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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留在「司改」路上的鴻爪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尖尾經蔡英文總統任命為監察委員，直到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請辭獲准。在整整兩年中，幾乎每個週六都會在部落格發表一篇〈尖尾週記〉，把一週來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擇其重要者記錄下來，對自己、對任命我的人、更對給予我「爾俸爾祿」的台灣人民有所交待。
重讀這超過百篇的週記，很容易發現到這兩年佔據我心神最多的，就是台灣的司法，一半左右週記的主題都離不開司法議題，現在把這部份內容略做修訂，並增補若干後續發展為「後記」，就構成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再依各篇文章性質分為「司法VS人民：公道自在人心」與「司法VS監察：真理越辯越明」前後兩部，前者以司法個案為主，大多來自以往的政治冤案與任職期間的人民陳情案，比較有故事性；後者以司法權與監察權的競合關係為主軸，是個人對這個超過五十年的憲政爭議的主要見解，偏重說理性。
我用了「司法與惡的距離」為書名，透露出我主觀上對台灣司法現狀的負面指涉，或許有點駭人聽聞，但是自認並不過份。要定義司法的「惡」、不如定義司法的「善」，因為大家都知道，司法的功能就在維護民主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是司法唯一且最高的價值，可以稱做司法的至善。也因此，司法在維護社會正義的任務上每失敗一次，就表示司法與惡的距離更近了一步，不是嗎？
在這兩年中，收到逾千件人民陳情信，泰半都是抱怨司法不公；而這其中有相當部份因為終審判決時日已久、具體事證滅失、或屬程序瑕疵而影響輕微，立案調查無益，都直接轉交業務單位處理。儘管經過這樣的過濾與排除，仍然有近五十件個案事涉司法官的怠忽職守、甚至仗勢欺人，讓尖尾忍無可忍、立案調查，並選錄於書中。尖尾看來，這些都代表司法違背了維護正義的責任付託，辜負了人民的期許，與惡共舞。
或許以個人經辦的案件來衡量司法的表現，不夠客觀，我們不妨再參考一些民調數據。我曾在舊著《老綠男．有意見》抄錄康寧祥「八十年代出版社」所出版的《「自由中國」選輯二：司法獨立》一書中，所引用「法律世界雜誌社」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一項民調，指出當年台灣人民對司法公正性的評價奇差：「好」與「很好」分別是十七點六○％與○％，「不佳」與「極壞」分別是六六點五六％與十五點八四％；數字會說話：司法在善與惡的兩極間，與惡的距離不到與善的四分之一。
四十年後，情況又是如何？二○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台灣指標民調」調查「司法能否維護社會正義」：「能夠」十七％、「不能」六九點一％；二○一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山大學社科院民調中心」調查「司法審判信任度」：「不信任」五九點九％；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調查「法官信任度與公正度」：「不信任」八四點六％、「不公正」七六點五％；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天下雜誌》調查「台灣社會信任度」：「醫生」八八點四％、「記者」三四點九％、「法官」二八點四％吊車尾；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TVBS民調中心」調查「法官公正度」：「信任」二十五％、「不信任」六十九％。以最具學術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為準，二○一五年十一月底第四期調查「台灣法官公正度」，結果「極公正」零點七％、「還算公正」二三點二％、「不太公正」四十一％、「極不公正」二十點八％，同樣不敢恭維。近半個世紀過去，你或許會覺得這些數字比起當年沒有更壞；但是別忘了，在這個轉型的年代，台灣大社會已經全面脫離獨裁霸凌、不再是黨國禁臠，所有其他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公權力都已受有民意的監督節制、大幅躍向善的一端，不客氣地說，只剩下司法與惡的距離還在龜步拉鋸中。
這是蔡英文總統於二○一五年五月就職時，在演說中保證要進行司法改革的時代背景；半年後她在「司改國是會議」開幕式上，期許司法不要發生「有錢判生、沒錢判死」，也是反映相同的社會氛圍。惟蔡總統對司改的苦口婆心，換來了兩方面截然不同的反應。
一方面是被告誡的司法界群起反彈：「中華民國法官協會」隨即發表公開信，反批蔡總統是用「百分之百的政治語言來掩飾施政績效不彰」，接著話鋒一轉：「司法機關面對這類政治攻訐往往沈默以對，難怪有人說消費司法是最廉價的政治語言」。的確，上任半年的司法院長許宗力對蔡總統被譏「政治攻訐、消費司法」，只是沈默以對；倒是「司法官學院」的蔡碧玉院長在那次「司改國是會議」上，給了蔡總統一個軟釘子，她依據司法院的一份委外調查報告表示：媒體主宰了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度，民眾是因為相信電視名嘴，才相信司法「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的言論；換言之，都是媒體惹的禍，而蔡總統不能明察。
另一方面，我所以起心動念求官、走上監察委員這條路，卻也出於蔡總統信誓旦旦的司改宣示。先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憲法〉第九十五條到九十九條，赫然發現監察院處理司法院各級人員的失職枉法時，手中的彈劾權與糾舉權完全適用，與用在一般政府官員毫無二致。這一來就有趣了，孫文創設的監察權，在西方三權分立的國家似是盲腸，但在我國司法獨大、無人可管的長久現實中，卻正好可以彌補這個憲政死角，達成權力間相互制衡的民主原則。蔡總統既然有心改革司法，一個最現成的方法，就是督促監察院發揮〈憲法〉賦予的「打恐龍」功能，把監察重心放在對司法官的監督上，尤其是對他們枉法裁判、濫權追訴的監督；要挽回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感，只靠著淘汰幾個上班召妓、下班賭博、庭上咆哮、庭外索賄的司法官，有用嗎？我認為嚴懲司法官濫用自由心證、玩弄法律見解、把持審判特權，才是唯一的苦口良葯。於是我在監委資格審查表的「自傳」裡寫下：
在華人社會，司法體系往往成為強人政權的附庸，恰是國家由專制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礙；好在有監察權可以做為外部制衡的手段，為司法獨立留下一線生機，這就是本人樂意參與監察委員補提名的唯一原因。
我自始擺明是要與司法「對決」，不曾對任何人隱瞞。
這個對決不同於在個案上挑戰個別法官的司法判決，而是在權力制衡的理論基礎上，以監察權的正當行使挑戰司法權的失當濫用，遂引起了司法體系由上到下的集體歇斯底里，不但一些號稱「改革派」的司法官在報章雜誌對我展開「文革式」的批鬥，連許宗力院長也數度公開表示：監委調查司法官形同「秋後算帳」，製造「寒蟬效應」—我因此暱稱他是「秋蟬院長」。無奈忠言逆耳，今年一月十一日司法節有一場司法研討會，他在致詞時又「超越」了自己，痛批監察委員若質疑法官的「法律見解」，就是古希臘荷馬（Homer）史詩〈奧德賽〉（Odyssey）故事中的「海妖」，企圖以「迷人且致命的歌聲」讓審判體系翻船，幸好還有他撐起「審判獨立」的船桅。許院長以英雄奧德賽自詡，固然志氣可嘉，但他忘記了奧德賽是命令水手們都得耳中灌蠟，並把他緊綁在桅桿上，所以儘管自己被海妖歌聲迷得七葷八素，只因動彈不得，才沒有把船駛向暗礁。對照之下，就算今之監委都是妖言惑眾，但司法體系從上到下只知摀住耳朵、不敢面對挑戰，堅持「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不覺得太遜了嗎？
為了在監察院的工作不至於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也為了讓「真理越辯越明」，我在多篇週記裡，一再試圖說明司法權不但不應該排斥監察權，反而應該歡迎監察權幫忙糾錯；也就是司法在自律不足時，善用他律做後補救援，並不代表放棄本身的法定職權。任何不眷戀既得利益的司法官，應該很容易接受這個善意的提醒，可惜我好像錯認了這批人。
其實監察權與司法權的競合關係老早就引起重視，六十多年前陶百川任監委的時代，就召集過行政、司法、監察三院的協調會，最後結論是監察委員當然可以調查司法官，若其「法律見解」有所不當，更應該提出糾彈，所以一九六○年底監察院第一屆第六六八次院會有謂：「十年來，對法官之糾彈案平均每年為三點二件」，一點都不手軟。更值得重視的是，根據監察院最近的統計，在一九九三年「萬年老監委」離去之前，被彈劾的法官有五四％是涉及「審判核心」的違失案件，其餘才是因風紀問題受懲戒，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糾彈不是因為法官的個人品行不良、而是因為裁判品質太差，換言之，被糾彈不是要懲罰法官本身的行為偏差、而是要懲罰他對百姓權益有所傷害，這才是監察院應該發揮的「特異功能」。
及至一九九三年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五號文出爐，以模糊語句肯認「審判獨立」之說，被司法院援引做為不受監察權調查的藉口，涉及「審判核心」的案件比率跌到二十一％；再到二○一一年〈法官法〉通過，其中第三十條與第四十九條明訂司法官的「法律見解不受評鑑或懲處」，司法院撿到第二把槍，雖然此時「法官評鑑委員會」對外部「非法官」開放部份席次，但自二○一四年開始，「法評會」也嚴格服膺於「法律見解屬於審判核心領域」的天條，一概不予評鑑。至此，監察院彈劾法官的案件一送到司法院設立的「職務法庭」，就被一句「既屬法官職務裁量範圍」，判定「不予懲處」，明目張膽抗拒監察權的究責。於是一代不如一代，近十年來，法官受彈劾案件在性質上發生鉅大結構變化：涉及「裁判品質」的件數竟然掛零，全部都是「法官品行」的糾彈案。司法權不受監察權制衡，形同把孫文〈五權憲法〉唯一的「亮點」棄若蔽屣，由這個角度而論，司法與惡的距離不只沒有漸行漸遠，反而可說是失速趨近中。
司法官的集體墮落，監察院有「吹哨」的憲政義務，但若司法官仍然我行我素，則有賴司法院長超越本位、力挽狂瀾；若是司法院長無此膽識、甚至同流合污，就必須靠五院之上的總統出面化解權限紛爭、統一施政步調，這是〈憲法〉第四十四條「總統院際調解權」所明文規範。但如果總統對憲政機關權力行使的衝突置若罔聞，對造成人民權益受損也無動於衷，只是「享受」隔空觀賞兩院互踢，那麼當初接受總統任命的小小委員，除了走人，還能怎樣？
就這樣，一俟蔡總統連任成功，我不必背負有意影響選情的罵名，確定司法改革無望，立即前往總統府遞出辭呈，隨後寫下本書最後一篇「週記」，現在把辭呈附在其後。俗話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本《尖尾週記》所表露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與用心，似乎驗證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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