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總是錯估歷史位置的道德家──蔣介石 ( 節錄 )
作為軍事家，蔣介石沒有超出業餘愛好者的水準。東征和北伐的軍事指揮並不出色，勝利主要是因為對手比蔣更缺乏決心和耐力。蔣介石自己承認，他喜歡打孤注一擲的戰爭。也就是說，打沒有後備軍的戰爭。一旦失敗，就會全線崩潰。失敗才是檢驗科班生的試金石，蔣在這方面的記錄糟糕透頂。南昌戰役、淞滬戰役和一九四八年的戰爭都是這樣，最精銳的部隊放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最不可靠的部隊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戰線背後留下巨大的真空。他希望依靠嫡系部隊旺盛的革命精神，迅速瓦解意志薄弱的敵人，用聲勢彌補自己不能持久的弱點。然而萬一敵軍深入毫無準備的後方，撤退就會變成無法控制的潰敗。他的嫡系很容易消耗殆盡，很難得到充分的補充。非嫡系部隊很容易背叛，很少受到應有的懲罰。他酷愛王陽明哲學的原因很像日本海軍將領，唯意志論相當於孤注一擲的突擊。如果突擊失敗，那就只能不成功便成仁。根據這種思路，短期戰役的勝利取決於武德。長期戰爭是工業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延伸，他不願意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因為他沒有這些基礎，又不願意承認自己打不贏這種沒有基礎的戰爭。
作為政治家，蔣介石的優點和弱點同樣突出。他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原則性，有知人之明和容人之量，是最佳的守成之主和中級管理人員。但他非常缺乏掌握複雜格局的敏銳感覺，沒有從紛繁表象中抽取結構的透視力，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始終判斷錯誤，極其不適合處置危險和敏感的外交與地緣問題。他在勝利時不理解勝利的原因，在失敗時也不理解失敗的原因，總是得出錯誤的因果聯繫，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他用堅毅不拔和埋頭苦幹贏得的資本與機會，因為盲目和固執而虛擲。他習慣將自己的性格力量和道德修養當做主要資源，自負為英雄和聖人，輕視物質環境的約束力量，將自己製造的困難視為有益的考驗，重視過程超過重視結果，因此一再蔑視最英明的警告，一次又一次地置之死地而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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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餘搞政治的詩人──汪兆銘( 節錄 )
錢鍾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是詩人，而搞政治只是業餘。民國清除老悖，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蔣介石、李宗仁如果不從政，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猶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學人，肯定技壓群雄。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這是有客觀依據的。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既無趣又勞累；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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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黨的替罪羊」──孔祥熙( 節錄 )
孔祥熙做替罪羊，其實是早晚的事情，宋子文接替他理財以後，情況變得更糟，但這也不是宋子文的錯。國民政府在決定抗戰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吃老本和預支未來的歷程，越往後接手的財政家，需要收拾的爛攤子自然越大。知識分子不敢質疑抗戰決斷和經濟管制（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就拿財政家的生活作風開刀，給民眾造成了危險的錯覺，彷彿只要這些人大公無私一些，抗戰就可以變成合理的決斷；而只要群眾監督得好，完全可以強迫這些人大公無私。
從財政角度講，一九四六年的戰爭只是一九三七年戰爭的延續。爛攤子變得更爛了，這是自然而然的。局部的經濟管制天然不能穩定，管制部分和自由部分的衝突時刻都在撕裂社會。蔣介石無論給公教人員補充多少平價米，讓軍警槍斃多少貪汙倒把分子，都完成不了如何讓滾動的石頭停在山坡的任務。他要麼後退一步，把銀行和國企還給資本家；要麼前進一步，把土地、糧食和雜貨舖也統制起來。從經濟角度講，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改造只是一九四五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延續。蔣介石完成了經濟命脈的國有化，將農業和小商品的改造留給了毛澤東。後者涉及的人口更多，但分量還不如前者。整個過程猶如滾石下坡，很難說上半截代表邪惡而下半截代表正義、或是上半截代表正義而下半截代表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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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誤入東方的西方工程師──宋子文( 節錄 )
國民黨發明的正史宣稱，宋家是孫文和蔣介石的忠誠支持者。然而從宋家的角度看，倒不如說孫文和蔣介石都是他們的塑造對象。他在一九二七年選擇了蔣介石，改變了蔣本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運，雖然後三者一向不肯承認。蔣、宋結合以前，蔣是一位徹底的革命家。也就是說，他依靠直接或委婉的搶劫為生。
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包括以下步驟：編列統一的全國預算，建立統一的中央鑄幣廠，最終以紙幣代替銀元，依託中央銀行發行內債，數額經常超過當年的歲入，強制四大銀行和私人銀行接受中央銀行的統一規劃。這些舉措徹底破壞了民初限制公共開支和維護貨幣穩定的基本條件，將預支未來的權力賦予南京國民政府，造就了黃金十年的建設成就和國家門面。事實證明，國民政府經受不起這樣的誘惑。一九三三年，財政部發行的正式內債已達十四億元。大部分負擔落在上海資本家頭上，後者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進步的觀察家（往往是善意的美國人）看到美麗堅固的公路網飛速延伸，南京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樣年年換衣，自以為摸到了一個偉大民族崛起前夜的躁動，感動得熱淚盈眶。蔣介石在宋美齡的影響下改信基督教，他們的信心就更加堅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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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遠東的幽暗之心──蔣經國( 節錄 )
蔣經國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不希望出現吸引眾望的明確繼承人。他不斷提拔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擔任副手，然後在他們積累到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以後，重新換上新一代沒有經驗和聲望的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為的那樣，還可以多活十幾年，李登輝是沒有多少機會在一九九零年代繼續擔任副總統的，很可能會在後來的繼承人面前扮演類似林洋港的角色。不過，李登輝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兩回事。後者是蔣經國在繼位以前就已經開始的佈局，非常不可能因為具體人選的更動而改變。蔣經國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導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鎖統派路徑的意圖。他是國民黨內最瞭解蘇聯政治語言的人，而廖承志的遊說已經暴露了特洛伊木馬的未來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讓對方吃啞巴虧，而自己仍然處在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啟動的遊戲在自己身後完全失控。
蔣經國死於冷戰結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夠賜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時。否則他只要多活十年，無論如何決斷都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從所有各方贏得超過其應得的讚美，倒是很有可能得罪所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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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東方的馬基維利──毛澤東( 節錄 )
毛澤東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猴氣」太重。史達林十年如一日，深耕幹部隊伍建設。毛澤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更沒有這樣的耐心。何況他既懶惰又嫉妒，容不得身邊的人比自己層次高。他提拔陳永貴（農民總理）的邏輯，跟寵愛張玉鳳（毛的生活秘書）的邏輯完全相同。只有最蠢最土的粉絲才會真心崇拜他，使他感到安全。組織部門和情報部門一樣，一直掌握在蘇聯的學生手中。毛澤東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認真培養一支嫡系部門。所謂的毛派分子只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胸無大志的底層投機者、過革命家家的紅色文人和學生，根本不具備老列寧主義者冷酷的組織紀律性、多年的政治經驗和殺人不眨眼的狠毒。他們追求權力的虛飾，卻讓權力的實質從自己的指間溜走了。江青和姚文元的真實性格，跟「左聯」時代的小文人相去不遠。王洪文的真實性格，則是幾頓好飯好菜就能收買，稍加恐嚇就會屈服。張春橋雖有決斷，但經營人脈的能力很差。
毛澤東既然沒有足以填補真空的班底，任何勝利都不過是抽刀斷水而已。他能夠打倒劉少奇，卻不得不提拔鄧小平。鄧小平從政治意義講，就是劉少奇的分身。他打倒鄧小平以後，並非不能斬盡殺絕，然而即使斬盡殺絕，無非就是再換第三個劉少奇。他老了，折騰不動了。他明知周恩來才是匪諜系的真正魁首，比他更願意做莫斯科的兒皇帝；然而周恩來是如此狡猾、卑屈和陰險，使他既找不到藉口又冒不起風險。他只能懷著壓抑的仇恨，等待和盼望周恩來死去。他想在不消滅共產黨的前提下，消滅壓迫他多年的匪諜系。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等於皇帝想在不放棄儒家的前提下，成立排斥士大夫的內閣。他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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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老列寧主義者──鄧小平( 節錄 )
無論如何，鄧小平堅持他在匈牙利事件當時就已經下定的決心。蘇聯一垮，共產主義的叛徒就失去了統戰價值。北京的坦克本來是鄧小平所有罪行當中最輕的一次，僅僅因為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趕上柏林圍牆倒塌的鮮明對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關效果。北約整合東歐真空地帶，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華盛頓在東亞和非洲的帝國開支持續降低。美國遺棄了東亞大陸，洪水隨即開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內地大部分縣城的公務員和教師都習慣了白條（指中國政府拖欠公務員薪水）。鄧小平一面振振有辭地教育部下「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一面聽任國企女工賣淫為生。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發動了最後的掙扎，試圖拋棄計劃經濟的巨大包袱，結果導致政策性放水，銀行和企業同時陷入糾纏不清的虧空。他在形勢最惡劣的關頭死去，把爛攤子留給江澤民和朱鎔基收拾。後者借助九一一事變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效果，暫時推遲了鄧小平留下的債務，但鄧小平本人不可能預計到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將洪水推遲到自己死後而設計的。臨死以前，他已經為自己的家屬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強烈的投機性格，堪稱毛澤東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但他對自己投機才能的信心，明顯不如毛澤東。他在一生的終點，又回到來百色起義（暴動）的時刻。無論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給上海租界的家屬做好安排。如果同志們替他打開了局面，他一定會回來歸隊的，如果天有不測風雲，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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