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
日期：2016年9月17日
主講人：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於臺灣紀錄片中的環境意識與概念，我所關切的是從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資本紀（Capitalocene）角度出發，她指出環境問題是一種資本主義，是關於經濟、人類往哪裡去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問題。
當今，環境問題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一個最大且最為迫切的政治議題，人類給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危機、存續危機，我認為已經超越國族、階級、勞資等各式問題，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它們也很重要，而且可能與環境問題間接扣聯，但當我們活不下去的時候，其他的問題若過度關切，就容易疏忽環境問題的結構性，以至看不清其中的政治問題。
這個政治議題與每個人切身相關，沒有人逃得掉。不論你是哪一種國族主張；不論你是資本家或是社會底層人民；不論你的性別取向；不論你的任何身分……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呼吸乾淨的空氣、喝乾淨的水、吃不受污染的農產品。否則，因為地球老化，海平面不斷升高，我們就得在陸沉於海裡的土地上討論這件事情了。
因此，關於此一基本生命權的討論，回到紀錄片裡面來看，涉及到我們的生命權為什麼無以為繼？我們的生命權被誰剝奪了？如何要回生命權？這也是紀錄片所具有的認識與行動之功能。而接下來將舉臺灣的一些紀錄片為例，看看這兩方面的一些表現。
環境議題是誰的責任？
首先，談談認識上的一些問題——環境破壞是誰的責任？在臺灣，多數人或者主流意識型態通常會將責任指涉到每一個人，即環境破壞每個人都有責任，所以要隨手做環保、隨手關燈、使用漱口杯刷牙、少用兩個塑膠袋等等，這些確實都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但環境摧殘的主要因素，並非在個人的環保實踐上，雖然實踐是有幫助的。遂而有另一種立場指出個人非占主要因素，應該是製造重度污染的這些工廠老闆、企業資本家們的責任。
接著，我們就會提問，為什麼法令無法有效地節制他們呢？並繼續思考，其實責任應是在國家，具有政治權力能夠去改變環境政策，但法規趕不上環境破壞速度。例如工業所製造的空氣污染、水污染之檢驗與處罰方式，當只處罰一點點，企業根本無所謂，它的利潤是千萬倍，罰就罰。負責國家環境政策的人，他可能沒有足夠的認識，或是他縱容這些工廠繼續污染環境，原因可能是國家優先考慮了經濟發展，或者國家與這些企業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因為經濟發展有利於選票、政績，甚至可能有力於自己的口袋。
而對我來說，最終還是要回到每一個地球公民身上，但我們不具有地球公民的意識與責任，我們的公民是一個不行動的公民，面對環境破壞致使我們沒有辦法呼吸下去了，我們的人民並沒有做出行動。不做行動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人民也迷信經濟增長，還是覺得國家的經濟富強是一個優先的價值，在國家更有錢的這個意義之下，有愈來愈多的罹癌風險出現在我們自身或周遭，使得這個意義強過了我們的生命，任它在這個被破壞的環境裡面，快速地枯萎、死亡，這是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奇怪、不理性的集體狀態。
第二，部分的公民站在一個自私的角度，消費今天、不管明天，把債留給子孫，明天地球毀滅了，我看不到沒關係，我今天舒服就好。或者，公民意識不是沒有，但人民總會覺得個人力量抵抗不了國家、環境政策，既然是自己沒辦法決定的事情，就像決定不了資本主義一樣，抵抗不了我就加入它，至少自求多福，一種較為虛無的作為，不相信行動力能夠帶來改變。
還有一個原因是絕大部分的公民欠缺基本的科學常識，包括我在內，關於污染在何處、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對身體有什麼影響……我們都少有認識，而這也就開始扣上了我們的影像議題。我們今天有許多的認識是來自新聞、紀錄片等各式各樣的影像，影像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看得見的問題。
而污染常常看不見，因為看不見，所以我們願意慢性的在環境中自殺或者被他殺，而這慢性其實在加速度，因為污染問題是愈加嚴重而不是減緩，但不能因為看不見就認為不是問題。例如細懸浮微粒（PM2.5），它小到可以鑽至你的血管裡去，讓你得肺腺癌，當你發現時，已經是末期。我們的一些認識常是來自於見證，那麼，我們該怎麼把汙染影像化呢？這不容易做到，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環境、水、食物、空氣不安全，我們也看到身邊其實愈來愈多人罹癌，甚至自己，但這只增加了恐慌，並沒有增加我們想要去分析、理解，也就不能夠產生有效的行動，因為恐慌帶來的行動，往往只是逃，逃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但行動所針對的方向不對。
只見結果不談原因，紀錄片如何增進公民意識？
接下來說說影像到底如何讓我們看見？並促成我們行動的能量。我會以臺灣近年的紀錄片為例，在2008年之前，其實臺灣已有涉及環境的紀錄片，如反核議題、或是像慈濟大愛電視臺的記者曾追蹤新竹科學園區的廢料去向等，這些都具有認識意義的。
其中，有一類的紀錄片較為感性，有一種浪漫腔調，以美感化的影音、旁白方式，來看生態破壞。如媒體人陳文茜與廣告人孫大偉共同製作的《±2℃》，2010年開始在各大有線、無線電視頻道上不斷播放，學校也將之編為環境教材，網路上也可以看到；之後，齊柏林的《看見臺灣》在2013年年底上映，二個月的票房超過臺幣二億，成為臺灣票房最高的紀錄片。而這也是在臺灣觀看人次最多的兩部紀錄片。
《±2℃》由幾種風格混搭在一起，在背景音樂上，有感性的古典樂、也有好萊塢式的驚悚配樂，並搭配令人害怕的數據資料，呈現地球暖化的程度、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災害等等。紀錄片裡大量談到地球暖化的結果，卻沒有一句話提到原因，為什麼不提，因為提及就尷尬了，陳文茜一方面相信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暖化正是這些發展意識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又製作了《±2℃》，這相當滑稽，讓人不曉得她的立場是什麼。
而感動的另一種表現，是搭配一首已經被過度濫用的1970年代臺灣民歌《美麗島》，胡德夫在滿布漂流木的海灘上，突兀的彈琴演唱，試圖傳達臺灣是個美麗寶島，我們不要破壞環境。又如採用幾米的插畫結合動畫，將嚴重的問題以溫暖、童趣的話語呈現，這對於孩童、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還可以，但若仔細思考紀錄片的指涉對象究竟是誰時，又是令人感到混亂的。驚悚與臺灣文青式的感動混搭在《±2℃》中，算是紀錄片製作上的創舉。但在驚嚇和感動之後，觀眾仍不曉得要往哪些方向走。
《看見臺灣》是一部從頭到尾全在飛機上空拍的紀錄片，讓人看見臺灣的美麗，也看見臺灣國土遭受破壞等等。但其實紀錄片有超過二分之一的篇幅，不是看見美麗，而是看見吳念真旁白裡所謂的哀愁。將環境破壞用「哀愁」這字眼強調，有著一種文藝腔式的、對環境的浪漫關切：環境可能是讓臺灣無以為繼的一個問題，使用哀愁描述紀錄片裡所呈現的臺灣各地環境與土地破壞的景象，其實相當適切某種文藝腔調。
《看見臺灣》讓觀眾看到土地破壞的現象，同樣也不追問原因，並且有意的選擇與忽略一些事物，比如飛到墾丁，它就繞過了第三核能發電廠。而當你看到土地破壞的景象，但不追問原因的時候，就真的變成了一個哀愁。在從影像創作的角度來看，影像是個很弔詭的事情，雖然拍的是髒亂，但構圖起來還是很漂亮，呈現一種破壞、醜陋的美感，要是不去追問這些東西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給其他資料的話，那就純粹變成一種視覺觀看，凝視我們的土地遭破壞，最後只是變成一個印象，觀眾看完很感傷卻沒有辦法知道更多一層，行動也是短暫的。這部紀錄片創造了臺灣政府的一些行動，馬上成立國土保育小組，但當隨著新聞轉到其他的社會事件後，大家也就淡忘、無人繼續追問小組的動向。
當影像創作變成環境行動
另外一種紀錄片形式，相對小眾，但可能相對有力量一些，能給較多的認識甚至行動的可能，影片揭露問題、見證污染的事實、參與環保運動，甚至記錄者同時也是參與者。以《遮蔽的天空》（2009）為例，導演紀文章是鹿港人，記錄了地方環保組織「反彰火聯盟」多年來反對臺灣電力公司在彰化縣彰濱工業區蓋「彰工火力發電廠」的環境運動。又如林家安記錄反六輕與八輕的《天堂》（2010），「輕」是輕油裂解廠的簡稱，生產乙烯等石化原料，供製造塑膠、合成纖維和化學品等，環保團體多年來一直在對抗五輕、六輕、八輕。
而柯金源的《空襲警報》（2013），英文片名很有意思，《Take My Breath Away》是一首英文歌名，本來是說對方太吸引人、令人屏息。導演從南到北，記錄臺灣西海岸的許多環境問題與行動。片中有一位雲林縣臺西鄉的漁民，因為自己的父母兄姐與兒子，全死於肝硬化，且自己也罹患此症，他不敢在家鄉住，因為這裡已是汙染非常嚴重的地方。於是，他不得已以一輛改裝為簡陋臥室的中型卡車為家，上面有一些基本的設施，偶爾回家換一下衣服，再開車到溪頭等地空氣品質較好的地方，過著漂泊的生活。另外，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是拍攝金門中正國小科展學生團隊檢測金門的空氣，證明環境是互相連通、沒有辦法隔絕的。
當紀錄片可以成為行動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行動？例如，今年由「PM2.5影像行動小組」發起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成員是在臺灣中部地區的影像工作者，有些是在學校教書的老師，如林泰州導演，是一名傑出的當代視覺藝術家，從事實驗性的影像創作，他在去年初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發現肺裡有0.5公分的肺結節，醫生告訴他，如果肺結節長到一公分時，那就是肺癌。所以，他從去年開始，將創作重心轉向環境污染的影像記錄上。他同樣採取空拍的方式，透過影音敘事的藝術性手法，以雲林麥寮石化工業區為對象，拍攝一部《看不見的鬼島》（2015），揭露雲彰地區石化工業導致環境污染的問題所在。影展集結了包括資深導演蔡崇隆等共18位導演，拍攝了20部短片。
他們的行動包括在募資平臺上集資，截至今年6月，他們募資到80萬臺幣，雖然不多，但足以啟動全臺灣的巡迴放映計畫。我想就以這個例子作為結尾，當你的身體、你的生命權遭受威脅時，大家一起出來做有效的行動，雖未必一定有幫助，但是沒有行動萬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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