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大唐盛世的一顆毒瘤
大唐天寶三載，天下太平無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關注，落寞地離開長安，然後在洛陽巧遇杜甫。兩雙溫暖的大手緊緊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佳話。他們一起在河南求仙訪道，秋天又遇到了高適，三個人每天除了喝酒閒逛，就剩下作詩了。
為大唐工作五十年的賀知章，也騎著小毛驢回浙江老家了。此時，離生命的最後時刻不過半年。
大明宮中住著李隆基，太真觀裡有楊玉環。一年後，他們將走完世界上最遙遠的旅程，向天下宣佈他們的愛情。楊玉環的哥哥楊國忠仍然默默無聞，但後來他踩上了一條光彩大道，走向了自己也不清楚的未來。
右相李林甫在朝堂隻手遮天，每次發朋友圈都能收穫上萬點贊，然而，他都懶得看一眼。幽州的安祿山春風得意，他剛剛接替裴寬擔任范陽節度使，再加上已有的平盧節度使、河北採訪使等職，大唐東北王即將加冕。
日後攪動風雲的人物都已各就各位，只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的是什麼。
大唐天寶三載，天下太平無事，所有人都在揮灑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們堅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將永遠存在下去。然而，長安地下早已埋下了無數伏火雷，只等一絲火星。
天寶元年，長安城外的廣運潭熱鬧非凡。從渭河而來的三百多艘船在廣運潭一字排開，首尾連接數十裡，每艘船上都寫著大唐州郡的名稱，還有各地的土特產。
乍一看，彷彿是來長安趕集的。
唐玄宗在觀禮臺上就座後，三百多艘船依次從台前經過，接受皇帝的檢閱。潭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鑼鼓喧天，陝縣縣尉崔成甫扯開八十分貝的嗓門，唱著唐玄宗親自寫的《得寶歌》：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
潭裡船車鬧，揚州銅器多。
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
看看這詞，多感人，多喜慶，一股「啊，五環，你比四環多一環」的畫風，猝不及防地撲面而來。李隆基確實很開心，因為終於能吃飽飯了。
堂堂大唐皇帝不應該用金鋤頭種地嗎？怎麼會吃不飽飯？我跟你說，這都是真的。
開國初年，朝廷愛惜民力，再加上長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二十萬石糧食。可在太平歲月，人們總是嚮往首都生活，當年在長安找機會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沒什麼區別。
人口多，糧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漢的水利灌溉系統早已殘破，曾經接受灌溉的四.五萬頃田，被縮減到只有六千頃。唐朝的關中，早已不是經濟重心。
知道為什麼唐高宗、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嗎？人家不是去搞團建，也不是去旅遊，只是單純為了吃大米、烙餅、燴麵、胡辣湯……沒辦法，長安實在是沒糧食吃啊。
就在天寶元年，廣運潭把之前修建的運河連通起來，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長安，並且當年就運來四百萬石糧食，李隆基能不高興嗎？
長安城解決了溫飽，可大唐依然是爛攤子。《舊唐書．玄宗紀》說：「天寶十三載，戶九八一萬，三八八萬不課，五三○萬課。口五二八八萬，四五二一萬不課，七六六萬課。」
然而，這串數位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一段公案。從字面上來看，大意是：唐朝的財政稅收方式是租庸調制，納入這套稅收系統的人口叫課口，有課口的家庭叫課戶。
大唐登記在冊的人口中，四○%是免稅的，剩餘六○%人口交的稅要用在朝廷開支、宮廷用度、洪澇旱災上面，再加上在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開戰，軍費需求龐大。即便如此，正常的稅收管道都不一定通暢，往往需要朝廷派轉運使之類的官員，去地方上臨時疏通、壓榨，才能把錢糧運往長安。
大唐盛世如繁花錦繡，可朝廷只有兩個字：沒錢。因為國有土地制度崩潰了。
時間回到三百年前，北魏。
「五胡十六國」時代，北方混亂了一百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鮮卑南下，他們騎駿馬、挎彎刀，很快就征服了黃河流域。雖然北方統一了，可是有個問題：北魏朝廷沒有正規的稅收管道，官員也不發工資，大部分財政收入都來自於搶劫、賄賂或高利貸。
北魏太武帝年間，有一個朝廷官員到山西、河南一帶出差，從大同出發時，只有一匹馬，返程時卻帶了一百多輛車。這種行為我們叫吃、拿、卡、要。
四八四年，執掌北魏朝廷的馮太后在開會時說：「各位，有一好一壞兩個消息要告訴你們，好消息是，朝廷以後給你們發工資了；壞消息是，有工資以後，你們就不能隨便搶劫了。」大臣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那麼問題來了，朝廷也是靠搶劫為生的，倉庫中沒有餘糧，拿什麼給全體官員發工資？
不要急，有辦法。從西晉的「八王之亂」開始，北方的戰爭就沒有停止過。為了躲避戰爭，父老鄉親不得已到處流竄，這就有很多無主荒地和失業農民。馮太后把無主荒地全部收歸國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給失業農民，他們每年向朝廷交稅。這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
在這套系統下，門閥和貴族是免稅戶，只有接受國有土地分配的農民，才是國家的固定稅基。那麼，怎麼才能管理好國有土地和農民呢？
四八六年，馮太后的「男朋友」李沖建議：「可以在農村建立基層組織，一竿子捅到底。」於是，「三長制」華麗出爐。朝廷分五戶為一鄰，二十五戶為一里，一百二十五戶為一黨，分別設立了鄰長、裡長、黨長。這一套改革，歷史書上叫「太和改制」。
馮太后以國有土地為基礎，安頓了流離失所的農民，國家有了穩定的稅收，並且加強了基層組織的管理，在亂世中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
五十年後，北魏早已分裂為東魏、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讓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員和軍隊。均田制、三長制、府兵制，就是接下來的隋唐帝國強盛的密碼。
這套制度有一個核心問題：朝廷必須持有大量土地用來分配。
我們且用初唐農民老王來舉例。當老王年滿十八歲時，就會有一百畝土地分配給他，其中二十畝是永業田，可以世代傳承；八十畝是口分田，去世後要還給國家。接受這塊土地，老王就是國家的納稅人了。
他一年四季勤懇勞作，然後按照「租庸調」的方式向國家納稅。每年交公糧兩石，給官府幹活二十天，還需要上交三丈布。這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繳納的全部賦稅。
冬天到了，他也不能窩在炕頭上喝燒酒、看雪花，而是必須去指定的軍府參加集訓，以防將來可能上戰場。閒時為農，戰時為兵，兵農合一。
過了幾年，朝廷突然傳來命令：「聖人要和突厥開戰啦，你們跟我走。」於是，老王自備馬匹、刀槍等裝備，為國打仗。如果立功授勳，朝廷用勳田獎勵他；如果升官了，也有和級別匹配的職分田。
在這樣的體制下，老王和所有農民一樣，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可以用土地來調動百姓的積極性。
可在老王去世後土地要還給官府，能傳給兒子的只有二十畝永業田，相當於下一代重新開始。拼命一輩子，卻什麼都攢不下來，憑什麼？
對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私欲，讓老王藏匿土地、註銷戶口、私下買賣……總而言之，有太多方法讓他從國家納稅人變成套現之後的黑戶。再加上皇室、貴族、官僚繼續兼併土地，建立莊園別墅，所以有一天朝廷驀然發現——帳本上的土地不夠用了，於是，問題出現了。
新生人口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分配，於是只能浪跡江湖或者到城市謀生。農民上戰場打仗立功了，卻沒有土地獎勵，只能用自殘來逃避兵役，但是他們的戶口落在本地，租庸調的賦稅也不會放過他。
立功不獎勵，沒田還收稅，農民會怎麼做？他們紛紛遠走他鄉，私下買一塊土地重新開始。因為只要不是國家分配的土地，就不會納入府兵和租庸調的體系中。
當時的大唐有種怪現象：農民都在辛勤勞作，但是很多都不用交稅，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卻始終缺錢花。這種現象，在李世民時代就已經出現，在武則天時代成為社會的主流，直到李隆基時代，由於國家沒有充足的土地用來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
前面說，天寶十三年依然有六十%的人口是納稅戶，但這是帳面數字，實際上遠遠達不到。
國家沒有穩定的稅基，沒有穩定的兵員，甚至連基層組織都混亂不堪，因為農民四處流竄，管理起來難度太大。這就是盛唐的隱憂。
七一三年，李隆基改年號為開元。二十九歲的皇帝雄心勃勃，夢想建立起能和李世民媲美的功業。可現實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國家稅基不足，導致財政吃緊，立功後無田獎勵，導致府兵逃亡。
與此同時，大唐的局勢也不安穩。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動，圖謀恢復祖先的霸業和榮光。突厥被打壓後，又冒出回紇來騷擾。東北方有契丹在謀求地域霸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時期，他們走下雪山，積極探索四川、新疆的新世界。
為了守護疆土，大唐必須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然而，崩潰的府兵早已不能為國爭光，甚至連保衛長安都做不到，於是，延續兩百年的府兵制被徹底拋棄，大唐實行募兵制。這其中就有一個問題，府兵制下，裝備需要士兵自己準備，國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國家需要準備好刀槍、馬匹、糧食來供養士兵。
然而，唐朝可憐的財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龐大的常備軍。怎麼辦？李隆基靈光一閃，想出一個辦法：沒有錢，我可以給政策啊！於是，他在開元、天寶年間，先後設立了十個節度使。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司令，朝廷沒有多餘的軍費，只能允許節度使在轄區內收稅。為了保障軍隊的管理權和財政權，朝廷又把地方監察權賦予節度使。軍權、財權、監察權逐漸集於一身，節度使已經是土皇帝了。
後人都說李隆基老糊塗了，其實他也沒辦法。舊秩序已經崩潰，李隆基又沒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只能對破損的舊秩序修修補補，節度使就是一塊大補丁。
要想讓長安擺脫饑餓，就必須重新疏通水利，讓江南的糧食運到關中，而這個無底洞需要很多錢。皇帝親軍、中原駐軍雖然打仗不行，但也是一群「吞金獸」。李隆基和楊玉環長年累月的恩愛，不得要錢？再加上奢靡的宮廷、腐敗的朝堂、紙醉金迷的社會，繁花似錦的盛世中總是飄蕩著一股子黴味兒。而維持這一切的，只有日漸縮小的稅基。
為什麼李林甫能專權十九年？為什麼楊國忠可以爬到宰相這樣的高位？絕不僅僅是搞鬥爭和裙帶關係換來的，只有一個原因：他們能從老百姓身上壓榨到錢財。從這點來看，所有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楊國忠、嚴嵩、和珅……都是在舊秩序崩壞時能用特殊手段解決燃眉之急的人。
有時候壞人不是骨子裡壞，而是局勢讓他不得不壞。李林甫、楊國忠是如此，安祿山也是如此。
七五五年十二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他的父親是西域胡人，母親是突厥巫婆，父母給他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軋犖山，意思是「戰鬥」。
一直以來，安祿山都特別能戰鬥，他在幽州軍中作戰勇猛，僅用了十年就從一個新兵升到了平盧節度使，駐紮在遼寧。此時的安祿山，是大唐成功「菜鳥」的典範。按照一般劇本，他將成為大唐所有落魄青年的楷模，但是局勢不允許他做一個好人。
大唐一直都有「出將入相」的傳統。在外領兵的將軍打了勝仗，一定會回到朝中擔任宰相，如果再有戰爭，宰相也可以披掛上陣。
作為皇帝的影子，李林甫在朝中全心全意賺錢，如果有將軍入朝為相，勢必會分走他的權力。而嚴峻的財政壓力，也讓李隆基不能破壞現有的撈錢模式，於是君臣二人發明了一項潛規則：「將軍儘量用沒文化的胡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入朝當宰相了。」
和其他將軍不同，安祿山的情商很高。他不僅作戰勇猛，還特別喜歡找碴兒。搜刮的軍費、戰利品經常送入朝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中層官員，基本都收過安祿山的好處。
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紅利，安祿山成為「風口上的豬」。直到西元七五五年，安祿山已經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全方位負責大唐東北方的戰爭。而大唐一共才十個節度使，也就是說，安祿山麾下有大唐三分之一的兵馬。歷史到這裡已經很明朗了。
國有土地制度崩潰，導致國家財政體系永遠不健康，兵役制度也渙散了。為了應付複雜的邊境戰爭，李隆基不得不把軍事、財政、監察權力賦予節度使，培養了一堆土皇帝。朝廷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不得不讓李林甫、楊國忠獨掌相權，這樣才能集中力量撈錢。
李隆基的本意是讓宰相和節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當裁判。可這樣的模式，崩盤是遲早的事兒，因為人一旦嘗到權力的甜頭，就很難放下。
李林甫死得早，算是得了善終。楊國忠就不一樣了，他僅僅做了三年宰相，迫切需要建立功勳來證明自己，而安祿山就是塊最大的肥肉。
安祿山坐擁東北，早已培養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資歷深厚，足以讓他感到恐懼。可楊國忠算什麼東西，想拿我當墊腳石？做夢呢！於是，安史之亂爆發了。
安史之亂，讓那個後人只敢談復興、不敢說超越的大唐盛世永遠留在歷史的刻痕中，越來越夢幻。
千年來，楊玉環一直是替罪羊。還有人說，是因為李林甫奸詐、楊國忠誤國、李隆基昏庸、安祿山狂妄……總之，把所有帽子都扣到一個人頭上。然而，時代的巨變哪裡是一個人能決定的。
國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墜地，經過北周、北齊的發育，終於在隋唐大放光彩，然而又在天寶十四載壽終正寢。它成就了李世民，也埋葬了李隆基。
安史之亂，只是幾百年社會矛盾的總爆發，用千萬人民的血與淚，結成一朵妖豔的罌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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