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講好花蓮故事，由豐田開始——
斑斕的工藝，素樸的文字，編織、縫合後山百年故事。
藝術敍事，鄉土情懷，歷史記憶，民間智慧，田野調查，庶民文學。
這是一本奇特而動人的地方誌，生命史。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看到書名的「村誌」二字，或許令部分讀者卻步，以為地方誌會充滿古奧難懂的歷史文獻、或是讀來枯澀無味，但《後山來去──豐田村誌》卻是一本打破上述刻板印象的作品。牛犁協會透過「藝術敘說」的方式，不只讓長輩們的口述歷史有了可供著力的起點，也讓記憶得以被視覺化，凝結在既繽紛又樸拙的「貼布畫」中。故事太多，無法一一盡錄，因此本書選擇透過幾位主要敘事者的經歷，串連起以豐田為圓心的歷史，再穿插若干結合貼布畫的簡短口述，相互交疊出這個「未竟的殖民村」的前世今生。它是關於一個村子的故事，也是關於戰爭、歷史、族群、女性、移動、婚姻、地方經濟……的故事。而這些動人的口述史所帶給我們的，毋寧是一個更重要的訊息：人的身分與認同，從來無法被化約在單一的符碼裡。
事實上，以貼布畫進行敘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種提醒。一個畫面，可以是一段經歷、一種身分、一個地點、一些物件；有些故事貫串了一輩子，有的則始終停格在某個時間點──畢竟，人們記憶與解釋歷史的方式各有不同，有自己面對及度過磨難的態度。看似明亮的用色，描述的可能是令人心驚的轟炸與創傷，較為黯淡的，也可能是雲淡風輕版的「我這樣過了一生」。若單憑視覺印象貼上標籤，就會忘了敘說的意義正在於圖文未必要相符，而是相互補充與「再發現」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若將一幅畫視為整體，湊近凝視，就會發現每個細節都來自不同的布料，有著殊異的紋理，任何單一元素，都無法充分呈現內裡的複雜性。《後山來去》的本身，無疑也是這樣一幅以豐田為主題的大型貼布畫，既反映出高度的時代共性，也訴說了獨一無二的生命敘事。——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楊富民是個固執的青年，從讀高中開始，他就守在一方小村，為長輩記錄故事，帶動阿公和阿媽製作貼布畫，從一個一個生命故事中，還原臺灣人流離、遷徙與苦難的歲月。透過他的努力，花蓮的長者參與了國際的畫展，有自己的三媽藝術節，製作專屬銀髮族的「山海襪」，召喚了一大批的青年朋友，建構花蓮社區創生的奇蹟。現在楊富民透過口述與貼布畫，完整還原了村頭的歷史，把記憶的詮釋權從官方奪回，交給創造時代的人們和土地，讀來令人震動！——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兩代社區工作者，行腳超過二十年，以藝術說故事，透過文字與貼布畫，多線敘事，多音交響。
從土地母體出發，循著地誌水文，以一則則生命故事，編織成一帖島嶼身世簿。二戰時期美軍空襲、家族鄰里合力蓋屋、發現寶玉的喜悅、女性在婚姻家庭與自我生命間的盤桓追索……所有故事，都與離家與返鄉的永恆辯證有關。
我們心中都有一處田水豐美的家園。這本書，是一張地圖，是一部導覽手冊，也是一個熱情的領航員，帶領我們返回自己的鄉土。——楊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緣自豐田小村鎮的交會，我和牛犁（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工作者都是多年老友，在許多社區事物也有多方的交流和切磋。上一代以自己在第一線實務操作的寶貴經驗，以及執著精神，經常補足我在偏遠鄉鎮的疏離。下一代則以年輕人的熱情和浪漫，創造諸多有趣的生活可能，拉近我跟鄉鎮青年的距離。
關心社造多年，有此巧合機運自是相當珍惜。在我的認知裡，牛犁本身的學習和摸索無疑也是許多臺灣社區的典範。本書的出現讓我隱隱感覺，那是他們積累許多豐沛經驗，渾然成熟的作品。透過長時田野的調查內涵，我們不只看到了豐田村的歷史，也更加清楚這個社區協會多年的努力，既從容又完整展現的斐然成績。 ──劉克襄（作家）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大轟炸、流徙、豐田玉，
他鄉還是故鄉。
苦難與美好共譜一世紀的豐田故事，
這是一本地方耆老以生命記憶拼貼的豐田，
是地方，是人，是情感，也是歷史!
花蓮因《後山來去》而耀眼，
豐田因它而飽滿。
走入時光隧道，
豐田歲月層層疊疊。
是那動人心魄的百年敘事。——劉秀美（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名人推薦：講好花蓮故事，由豐田開始——
斑斕的工藝，素樸的文字，編織、縫合後山百年故事。
藝術敍事，鄉土情懷，歷史記憶，民間智慧，田野調查，庶民文學。
這是一本奇特而動人的地方誌，生命史。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看到書名的「村誌」二字，或許令部分讀者卻步，以為地方誌會充滿古奧難懂的歷史文獻、或是讀來枯澀無味，但《後山來去──豐田村誌》卻是一本打破上述刻板印象的作品。牛犁協會透過「藝術敘說」的方式，不只讓長輩們的口述歷史有了可供著力的起點，也讓記...

大轟炸
米軍的大鳥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十月，米軍派出三千三百五十二架飛機轟炸台灣，若男因此十月過後停止了學業。那天「大鳥」飛過豐田，躲在溝底的若男看見了，三妹也看見了。三妹當時出門換生活物資，正從森本（今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一帶）走回大平（今壽豐鄉豐坪村）。戰爭越拖越長，生活裡如鹽、糖、米、醬油等開始管制，後來連火柴、木炭、蛋都是「切符制」，需要用票券兌換，連農業用肥料，衣著纖維產品也限量。
三妹的養父這時幫日本人做長工，沒辦法像其他漢人有土地耕種，可以偷偷藏作物，何況私藏作物，一旦被發現可會挨警察一頓棍打。養父的工錢還算可以，不過就算掙得再多也買不到吃的，幸好養父狩獵技術不錯，時常有一些收穫以度過斷炊的日子，只是打獵也得悄悄上山，設下陷阱，再悄悄查看。
空襲那一刻，她手捧著一袋配給米，正看著一班火車經過，車上載滿甘蔗與背著大包、小包行囊的人們。有人向她揮手，她於是把米放在地上也朝他們揮手，一直到火車遠去。回家路上，她故意彎進甘蔗園裡。她喜歡高高的甘蔗，一根根挺立在田地上，一叢叢茂密得像迷宮一般。趁附近工作的大人沒注意，竄行甘蔗園，左拐右繞，非常有趣，如果到頭來都沒被發現，更像是完成一項偉大的壯舉。但這天，甘蔗園才走到一半，依稀聽到嗚咿嗚咿的警報聲，遠遠近近就騷動起來。或許防空演習慣了，三妹一開始並不心慌，雖然有些緊張，但還是「按兵不動」。之前日本人也教大家《台灣防空讀本》，縱使空襲每個人都有工作，家家戶戶與左右鄰居分工合作，成年女性一部分協助年幼孩子躲避，一部分準備運水、撲火；成年男性工作更複雜，除了救火救災，還需隨時準備與敵軍戰鬥，唯有年紀小的兒童可以單純躲避。這些十一歲的三妹都懂。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先是看看附近有沒有日本警察，若沒有，就原地等待警報解除；若有，就依照《讀本》拿梯子、水桶，又或者掩護孩童進入防空洞⋯⋯甘蔗林遮擋了他們的身影，也遮蔽了他們的視線，誰都沒看到天際那幾個正在逐漸靠近的黑點，直到警報聲響換成震破耳膜的轟隆隆，抬頭一看，不得了，米軍的「大鳥」！三妹再也顧不得玩了，米袋一拋，逕找有人的地方跑去，跟著他們跑了起來。「大鳥」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三妹跟著逃的大人眼看跑不過飛機了，於是回頭猛地把她抱起、撲倒，緊緊摀住。
三妹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大鳥」已從他們頭上飛掠而去了。如今八十多歲的她還記得，同村阿姨緊緊抱著她，和她一樣全身顫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全世界在那一瞬間反而寂靜無聲。「大鳥」上的人盯著她，沒有任何表情，就這樣看著她，一眨眼也隨「大鳥」消失而去。
爆炸與機槍的聲響隔了好一會兒才傳來，她和阿姨幾乎等了有一世紀之久。站起身來，阿姨幫她拾起米袋，挑揀散落一地的米粒。走出蔗田，看見警察騎著單車遠遠趕過來，三妹沒忘記向他問好。警察前來教訓那些空襲時還佇在田邊的工人。這時，有人從火車站那兒跑來，一路喊著火車死人了。眾人於是紛紛拿起農具，一起往火車站奔去。
三妹回到家才知道，那天火車遭米軍掃射槍砲，車上沒有幾人生還。包括那些與她揮手道別的吧，他們真正的離開了。

日人大撤退
本願寺銅鐘
要回國了。但他們的家在這裡，國在海的那裡，回國就是離家。
戰敗的消息傳來，日本人提心吊膽，一開始盛傳夜裡台灣人將會有暴動，就連警察也告誡：「晚上早點睡，沒事不要開燈。」豐田自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全村通電以來，夜裡第一次完全陷入黑暗之中，連一小盞燭火也熄滅。
但，小松石夫依然堅持在傍晚點亮神社的石燈，因此，整條街、整座村，就只有神社這裡一光煢煢。點完燈，返家路上，望著街上一片漆黑，小松石夫還是不免有些害怕。想起父親在世時，曾向他說起日本移民初來乍到來，夜裡擔心可能會有原住民出草，大家輪流巡邏，因此也導致後來吉野村的建立。
當初，大家一心想著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根，村子裡的地神碑立於昭和十年（一九三五），上頭寫著「日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所有人都以為會在這兒千秋萬代，不料也才三四十年的光景就得離開了，真是異常諷刺。
小松石夫的父親，小松兼太郎曾在自己的《一代記》裡寫著他們如何來到這裡：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我（小松兼太郎）與臺灣總督府的官員檜垣直枝先生打好關係，提出前往官營移民村的意願，並獲得了錄取。六月五日動身啟程之時，在浦戶港搬運貨物的歸途當中，生了場病只得返家……來到台灣開墾的條件嚴格，不僅家世要清白，還要求家人必須得一起搬遷而來。最重要的是身體一定要健康，政府不希望讓人去到台灣開墾，卻要請更多的醫生去照顧他們。
同月的二十日我終於痊癒，從老家出發，於二十一日抵達神戶。在後藤旅館住一宿後，與認識的木下磯吉、德永榮次郎家族一起搭乘「備後丸」，於二十五日抵達基隆。傍晚，我與同行的人們在基隆港轉搭「小倉丸」，終於在二十六日來到花蓮港。出花蓮港沒多遠便是火車站，我們搭上火車，在當天正午十二點至豐田。歇息片刻，便立刻接受移民指導所的職員三浦先生的檢查。
當時我身上帶的現金共有兩百零八円整。三浦先生讓我們抽籤，分發土地與居住地，我分配到森本居住；雖然聽說那時候最好的特等土地是大平，但是來到新的地方、新的開始的這種興奮感仍是難以掩蓋。所以，總共經歷整整六天的路程，走過海路、陸路，我們落腳這裡──豐田。
　趁三浦先生填寫資料時，得有餘裕觀看豐田。所在的車站，僅以四根竹子作為柱、四根竹子做為梁。上頭則以茅草鋪成當作屋頂，若雨勢大一些，底下的人們勢必淋得全身濕透。車站也沒有月台，人們上下車，就是火車停在那裡，大家自行爬上爬下。
遠遠近近只有一根電線杆，芒草、牧草長得比房屋還高。三浦先生將資料填寫完畢，開始介紹移民村，最後特別交代：「晚上因為擔心有原住民族的攻擊，實行宵禁，不得在夜裡點燈。」
小松石夫步出神社，回望隨風搖曳的燭光凌亂了鄰近的影子。他內心的難受非關敗戰，真正傷心的，是必須離開這片土地。父親手記裡，還寫著他們在這片土地上所經歷的種種，而那也是他的童年回憶啊⋯⋯他不禁嘆了氣，離開這片土地儼然背離了父親、背離自己的童年，離開了這裡他還會是誰。
《大正三年暴風雨記事》：
同年（大正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七日蓋起牆垣，大約十點左右，北風驟然吹起，不時有大暴風出現。風塵揚起，十二點時家屋已近全毀。接著下起雨來，就在家人一起逃出屋外的同時，房子瞬間崩塌，幸虧無人受傷危及生命。
同年總共發生七次颱風。八月十二日一場大雨，隔天便引來洪水。
二十九日又是大雨，隔天同樣一場洪水。
為了解決水災，宮浦西邊往下深掘了百間面積的土地，築起了土製堤防。
九月一日，由於水流會從森本部落元二組自宅的西邊侵入，便在同一個地方築起了土製堤防。這時的指揮官為高橋事務官、小笠原主幹及中渡邊巡查。高橋事務官等三人裸著上身用圓鍬努力地防止災害的發生，大坪部落的全體居民也一同為了防災而努力。
移民指導所送來飯糰招待大家。而後，水流暫時從我家地板下方流去。最後，土地受大水侵襲，導致全毀的地主有曾我部淺治、曾川定八、西村槌松……等十八人。
在森本部落東邊的特等地則有五人的土地不是全毀就是半毀。
這場暴風雨發生在豐田建村的第二年，整個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大家對重建完全喪失了信心，更何況繼續生活，雖然總督府撥下不少慰問金。他們毫無動力的聚集在小學校的劍道館避難，間或有人和移民指導所的官員起了爭執，他們想要回去了，指責官員欺騙自己的國人來到這裡，罔顧大家的生命安全。說好提供土地與房子，土地卻需要開荒，房子建了卻倒，甚至有人染病，死了沒得土葬、沒得緬懷，只能盡快火化，成了一罈子灰。
父親為日記題名「一代記」，小松石夫知道那是父親一直到臨終前抱持的心情——要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重建家族。早年回去的人不少，留下來的人不多，父親卻始終堅持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他氏子總代的身份，有責任與義務將天皇、天道諸神的餘蔭，在台灣建立庇佑世世代代的神靈之地。只是父親萬萬沒想到，一代記，就此不得不中斷了。
小松石夫默默走上參拜道，往鳥居方向走去。整個村落因宵禁一片黑暗，今日天上也不見星月，但小松石夫還是依稀看得見遠方鳥居的輪廓。雖然由水泥所建，不如木造來得精美，但卻是村子裡最堅固的建物。早期大家不明白台灣的氣候，一開始用木頭搭建嶄新、亮麗的鳥居，不到一年便腐爛毀壞，從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以來重建了好幾次，之後才改用水泥，成為當時除小學、移民指導所之外為數不多的水泥建物。
參拜道旁有十幾棵麵包樹，是由移民指導所與第一代村民共同栽種。父親曾說，這些麵包樹是村子的重要作物，當初日本政府從南洋帶回來的樹種，整個夏天一棵樹可以結上一兩百顆麵包果，撥開果實裡的籽煮湯，味道嘗起來像花生，果肉用來煮菜入湯，是番薯之外的選擇。暴風雨頻仍的那一年，一代們的作物少有撐過那個暑天，唯獨麵包樹上的果實卻在颱風後依然一個一個冒出來，比番薯還可靠。
走完參拜道進入神社之前，需先跨過一座小石橋，神社每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慶典就是從這裡開始。往裡邊走，可以看見一尊金太郎抱大鯉魚的雕像矗立在池子中央。第一代先輩中有許多人因瘧疾、風寒病逝，為祈求新生的孩子不會同遭厄運，大家便合力請人在神社建了金太郎像，期望出生在豐田的後代都可以像金太郎般健壯地長大。
只是戰敗了，這些都不再屬於他們的了。最後，神社、金太郎、鳥居，還有開村紀念碑——當初由台灣總督親筆題名，這些都只能留在原地，成為見證，見證他們曾在這裡的痕跡。帶不走的無可奈何，事實上，帶得走的，才是最煩惱的。小松石夫最煩惱的，就是擺在家裡的那口林田本願寺銅鐘。
父親小松兼太郎作為氏子總代，初來豐田便被指派為代理社掌，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正式成為社掌，花蓮港廳的三個官營移民村——吉野、豐田、林田，其中豐田神社即由他負責。當年豐田神社迎請御靈代可是件大事，整個花蓮港廳的大事。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三日，迎接御靈代的主幹林久松指揮，以及小松兼太郎等人代表前往花蓮港。隔日清晨前往海邊靜候，一同等候的還有花蓮港廳廳長飯田先生。
御靈代搭乘舞須丸號在當天已抵達花蓮港外海，轉搭小船進港。小船用白布包著，當時的鈴村主典兼任御靈樞奉守，捧著御靈代從小船下到碼頭。在場的所有人，包含花蓮港廳廳長以及廳長後方一行人，包括港廳所有官方單位的課長、各町長官與居民，以及各個巡查、氏子總代、吏代，有頭有臉的仕紳都到場，眾人神情無不莊嚴肅穆，一點言語都不敢發出。
正午十二點，眾人沿著碼頭一路走向火車站，塞滿了花蓮港廳最熱鬧的黑金通。這麼多人卻沒有造成交通阻礙，正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在行列之中。火車抵達豐田站，由小松石夫的父親將御靈代供奉上台車，飯田廳長走在前頭，一路前往移民指導所。沿路的居民不是隨行，便是在自家屋前恭候。
小松石夫當時年紀小，只記得熱鬧非凡。
父親過世，社掌這樣的職位理所當然由小松石夫繼承，除外還有林田村的林田本願寺，父親後來受村民請託成為本願寺的住持。戰爭爆發，小松石夫擔心本願寺成了米軍轟炸的目標，便將寺裡的銅鐘帶回家保管。這口銅鐘的意義重大，本願寺是佛教寺院，這口銅鐘主要的目的在於超度亡魂，戰爭期間往生者眾，鐘若遺失，便沒有辦法將各地亡魂引導去屬於他們的地方了。
不料，戰爭打得久，結束得快，作為敗戰國，小松石夫不僅來不及超度亡魂，還面臨被遣返日本的命運。他親眼見本願寺銅鐘鑄成，本以為銅鐘也會成為家族世代的責任，傳承父親、也傳承先輩開創這片土地的遺志，但眼前卻成了他最大的負擔。
他不免想過將銅鐘帶回日本，但回到日本，自己是否還會有神職者的身分，他無法確定，或許連敲銅鐘的資格都沒有，何況鐘上頭寫著「林田本願寺」，就代表了它屬於這裡、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們。另外，更現實的層面，是每個回日本的人只許攜帶一件不超過三十公斤的行李，以及一千元以內的現金，光是這口鐘，就可能就抵掉兩三個人的行李重量⋯⋯
小松石夫回到家，躺在榻榻米上，想著想著，意識也如同夜色般濃黑，走入夢鄉，他依稀正乘著船在太平洋上晃蕩，準備歸返那個素未謀面的祖國。　
流徙
船過黑水溝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彭黃來二十一歲，住在廣東揭西縣五雲鎮流平村，村子裡人人都姓黃，是個客家村落。因為黃是村子裡的大姓，她的父親便將女兒的第二個名字加上母親的黃姓，以免孩子成長過程中，受村子裡其他孩子欺負。
對彭黃來而言，回憶在中國的那陣子，就像上個世紀的遠。人們猶沉浸在抗戰的勝利中，卻聽說又打起來了──共產黨與國民黨。雖然戰爭還沒蔓延到這裡，但村子裡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糟，大家再次回復到戰前的愁眉苦臉。
丈夫某天工作回家告訴彭黃來，聽說國民黨軍一路節節敗退，在西南的往西南跑、在東北的往東北跑，在東南的也往東南跑，不久就全部會經過這裡，戰爭一天比一天接近了。丈夫說：「再不走，將來國民黨、共產黨的軍隊過來，村子能不能保住不知道，倒是他或許會被軍隊抓去。」抗戰時國民黨的軍隊來到村子徵兵，丈夫的大哥，她的大伯作為長子，早早就加入軍隊，從此音訊全無，原以為勝利後哪天村口就會出現他的身影。
經丈夫這麼一說，彭黃來之後幾天都吊著心情，她幾次問丈夫：怎麼辦？怎麼辦？丈夫也看著她問：怎麼辦？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一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彭黃來一輩子沒念過書，是丈夫看了信，只聽他說了一句「是大哥」，之後神情像是煙火，一下明、一下暗。她急著問先生怎麼回事？
「去台灣吧。大哥信裡寫，他隨著部隊去到台灣接收，台灣好，荒蕪的土地很多，如今日本人也走了，土地更多。反正在廣東也是種田，到台灣為什麼不能種田？」
夫妻之間幾乎沒有爭執，雖然彭黃來這輩子連村子大門都沒出去過幾回。他們不等戰爭真的來臨，收拾幾天便啟程，帶著七歲的小叔，拎著行李，就這麼上路。走上幾天來到鄰近的海港汕頭，在汕頭待了三天，丈夫幾乎用盡所有錢財，終於尋覓到一艘可以將他們送去台灣的船。上了船，看著岸上萬頭攢動的碼頭，內心不免有些慶幸。不久，船在黑水溝上顛簸，他們接連四五天死去活來的吐，還得費心照顧七歲的小叔。但總算見到陸地，船上的人說到了高雄。
來到台灣的彭黃來與丈夫終於可以鬆懈下來了，渡過一道海，才真正感覺戰爭遠離著他們。他們在高雄歇息了兩天，丈夫上街問往花蓮的路怎麼走，那人問他走山不走山？先生問什麼差別？那人回答，山是原住民的。於是他們聽了那人的話，先往南去到屏東。他們沒有多餘的財資，搭趟船也幾乎耗盡所有。一路上省吃儉用，經過旅社也不敢停留，傍晚找寺院、廟宇或者土地公廟，與神明搭伙過上一宿。
「台灣人的心腸一直都好。」七八十歲的彭黃來至今仍是這樣說。那時候除了廟宇，走近村莊，村民看他們落魄又骯髒，卻從不嫌棄，常在他們背後叫喊著，要他們別再走了，讓他們在禾埕上、牛棚裡過一夜。
小叔年紀小，吃不了這樣的苦，常常在路上哭鬧。有回離開屏東進入台東，經過一處原住民部落，小叔怎麼樣都不肯走了，他們便把小叔背起來，只是小叔仍是不斷哭鬧，聞聲而來的居民說著他們聽不懂的語言，三步兩步跑到跟前，拎著兩包米，還有一串用細絲串起來的玉米，塞在他們手上。彭黃來開始相信，大伯信裡說的台灣好了，真的是好。本來與丈夫快沒勇氣再走下去，是沿路的人們給了他們繼續的力氣。只不過那樣的時代難有幸福的故事，一路上為了給自己弟弟吃飽、照顧妻子的丈夫，在抵達花蓮時，臉色一天比一天差，先開始下痢，然後渾身發冷。路是走不下去，彭黃來只得牽著小叔，讓先生掛在身上往前走。
來到大富村，好心的村人告訴她，丈夫恐怕是得了瘧疾，日本時代有藥也醫不了。彭黃來聽到覺得天像是坍了，她急著問那村人能夠如何？那村人搖搖頭，找醫生吧。於是她將部落給的那兩袋米剩下的一袋遞給村人，她哀求著問，幫她找醫生吧。村人仍是搖頭：這時節，醫生死的、失蹤的都有——醫生沒了。
那名村人讓彭黃來到他家田寮過一夜，勸她想好後事。彭黃來夜裡抱著丈夫與小叔哭泣，天明醒來，發現丈夫身軀已經冰冷、發僵了，再沒有呼吸。村人幫她將丈夫火化，見彭黃來孤家寡人帶著一個孩子，便介紹一當地國小老師家，讓她去當幫傭。
她年老了想起這件事情，說她這輩子似乎一直都趕不上哀傷，即使那時節她內心難過得無法形容，生活卻不讓她好好掉下眼淚，她還有小叔要養育，還有日子得過下去。她沒再去尋丈夫的大哥。幫忙的老師後來介紹她認識一名姓徐的先生，她知道帶著小叔在老師家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明白老師的薪水微薄，何況還要養上他們。於是她成了徐姓男子的小妾，徐家幾個孩子的小媽，隨他們來到豐田。
她看著小叔長大，把小叔當自己的孩子，直到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的那一場叫溫妮的颱風，把她的過去統統帶走。
颱風大得驚人，村子裡的屋子一間間吱嘎作響，夜裡不斷聽到有人在吶喊、驚叫。她與一群人守在大老婆的媳婦家，媳婦正要生產。外頭轟隆隆，有人說神社塌了、誰家塌了。小叔正值年輕力壯，早早跟著一群男丁出去幫忙。女人跟小孩在黑夜裡，耳邊除了風的呼嘯、房子的喘氣，還有媳婦生產的呻吟。漫漫長夜，都不知道怎麼過去的，直到一聲嬰兒的哭啼，眾人才回了神。天亮了，颱風逐漸停歇，有人說孩子一出生颱風便走，是個好兆頭，眾人於是才相視微笑、道賀。
家門被推開來，來的人先道了喜，許久才終於結結巴巴的說，彭黃來的小叔不見了，他們一行人在溪邊挖土堤引水，一陣大水沖來巨木撞向小叔，大夥兒來不及拉他一把，只見小叔被巨木擒著消失在黑夜中。
後來再沒人見過彭黃來的小叔，一片狼藉中也沒有人有多餘的力氣為別人哀悼。

前言
這座島嶼過去漫長的一段時間，被國家、家國、國族意識以及和中國對抗的情境綁架，舉凡認同、歷史、族群、人民，幾乎都在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服務。直到這一代，我們才恍然想起這麼一個問題──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

自荷鄭時代以降，臺灣長期處於各種政治目的底下：荷蘭時代的航海據點，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哨站；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基地，以對抗另一個國族；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期望臺灣成為大清領土的海外屏障；日本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日本帝國主義開展；近代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以及進入解嚴，貌似成為當代美中關係下的無煙戰場。

將近五百年，臺灣已然成為一個為他國、他權存在的島嶼。雖然我們不斷宣稱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看似如此，真實的情況又如何？我們有「權」嗎？我們的「主體」又是什麼呢？這樣曖昧不明的臺灣，會是那個反共剿匪的臺灣嗎？還是更應該追溯到原住民文化的南島語族文明？又或者追索《馬關條約》？探詢日本投降的《終戰詔書》與《舊金山和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解答，每個人都能夠宣稱自己是臺灣人。這樣一個紛雜且眾聲喧嘩的島，正好是這五百年來結下的「果」。

然而，臺灣到底是什麼？答案看起來明確，臺灣就是臺灣，不是過去任何時期的臺灣，是當下、此刻，我們所居住的島嶼。不過這樣的回答仍然讓人心虛，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這才發現，我們竟然沒有能力為這座島嶼詮釋；我們這才發現，我們並沒有真正明白臺灣是什麼，甚至都不能夠肯定誰是臺灣人。

這本書試圖藉著微觀臺灣人的故事，讓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坦白的說，這本書並不會給任何一個人解答，因為臺灣也不會是這一本書，又或者一個東部足以代表。

故事來自於花蓮東部，一個名為豐田的小村莊。這一座小村莊，它除了是我這輩子的家，我至今未曾離開過的地方之外，它在整個臺灣史裡還有著特殊的一面。某個時間點、某種程度上，它純然是個移民村。這座小村在一九一三年由日本政府建立，近百年來，各地遷徙到此的人們，經歷了戰爭、天災、疾病，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最後重新出發，終於在這一片土地落地生根，成「家」、成「鄉」。

從這樣的一個小村宏觀整個臺灣社會，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整個臺灣的縮影。人們不斷在島內外移動，甚至在南島語族文化中、原住民的歷史中，也是不斷的移動，尋找新的故鄉，建立新的家園。

這本書的故事，是由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的社區工作者們，花費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蒐集，並以單純的口述歷史、史料調查和近期發掘的藝術敘說方式，擴大更多村民投入。它是一個由村民大家集結起來的村史、村誌。

口述的方式與過往有所不同，在於所謂的「藝術敘說」這一部分。它最早的起源，是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耆老雖然擁有故事，卻缺乏敘說能力，因此協會藉由藝術創作方式，刺激他們以圖像「描繪」個人的生命經驗，將過去的記憶用拼貼畫面呈現。於是這些豐田村的長輩們，用他們止不住顫抖的雙手，捏著小塊、碎片的二手衣物，沾著糨糊，一片一片黏貼在畫板上──也是接下來你會在書中看到的那些可愛、稚氣、樸拙的插圖。

截至今年（二〇一九），牛犁協會前前後後跑過了東部四十個社區，蒐集近千幅生命故事的「貼布畫」，有關於戰爭的恐懼、貧困的滋味、女性的為難、遷徙的足跡，以及對家人的思戀、往者的悼念……這些個人的血淚史，集結起來卻也是整個族群的遷移史與生命史。

這麼龐大的故事資料，到了撰寫成書的階段，難免面臨諸多取捨。令人感動的是，長輩們完全諒解我們的無奈，甚至認為他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件事情。他們渴望自己曾經走過的歲月，不會因此消失；渴望告訴後代，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渴望被人記得，生命被不同的方式流傳。

他們甚至渴望告訴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臺灣人──這座島嶼是你們、是他們、是我們的家。

這也是我從小在這座村莊感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客家族群、閩南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省族群，他們是我的朋友、是我在這片土地上的家人。我們許多時候並未真的細分他們是原住民、客家人，又或者如我是外省家庭。雖然知道，彼此會在習俗、信仰，略顯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同樣在這片土地上，互相照顧，與深愛對方。

與其說我希望藉這一本書，寫我們的村、寫我們的「臺灣」；倒不如說是這些長輩促使這件事情發生。他們知道，世代早該交替：過去因為社會環境、因為政治氛圍，許多未能說的事情，他們想趁還有餘力時告訴我們，這座島是如何成為我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