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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間，簡直是穿越一部戰後台灣的人文精神史。～～陳芳明

寂寞的打鑼人
黃春明的鄉土歷程
我和黃春明相識將近五十年了，也一直共同生活在文學的世界裡，就衝著這一點，便不時有一些愛好寫作的朋友要把我們湊在一起，舉行座談。碰到這樣的時刻，春明的太太尤彌就會對他們說：「你們真是白花氣力，以為他們會有多麼了不起的見識──我就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在一起時，說過甚麼正經話！」

回想起來，這也是事實。大概是個性使然，我和春明的談話，不管大事小事，都是以相互的胡鬧開始的，於是東拉西扯之際就有朋友抗議說，你們說的話到底哪些是真的？這時，我們也只是一笑而已。不管胡鬧到甚麼地步，我們卻能真正懂得對方的意思。

譬如春明的長孫要出生了。這老傢伙竟然一本正經、老腔老調地訓起兒子：「小孩生了，別指望我們替你們帶；我們老了，哪裡來的力氣？」

一幅老封建的樣子，氣得尤彌幾乎發起火來。等國珍他們回去了，便數落他說：「沒見過這樣做老子的！你難道不會講幾句好聽的話嗎？讓媳婦感到多麼難堪！」

我在一旁插嘴說：「不要理會這老傢伙，又頑固，又封建。一切等著瞧好了……」

一個多月後的大清早，孫子來了，這老傢伙也不管我睡醒沒有，就立刻打了電話過來。見了面嚕囌個不停，還說一抱孫子他就像全身通了電流，和孫子兩人融成一體。語無倫次地興奮了半天，又像寫小說那樣，告訴我那天晚上，一閉上眼就看見一個小娃子向他奔跑過來。越說越得意，一天不到，就澈澈底底地成了一個神祕主義者。從此以後，三天見不到孫子，便全身不自在。這下輪到我對他說：「春明，咱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孫子可愛，一個月來看一次就可以了！」他兩眼一瞪，連叫「黑白講！」一幅像要打架的樣子。

春明有一篇小說，叫做〈兒子的大玩偶〉，從此他又心甘情願地扮演著另一部小說：〈孫子的大玩偶〉。

這就是黃春明，跟他在一起不用講甚麼大道理，講了也是白講。他為人做事自稱有從他奶奶那裡承襲下來的道理；經常帶有迷信玄虛，雖然土得令人不堪，他也毫不在意。他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黃大魚，起源於他有一篇叫做〈魚〉的作品被選入了國中課本，所以他的布偶戲班、歌仔戲班統統以「黃大魚」命名。我們叫他黃大魚，則別有用意。他是純粹鄉下人的性格，鐘錶之於他一點沒有用處，約他辦事，先要照會尤彌，否則十之七八準會忘事。因此沒有那個機關他能長久待得下來。他寫稿入迷了，真是六親不認，經常變卦，成了混水摸魚的「大魚」。有時這「魚」字也當作「愚」字來解，別看他貌似精明，好像混過江湖，有時也笨得令人發笑。出外之時，尤彌怕他迷路，特地要他帶上手機，結果手機響了，不知如何打開，就只好往地下摔去。汽水瓶打不開，就用牙齒去咬，結果一嘴爛牙拖了好久才被拉去補好，一段時間被人當作「無齒（恥）之徒」。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就自我發明以毒攻毒的辦法，猛吃甜食。他有軟弱的一面，遇到無能為力的事情，就大智惹愚地假裝糊塗起來。

他這樣的性格，有時也會穿幫。他的朋友，有很多不知道他有糖尿病，常不時地送些巧克力、花生酥之類的甜點過來。他的小兒子國峻就很快把它偷偷吃掉。他一看冰箱的甜食沒有了，以為國峻愛吃，便買了一些放進去，國峻檢查冰箱，又再次把它吃光。於是他又買了一些放進去。……幾次之後，他對國峻說：「想不到你這麼愛吃甜食？」這下國峻火了，大叫：「我那裡愛吃？還不都是為了你。」

從這些小事就可想見黃春明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了。

黃春明是出生、成長於台灣宜蘭的作家。我們所以要標出他的籍貫，實在是這與他的作品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台灣最早是以移民社會的性格出現在歷史上的。到了近代，它又成為殖民主義者獵取的對象，長時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些再加上當代工業主義和消費主義對它所作的傷害，就使得這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寶島不僅在外貌上有著大的改變，而且還對那裡的人與土地的本質作了澈底的破壞。這種發展如果以經濟主義的觀點而言，也許可以稱之為上升的時代，若就生存的意義而言，那卻使人面臨著「沉淪的困境」（借用經濟家宋巴特W. Sombart的意見）。台灣近代以來的種種，正真真實實地替歷史作了血淚的見證。

宜蘭是台灣最遲的移民世界，也是殖民主義、工業主義、消費社會較後進入的地區，由於開放得較遲，才讓我們能夠在眾多的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事事物物間見到最淳樸、最真摰的倫理關係，以及在這種困境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黃春明被人稱之為鄉土作家、他的作品最讓人有深刻的印象者，正在於經由他的作品對此有了真實的認識和反省。

近代文學就其內涵而言，大多是都市文學；即連邊野地區，由於受到大眾傳播和消費生活形態的影響，也仍然是以都市人的價值觀念來論斷世間的事事物物的。使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一切作為，一下子就由相互關懷的關係改變為利益的關係。這是對人與人、人與土地等等的倫理關係的大破壞。連帶著也使它們的審美意識成為市場價值操作的一支，於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食物呈現的只是眾多烹飪作料所給予人的感受，人的面龐、姿態所呈現出來的只是各種化妝品堆積而成的假象。無所謂真實，無所謂尊嚴，無所謂生動。這就造成了人的澈底異化。異化的人生產生異化的世界，異化的世界製造出異化的知識。在這樣的知識中，即使人們對世事具有清晰的邏輯和實證的瞭解，卻無法在其中見到真實的價值和意義。譬如在費孝通那樣傑出的社會學者的著作中，雖然使我們對鄉土世界的解說，有著很明白的認識，但從其中所感受到的卻只是概念的敘述而已，並無從在其間感受到血肉相連的激動。那是死的倫理學。又如在一些左派的對鄉土世界的解說裡，我們所感受的也只是到某些政治語言的挑動，而無法對那世界的種種得到生命的真實體認。

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不是知識的，也不是政治的，但卻能讓人對那裡的人與事有著真實的感受，在其中我們幾乎見不到多少理論式的解說，卻讓人直接地在那些人物和事件中，領會到他們生命與生活的無奈和厚實；即使其中有些是那樣拙樸，有些是那樣卑微，但卻都是堅堅實實的存在。
發表於一九六九年的〈鑼〉，是黃春明創作的一個高峰。在這之前，他發表過〈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魚〉、〈兒子的大玩偶〉，在這之後，他發表了〈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我愛瑪莉〉等作品，把他寫作的領域，由原來的小市鎮擴大到幾個（特別是台北）那樣的大都市，和跟他同時代的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一樣，在他們的小說中都呈現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台灣首善之區台北，一個則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小市鎮。陳映真筆下的鶯歌，王禎和的花蓮，七等生的通霄，黃春明筆下的宜蘭。都一一地以不同的階層呈現出當前台灣的面貌與情調。


黃春明筆下的宜蘭，就廣義而言，指的是台灣東北部的蘭陽平原；這裡除了那一大片土地和大海外，更包括了宜蘭、羅東、蘇澳、頭城幾個主要的市鎮。那不僅是一個開發得較晚的移民社會，而且一直保持著小農社會的秩序和情調；那就是經由辛苦的開拓和長期的互相依賴所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相生相養關係。關於這一點，從早期的〈青番公的故事〉、〈魚〉，到〈死去活來〉、〈放生〉、〈呷鬼的來了〉，都一直流露出來。由是而使得他們之間這種類似於血肉相連的關係，一直保持著和諧與平衡。如此不僅人有了尊嚴，即山、水、樹木、各種事物也莫不有了意義，彼此相互尊重著。黃春明筆下的鄉土雖然經常出現一些類似迷信的語言和行為、滑稽和可笑，但它所以讓人不把這些視之為笨拙與難堪，就在於在那些人與土地、人與事物的倫理中讓人感到了溫暖。而且還在其中感受到充滿韌性的生命力。有了這些，一個具有人性的社會才能由開拓而發展開來。很多人所以願意在這塊土地上，由生於斯、長於斯、而最後也願意落葉歸根地死於斯、葬於斯，其原因固在於此，而這塊土地上，每逢遭到災難、受到破壞，很多人願意犧牲奉獻，從枯萎、死亡中再予以重建，其原因也在於此。這不僅是人類最單純最原初的鄉土之情，結合起來，也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由「既濟」到「未濟」，由「未濟」更進一步創造、發展力量的根源。誰能循著這一情懷和精神發展下去，誰就能帶引這個族群走出苦難，歷久常新。相反的，誰要違反了這一情懷和精神自以為是，雖然在鬥爭、殺伐、征服之中也能獲得一時的繁榮，到最後卻必然要走上衰敗和危亡。這就是黃春明透過他的鄉土人物、鄉土生活、鄉土經驗、鄉土歷史所體悟的倫理精神。

在這些作品的人物中，青番公是那群人的根本型態，也是那一社會的存在的基礎，他坦然、堅忍，生命和作息一直與大自然結為一體。他們那一代人物看起來不免讓人有愚笨、保守、迷信的感覺，但是他們的這種本質卻正是人類幸福開創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再加上台灣移民社會的經驗，就匯合成為台灣發展的根本力量。這種力量並不單單指的是經濟力量，最重要的是一種人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人的尊嚴是根本不存在的；沒有獨立和尊嚴，這個社會不管如何一時取得物質的繁榮，變來變去也是絕對沒有前途的。因此，在黃春明的小說人物中，最引注目的便是他們人格上的不屈。正因為要保持這種尊嚴，才會有黃春明筆下的那些人物的出現。像〈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溺死一隻老貓〉中的阿盛伯，他們雖然卑微、雖然經常處於無奈和自嘲，甚至有時頑固不化，但他們在困境中所流露出的純潔、自持、一直堅守人的意義和淳厚，便不能不讓人為之感動和感慨。即使像〈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樹和〈鑼〉中的憨欽仔等人，雖然他們仍然在委屈中掙扎，在掙扎中自嘲，在自嘲中也偶爾自憤，但大致說來他們還多多少少保留著青番公和白梅、阿盛伯的餘緒；雖然這一些常不免讓人有著無奈和蒼涼的況味，卻仍然讓人見到那些尚未摧殘殆盡的生機。

這生機或存在於那些人物和社會的體質之中，或顯現於那些社會仍然保持的傳說、習俗或「迷信」之中，一直都呈現著它們的鄉土氣質。有了這些，才能使人抱持悲觀但不「絕望」的關懷，面對當前的紊亂而不會失去對人世的信心。這就是黃春明在小說中經由「祖父母──父母──兒孫」的發展過程，追尋這一根源的用意所在。所以，就某一層面來說，我們可以說黃春明是一位懷舊的感傷的鄉土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就此而下定論，便是小看了他。黃春明在作品中所顯示的不僅僅只有這些，他具有穿透工商業文明的力量和智慧，所以他以鄉下的宜蘭人進入並成為大都市的宜蘭人，然後，在不安、焦慮、絕望之中，又回歸於另一個變了樣子的鄉下宜蘭人。說他反璞歸真，似乎把他說得太飄逸了。他不是七等生那樣的〈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或〈隱遁的小角色〉，他也不像陳映真那樣，由絕望於近代工商業文明而嚮往於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動，他更不像王禎和那樣由絕望而選擇隱忍的道路。他因為扎根於宜蘭那樣的鄉土，與那裡的土地、大海、人物、習俗、迷信等有著血肉相連的倫理關係，從中體認到無限的親情，而與之割捨不開，由此也就在其中看到了希望，不會對目前的社會採取連根拔起的態度。就這一點來說，他某些地方像舊俄的屠洛涅夫和契訶夫，有些地方更接近於三○年代的沈從文。

舊俄羅斯的鄉愁是屠洛涅夫作品的主調。這種鄉愁，在托爾斯泰、契訶夫，甚至在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都普遍地呈現出來。關於這一點，人們不應該以階級的、黨派的、經濟的觀點去對之作出評判，而應該從真實的人性來關懷它們。俄羅斯的鄉愁包含了對那片土地、歷史、人物、習俗……等等的深情；這是俄羅斯的靈魂。不用多說，只要一讀屠洛涅夫《獵人日記》中的〈活骸〉、〈白靜草原〉，或托爾斯泰的《高加索故事》就可以有著深切的領會。但是，關於這樣的鄉愁和關懷，在五四作家和一些後起的城市作家，例如郁達夫和張愛玲的作品中卻怎樣也找不出來（沈從文不然，這是他可貴的地方）。郁達夫的作品主調，是澈澈底底的挫敗、茫然、無望；這特別顯現在他的〈過去〉、〈遲桂花〉、〈在北風裡〉裡。於是，在那樣的現實條件下，他只能走上〈茫茫夜〉的頹廢道路。張愛玲的作品中所顯現的，也只是在都市人的瑣瑣碎碎中糾纏，「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至於姚雪垠等人的鄉土小說，事實上寫的只是美化後的游民階級。而在更晚的趙樹理或浩然早期的作品（如《豔陽天》、《金光大道》）中，雖有著中國廣大土地的情懷和鄉愁，但那不是主調，而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有人（特別是大陸作家）認為：黃春明筆下的人物有些像魯迅筆下的阿Q；甚至說坤樹、憨欽仔等人是《阿Q正傳》在台灣的翻版。其實不然，阿Q的品質是澈底的麻木、澈底的敗北，而且在心靈中根本沒有了是非。假使把阿Q看成一個民族的原型，便不免會對自己的民族前途感到絕望，因為，如果阿Q成為現代人的化身，便必然會成為低劣的國民。沒機會固無所作為，有機會也同樣無所作為。這樣的人物，即使學會說各種漂亮語言、熟悉各種物質文明之技巧，在本質上卻找不到一絲一毫的尊嚴。所以，就個人而言，他是有奶就是娘，投入某一團體，也只有權力利益之是圖。而一個到處都是阿Q的社會，其發展之結果，必然會帶動一個暴力的、蠻橫時代的出現。為什麼呢？因為阿Q的麻木無知是原始性的麻木。

發展下去，這種麻木無知一旦掌握了權力、技術，享有了特權，就不免會由這種麻木轉化為自得、自毀，並且以毀人、整人為樂。要不然，一旦失勢，也必然「以屈辱為榮耀」，無所不為。而這樣的類型，正好在當代的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現實中得到了印證。這是我和春明在對話中得到的疑慮。不僅如此，他還擔心阿Q主義的另一形態也會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地出現我們即將到來的社會上。因為，絕對的工業化必然產生絕對的消費主義；絕對的消費主義必然產生絕對的拜金主義；必然的拜金主義遲早把人性乃至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澈底摧毀。

這一發展趨勢，十九世紀的舊俄作家中已經有所預感，杜斯妥也夫斯基不用說了，即契訶夫，也多多少少在他的嘲諷中流露了無奈。在《櫻桃園》裡，櫻桃園將被剷除建立工廠，新一代在歡呼，老一代在感傷。那不是一般的感傷，而是一種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即將在地球上消失。不了解這一點，我們便不了解契訶夫沉痛之所在。而在這一方面，五四時代和三○年代的先行作家，除了吶喊、徬徨、憤慨外，似乎都繳了白卷。魯迅〈阿Q正傳〉式的關懷如此、聞一多〈死水〉式的關懷如此，即胡適式的全盤西化那樣的改良主義亦莫不如此。而隨著阿Q主義的殖民地化、赤貧化、拜金化、物質化，就必然走上阿Q式的法西斯化和阿Q式的布爾什維克化。這就是二十世紀第三世界和中國所以產生危機的原因。在黃春明的小說人物中，〈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和〈小寡婦〉中類似「白梅」的人物；以及由坤樹、憨欽仔一變而為〈小寡婦〉、〈我愛瑪莉〉中大都市人物（如馬善行、陳大衛）的過程看來，黃春明不可言喻地出現了焦急和無奈。但是，他並不抱持阿Q主義式的絕望，反而不斷挖鑿鄉土精神所保持的原創力，就是要使自己能夠從悲觀中走了出來。這是當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課題。也是他一大段時間沒有出現作品的主要原因。具有良知的台灣作家在本世紀必然要面對這樣的主題。

寂寞的打鑼人黃春明的鄉土歷程我和黃春明相識將近五十年了，也一直共同生活在文學的世界裡，就衝著這一點，便不時有一些愛好寫作的朋友要把我們湊在一起，舉行座談。碰到這樣的時刻，春明的太太尤彌就會對他們說：「你們真是白花氣力，以為他們會有多麼了不起的見識──我就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在一起時，說過甚麼正經話！」回想起來，這也是事實。大概是個性使然，我和春明的談話，不管大事小事，都是以相互的胡鬧開始的，於是東拉西扯之際就有朋友抗議說，你們說的話到底哪些是真的？這時，我們也只是一笑而已。不管胡鬧到甚麼地步，我們卻...

書前的話

二ＯＯ七年初安民先生和季季小姐約我為《印刻文學生活誌》寫一專欄，並為之取名為《回首我們的時代》。這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因為在那之前，我還只是個十三歲的少年，對世事即使有所認識，也一定是跡近模糊。十三歲那年，我飄泊到了台灣，沒想到一轉眼之間，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十年。原來的世界，完全變了樣子。

記得不久之前，朋友間有一場聚會，其中有些人當年曾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統派，也有些人曾是獨派，現在雖然好幾位已經滿頭白髮，頭開天窗，老友相會總不免「偷閒學少年」那樣唱起年輕時唱過的歌來，不過多少憑添了嘲諷的意味而已；不知是嘲諷自己，還是嘲諷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那天，有人三杯酒下肚，就扯開嗓子大唱「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接着就有人唱「總統蔣公，您是民族的救星……」。唱來唱去，毫無當年的嚴正氣象，於是其中有人就說了：「管他們那類人物是甚麼，如果我要蓋個人民紀念碑，第一件要做的事，一定要塑一群只爭個人名位、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人物的群像，要他們一個一個硊在碑前懺悔。……」更有一位舉起酒杯說：「你們這批人真是不知好歹，──今天我們能夠這樣放肆，不被抓去坐牢，真是莫大的幸福……」。他連喝三杯，興猶未盡。這顯示一個時代已經進入了歷史。

事實也是如此。但這幾十年的日子雖然已經不再像我們童年時代那樣，幾乎每天都流徙在戰火動亂之間，然而隨着年歲的增長却經常也會不時地向已經走過的歲月提出質問。質問甚麼，却也不甚了了，這証明成長於我們這一環境的一代不是長於深思的人；在過往的日子裡經常被一些動人的、屬於意識形態的語言鼓動着；有時激昂慷慨，有時一片沮喪。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經過這樣遭遇的人。那一個時代過去了，但是由於自己的大半生都是過着教書匠的生活，每當碰到一些歷史的問題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便也往往會在前人的智慧中尋求答案，却也經常感到惘然。其所以如此，大部份是由於面對那些前賢對近一個多世紀所作的判斷時，經常會感到他們所作的論斷過於嚴肅，而其所作的動人的揭示也距離我們太遠。像美國籍的西班牙哲人桑塔亞納（G. Santayana），一生中寫了那麼多有關生命和真理的大書，臨死的時候，只對二十世紀說了一句評定的話：「絕望」。又如德國哲人洛維特（K. Löwith）身歷兩次世界大戰，却認為自己所經歷的世紀是一個「一無所成的時代」。他們的悲憤和焦慮是那樣悲壯和崇高，絕不是我們這般活在平凡之中、苟安於世俗中的人所敢或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在我們這樣長時期處於殺伐、鬦爭和相互迫害的國家，一個人或一家人能夠在最低條件下不虞匱乏、能夠活在無恐懼的日子裡做點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哪裡還會有着像他們那樣莊嚴的憂心和思考呢？
既然如此，現在輪到自己要回首我們的時代，一時之間便不知道應該從哪裡說起。猶疑之際，忽然想到：從小以來雖然教育給予我們的大都是一些「救國救民」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官冕堂皇的「大話」，但一落到實際的生活，最後讓我們為之心動的却仍然是些平常而又平凡的小事。這些小事，看來沒有甚麼大不得了，其中所孕涵的意義却往往會成為我們思辨的基礎，幫助我們成長。譬如小學的時候老師要大家背誦〈木蘭辭〉，同學們「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地唸着，並各自編構着一幅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後來的流亡途中，經常見到抓兵的殘暴，有時連個子長得高的兒童和婦女都不放過。看多了，〈木蘭辭〉早先給人的感受便隨之變了樣子。又如，少年時看戲，看到岳母在兒子背上刺上「精忠報國」，心中覺得非常氣節凜然，但在自己有了兒子以後，才感到那種母愛真是人世間最大的荒唐。至於〈趙氏孤兒〉中的那種拿自己嬰兒為主子的兒子替死效忠的作為，再怎樣解說，都無法令人看得下去。而相反的，歷經了大半個人生，倒覺得苦難中一聲從千里外傳來的安慰、口袋中保有很多年的一封舊的家書、臨終病房中親人的一聲叮嚀，却往往成為生命中最有力的支持。這樣一想，便覺得：在整個人世、整個歷史、整個從古到今的爭爭奪奪、殺殺砍砍、富貴貧賤的幻滅生死中，到頭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並不是那些名大位高人物的訓誡，而是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人與人間相互關懷的瑣事。它們是那那樣平凡地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却又與我們的一言一行緊密地纏在一起，讓人無法擺脫得掉，而且，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地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成為生命的養份和力量。

由於有了這樣的涉想，我便決定在這個專欄中，與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世紀大事，不如藉着自己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對那個即將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時代，作一平實的重溫。這樣想着，第一個出現在我心中的人物便是臺靜農先生，他雖然生活在一個如莊子所說的「無可奈何」（甚或過之）的時代，却依然保持着他的自在和誠懇，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一代的典範。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經由生活的陶鎔，他的思想和寫作都提昇到他的同輩作家所未達到的高度。古人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在他的書藝的純淨境界中也讓人見得出來。就此而言，他所顯示的風格便有了時代的意義。因之，他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魏晉、晚明等大變動之際的認識，也就有了前人未及的深刻。這些即使在他平日的點點滴滴的言談中，也會讓人有所領會。

在這個專欄中，我就是循着這樣的道路寫下來的。我希望，經由我的追憶，讓人不再把它們當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歷史的重現中認出：不管那些過往的日子是多麼令人感到沮喪，而我們自己當年又如何衝動、幼稚、甚至盲從過；想起來讓人不勝唏噓。但追根究柢，却可從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無形的所作所為中體認出：那並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歲月。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着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文章在當初書寫時，有的稍嫌簡略，現在一一校定，予以增刪，除了這些篇外，也把這些年在別處發表的同類作品一併收了進去，使得原來的專欄成了目前這樣的樣子。

在寫作和整理這些作品時，我已經年過七十；回想舊事，便不時出現事件散亂、引証重複一類錯誤，在這方面，我的兒子任之（可可）替我幫了大忙。他擔心老爸年紀大了，語言瑣碎、敘事顛倒，經常在我初稿後，提出意見。有時我也執着自己的筆法，依老賣老，兩個人有時就會爭吵起來。當時也許會心有不豫，到了後來却使我在再次檢訂中學會謹慎小心，而不至於早點走上老人痴呆的道路，因此不對他說聲謝謝，也就真的不夠意思。

二O一一年三月五日於台北木柵

書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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