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的悲哀：一個「另類」外省二代的心路歷程
鄭凱中
緣起
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悲情城市》中，描述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一位在山中打游擊、準備和高壓統治的政府對抗、視死如歸的台共成員，透過筆談託失聰的主角林文清（梁朝偉飾）轉交給家人、同志一段遺言：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旡想旡念。
筆者在觀看之時，覺得「國家」作為一個心靈歸屬，甚至是捨身奉獻的對象，對於當時的志士仁人而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這樣的理所當然，看在生長在自由民主時代的「新新人類」，甚至是現在的「網路Ｅ世代」眼中，為了「國家」這種東西犧牲性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他們一定會認為，這傢伙的所做所為不是「太瞎」就是「愛耍酷」。
以筆者在國中執教多年的經驗，如果這些「網路Ｅ世代」的年輕朋友們，認識我的大學老師傅正，以及後來筆者在寫碩士論文時所接觸的一些「外獨會」成員，不知會不會對這些人的國家認同和所謂的「省籍族群」感到好奇和興趣？或許在年輕世代眼中，這些問題壓根都不是什麼頂重要的事，至少不會比「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獲得更多的財富？」來得要緊。但身為一個族群政治的觀察者，以及外省二代的國家認同和族群想像的研究者，吾人還是願意用時間和精力，來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探索和思考，畢竟這是一個值得關懷的議題。
這篇文章，先從筆者大學時代的導師傅正談起，由於傅老師治學處事相當嚴謹，素有「民進黨的太史公」之稱。在傅老師晚年病危時，我在機緣湊巧下結識林尤超，也就是本文的第一主角。為了和林尤超這個特殊案例做對照，筆者也納入在寫碩士論文時接觸到的主張台獨的外省二代，他們如何和父執輩的大中國思想背道而馳，轉而支持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其心路歷程和認同轉折，本文做了一番剖析和探討。
傅老師傳授的民主理念
大學四年中，影響筆者最深刻的是傅正老師。剛開始上他的課，還不知他響噹噹的來頭，只知他的口音極重，上課得用力聽才聽得懂他要說什麼。不過印象最深的是老師第一堂課寫在黑板上的：「自由思考，獨立判斷」八個大字。這對我後來追求學問和做人處事影響頗大。
傅正，字中梅，是台灣史上唯一跨兩次組黨運動（中國民主黨及民主進步黨）的人。他早年因為對日抗戰而加入青年軍，一九五○年來台之後，加入蔣經國所主持的「政工幫」，在小蔣所領導的復興崗「政工大本營」—政工幹校，負責訓練幹部，做了「政工的政工」。但當他看清蔣家父子的反民主路線跟自己不同以後，毅然公開向蔣經國挑戰，下決心唾棄政工幫。一九五八年四月，傅正接任雷震先生所主持的雜誌—《自由中國》的主編。此後積極反對蔣介石三次連任，並進一步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事務。在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隨同雷震一同被捕，被判連續兩次「感化」，共拘禁六年三個月又十七天。出獄之後，傅正先後進入世界新專（世新大學前身）及東吳大學任教，成為一個傳播民主理念的老師。一九七九年雷震過世後，傅正自覺承擔了實現民主的責任，於是重新投入反對運動。一九八六年七月，由他出面邀約成立了「祕密建黨」十人小組，隨即著手草擬黨綱。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在圓山飯店正式成立。隔日，傅正提醒同志們抱著「人可以被抓，黨不可以毀」的決心，預備了三波人選，準備應付國民黨的抓人舉動。這一次組黨行動，終於突破了國民黨的黨禁。
傅正在早期民進黨組黨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如果不是他的堅持，創黨之路可能會再度延宕、遲滯。曾聽民進黨內的人士描述，傅正之所以被稱為「民進黨的太史公」，因開會時，傅正往往會在他的筆記本記下：「某人在幾點幾分進入議場云云」。這樣有聞必錄、詳加記載的態度，讓很多黨內的「大忙人」不敢遲到。記得筆者大三擔任系刊總編輯時，曾和同學前往傅老師位在新店檳榔路的住所進行專題採訪。我見他家中擺了滿屋子的書，連睡覺的床頭上都堆疊了超過一人高的書。我心中暗忖道：真怕哪天發生大地震，床頭上的書掉下來，後果不堪設想。而且，我眼尖地發現：在書本和文具上都貼有記載某年某月某日購買的標籤。足見傅正不只是對他人要求，連自己的一事一物都絲毫不苟。
和林尤超相識，起因於傅老師。傅正在一九八九年的立委選舉中，因縣長候選人尤清的邀請，而出馬競選北縣新店地區的立法委員。在沒有足夠的人力和金錢奧援之下，加上新店地區原本就是民進黨的沙漠，以致給人只是開拓票源、當選無望的印象。而傅老師在競選前期，並未請假而繼續兼顧學校課程，導致蠟燭兩頭燒。我記得好幾次上課，看到老師可能因競選事務太過勞累，而在同學唸課文時，不自覺地打起盹。看著老師年邁身影，身為學生的我們，都覺得不捨和不忍地想問：「有必要為台灣的民主奉獻這麼多嗎？」立委落選後不久，傅正的身體也亮起了紅燈，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因胃癌病逝台北的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
在一次去醫院探望傅老師時，我認識了林尤超。時值一九九一年，筆者剛從大學畢業，尚未考上研究所。那天午后，我在醫院看見一位身材高瘦、皮膚黝黑，滿臉風霜模樣的壯年人。他守在傅老師病房門口，急急地詢問我：「是不是傅老師的學生？」在確認我的身分後，他表明來意，原來他當時在因「三毛遊地府」而聲名大噪的六張犁慈善堂參拜時，本想替傅老師求神問卜一番，看能否早日康復。但慈善堂的濟公師父要他找到傅正的親人或學生，才能幫傅老師到陰曹地府裡的「元辰宮」去看他的「元神」，但傅老師在台灣沒有親人，所以他只好在病房門口等候。
基於如此機緣，我和林尤超結識成為朋友，後來他也成為我寫作論文時的受訪對象。經過幾次約訪和聊天，我從林尤超身上看到一個外省第二代很不一樣的內心世界。因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讓他背負著「二二八」大屠殺的原罪和「反攻大陸」誓言破滅的愧疚，導致他不敢認同這塊他熱愛的土地，希望最後能選擇離開；同時，他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支持和主張台灣獨立，希望台灣人能永遠擺脫中共政治上的威脅和打壓。後續將記錄和引述他的談話內容，希望能讓我們對這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二代內心的想法，有深一層的了解。
討論林尤超這個特殊案例之前，為了對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二代有個相對普遍而概括性的了解（儘管「外獨成員」之間還是有很多個別生命經驗和心路歷程上的差異），我想先談一談「外獨會」成員的一些看法。
「外獨會」成員的認同轉變和形成的心理探討
「外獨會」的全名是「『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是一個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由外省人所組成的台獨組織。在一九九一年十一、十二月間，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的海外台獨人士紛紛「翻牆」（在國民黨不知情的狀態下，以各種可能的手段，如偷渡、利用假護照等方式）返台被捕，此後官方持續強力打壓台獨言論。再加上一九九一年第二屆國大的選舉，民進黨挫敗，主流媒體遂炮口一致地認定起因於「台獨黨綱」的通過。一時間，島內台獨士氣低迷。在此時，一群在海外的「外省子弟」起手組織工作。一九九二年二月初，「台灣外省子弟台灣獨立支援會」在美國洛杉磯宣布成立。同年，海內外支持台獨的「外省籍」人士積極奔波聯繫，五月二十日「外省人台灣獨立支援會」在台北召開第一次籌備大會。六月二十日「外省人台灣獨立支援會」在台北舉行第二次籌備大會，決議改名「『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外獨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筆者碩士論文的訪問對象，具有「外獨會」會員身分者占九名，包括前任「外獨會」會長柯作行、前任祕書長田欣（後任職台北市議員）、兩位當時任職台北市議員的賁馨儀和段宜康，以及三位時任國大代表的劉一德、鍾佳濱、鄭麗文，還有當時任職東吳大學的謝志偉教授，和自立早報記者劉硯田。儘管他們後來際遇不同，但分析當時訪談的內容，可以釐清以下問題：以一個外省子弟身分，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體制下，受中國民族主義洗禮的他們，為何轉而支持「台灣獨立」這個被國民黨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叛國」主張？
以最早參與黨外活動的賁馨儀而言，可以從她的訪談敘述裡歸納出：除了早先因在小學教書，認識當時的學生家長、台北議員康寧祥，並幫他拉票，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以及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是誘發她認識國民黨政權本質的兩個主要政治事件。
在一九八一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時，賁馨儀因大學同學、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謝長廷出馬參選，她才由一個家庭主婦轉換成全心投入黨外運動的工作者。不過等到她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康寧祥於一九七九年創辦）工作了一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三年「黨外編聯會」成立前後，她才逐漸確立台灣獨立的政治理念。賁馨儀特別提到一九八一年初，她在黨外工作之前的出國旅遊經驗，讓她意識到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同時在歐洲與中國大陸人民的接觸，也讓她發現原來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賁馨儀描述當時的感受是：「當我發現我有台灣意識的時候，對我來說一點都不痛苦。」
和賁馨儀比起來，劉一德則是經歷過一段掙扎和痛苦。一九七九年考上台大政治系之後，劉一德開始幫黨外的候選人發傳單和助選。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劉一德已接觸過黨外的雜誌和朋友，又看了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對「二二八事件」和台灣歷史的了解，讓他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劉一德承認在此了解過程當中，他的內心是痛苦和羞愧的，甚至感到自卑，因為「當你知道你的族群裡，有一些都是在當特務、當軍頭、當統治者，而且有個特殊的培養方式⋯⋯」。所以過程裡，有一段時間他曾考慮是否要繼續參與，或者乾脆從商，「不要管這種事情，不要處理這麼大的矛盾的事情，不要讓這種事情在我自己的身上處理」。但是因為念的是政治系，很多朋友也都是黨外工作者，還是繼續留在反對陣營從事政治運動，直到今天，劉一德仍是台灣團結聯盟的重要成員之一。
謝志偉是在一九八二年到德國留學之後，才開始自發性地思考國家認同的問題。他表示，這個由中國人轉變到台灣人的過程，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因為「經過一段很深刻的思索」，認知到自己過去「錯誤的」國家認同和省籍認同的來龍去脈，所以能「很明正言順、很光明正大的、很心安理得的」把它糾正過來。他分析自己是由於「踏實」的緣故。所以回國任教後，謝志偉就積極地投入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包括參與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生運動及「反軍人組閣」等。此後，他一路相挺民進黨的候選人，甚至在教職外，為民進黨的候選人擔任主持、站台的任務。在民進黨執政後期，謝志偉先後出任駐德代表及新聞局長等職務，對政治的涉入不可謂不深。
「外獨會」前會長柯作行和謝志偉一樣，也是因為出國才開始意識到國家認同的問題。不過比起來，柯作行的認同轉變過程卻要來得曲折而痛苦。一九七五年，服務於台電公司的柯作行被派往美國受訓半年，根據他的回憶，那一年蔣介石去世、越戰剛結束，美國人對共產黨懷著懼怕的心態。當被美國人問起他是哪裡人時，柯作行很自然地回答是「Chinese」；但是馬上引起對方的疑懼，問他是不是共產黨（Communist）。經過一番解釋和溝通，他才知道：原來在美國人心目中老早就是「一台一中」的觀念。從此以後，不管到哪裡，柯作行都說自己是Taiwanese。從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五，柯作行從認識「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到主張台灣獨立，這個過程對柯作行而言「內心會有痛苦」，因為以一個外省人的身分贊成台灣獨立，讓他有「變種的疑慮」。到了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事件」後，資訊封閉的柯作行才知道，原來還有另一個外省人跟他一樣。到了一九九二年，柯作行才把國家認同跟族群認同的關係區辨清楚，然後熱心投入「外獨會」的工作。
從八○年代中期到九○年代初期，台灣社會由於逐漸自由化，因此在大學校園裡掀起了一波波的校園民主改革風潮。在這樣改革浪潮下，年輕的學子慢慢開始思考和爭取「學生自治」、「大學改革」、「言論自由」等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劉一德，以及田欣、段宜康、鍾佳濱、鄭麗文和劉硯田等「外獨會」的成員，都曾經前後參與校園民主的學生運動。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大四的田欣曾參加台大學生到教育部的陳情活動。在這之前因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和韋伯社會學的啟蒙，所以在理智上已經支持台灣獨立的主張；不過對於台灣獨立的進一步思考，則是到了一九八七年出國念書後才展開。田欣回憶那段在美國的電腦網路上和別人討論台灣未來前途的日子，以及自己由大中國思考轉向台灣本位思考的過程，他認為這是「經過一個自我覺醒的過程」，不過不一定有什麼「痛苦的轉折」。一九九三年，田欣放棄在美國著名通訊公司的高薪職位，回到台灣，決心投入政治社會改造的工作。
段宜康、鍾佳濱和鄭麗文這三位當時民進黨新生代的民意代表，都曾受過八○年代中後期的學生運動洗禮，對他們在台獨問題思考上有所影響的政治事件，包括一九八七年「蔡有全、許曹德台獨言論自由案」、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案」等。在他們的認同轉變過程裡，段宜康承認經過一番「掙扎和調整」；鄭麗文覺得自己對台獨的了解和認同過程，是一個「很迷惑的經驗，就好像成長的經驗，之所以會有一些掙扎和衝擊，不管是感情上或心理上，都是因為迷惑的關係」。而鍾佳濱則認為那是一個「漫長的、緩慢的、一次次累積的」互動過程，「會有一些痛苦，但不會很痛苦」，他分析：「痛苦是精神層面的東西，好像過去的一些信念、信仰全部被摧毀掉。不過摧毀掉的只是最後那個假象部分嘛！⋯⋯其實人民比國家重要，國家是因為人民而存在；那麼台獨的很多主張立論也是從這裡出來的」。劉硯田是接受筆者訪問的「外獨會」成員當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提到刺激他開始思考和接受統獨議題的事件，除了反對黨的台獨主張，還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此之前，劉硯田一直以「言論自由」角度在看待台灣獨立的問題。九○年代初期的「野百合」學生運動以及「獨台會案」，也促使劉硯田更堅定地支持台灣獨立。
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九六年六月為止，筆者透過面對面的深度訪談以及電話追訪，對上述九名「外獨會」成員的國家認同轉折與政治社會運動參與關係做了調查。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大陸家屬的情感，因為台灣與中國的長期分隔，加上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條件不相當，兩地親人不論在語言、思想、生活習慣上，都產生極大的差距，對彼此的親情感受已在淡化中。而且親情的有無並不會影響受訪者在國家認同上的選擇。在生命歷程中對於省籍差異觀念的覺察，隨受訪者的居住和成長環境不同而有階段上的差異。因為省籍背景的不同帶來的差別待遇，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是跟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
毫無例外的，每一位強調「我是台灣人」的「外獨會」成員，都承認自己曾經是大中國主義者。而且大多數成員心目中所認為的「台灣人」，其實是一種國家國民的概念，也就是前會長柯作行所說的「台灣國人」這樣的概念。「外獨會」成員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呈現較一致性和確定性，普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 「中國人」；但是在族群想像上，則有外省人族群和非外省人族群的分歧出現。其中賁馨儀、劉一德、謝志偉三個人不認為自己是外省人，而其餘包括田欣、鍾佳濱、柯作行、段宜康、劉硯田、鄭麗文等六人則認為自己應該屬於外省人這個族群。
有趣的是，筆者碩士論文裡訪談的三十位受訪者，有三分之一不同意自己被歸類為外省人，而且對於「四大族群」的分類法，他們的看法也非常分歧。藉此可以看出，外省人的族群界線並不是明顯地以父母的省籍背景決定，而是隨著社會化過程和社會網絡的關係有變動的可能性。
接著，本文把焦點放在主要探討對象林尤超。他跟「外獨會」成員一樣，主張台灣應該獨立，但不同的是，他是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支持台獨。而且背負著基於對二二八的原罪，將來有一天會回到中國，儘管他並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筆者所有訪談經驗中，林尤超的確是特殊而另類的個案。
林尤超身上看到的另類外省人
對林尤超的第一印象，無外乎是身材高瘦、皮膚黝黑，滿臉風霜模樣的壯年人。他不煙不酒，對穿著打扮也不太注重，甚至因白天在捷運工地當臨時水電工而顯得有些邋遢。但開口攀談之後，你會發覺他有個人主見，而且是相當與眾不同的一個人。長期推動台北工專教師評鑑的他，還會在工作之餘回學校門口靜坐抗議。林尤超篤信道教，甚至會主動到台灣各地的神壇廟宇做訪察，與筆者結識也是因他要到六張犁慈善堂為傅正請示濟公禪師。不過如果對林尤超不夠了解，甚至從外貌斷定這個人，那他很可能會被歸類為「怪咖」一類的人物。
戰爭和逃難幾乎是所有外省人第一代不可抹滅的共同記憶。在那個倉皇變動的年代，個人的生命和國家的存亡息息相關，每個決定都可能深深影響他們未來的生活方式，甚而影響到下一代。第二代外省人未曾參與戰亂，但多少都聽過父執輩們口述那個動蕩歲月—日本「鬼子」的侵略與共產「匪黨」的叛變，導致有家歸不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的故事雖只出現在家裡的客廳或飯桌上的談話中，但是對於上一代的親身經歷，第二代外省子弟在心底多少會興起一股同仇敵愾的民族情緒（「鬼子」和「匪黨」乃筆者在採訪時由受訪者轉述自上一代的用語）。這種來自家族的歷史記憶和對現實世界的敵我劃分方式，配合學校教科書的反共教育，相較於本省人，對一個外省子弟成長過程的影響毋寧更為深刻。
與父母的同與不同
林尤超祖籍海南島，他曾談到父親來台接收的一段故事：「我父親參加過二二八事變，他曾經跟我說，他看過軍隊跟暴民在作戰。他聽到一個老兵說：『啊！我打死一個暴民。』接著那個老兵頭部也中彈。他說他親眼看到。」今年五十歲的林尤超，父親雖已過世，不過對於父親曾告訴他的許多故事還是記憶猶新。對於父親從事空軍的過程，以及在二二八事件時親眼目睹的經過，他如數家珍地做出如下敘述：
來台灣之前他是准尉，本來是要參加抗戰的，因為日本人那時候到海南島姦淫虜掠。於是就離鄉背井，十六歲就離開海南島，先到廣東再到香港吧⋯⋯（稍微停頓一下），好像在香港念了初中。父親本來是入黃埔軍校十六期（跟郝柏村一樣），後來太苦了，他就逃出來。逃到四川銅梁，才加入比較輕鬆的空軍。加入空軍以後念空軍士校，那時候空軍有士校飛行官跟官校飛行官，都是開飛機的。結果後來士校跟官校常常打架，所以士校、官校的飛行科全部併入官校，我爸爸後也就變成官校，他是士校最後一期。
那個時候他被送到美國德州去學飛行，準備要參加抗日，結果他畢業後抗日就結束了。而且他也沒有考取飛行執照，他說因為他沒有給美國教官送禮，那個美國教官就判他飛行不及格，結果變地勤。變成航炸科，就是只能在飛機後面作三角瞄準，丟炸彈的工作。他在台灣就做地勤工作，從來沒有飛過任何飛機。只在美國飛過螺旋槳飛機，因為飛行不及格變成地勤工作，是被淘汰的。
我爸民國三十五年來台（當時官拜准尉，來台協助進行接收事宜），他還曾經參加二二八事變。他說那時候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當時他腰上掛一把槍，坐在吉普車上頭，很威風啊！沒有人敢對他們有什麼不禮貌。那時候可能是在「三Ｏ七屠殺案」之後，台灣人可能已經完全被鎮壓掉了。
林尤超的母親是在民國三十八年才來台灣，來到台灣以後在空軍新生社（位於八德路、金山南路交叉口，提供空軍官兵休閒育樂之用的場所）當圖書館管理員。因為這樣，後來才和當時擔任空軍新生社副總幹事的林尤超之父認識結婚。林尤超轉述母親在從上海逃離大陸時驚險的狀況，彷彿親身經歷：
她是隻身來台。我母親本來不願意來台，是被她的乾爹、我的乾外公（戴笠將軍的親表弟），派勤務兵去把她叫起來，說現在時局很危急，逼她來的。她是跟保密局（就是現在調查局的前身）的眷屬坐最後一班船，由保密局的一個幹部用手槍逼著那個船伕，把船開到台灣來。因為當時在基隆浪太大不能靠岸，要轉到什麼地方上岸，我忘記了。那個船伕是不願來台灣的，他讓一些大陸人在台灣下來後，又把船開回大陸去。我母親還說，船離開上海的時候，共產黨的機槍已經在後面掃射。
就這樣，林尤超的父母因戰亂而相繼來台，而後共產黨統治大陸已成定局，當初以為馬上可以回去的一些人，到最後不得不在台灣做長期居留的打算。
林尤超的父親是空軍上校退役，而後轉任民航局。林尤超出生在台北長春路的「光復西村」；後來因為父親職務調動，搬到桃園中正理工學院旁一個只有十八戶人家的小型眷村，叫「勤奮新村」；在林尤超小學三年級時，搬回台北景美的眷村，至今還住在眷村裡，不過他們所住的眷村已經過改建。林尤超的父親常常跟他講述海南島老家的情形，並告訴他們幾個兄弟說：「將來反攻大陸以後，要帶你們回海南島，看看家裡種的楊桃樹。」
父親對他說︰「共產黨太壞了！」雖然牢記父親對共產黨的怨恨，不過林尤超還是堅持將來要回大陸，不管是進深山修道或從事政治改革。他認為自己沒有立場留在台灣，因為當初外省人對「反攻大陸」的承諾無法完成，使他覺得無顏再面對台灣人。筆者問他，這樣的使命感是來自於學校的教育嗎？他說：「算是我的家庭，我出生於軍人家庭啊！我時常認為我的許多父執輩倒在榮總是很矛盾的事情。一個軍人應該死在沙場上，不應該死在病床上。像蔣介石也是超級可議，害死那麼多台灣人，又不能反攻大陸，最後還死在榮總的病床上。」但解嚴沒多久，一九八九年林伯伯就因心肌梗塞也病逝於榮總。回憶起父親一直有回老家的想法，林尤超說：「假如還活著，他（很可能）會回去看看」。
提起江蘇籍的母親，林尤超說：「她還是認為大陸上的物產豐盛，都不是台灣所能比擬的啦！她說大陸最好！」「但是現在她已經不能回去，因為她的身體一身是病，她要靠台灣的高科技醫療水準。現在叫她回去，她也不會回去。以前她是常常強調（要回去）啦！她也已經沒有什麼這個（回去）念頭了。一方面身體太差，不敢回去；另外一方面大陸也沒有親人了。有親人應該會回去，我認識的大部分人都回去過。回去（之後），回來印象都很壞，都說那邊都在要錢。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林尤超的父親在海南的老家已經沒什麼親戚，倒是江蘇籍的母親家鄉有幾個親戚聯絡上了，但往來的相處經驗不是很好，所以他感覺其實沒什麼親情可言。況且後來林媽媽也因病過世，大陸的親友和出生在台灣的他，感覺上更遙遠了。
林尤超說：「我母親因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蔣介石說要反攻大陸。她怕戰亂拖著大肚子不方便，所以她第一個孩子是墮胎墮掉的，她不要生。所以她一直到結婚第六年，民國四十七年才生我這個小孩。我變成老大。她不願意在戰亂中（生），她怕要作戰嘛！」這是國共鬥爭造成的許多悲劇之一。此外，還有無數等到反攻大陸後要回家娶妻生子的將士們，因準備戰爭而遲遲不敢結婚。林尤超說道：
我認識好幾個外省人，他們後來娶的台灣人太太都非常年輕。為什麼？因為他們已經年老了，他們當初受了蔣介石的騙，蔣介石說什麼「一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抵定中原」。所以他們為了要回大陸結婚，為了要為國效命沙場，他們都不願意結婚。一直到老了，到了民國五十幾年，看了反攻實在沒希望了，中共試爆核子彈了，他們才死了這條心，開始想結婚。那時候要娶妻都娶比較年輕的台灣太太。他們是高階軍官，那時候都校級了。（之前）他們是不結婚的， 不願意結婚。
林尤超有個特殊觀點，不贊成外省與本省人通婚，認為此舉會混亂台灣人的血統，並且傷害返回大陸的意願。所謂「大軍所至，秋毫無犯」，他覺得這應當包括不與當地居民通婚在內。他說：「我很幸運，雙親都是外省人，若有一半台灣人血統，我回大陸的主張就會出現衝突。」
成長經驗裡的轉折
林尤超國小就讀桃園縣大溪鎮員樹林國小，大部分都是台灣人的小孩，只有一個和他一樣是眷村出來的，所以他很容易就感覺自己和別人不同：「因為他們都會講台語，我們不會講台語啊！那個不一樣、差異是存在啦！但不是很嚴重。因為他們跟我們講話都講國語啊！只是他們在一起自己講，會講台語。（不過，對我而言）等於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但是，林尤超覺得在他成長過程中「完全沒有」因省籍背景遭到差別待遇。不過他還是承認，外省籍的小孩國語較流利，在求學過程中會占有許多先天優勢，本省的小孩子不是使用他們的母語，所以在操作上會比較吃力。林尤超進一步主張改以台語為國語，因為國語應該以多數人方便為方便，一如香港的官方語言就是廣東話，不是北京國語。
一九八七年民進黨剛創黨時，林尤超就「主動登報脫離國民黨，加入民進黨」。之所以有如此舉動，跟他不愉快的「學校經驗」很有關係。
國中時參加「保密防諜」演講比賽，演講內容被學校老師指為「有為匪宣傳之嫌」。故事大意是：抗戰時，蔣中正為了阻止日軍渡黃河，於是將黃河河堤炸毀，想要把日軍淹死。但因消息走漏，日軍已事先逃逸，結果反而害死了幾十萬無辜的百姓。他因此遭教務主任約談，要求他說出「情報」來源。當時才國三的他，只好「招認」講述故事的國小老師。這次連累恩師的怯弱「招認」事件，導致他終生後悔，還好最後大事化小。這次被指為「匪諜」嫌疑的事件，是引發林尤超日後參與街頭抗爭及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之一。
身為民進黨員的林尤超，在與筆者訪談時提到他對黨化教育的感想，他認為小時候學校升國旗和唱國歌「都會認為理所當然的啊！」當時他對社會的叛逆，是看不慣社會的頹廢氣象，並不代表他對這種黨化教育反感。他談到他的心路歷程時，做了如下的表白：
我對黨化教育基本上沒有什麼反感，只是對腐敗有反感。那後來發覺黨化教育是腐敗的護航者，就開始對黨化教育有反感。黨化教育假如不護航腐敗的話，我對黨化教育是沒有反感的。我基本上對政治的不滿是因為反對腐敗，反對不公不義。
林尤超經由接觸黨外雜誌報紙（如：《財訊》雜誌、《自立晚報》）已經略知國民黨的腐敗。更進一步是受到「鄭南榕自焚事件」影響，在此之前，他只是消極地不反台獨，但有感於鄭南榕的精神，對於支持台獨的理念更加堅定。
一九八七年教師節，行政院長要到台北工專頒獎，林尤超手持布架在校門口抗議「專科聯招報名費，一億黑帳⋯⋯」。一位台北工專的段姓工友當面將他手中布條撕毀，林尤超大吼一聲跳起來撲倒對方，導致對方眉毛刮傷、流血，圍觀警員一擁而上逮捕他，雙方互控毀損、傷害，林尤超拒絕對方以及法官的和解建議，打算「同歸於盡」：一起判刑，一起留下前科。但是一、二審法官都拒絕傳訊逮捕他的警員，作證段某毀損行為在先，結果導致林尤超有罪、工友無罪。林尤超這才體會到國民黨法院的可惡，原來民進黨所罵的司法不公都是真的。當年行憲紀念日，林尤超首次參加民進黨舉辦的大遊行，跟嘉義的民眾走在一起，發覺都是一些忠厚的老人，根本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暴力分子，他說：「當時，我對這些台灣老人的印象極好。」
對族群的界定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卻主張台灣獨立的林尤超，對於將台灣社會分為：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這「四大族群」的說法，毫不遲疑地表示：「可以啊！這是直接由語言來分嘛！」他並且說出他對外省人的界定方式：
我的分法是，三十八年以後跟蔣介石來的稱為外省人，或者台灣光復以後來的稱為外省人。像鄭南榕人家稱他為外省人，我認為他應該稱為本省人，因為他是光復前來的，他父親在日本時代就來了，應該稱為本省人，不應該說他是外省人。就是說，你心理上的認同啦！心理上認同台灣你就應該是本省人。可是外省人在一開始心理上並不認同台灣，他們是要反攻大陸的啊！對不對？現在是因為反攻大陸又打不回去，又怕被台灣人排斥，因為過去幹的壞事太多了，所以乾脆來搞一個省籍問題，對不對？
林尤超在語言之外，又在族群分類上加入一個「心理認同」的判斷標準，但過去一般在做族群背景的分析時，大多是以父親的籍貫作為省籍族群的分類依據，很少詢問調查對象在這四個族群當中是歸屬於哪個群體。況且「心理認同」的依據何在？是不是有變動的可能性呢？所以對於群族的認定，還是必須以客觀的事實（像父親或母親的族群背景）作為認定標準。因此，林尤超進一步從心理層面將「外省人」分為兩類：
我是把外省人分成兩類啦！一類是難民。我自己稱為難民啦！極少數像我這樣子的，因為你要把自己定位為難民，你必須非常吃力，你要回大陸，大陸再爛你也要回去。你就是要回去開疆拓土，甚至推動大陸的民主運動，你可能會被砍頭。
那麼輕鬆一點的，你就當「移民」，就是「昨非今是」啦！拋開過去你自己說的那些謊話，認為我過去所講的「反攻大陸」都是錯誤的，我現在認同台灣。我現在當作是移民，當作不是被共產黨趕過來，我們是「強迫移民」啦！毛澤東害我們來這邊移民啦！那麼我們是認同台灣，成為「第二類客家人」。客家人大部分都會講台語嘛！那麼台灣人大部分並不會講客家話，所以說外省人在台灣比例差不多跟客家人一樣。他們將來的下場是：假如你沒有勇氣回大陸，那你就留在台灣。留在台灣要求生存、求發展，為了經濟因素，他必須學會台語。但是他的母語，國語倒也不會忘記，所以說他們會成為第二類客家人。
而且這是整個自然演變會變這樣，他不這樣子也沒有辦法，他一定會。我現在所碰到四十幾歲的外省人幾乎都會講台語。不是幾乎喔！有很多都會講台語，尤其作生意的，他在商場上打滾一定要會講台語。
林尤超並在訪談中指出「外省人」的族群特性：「就是他共同的語言嘛！另外就是比較沒有宗教信仰。外省人大部分比較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祖先牌位大部分都留在大陸沒有帶來。所有外省人一般都是無神論者居多。」當然，這個以「語言」和「宗教信仰」作為族群特性的說法，其實不是很恰當。不過，筆者聽過的另一種說法是：台灣人因為要拜拜，所以食物都得放在供桌祭拜，因此都吃較不新鮮的食物。而外省人大多強調現採（現買）現吃，比較新鮮。這是一個蠻有趣的說法，用以分析本省人和外省人習性的角度，只是並沒有數字調查作依據。
蚊子：外省人身分的自我表述
林尤超甚至認為，如果可能的話，他要「號召外省子弟組自願軍，打回大陸去」。他對於「喜不喜歡人家稱你為外省人？」這個問題，抒發了一番內心的想法：
對啊！是外省人就是外省人，該怎麼稱就怎麼稱啊！而且我不太喜歡人家稱我為「台灣人」。因為我很倔強地認為，外省人應該回到他來的地方，回到大陸去。台灣人願意獨立或是跟外省人統一，由台灣人自己決定。那麼外省人你百分之百應該回去。
因為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反攻大陸」啊！所以我對新黨看不起啊！新黨大部分都是外省子弟，它的幹部比我平均年齡還要大，他們受的反攻大陸教育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啊！當初一心一意要反攻大陸，現在卻反過來，自己不但不能反攻大陸，還要阻止台灣人獨立。那這個就是忽然一朝變節，改變自己的路線，同時不准、阻撓台灣人做他們自己所該做的事情，就是無法自圓其說就對了。
我的看法是，外省人如果真的要阻止台灣人獨立，認為台獨會引起中共武力犯台的話，那外省人應該先向台灣人，為他早期反攻大陸的立場道歉。「我們錯了，我們當初主張反攻大陸比台灣獨立更危險。」他要先道歉，如果不道歉就直接倒過來說台灣獨立危險，變成以前所做的壞事完全抹殺掉了、完全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這是不行的。所以我很看不起那些主張「反對台灣獨立」的外省人。
歷史使命感和道德感很強的林尤超，認為他將來有一天要離開台灣，或者回中國大陸，或者到世界任何地方。他覺得作為一個外省人，他「沒有臉在台灣待下去了」。林尤超在政治認同上是虛無的狀態，他向筆者表示過，他既不認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臉認同台灣，所以他只好認同地球。筆者問他：為什麼要回中國大陸？他這樣回答：
對，我是要回中國啊！就是要為自己所講過的話負責，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二二八事變，雖然說三十八年以後來台灣的外省人，不必為二二八事變負責，但是你已經被前一批人連累到了。好比說我們為什麼看到蚊子要打？因為前一批蚊子會吸血，這個蚊子他才剛來，他並沒有吸血，為什麼要打他？因他被連累到了，你懂不懂？所以你聰明的話，你就不要在這邊當蚊子了。曉不曉得？外省人已經變蚊子了，應該走了。外省人形象已經被蔣介石搞壞了。
林尤超自稱是「台灣華僑」，目的是為了凸顯他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支持台灣獨立，他還在問卷上「我是中國人」後面加註「難民」兩個字。以下是他和筆者的對話：
筆者：你在這裡提到，「如果有人問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你會回答自己是中國人。
林答：對⋯⋯（遲疑了一下），實際上並不對啦！照理說應該是台灣人，可是我是要回中國的人啊！
筆者：所以你在後加註是「難民」。
林答：對啊！我為了我自己的主張做交代，我跟那些新黨不一樣，他們會忘記他們自己以前拼命主張的「反攻大陸」，我不會忘記啊！
筆者：這是一個國家國民的概念嗎？你指的「中國」是不是有一個國家的意涵？
林答：就是說要離開台灣就對了。你當初說要離開，你必須要實踐你的承諾，要反攻大陸。
筆者：那這個「中國」會不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林答：嗯⋯⋯也可以啊！反正你進去，你回到中國以後，中國只是一個領土、一塊土地，它的政權可以改變，但是領土不會改變。
筆者：所以你的中國是指一個土地的歸屬的那個中國。
林答：並不是要那個政權，那個政權跟我沒什麼關係。
筆者：可是你認同的又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所以你會不會覺得沒有一個政治的歸屬感？
林答：可以說沒有，就是離開台灣後回到大陸或是其他任國家都可以。
筆者：等於說你在國籍上，雖然現在客觀上是中華民國，可是你主觀的認同並不是在這個國籍上面？
林答：對，就變成認同地球了。
筆者：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無國籍的人嗎？
林答：對、對，認同地球。這跟宗教也有點關連啊！地球只是一個輪迴的場所嘛！ 國籍啊！那些都是騙人的東西啊！就跟我們的姓名一樣，也是騙人的東西。
林尤超記得身為軍人的父親對他說：「台灣人看不起外省人，就是因為反攻大陸不能成功，才會被人家看不起。」「將來打回去給他們看看。」這就是為什麼林尤超堅持回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吧！因此主張：「反攻大陸最好叫外省人的子弟組自願軍打回去，這樣子最合理。」不過他反過來思考道：「但是打回去，一旦牽動到戰爭，就會連累到所有的台灣人。這也是一些理想外的東西啦！現實啦！這種理想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絕大多數的外省人是貪生怕死的。」
背負了父親做為一個軍人的使命感，林尤超不願意將台灣視為歸屬之地。但是很早就加入民進黨的他，其實很容易就接受「台灣人第一代」的身分認同方式。只是他對於自己曾經主張的「反攻大陸」承諾一直無法忘懷；而且因為對「二二八事件」的愧疚以及對鄭南榕的景仰，使他願意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上支持台灣獨立的主張。像林這樣的人雖是少數，不過他也挑戰了學界一般把台灣獨立的支持者視為台灣國家認同者的認定方式。
我的思想是「小中國主義」
主張自己是「中國人」—要回中國的人，同時又支持台灣獨立的林尤超，他說他所抱持的理念是「小中國主義」，例如；他甚至贊成澎湖人經過自決程序宣布獨立或者與美國統一。他說：
因為我的思想是小中國不是大中國，我雖然認同中國，但我並不認為中國應該無限制擴大它的疆域。中國早先只是黃河流域一小塊土地，因為歷代戰爭的結果，以及中國歷代一些窮兵黷武的君王去霸占人家的土地，霸占新疆、西康、西藏，派左宗棠出兵新疆什麼那一類的。我們的祖先實際上扮演侵略者的角色，我們沒必要再去維持它的戰利品、繼續它的罪惡，我們應該替祖先贖罪。就是在各個非漢族的民族舉行公民投票，讓中國境內各民族公民投票決定是要留在中國，還是要各自獨立。
關於「澎湖獨立」的假設性問題，筆者也請林尤超站在一個主權者的立場思考，詢問他會不會出兵鎮壓。他篤定地說：「不可能啊！（我）完全百分之一百同意它。只要這個島上人民同意就可以讓它獨立，只要對我們沒有傷害啊！甚至我們可在他獨立若干年之後，遊說它裡面的人再來一次公民投票，變成統一也可以啊！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好比說現在台灣獨立，不能保證一百年以後台灣還是獨立狀態，可能跟菲律賓合併、可能跟日本合併，也可能跟大陸合併、跟美國合併，一百年以後的事情，誰也不知道。獨立只是現階段的狀態，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啦！」
小結
可能是篤信宗教的緣故，林尤超其實有著一顆悲憫的心。他反對窮兵黷武、反對大中國主義，同時也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宰制壓迫，因此才會加入當時在野的民進黨，進而參加反對運動。林尤超在訪談中，深深覺得外省人在台灣的處境好比蚊子，因為第一批蚊子會吸人血，所以後來人們看了蚊子就會制約性地想打死它。如此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讓林尤超背負著「二二八」大屠殺的原罪和「反攻大陸」誓言破滅的愧疚，以致於他不敢認同這塊他熱愛的土地，而選擇終將離開；但與此同時，他又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支持和主張台灣獨立，希望台灣人能永遠擺脫中共政治上的威脅和打壓。所以在國家認同的選擇上，他呈現一種既不好意思認同台灣的中華民國，也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虛無狀態。因著虔信的宗教情懷，林尤超寧可選擇認同「地球」。如果你現在上網搜尋「林尤超」，很容易找到關於他的資料及聯絡方式，只是通常必須先跟答錄機講講話，因為他好像挺忙。
筆者因為傅正老師的緣故而結識林尤超，也開啟我對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另類外省第二代」思想，有更深入了解和發覺的過程，雖然這段訪談（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距今已經有十幾年之久，但是根據筆者的追蹤觀察，這些年來林尤超的想法一直沒什麼太大的改變。他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不是主流，也絕不可成為主流，卻還是默默堅持。相較於當初「外獨會」的一些成員，有些在政治上已然經歷了一番宦海浮沉，或者也在不同政黨之間游移擺盪幾回。在此，對於這些曾經豐富筆者研究內容的受訪者，我要一併致上謝意。對於那些能夠堅持初衷，不為現實利害而改變想法的人，當然是值得吾人感佩和致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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