十七歲時母親去世，二十歲時取亓官氏為妻，翌年生子孔鯉。他年輕時做過公務員，在大夫季氏家族擔任委吏（管理倉庫）與乘田（管理牲畜），皆有優良表現。後來他精通禮儀，長期以助喪（承辦喪事）為業。他最與眾不同的，是從十五歲開始立志求學，學會了當時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接觸的禮與樂，以及傳統的經典與技藝。
他在三十歲左右，受大夫孟氏之託，教導其弟子有關禮儀的細節。孔子自此開始教學生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形成一個獨特的師生團體，以講學修德與治國利民為目標。他在四十歲時，對於人間的問題（包括個人的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已達到「不惑」的程度。到了五十歲，進而「知天命」，明白自己有天賦的使命，準備從政做官、造福百姓。
孔子五十一歲開始正式從政，為魯國中都宰（中都縣長）；五十二歲升任小司空（工程部門副長官），不久升任司寇（司法部門長官），位列大夫，政績卓越，三月而魯國大治，「路不拾遺，男女分途」。五十三歲更以司寇之職行攝相事，等於代理宰相，協助季氏處理國政。後因齊國送給魯君能歌善舞的女子八十八人，與一百二十匹好馬，使魯定公與季桓子「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不久，魯國舉行郊祭，又未依規定送祭肉給孔子。孔子於是決定去職離鄉，周遊列國，時在五十五歲。
他信心堅定，抱負遠大，猶如推行教化的天之木鐸，別人看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有如喪家之狗。他知道自己做的是「順天命」的工作，曾經兩度（在匡，在宋）面臨生命危險，都將自己的命運歸之於天。
孔子六十八歲回到魯國。七十歲時兒子孔鯉去世，七十一歲時學生顏淵去世，七十二歲時學生子路去世。孔子於七十三歲辭世。
綜觀孔子生平，並無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是卻以身教與言教塑造了君子典型，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匹夫而為百世師」。孔子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他對全人類也有深刻而高明的啟發，我們身為中國人，當然要認真學習他的思想。
三、孔子如何教導他的學生
孔子開辦平民教育，培養學生成為人才，而所謂人才，應該兼具文化素養與行為規範，亦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他強調「啟發式」教學，要求學生主動學習，再隨機指點，並且還須「舉一反三」，廣泛聯想相關事例，做個通情達理的人。
他的教育原則是：由消極轉向積極。所謂消極，是指「不做」某些壞事；而積極是指「要做」某些好事。譬如，子貢請教「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否不錯，他進而肯定了「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當子路以「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貪求）自滿時，他提醒說：這樣還不夠好啊！他談到交友，認為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必須找到狂者與狷者。狷者「有所不為」，正是指「不做」壞事而言；狂者較為理想，是指「進取」的人，「要做」好事。
這裡也涉及「被動」與「主動」的關係。顏淵請教有關「行仁」的方法，他認為要先由「四勿」做起，即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要先約束自己不要違禮。然後，再化被動為主動，做到「克己復禮」，其意為：能夠自己作主，去實踐禮的規範。人格挺立的關鍵，不正在於「化被動為主動」嗎？
至於世人熟知的「因材施教」，在孔子更是運用自如。子路與冉有請教同樣的問題「聞斯行諸？」亦即：聽到可以做的事就立即去做嗎？孔子的回答是：對子路說不急，對冉有說快做。理由是：冉有個性比較退縮，子路個性過於急進。當子貢請教：子張與子夏誰比較傑出時，孔子說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後結論是「過猶不及」。
他認為，學生只要各有專長，就可以從政做官，為國家做事。子路果決、子貢通達、冉有能幹，但還只是「具臣」，擁有專業能力。孔子希望他們以「大臣」為目標，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果像冉有那樣，只知為季氏服務，以稅收增加其財富而忘了照顧百姓的初衷，孔子就會生氣，要同學們對冉有「鳴鼓而攻之」。
他讚賞顏淵，因為顏淵安貧樂道。他不吝於肯定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方面，只有顏淵與他可以做到。當子貢承認自己比不上顏淵時，他安慰子貢說：我與你都比不上顏淵！他清楚了解弟子的個性、專長與志向，因此在他們請教如何從政與如何行仁時，他都可以立即回答，使學生得到啟發。
可惜的是，孔子也曾感嘆：「莫我知也夫！」他覺得沒有人了解他，因為他對人性與人生正途都有一定的見解，而那不是書本上找得到的。
四、孔子的天賦使命
孔子是個有使命感的人，他認為人不能只是做個平凡人，而應該立志成為君子。所謂君子，在古代原指「君之子」，是封建社會中有貴族身分的年輕人，將來要上台做官領導百姓的。現在，孔子使用「君子」一詞，除了偶爾指稱統治者之外，主要是指稱一種值得肯定的人格典型。
君子有高度修養，但仍保持純樸的情感，此即「文質彬彬」。君子是無私的，既非自我中心，也不與人爭鬥。我們讀到「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驕、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坦蕩蕩」等描述，就知道君子重視道義與原則，不像小人只知謀取利益，甚至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他肯定，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君子。
孔子的核心觀念是仁。仁者當然會行善，但又與一般的善人不同。一般的善人固然行善，但不知「為何」要行善，因而不可能為了行善而犧牲生命。仁者是真誠的人，由內心體察了行善的力量，要求自己主動行善，因為這是完成人性的不二法門；不僅如此，仁者在必要時還願意「殺身成仁」，以犧牲生命來完成人性向善的要求。
成為君子與成為仁者，其實是一體之兩面。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天賦使命。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他所知的天命正是要成為君子與仁者。他周遊列國有如「天之木鐸」，正是要喚醒百姓覺悟這樣的天賦使命。
孔子以自己的言傳身教來證明這種天命觀。儒家由此展現了三點特色：一，針對過去，要尊重傳統，認真學習古代典籍與禮儀規範；二，針對現在，要關懷社會，承擔自己在群體中的責任，此即《大學》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此為目標而全力以赴；三，針對未來，要重視教育，在自己溫故知新而學有所得時，認真教育下一代，包括學生、晚輩與部屬，希望由此薪火相傳，而使社會走向光明的未來。
簡單說來，個人生命不能脫離人類社會而求得自我實現。孔子與隱士有過接觸，他聲稱「鳥獸不可與同群」，我們不同人類相處又要同誰相處呢？他得知隱士尚且教導子女長幼有序的規矩，那麼如何可以忽略更重要的君臣之義呢？
最後，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是不可能靠一個人達成的任務，並且古往今來也未曾實現過這種理想。孔子的願望是：如果世人皆以此為志，則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人人皆朝此一目標前進，則這個世界當然會更好。
五、儒家的發展
孔子感嘆沒有人了解自己，孟子感嘆別人說他好辯。看來孔孟的儒家從一開始就難免於曲高和寡的命運。
歷史事實所顯示的是：秦始皇靠著法家的手段而統一了天下，但不到十五年就崩解了。漢朝接著上場，到了漢武帝接受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儒術，是以儒家為統治者所用之術；而說穿了，在沿襲帝王專制的政體之下，所用的是「陽儒陰法」，打著儒家招牌而採用法家手段。譬如，從西漢董仲舒到東漢班固，形成了「三綱五常」的觀念，就此成為儒家的標誌思想。
在帝王專制的社會，儒家注定受到利用並遭到曲解。孔子以平等心態對人的尊重，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以愛民之心所提出的「民貴君輕」觀點，都無法得到充分的重視與闡述。1919 年五四運動所聲稱的「打倒孔家店」，所要針對的並非孔孟思想，而是朱熹所注解的孔孟學說。我們今日應該以自由開放的心靈，重新閱讀儒家經典，學習《論語》中的孔子思想，闡釋其中的道理，並在現代生活中實踐出來。我們所了解的是：人人皆可修養成為君子，而成為君子所帶來的是整體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以及個人生命的安頓與悅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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