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1
招生文宣背後
——你上的大學不是你以為的大學，而你以為的教授其實是個臨時工
我們很容易想像大學與學院是一座堅實的堡壘，有如一座屹立不搖的知識燈塔，高聳矗立，面對著狂風暴雨的汪洋大海。我們腦中浮現的是爬滿常春藤的高牆，穿著斜紋軟呢外套、年齡約莫五六十歲的教授，他們從研究室的窗戶往外望，俯視著正在校園裡的老廣場（Old Quad）上丟飛盤的新鮮人。教師的終身職讓一切看來都很安穩，就像是把錢投資到房地產，堅守陣地的校舍已經落腳在此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小鎮裡最古老的建築物位於歷史最悠久的地景之中。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與密西根大學（Michigan）在美式足球場上的世代情仇，就如同加州大學（Cal）與史丹佛大學（Stanford）、陸軍學院（Army）與海軍學院（Navy）、德州大學（Texas）與奧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之間所懷有的那般。象徵大學的吉祥物、校色以及教室裡的座位與教師陣容都是永恆，即使一代又一代的過客如過江之鯽，彷彿一個又一個在企業裡像顆螺絲釘的無名人士。
假如大學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穩定，那麼，也就可以來看看我們所謂成熟的生態體系（ecosystem）是何模樣，指出扮演既定角色的物種名稱。我們有學生住在宿舍，有舍監看管門禁時間。校務會議裡有教授，大家遵照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溫文儒雅地反對院長及教務長的意見，而校長與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則形成一種相敬如賓且恆久的權力平衡關係。我們有一大堆看不到的後勤人員，會計、場地管理與廚師，每一個人都是學校得以順利運轉的幕後英雄。我們有天馬行空的大二學生在校園報紙上鬧出一些屬於年輕人的笑話，學務長與校警隊隊長對於學生搞怪的創意以及偷偷拿著小啤酒桶閃過大門的舉動，也只能搖頭嘆息，表示莫可奈何。學校創辦人的雕像可能在校友會之後的清晨被人搬到校長的停車格上，然後塗上代表對手球隊的顏色。
匆匆走訪任何一所大學校園都會讓人有歷史重演之感，過去如實重現，並保留下來供日常使用。但是，一旦我們穿透表象，就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像是我們長久以來所期待的生態體系，以及各式各樣的物種。我們發現有些老師完全不教書，而有些籃球教練教書。我們發現幾乎每位學生繳的學費都不一樣，有人拿到補助、有人因表現優異獲得獎勵、有些人因為助教身分而減免學費，還有熱門科系的學費也有差別。我們還發現，過去分屬學生事務及學術事務的辦公室現在混雜了多種功能：課業輔導中心、大學生研究計畫、留學計畫、女性中心、留學生中心以及性別少數中心（LGBTQ+ center）。我們發現一些令人眼花撩亂的半獨立研究中心、機構，與公私協力組織（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我們聽說有大批學生已經轉進來，也有不少即將轉出去，使得學生入學辦公室承受著審查成績單的壓力，老師為了讓自己的課程與其他人的課看起來大同小異而喘不過氣。我們還感受到技術的無孔不入以及不斷升級。
此外，假如我們問問周遭的人，還會發現有許多老師與研究人員實際上都不在學校裡工作。
我從二○○九年到二○一三年在此兼課。在此（社區學院），我教的是一年級的討論課與新生英文寫作，三學分的課大約可以賺到三千兩百美元。每一門課有十到十五個學生。而在另一所非常嚴格的私立大學裡，我教「世界文學與寫作一」（World Literature and Writing 1），鐘點費加起來大約兩千美元。我一學期想辦法同時在兩個學校上六門課，然後暑假會再多上兩三門。
海倫（Helen）參加寫作會議的時候，跟我面對面坐在空蕩蕩的休息室，回答我有關兼任生活的問題。我們大約聊了二十分鐘，隨著她整個人慢慢軟癱在椅子上，眼前的她似乎也愈來愈渺小，彷彿又把最近幾年的生活走過一遍：
工作就是要看很多很多書。我已經結婚，還沒有生小孩，先生是住院醫師，老是不在身邊。每間學校都要開車一個小時以上。我人生地不熟，先生也不在身旁。所以我的生活就是教書，替一些名校看申請入學的資料、當助教，還有替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報紙寫點稿子……我就是東拼西湊。這筆錢是我們家庭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真的必須教下去。
讓我們想一下這代表什麼。海倫教的密集寫作班，每學期超過一百位學生，每週至少有四門不同性質的課，也就是說，她每個星期要閱讀並且批改一百份橫跨四個不同主題的作業。一週若沒有工作六十個小時以上，根本不可能做這麼多，很有可能還要花更多時間。一個學期原本為期十五週，卻變成沒有酬勞或者只有部分補助的二十週，包含了開學前的備課，以及學期結束之後的成績批改。
海倫的住處離其中一間學校有五十英哩，離另一間位於另一個州的學校有六十英哩，公寓地點就在兩間學校的中間，距離她先生服務的大學醫院不遠處。她每個星期要在兩所學校各上三次課，而且學校排課完全不替她著想，所以她每個星期開上五、六百英哩實屬正常，一個學期下來就超過一萬英哩。
即使她拿的是英國文學的學位，但她卻對自己上的課程沒辦法有太多個人想法，全部的上課內容都是其他人所設計的，用以滿足更大的課程目標，而她永遠都不會知道那個目標是什麼。
由於花太多時間教書、打成績與通勤，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兩所學校開放研究室諮詢，不過，反正她也沒有自己的研究室，這件事連想都不用想。因此，所有的師生互動，隨性地指導化解學生的困惑，全部都要透過電子郵件才行。每一次短暫的對話都有可能變成他們自己一系列費盡心思的寫作計畫，造成那個星期的工作超載。
做了這麼多之後，她每年大約賺三萬美元，沒有健保、沒有養老保險，也沒有電腦或軟體。津貼要靠自己找更多臨時的工作來做，像是批改申請入學的論文、到課業輔導中心工作，還有寫一些新聞稿。
這並非細心、耐心地教導年輕人心智的好方法。現實的工作條件根本就不允許學生或老師去探索有前途的岔路，或是一開始犯錯到後來卻意外因禍得福。這一切只不過是用最低的成本提供產品。
每一年，全國大約有將近五千所大學會發送亮面印刷的傳單給焦慮的中學應屆畢業生以及還有一年才畢業的學生，努力吸引其中一批人來到學校就讀。他們放上的照片是顏值最高的大學生，攝於校園裡最漂亮的角落，然後是同一批漂亮學生在實驗室裡一對一地站在最有魅力的教授身旁。校園裡最佳的風景，不論是山丘、樹林或是充滿文青風的咖啡館，看起來都相當傑出。如果有任何一張照片中有雪，那一定是有人在滑雪，而不是有個穿著大衣、手上抱著一大堆書的人在雪地裡跌個四腳朝天。
這些文件顯然都是推銷工具，有如豐田Camry或福特F-150業務手上拿的宣傳單。簡單來說，傳單絕對不會說買車讓人心煩的事，像是城市通勤的塞車、驗車時在車輛管理局（DMV）大排長龍──有些大學經驗永遠不會放進招生資料中。比方說，嚴格篩選的研究型大學……那所給優秀學生就讀的學校、那所擁有世界級教授的學校……不會跟你說你女兒剛入學時的學術寫作課、數學課、外語課，幾乎百分之一百都是由非專任教師的其他人在教。
許多二流學校，那些保證學生會有璀璨人生與工作機會的學校，它們的傳單上不會跟你說你兒子大部分的老師都是臨時工。他們不會跟你說小孩子六堂、八堂甚至一年級的全部十堂課都是兼任教師上課。他們也不會講太多你的小孩只有75％的機會能繼續升上去讀二年級，而且畢業的可能性低於五成。也許，愈依賴兼任教師的學校，畢業的可能性就愈低。
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一家大企業，有著上鏡的優美建築與校園、效能卓越的資訊系統、五花八門的體育活動，以及熱心助人的出納組、校園餐廳、助學金辦公室的校內職員，甚至是設計這些精美文宣的行銷團隊：這是固定與不變的支出，並且易於把學校推銷給渴望入學的家庭。弔詭之處在於，大學最基礎、最根本的特質——年輕學子向認真的思想家學習——卻是最不穩定的商業元素，屬於最後一刻的臨時決定因素。
眼花撩亂的名詞套在高等教育內部的臨時工大軍上，像是兼任教師、兼任講師、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實務教授以及駐校藝術家等。這一切全部掩蓋了相同的基本條件：一門一門課地教，一年一聘，沒有長久保障，通常領到的是讓人難以啟口的微薄鐘點費，而且往往沒有福利。這些含蓄的說法模糊了事實，所以我就講白一點：在大學教書基本上已經變成一個路邊順手撿來的工作，就像當優步（Uber）的司機或是像在跑腿幫（TaskRabbit）一樣，只是接點雜事來做。
教學的無聲悲劇
美國大學裡有數以百萬計的兼任教師，也就有數不清的流浪人生。你只要在谷歌先輸入「兼任」、「博士後」或「臨時」，然後再加上「工作條件」、「危機」或「濫用」，按下搜尋，答案就出現在眼前。
也許你讀過其中一些故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說：「大學不能為它們如此對待兼任教師的行為卸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寫到：「用過即丟的學術。」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勞工研究與教育中心（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Education）研究發現，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大學兼任教師正領著某些形式的政府補助。
讓我們講得再具體一些吧。
二○一三年秋天，《匹茲堡郵政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報導了八十三歲的瑪格麗特．沃伊特科（Margaret Mary Vojtko）因為罹癌卻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過世的故事。病人在家裡斷氣了，而她連繳電費的錢都沒有。她在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教了二十五年的法文，每年六門課以上，年收入卻未曾超過兩萬美元，也從來沒有健保或退休養老保險。
二○一七年秋天，《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導了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英文系教授佩妮（Ellen Tara James-Penney）的故事，每學期四門課的上課期間，她都在自己的車上過夜。
下課後，佩妮說自己經常是開車到停車場批改學生作業。天色轉暗之後，她會戴著家得寶（Home Depot）買的頭燈繼續工作。到了深夜，她會再把車開到住宅區停好，然後在自己那台二○○四年份的富豪（Volvo）汽車裡頭睡覺。她也會維持車子的乾淨整潔，以免啟人疑竇。
一個月之後，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有篇報導進一步引起了關注，內容是關於一位「中年」兼任教師跑去賣春以彌補她微薄收入的故事。
她第一次兼職是在幾年前，那陣子她的課程被砍掉一半，收入驟然下滑，日子很不好過，快要被房東趕出去。「那時候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我都有過好幾次一夜情了，這又能糟到哪裡去？』」她說：「後來證明是沒那麼糟。」
這類故事就發生在你我身邊，或許她的車子就停在你家旁邊的街尾。我會在這本書裡盡我所能地再多講一些故事。
比方說，你可以聽聽妮可（Niccole）的故事。她在法國成長，從名校拿到財管碩士以及藝術史博士。她二十四歲的時候快速踏上學術成功之路──完成博士論文後，一年內，她在大西洋兩岸用兩種語言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打從我們兩人一開始聊天，我就能感受到她對工作的喜悅：
這是生活調查，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熱愛教學，也喜歡跟人聊天。我真的很喜歡在教室裡的感覺。
但是，她為了身為美國人的先生要在紐約讀研究所，只好跟著先生來到美國，想不到情況就此急轉直下。
我朋友聘我到紐約（一所私立學院）的設計系當專任教師。其他老師畢業於哈佛大學（Harvard）與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但是這間學校破產了，所以我只好從二○○六年開始到位於另一個州、搭火車要四小時的私立學院兼任，同時在附近的社區學院兼課，還到另一所（研究型大學）教暑期班。我還有份工作是訓練馬匹與教人騎馬。所以我有一份全職工作、兩份兼職工作。
不僅如此，我一直在策劃藝術展，然後透過我在博物館的人脈開點私人講座。我也在（另外一所研究型大學的）成人教育課程兼課，為一些有錢的收藏家講授藝術史。他們對我說：「這太瞎了，我們付給學校大把的學費，而他們卻什麼也沒給你。」所以我現在還到學生的家裡當私人家教，薪水是我在大學做同樣工作的五倍。
有位（國際著名博物館的）會員部主管（director of membership）聽了我一場演講，她非常喜歡，所以當沒有人策展的時候，我偶爾會給他們講課。我也在開學前兩個星期，接到學校（比較差的州立學校）電話要我接下一門課。我秋季班的時候上一門課，現在是春季班有兩門課，然後下一個秋季班會有兩到三門課。
這就是現在大學老師的生活樣貌。在車上、巴士上、火車裡，總是擔憂下個學期有沒有課可上。活在這些承諾的希望之中，而正是這些承諾逼得每個人沉默地撐下去。
在（那所遙遠的設計學院），我前後通勤了十年。做為一位兼任教師，我竭盡所能，盡可能兼到最多的課。我跟校方說，我想要個專任工作，但他們的回應卻是學校沒有錢可以開缺；所以我在二○一六年夏天放棄了，在我付出十年之後。然後他們找到經費，開了一個終身職的缺，我就去申請了。（在目前這所排名很低的州立學校）或許未來有機會拿到終身聘……
妮可依然想要一份穩定的教職，雖然她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輕，而她傑出的博士論文也已經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但儘管她仍懷抱希望，她對於自己的前途，還有她現在所服務的機構有何未來，也都看得愈來愈清楚。
找一份兼任很容易，但是所有好的工作都落到那些跟系上政治關係良好的人身上。假如你是個兼任教師，發表文章就會讓你左右為難。你必須出門做研究、查閱檔案，還要出去參加研討會，但是你暑假的時候要接課。你沒時間也沒錢去發表文章。我已經步入中年，需要開始想其他的出路了。
大學最終會找專任教師都是鬼話，我不相信。有學生問我要不要繼續攻讀博士，我一直勸他們打消念頭。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因為他人的決定而陷於動彈不得的窘境。
博士完全沒有任何價值，所以我一直勸自己的學生別讀博士。如果你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知識生活，你有錢有閒，那好，就去讀吧。但假如不是，馬上放棄這個念頭。
教授拿到的鐘點費也很可笑。每一班的學生加起來可能付了六千美元學費，而你拿到的是一百美元。除了上教授開授的課，學生到大學裡還做什麼？大部分的學費應該要付給教授才對。頂著博士學位，你竭盡所能卻都賺不到什麼錢。你發表文章之後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但你上課之後拿到的是很微薄的薪水。這份工作是不斷地貶低你生產的價值。而這是我們同意的契約，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實。我們花了十年做研究，獲得的卻遠遠不如那些只花一半時間準備的人。
或許整個大學體系崩潰是件好事。
故事中的問題：什麼時候八十等於九了？
聽聽另一個故事。我的朋友珍妮（Jane）在紐約市一所大學接了一門研究所的課，同時也在波士頓（Boston）教書，然後她會利用在閃電巴士（Bolt Bus）上單趟四小時的車程批改學生的作業，並在紐約母親家裡的沙發上過夜（她已經六十歲，她的年齡無法理解一個有博士學位、學有專精的學者為何會睡在母親家裡的沙發上）。紐約的學校有教師工會，工會也會為兼任教師爭取工資，根據教學經驗多寡決定時薪高低。因此當珍妮簽約的時候，她的教學資歷可換算成每小時八十多美元的鐘點。這聽起來很棒，但實際上並不是。讓我們看看每小時八十美元最後如何變得低於最低時薪。
工資的計算是授課（contact）一小時八十美元。一堂三學分的課（一星期三小時，總共要上十五週）就是四十五個鐘點，也就是說，珍妮上這堂課的薪水大約是三千六百美元。一堂三學分的課程的標準期望是讓學生每週花三小時來上課，然後課外還要另外花六小時──讀書、寫作業以及學期報告等。我認識的每位老師所花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任何一位學生。除了寫備課筆記，重讀下一本書的內容，也還要批改與指導學生的作業，寫一些鼓勵、讚美或是警告要把人當掉的電子郵件，我自己每週在每門課所花的課外時間從來就沒有低於五小時。但是讓我們保守一點吧，假設珍妮每門課外多花三小時跟每一個學生互動就好（實際上更多）。以此計算的話，每學期四十五小時的授課，整個加起來要工作一百八十小時。
所有的備課時間──編寫全新的課程大綱、揀選閱讀材料、配合系主任討論學習目標、配合資訊部門把上課材料上傳到課程管理系統，全部都不算在這十五週之內。這些全部都是義務工作。我們還是說得保守一點，就把它稱之為額外八十個小時的課程發展吧。然後學期結束之後，你要改期末報告、期末考考卷，煩惱怎麼打期末成績，彙整與記錄學生的作業好給校方留下紀錄。這又是另外八十個小時，同樣不算在十五週之內：更多的義務勞動。還有校方一連串的日常通知，以及系主任、人事處以及教務處不斷寄來的電子郵件。
因此，四十五個授課時數根本就是幌子，掩蓋了三百五十小時，也許是四百或甚至更多的工作時數。三千六百美元的稅前鐘點費，沒有任何保險，像是健保或養老保險，除以四百個小時，也就是每小時九美元。這個時薪在我住的佛蒙特州（Vermont）正好稍稍低於最低工資。
當然，如果珍妮一門課教到第二次，而且她還是個得過且過、不在意自己工作的老師，那麼，她的包包裡就有現成的授課大綱，只要改改日期就好。她已經有了閱讀的書目清單，不在乎上學期的閱讀文獻哪些對學生有幫助、哪些沒幫助。她也放棄了大部分認真的隨堂測驗，減少閱讀的份量。然後，她就在課堂上按照上學期做的筆記內容照本宣科，因為學生是否有在聽她講課根本就無關緊要。所以，如果現在她採取最不費力的方法（有可能造成教學評鑑結果很差，導致學校不再聘用她），那她也許可以讓工作負擔減少到一門課兩百五十小時，如此一來，她的時薪就可以提高到每小時一四．四美元。
同樣糟糕的是，一堂三學分的課有三千六百美元的收入事實上是高於一般行情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指出，一堂三學分的課，全國鐘點費的中位數是兩千七百美元。所以把我說的全算進去，薪水只有剛剛數據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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