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作者介紹
本書原著作者泰安迪斯教授對跨文化心理學領域有巨大貢獻，被譽為「跨文化心理學之父」、「主觀文化之父」。其理論為研究跨文化溝通者的經典必讀作品。
泰安迪斯教授曾受邀至40個國家研究、演講，至2015年，研究跨文化心理已長達60年，著作等身、得獎無數。1981年得到美洲心理學學會心理發展學重大貢獻獎；1982年獲聘為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學會榮譽院士；1983年是印度傑出傅爾布萊特教授得主；1984年獲聘美國科學促進會院士；1992年得到美國心理學學會創立跨文化心理學傑出貢獻獎；1994年得到心理及社會議題研究社克藍伯格獎；1995年再獲美國心理學學會頒發國際心理學傑出貢獻獎；1996得到美國心理學學會的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爾獎；2002年被美國心理學學會第52部-國際部門認定為年度最佳國際心理學家；2004年更由跨文跨研究學院在台灣頒發終身成就獎；2011年獲選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跨文化實務研究中心榮譽國際院士；2012年獲得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社事業貢獻獎。其與香港大學的許志超博士1985年及1986年於跨文化心理學刊出版的論文，至2016年1月仍為跨文化領域被引述論文量的第三名及第九名1，可見泰安迪斯教授在跨文化領域的重要性。
泰安迪斯教授為希臘裔美國人，1926年生於希臘，後移居加拿大攻讀學士與碩士，1958年得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曾任實驗社會心理學協會會長與秘書長;國際跨文化心理學協會會長;社會議題心理學研究協會會長;美洲社會心理學協會會長;國際應用心理學協會會長;美國心理學協會第八與第九部門會長等跨文化心理學學術機構要職。因其雙文化背景及於世界各國研究、講學經驗，對文化差異有深度理解，並且有更細微的觀察。1997年退休後，仍然致力於跨文化研究，2009年著作（Fooling Ourselves: Self-Deception in Politics, Religion, and Terrorism）獲得美國心理學學會威廉詹姆士獎，其於跨文化領域的崇高地位及對學術的貢獻不言而喻。
本書典範意義
科學家創造了一個「客觀」的數理系統，企圖解釋自然現象，而人文社會的現象，特別是文化，是否亦可以由一些定理或構念（constructs）來解釋，是人文與社會學者幾世紀以來的課題。早自十八世紀義大利思想家維柯（Vico），便開始檢視人類在不同時代中反映的不同心理、性格、宗教、語言、詩、政治和法律。德爾幹、馬克思、韋伯等人亦意識到了村落、社會及宗教文化差異，然文化研究在二十世紀之前的重點仍集中在文學、藝術、與哲學面向，二十世紀後納入了人與群體關係的存在與互動關係，包括人類的共榮共存以及相互矛盾2。全球化的興起帶來了文化間更緊密的互動與衝突，於是1980年代開始，一門新興的學科-跨文化研究開始發展並受到重視。
一些學者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研究國家文化差異，並試圖找尋解釋此文化差異的共同構面。泰安迪斯（Triandis）、霍爾（Hall）、霍夫斯坦德（Hofstede）、瓊潘 斯（Trompenaars）等學者開始以國家為文化研究單位，將國家文化分類，方便從事跨文化交流或制定文化政策者了解文化異同，而能發揮更多同理心及對不同文化的尊重，減少文化誤解。同時期的學者如顧隸剛（Gudygust）、汀彤彌（Ting-Toomey）等則選擇以文化碰觸下的議題為研究重點，也屬於文化間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範疇。如顧隸剛致力於跨文化適應的焦慮管理（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汀彤彌致力於跨文化衝突管理的面子理論（Face-Negotiation Theory）及認同協商；呂斯高（Lysgaard）發展出跨文化衝擊與適應的U型理論；艾德勒（Adler）及班奈特（Bennett）等學者則提出跨文化適應的階段論及解決方法；翟爾斯（Giles）著重於跨文化適應時的語言轉換過程（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CAT）。也有學者著重於發展人類價值結構以作跨文化分析，如羅克奇（Rokeach）把文化價值觀分類為工具性與終極性；康登與尤瑟夫（Condon & Yousef）把人類社會分6區域，發展出25項普世問題，舒瓦茲（Schwartz）則列舉出10項普世文化價值，皆廣為學者用來分析不同國家文化的價值觀。本時期也是跨文化訓練方法及文化價值測量方法蓬勃發展的時期，此部分在本書中作者有非常詳盡的介紹。此眾多研究中，泰安迪斯著作的深度、廣度及貢獻，仍是箇中翹楚，為跨文化理論的基石。
1990年後學者將重心移至不同的探討層級。如Markus及Kitayama 致力於個人的文化價值觀（self construal）與國家社會的關係；Mesquita 進一步研究文化對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也有學者著手文化差異的歸因，如 Nisbett、Kashima 及 Kashima等學者企圖歸納歐美、東亞及各文化個人認知的不同是否受社會教育體系甚或生態環境、氣候、經濟發展與所得的影響，研究亦開始注意各種外在條件與文化的關聯性（linkage study）。然由於人類社會相依存的因素太多，歸因存在重重挑戰，文化歸因謬誤（cultural attribution fallacy）是最大的問題 。
全球化與文化的關係也成為現階段文化研究的重點。湯林森（Tomlinson〉主張人類將走向多重認同，巴伯（Barber）認為全球化就是一個麥當勞化的過程，羅伯森（Robertson）提出全球化包含了互不衝突並相容的普遍性及特殊性文化，杭亭頓（Huntington）則看見文明間的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的衝突。杜維明、沈恩（Armartya Sen〉等人提出訂定東西文化兼具的普世價值及文明對話才是未來世界和平的奠基。也有學者研究全球化形成的多層次文化互動，甚或辯證式的陰陽特質。這些宏觀的趨勢、應然研究固然重要，卻也遇到缺乏實證的操作性問題，對於實際從事跨文化交流者實質幫助有限。
於是在實質層面，例如多數的MBA或是企業訓練課程，依然將國家文化構面做為解釋國家文化異同的主要教材。
歷年來許多跨文化學者提出不同的國家文化構面，以利分析及了解國家文化差異。例如霍爾（Hall）以人類學觀點提出的線性、多角性及迂迴性時間觀、高語境及低語境溝通方式、空間運用模式等；本書作者泰安迪斯（Triandis）以主觀文化角度提出的集體及個人主義文化；霍夫斯坦德（Hofstede）提出包含個人集體主義、權力距離、剛性柔性、風險規避、長短期取向等國家文化構面；瓊潘 斯（Trompenaars）針對企業與國家文化之人際及人與環境關係提出了七個國家文化特色，包含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內向與外向文化、熱情與中立表達方式等。許多面向在運用到不同國家時面對了大量挑戰，如前述，泰安迪斯與霍夫斯坦德提出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一直是跨文化學者引用最多且爭議性最少的構面，而泰安迪斯建構的構面更具完整性。
個人主義文化傾向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凡事以「我」為出發點，集體主義文化重成員間和諧及團隊整體利益，凡事以「我們」為出發點。例如，表現在商務上，個人主義文化中的管理者較重個人責任，員工則對個人報酬及組織公平性較為重視。集體主義文化中的管理者較重集體責任及員工對團體的義務和忠誠度，員工也對團體間人際關係較為重視。個人主義的代表性國家為美國及多數西歐國家，集體主義為東亞、拉丁美洲等國家，如中國及日本。這是一般的分類法，也是對集體與個人主義最粗淺的解釋。
這樣的看法雖有其便利性，但因將個人和集體主義看作同一文化緯度上的兩極，忽略了兩極並存的可能性、文化內部及個人層次的差異，而導致將各國文化分類對立起來，在運用到實際案例時也往往無法解釋文化內部的複雜性。要了解本書，先要了解泰安迪斯對文化的看法。
不同於霍夫斯坦德，泰安迪斯提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並沒有必然相關性，並正視文化內的多樣性。即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構面往往有不同表現，一部分人為既個人又集體，一部分既不個人又不集體，還有一部分或個人或集體。也就是每個文化中都有個人取向（idiocentric）與他人取向（allocentric）的人，且因年齡、階層、教養方式、旅行經驗、教育背景及職業，人人程度不同，甚者，個人與團體在不同處境（situation），亦有不同行為表現。
因此，除個人差異外，泰安迪斯更強調處境（situation）的重要性，在不同處境下，個人與集體主義者亦有不同行為表現。例如，集體主義者在與我群（ingroups）交流時會表現出更多集體主義傾向，但與他群（outgroups）交流時卻呈現較多個人主義傾向。反之，個人主義國家在參加某些社群、例如教會、政治團體時反而有集體主義特色。在不同處境表現出的不同行為模式，也就是在各處境中的自我定位，成為屬性（attribute）。而在特定文化中屬性的綜合主體，稱為文化群徵（cultural syndrome）。
因為每個文化都有其特殊的語言、歷史、地理等特殊性，形成不同的社會型態與行為模式，所以每個文化都是一個「主觀文化（subjective culture）」。而在特定時空下，因共同信仰、態度、規範、角色與價值觀，造成不同嚴密（重社會規範、一致性強）與寬鬆程度、複雜（高社會分化與分工程度，多為富裕社會）與簡單性，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屬性。寬鬆與複雜多反映出個人主義文化屬性，如美國、英國；而嚴密與簡單多反映出集體主義文化屬性，如北美的阿米希人；日本則屬於嚴密而複雜的集體主義文化。集體與個人主義者在自我知覺、歸因方式、認同與情緒表達、認知一貫性、動機、公私行為、對隱私的態度、溝通與解決衝突的方式、道德觀、責任、個性與專業行為的屬性皆不同。換言之，個人與集體主義應視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群徵。
簡言之，所謂集體主義文化，事實上是該文化中的大部分人在多數處境中使用較多集體主義思維，顯出集體主義屬性的文化群徵。個人主義文化，則是該文化中的大部分人在多數處境中使用較多個人主義思維，顯出個人主義屬性的文化群徵。
泰安迪斯並且進一步將此文化構面對應費斯克的社會性及羅克奇的價值觀與政治系統分類，細分為面對權力者較相互依賴、重義務的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 VC）、面對權力者較獨立但重集體和諧的水平集體主義（Horizontal Collectivism, HC）、突出自我權力及成就的垂直個人主義（Vertical Individualism, VI）及不突出自我權力但求自我獨特性的水平個人主義（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HI）四種子構面來分析更複雜的社群關係。同樣地，每個文化皆有不同百分比的垂直、水平、個人與集體，但仍可歸納出大致方向。例如，美國在多數處境下是垂直個人主義；澳洲是水平個人主義；印度在多數處境下是垂直集體主義。
在此架構下，泰安迪斯進一步以廣泛實證資料為基礎，分析不同文化在各層面的影響，評估在各種處境下的利與不利。並且以此架構為基礎，提出兩文化成功共事的方法，皆在本書中詳盡說明。
那麼，大師心中理想的未來文化圖像為何呢？本書結尾泰安迪斯以來自不同文化（個人與集體）的年輕夫婦比喻帶出總結、小夫妻應該先要徹底了解彼此的文化以及在各種處境中的利與不利，然後相互參照學習，在不同處境使用不同文化屬性。例如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多些個人主義的讚美與集體主義的忠誠，盡量安排個人目標與我群一致。顯然大師期待的是年輕世代可以將個人與集體主義的強項在不同處境發揚光大，建構雙贏。他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同時平衡使用兩種社會型態，使個人與集體共享成功。
如前述，泰安迪斯在此書中對個人—集體主義構面分析之深度及廣度，為此研究領域翹楚。綜合以上，本書有以下特色：
１.跨古今/跨領域完整文獻回顧及探討
本書將1995年前跨文化領域相關所有文獻作了最廣，歸納最詳細的回顧。例如泰安迪斯在第二章中，將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間，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名詞的一些運用狀況作了完整回顧，包括從政治體系，到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討論及運用，以及東西方哲學家對於個人和集體主義的不同論點探討。第五章中歸納了個人-集體主義對生活各層面影響的大量論文，包括自我觀、身體及心理健康、人際關係、戀愛與婚姻、溝通、偏見、衝突、政治、經濟、宗教等社會制度的研究。附錄中則將所有測量方式作了完整介紹與評估。讀者閱讀本書後，對於1995年以前所有領域與跨文化相關的研究及學說，皆能有完整了解。
2.對於個人―集體主義的成因有最深度的分析
跨文化研究多使用量化客位分析法，大多僅能歸納現象與特色，少能解釋成因。泰安迪斯以經驗研究來應證過往近三百年西方及東方文獻關於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爭辯以及不同領域的相關研究，將之歸納為完整的文化構面，除了更有脈絡地歸納出個人-集體主義兩文化群徵的屬性特色外，並提出此文化構面的前因、後果、應用及變動性，深度無人能及，於此奠定了大師的地位。例如，泰安迪斯從動物學文獻分析，靈長類動物的嬰兒唯有在與他人關係密切時才會更茁壯，說明集體的普世重要性。然而當進入這個現代、冷漠、競爭的大型官僚主義世界，我們凍結並開始分析對許多關係的投報率，而轉向個人主義。又、東方的農耕文化造就了個人臣服群體的集體主義；西方的狩獵文化則造就了以征服為目的的個人主義文化。再從各國案例中歸納出文化同質性、成員穩定性、人口密度、外部威脅、資源、時間壓力、特定處境、合作需求、選擇數、目標及身分皆可能促成不同的垂直、水平、個人與集體組合，造成特定文化或文化變遷。
3.解釋文化跨兩極、跨層級、跨向度的複雜性與變遷
泰安迪斯打破了傳統二分法的對立式分類，並且佐以跨兩極（並存）、跨層級（個人-社會-乃至全球化下的新部落主義）、跨向度（水平-垂直）的分析，更貼近事實地解釋文化的特性。不同選擇數、不同處境下個人及社會亦展現不同屬性。不同年齡、社會階層、居住環境的人亦有不同屬性。當文化日趨現代化、複雜且有動力，處境改變，屬性亦改變，而文化亦可能變得更加個人主義。
全球化帶來文化上的改變和快速時空壓縮。近年來文化學者，如湯林森（Tomlinson）、杜維明等紛紛提出多重現代化、多重文化認同、相互參照等觀念。泰安迪斯亦意識到全球化帶來的新部落主義（new tribalism）特徵。科技發展使得人們產生跨國界結合的我群意識。例如香港華人與新加坡及溫哥華的華人進行投資，以達經濟成就。動機為個人主義，與他群競爭時卻是集體主義行為模式。於此，重處境的非兩極式概念即可適用於分析全球化下的文化變遷。
4.大量跨文化案例―中、日、美為最
本書提及的文化案例數量之多，應為跨文化研究著作中之首。例如第四章中泰安迪斯解釋了中國、日本、東南歐、希臘與古希臘、德國、法國、美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等國家案例；第二章中分析了西方與東方的傳統哲學；第三章中闡述了澳洲、美國、中國、俄羅斯、希臘等文化的子女教養差異，日本、美國、澳洲人的自我知覺差異；第五章中分析了中國與美國人的行為與衝突模式等，案例包含大量個人與集體主義國家。其中介紹最廣泛與仔細（幾乎各章皆有案例）的國家有中國、日本、美國，其次是印度、希臘、東德、西德、俄羅斯、瑞典等。本書已有日文版，中譯本實有其必要性。
5.兼顧實務與實用性
本書除提出個人-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因與屬性外，並分析了兩構面對於個人、人際以及群際關係、社會制度，包含經濟、政治、宗教乃至健康的影響。例如泰安迪斯舉自己及他人的研究為例，歸納出集體主義者因有更多的社會連結與支持而更健康，但嚴密集體主義國家卻有較高的自殺率；個人主義競爭文化壓力使得免疫力下降，而使人較易罹患心臟等疾病。經濟行為上，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工作不太需要社交，而於集體主義文化卻非常需要。個人主義文化中可使用文字溝通，而集體主義文化卻須是面對面的溝通。集體主義者比個人主義者更傾向把持重要訊息並且剝削他群，個人主義者可能會追求自我利益，不顧與集體的牽連而跳槽到敵對公司。團隊目標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運作良好，但使用於個人主義文化時往往造成社會惰化和搭便車行為。參與式管理方法在水平集體主義中特別管用，在垂直集體主義及垂直個人主義的文化則不管用。個人主義文化適合以自我為目標的訓練；集體主義文化則適合以團體為目標的訓練方式。個人主義者較集體主義者更頻繁使用協商手法，來凸顯個人的主動權和成就以提升自我等。這些歸納對於企業從事跨文化商業活動，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泰安迪斯進一步提出各種實務訓練方法。他歸納出最常用的跨文化訓練方法，並分析其效益、優勢及弱點。他建議以關鍵事件的情境故事來培訓人員。受訓者被要求對不同文化行為歸因，故而增加受訓者的跨文化理解力同時降低文化衝擊。
他並以文化屬性為本，建議兩文化的人應如何共事。例如在討論東亞集體主義者應如何與西方個人主義者互動時，他建議集體主義者應了解個人主義者對自我有非比尋常的正面看法並需要表現崇高自尊、勇於表達、重視快樂、決策快速但執行力不足、看重態度與行為間的一致性等特性。在給兩文化者建議時提出需訓練集體主義者學習多讚美、避免將「配合」及「避免對峙」作為習慣性說服理由等；而個人主義者該學習如何對集體主義者提出他們可以有台階下而不需直接拒絕的要求。
全球化大幅提高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也造成了政、經、文化、宗教等各種衝突、甚至戰爭與難民潮。在國家社會層面上有政治經濟上的跨國合作、跨國策略聯盟、跨國組織管理；在社會中的移民政策、多元文化共榮制度、教育制度設計與執行等；甚至在家庭與個人層面，父母對全球化高科技影響下新世代的教育與溝通方式皆造成極大考驗。是故，如何與不同文化者共事、共同生活所需之跨文化知識及文化敏感度的培養至關重要，跨文化溝通技巧已為必備技能。本書結合理論與實務，提出實用訓練方式，對需要跨文化交流及與不同文化者共事的個人與各種團體皆有高助益。
本書理論之運用是跨領域的。此理論不論在經濟、教育、健康、政治、社會、宗教領域皆有大量論文提出，可見其實用性。對上述各領域學術研究及實務層面皆有重要參考價值。
然而，個人與集體主義的分類方式也受到東方國家，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挑戰。以西方角度簡易分類及量化歸納的他者（etic）研究方式忽略了東方例如儒家文化的本質內涵。儒家的個人定義有別於西方，集體概念強調的並非盲目忠誠而是反映人與社會、自然的關係，以及人們自我提升及重內省的行為途徑選擇。也就是說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存在著不同的「個人―他人」、「個人―團體」的關係模式，無法將不同的關係模式放在同一構面衡量。雖然泰安迪斯的子構面可以解釋較多的細部價值差異，但仍未能解決核心價值觀差異性的問題。簡言之，了解一個文化是屬於集體或個人或許能使人理解行為模式的差異，但並不能令人理解這一群人的真正價值觀。如何在跨文化研究上有系統地注入東方文化核心價值為未來研究者須解決的課題，但不影響此理論解釋的行為模式差異及其在跨文化領域的實用及重要性。
翻譯之原著為1995年Westview Press（May 4, 1995）出版（ISBN-13：978-0813318509；ISBN-10：0813318505）。日文譯本為2002年由神山貴彌與藤原武弘翻譯，書名譯為「個人主義と集團主羲」，北大路書房出版。
關鍵詞：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跨文化、跨文化商務、跨文化人員訓練、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文化差異、跨文化測量。
於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 周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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