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拆遷
在北宋的汴梁，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起。
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
即使一定要拆遷民舍，宋政府還是有補償措施。宋政府對拆遷戶的補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物補償，即由政府另撥給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種是貨幣補償，「估值給之」，即按照房地產的市場價，給予賠償。
宋朝城市也有城管與拆遷
如果我們有機會鳥瞰隋唐的長安與北宋的汴梁，將會發現，這兩座城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格局與氣質。長安城方正、規整，街道筆直如削，以直角交錯，將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區）與東西二市（商業區），宛如一個個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全城的坊、市、道路、城牆均呈左右對稱。白居易形容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很傳神。毫無疑問，這是嚴格按照圖紙，憑藉權力的巨大動員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來的。為追求恢宏大氣、整齊劃一的審美效果，長安城的規劃甚至寧可與平民的生活脫節，以致到了盛唐之時，長安城內南部各坊，居然還「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顯得不怎麼規整了，不但城牆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見。汴河斜斜穿過城廓，借著汴河所帶著的交通便利、貨物往來與人煙湊聚，沿河一帶慢慢演變成汴梁城最繁華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來是那麼擁擠、喧鬧、嘈雜，但又富有生氣。城牆之外，也自發形成熱鬧的市鎮，與城內連成一片，所謂「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這樣的城市格局，與其說是行政權力「規劃」出來的，不如說是民間社會「生長」出來的。
兩種不同的城市風貌下面，隱藏著兩種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長安保留著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區與商業區分開，有坊牆相隔離。街道是不准擺攤開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東西二市中；並實行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散市後即關閉市門；而且「居必求其類」，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門「昏而閉，五更而啟」，禁止市民夜行，「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牆已不知什麼時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起。今天我們展開《清明上河圖》長卷，那種繁華氣息仍能撲面而來：東京城內外，店鋪鱗次櫛比，商販旅人雲集，酒樓歌館遍設，商業廣告滿街，瓦舍勾欄布於鬧市。
與《清明上河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今日網友改出來的一組惡搞圖片《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畫面中，不知從哪裡來了一隊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販抱頭鼠竄，原來繁華似錦的汴梁街頭，立即變得空蕩蕩，只留下一地狼籍，以及塗在牆壁上的刺眼的「拆」字。這組在網上流傳甚廣的ＫＯＵＳ圖片戲謔地諷刺了一把當前社會的「城管現象」，令人拍案叫絕，在會心一笑之餘，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當如何維持。這個問題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擾過處於城市化進程中的宋代社會。
有些網友撫今追昔，以為宋朝沒有「管城」。其實不對，宋代是有「城管」的——當然那時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們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驅逐小商販、追雞攆狗，不可能將流浪的盲人扔進汴河裡，事後還辯稱盲人是自己跳河的，更不可能用秤砣將賣西瓜的瓜農砸死，《清明上河圖》中的護城河平橋處，就畫有一個小販，在路邊支了一把遮陽傘，擺了一個小攤子賣西瓜，沒有什麼「大蓋帽」來干涉他。不過，如果汴梁的商販占道經營，嚴重妨礙了交通，街道司還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遷」。作為一個具有「自發成長」性質的商業城市，擁擠與喧嘩似乎是汴梁城與生俱來的性格，因為坊市制所代表的嚴厲管制已經失效，商業的力量必然引導著人們往熱鬧的地方彙聚，競相開設商鋪、侵占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無窮，在當時，這叫做「侵街」。因為侵街嚴重，以致「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面對商業城市發育初期的秩序混亂，宋政府專門設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維護，乃至動用強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都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遷記錄在文獻資料中並不鮮見。比如開寶九年(九七六年)，宋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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