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聖米榭廣場的一家舒適咖啡館
A Good Café on the Place St.-Michel
秋天剛過，一日之間天氣突然變壞了。夜晚我們得把窗戶關緊以防雨水打進來。護牆廣場（Place Contrescarpe）上的樹葉被寒風掃落殆盡，落葉就泡在雨水之中，風又把雨吹向停在終點站的那輛綠色大巴士上。行家咖啡館（Café de Amateurs）擠滿了人，熱氣讓窗戶上蒙了一層霧。這咖啡館陰沉且經營不善，是這一帶酒鬼聚集之處，我儘量避開。因為酒鬼渾身又髒又臭，一股宿酒的酸味兒。這家咖啡館的男男女女只要買得起酒，就終日沉醉酒鄉，他們買酒是以公升或半公升為單位的。咖啡館裡張貼著許多飯前酒的廣告，名稱稀奇古怪，很少人喝得起，頂多喝一點墊底，好繼續灌葡萄酒。女人喝醉了，被稱作「poivrottes」，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行家咖啡館」是慕福塔街（rue Mouffetard）的污水溝。慕福塔街是一條狹窄擁擠、生意盎然的市集街，一直通到護牆廣場。那一帶的老公寓每層樓梯內都有一個蹲式廁所，糞坑兩側各有一個略略隆起的水泥腳蹲，以免房客滑跤。廁所穢物沖到化糞池裡，夜晚再由馬拉的水肥車來抽乾淨。夏日，所有窗子都開著，我們就會聽到抽汙水的聲音，還聞到刺鼻的氣味。水肥車漆成咖啡色和橘黃色，在月光下，它們駛入勒曼主教街（rue Cardinal Lemoine），那抽水肥帶著輪子的圓筒，簡直就像布拉格（Georges Braque）[ 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國畫家、雕塑家。二十世紀初與畢卡索共同開創「立體主義」（Cubism），將大自然化約為幾何形體，影響深遠。]的畫。「行家咖啡館」無人清理，牆上已經發黃的告示，明令嚴禁酗酒，違者重罰，但是告示破損模糊，無人理會，那些發著惡臭的顧客也照樣忠誠。
冬天幾場冷雨，整個城就驟然陷入陰鬱之中。散步時再也看不到高聳白色建築的屋頂，只剩街道上濕漉漉的一片黑，大門緊閉的鋪子、賣藥、賣文具、報紙，二流接生婆還有魏爾崙（Verlaine）[ 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國象徵派詩人。]過世的旅館。我就在那家旅館頂樓租了一個房間寫作。
要爬六或八層才能到頂樓。上面非常冷，我知道要生個火讓屋子暖和起來，有多麼昂貴，那得要買一綑小樹枝，三把用鐵條捆好的短松木條，短得像半支鉛筆，用小樹枝引火，還要一綑半乾的硬木條，才能讓屋子暖火起來。然後我走到街的另一頭，在雨中眺望屋頂，看看煙囪是否冒煙、如何冒煙。結果一縷烟也不見，我想也許煙囪是冷的，根本生不了火，也許屋子裡都是煙，柴火都浪費了，錢也白花了。我繼續在雨中往前走，經過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 Ⅳ）、古老的聖艾田杜蒙教堂（Church of St.-Etienne-du-Mont），還有寒風呼嘯的先賢祠廣場（Place du Panthéon）。為了躲雨，我轉向右側，最後從聖米榭大道背風的那一側走出廣場，再經過克呂尼博物館（Cluny）[ Musée de Cluny，建於十四世紀，是法國現存保存最好的羅馬浴場遺址，後改建為「法國國立中世紀美術館」。]和聖傑曼大道（Bd. St. Germain），終於來到聖米榭廣場上我熟悉的一家很好的咖啡館。
這是一家舒適怡人的咖啡館，溫暖、乾淨而且友善。我把雨衣掛上衣架晾乾，再把破舊不成形的氈帽放在長凳的架子上，點了一杯牛奶咖啡。服務生端了過來，我從大衣口袋裡取出筆記本和鉛筆，就開工了。我寫的是一個發生在密西根（Michigen）的故事。那日寒冬凜冽，冷風颼颼，故事裡的背景也是如此。我從童年、少年到成年時期都見過暮秋景色，有時換個地方要比在當地寫更好。我想，這就叫自我移植。而且這件事可能對人類和其他生物同等重要。
我故事裡的小夥子們在喝酒，我也覺得口渴，於是點了一杯聖詹姆士蘭姆酒（rum St.James）。冷天喝這種酒特別對味。我繼續寫，感覺通體舒暢，那上好的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的蘭姆酒把我的身體和心靈一起暖和起來。
一個女孩走進咖啡館，獨自坐在臨窗的桌邊。她長得很漂亮，臉蛋清新有如一枚新鑄的錢幣── 如果可以用柔滑的肌肉和雨水清洗過的皮膚來鑄錢幣的話。她的頭髮黑得像烏鴉的翅膀，俐落地一刀剪短，斜斜地遮住她的面頰。
看著她，讓我心神不寧，情緒高昂起來。但願能把她寫進我的小說，或者別的什麼作品裡。她挑了一個鄰街的座位，可以看到客人的進出。顯然她在等人，我繼續寫作。
故事自然流洩而出，我簡直來不及把它筆錄下來。我又點了一杯聖詹姆士蘭姆酒。每當我抬起頭或者用鉛筆刀削筆時，就會看那女孩一眼，任由那刨下來的捲曲筆屑落在酒杯下的碟子裡。
小美人，我看見妳了。不管妳在等誰，也許以後再也見不到妳，但此刻，妳是我的，整個巴黎都是我的，而我屬於這個筆記本和這支鉛筆。
我回頭寫作，沉浸在故事之中，全然忘我。現在是我在寫而不是它自己寫了。我沒抬過頭，忘了時間、忘了身在何處，也沒再點聖詹姆士蘭姆。似乎想也沒想，就對它失去了興趣。故事就這樣寫完了，精疲力盡。我把最後一段讀了一遍，然後抬頭尋找那個女孩，她已經走了，但願她是跟一個好男人走的。話雖如此，我仍有些悵然若失。
結束了筆記本中的故事，把本子放入外套的口袋內，然後向服務生點了一打葡萄牙生蠔和半瓶他們自家的白酒，每寫完一篇故事，我整個人被掏空了。亦喜亦悲，像是做完愛的感覺。我有把握寫了一個好的故事，但究竟有多好，要等第二天重讀一遍之後才能確定。
我吃著帶有濃重海味的生蠔。冰涼的白酒將生蠔些微的金屬味沖淡，只留下海的味道和鮮美的肉質。我飲盡殼裡涼涼的汁液，用清脆的白酒伴隨入胃。此時此刻那空洞的感覺一掃而空，我又興致勃勃地開始著手下一個計畫了。
既然天氣已經轉壞，我們可以離開巴黎一陣子，到一個乾燥飄雪的地方，看雪花從松林中落下，覆蓋道路和高聳的山坡。緯度高處，夜晚走路回家時，可以聽到雪地吱吱作響。在雷沙翁山（Les Avants）[ Les Avants，瑞士著名度假勝地。]下有一棟很棒的小木屋，供應膳宿，我們可以到那兒去，帶著我們的書，晚上暖暖地窩在床上，窗戶都敞開，滿天星光燦爛，那才是我們該去的地方。搭火車三等車廂很便宜，那裏的膳宿比起我們在巴黎的花費也貴不了多少。
我可以退掉用來寫作的那個旅館房間，就只需要付勒曼主教七十四號的房租，那微不足道。我一直為《多倫多星報》寫報導，稿費也該到了。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環境下寫稿，我們有錢去旅行。
也許離開巴黎，我才能寫巴黎，就像身在巴黎才能寫密西根。那時我不知道，時機還不成熟，因為我對巴黎的了解還不夠，不過終究我還是寫出來了。反正只要太太想去，我們就去。我吃完生蠔，喝完酒，付了咖啡館的帳單，就抄近路回到在聖傑耶夫丘（Montaigne St. Genevière）山頭上的公寓，一路淋著雨，這不過就是本地的壞天氣，影響不了我們的生活。
「這個計畫太好了，泰迪。」太太說，她有一張線條柔和的臉蛋。聽到我的計畫，她的眼睛和笑容都亮了起來，彷彿收到一個貴重的禮物。
「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呀 ？」
「妳想走的時候就上路。」
「哇！我想馬上就走。難道你還不知道 ？」
「我們回來時，也許天氣就好轉、晴朗無雲了，乾爽的冷可以很舒服。」
「我相信一定會好轉的。」她說，「你能想到去旅行，真是太好了。」
第八章
飢餓是一種心志鍛煉
Hunger Was Good Discipline
在巴黎這個地方，如果你吃得不夠飽，就特別容易餓，因為所有麵包店的櫥窗裡有那麼多誘人的糕點，而且餐廳外的行人道上也有人進餐，你可以清楚看到、聞到盤中的食物。如今我放棄了記者生涯，寫的東西在美國又乏人問津，如果跟家人說要在外面與朋友共進午餐，那麼最好的去處就是盧森堡公園。從天文臺廣場（Place de l’Observatoire）到沃吉哈街（rue de Vaugirard）這一路都不會看到、聞到任何食物。進入公園，可以去逛盧森堡美術館。當你空著肚子，餓得發昏時，所有畫作都會格外強烈、清晰而且更有美感。我是在飢腸轆轆的時候才對塞尚（Cézanne）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更真切地體會他是如何畫出他的風景畫的。我甚至猜想，塞尚畫畫的時候是否也在飢餓狀態？不過，我估計他是畫得太入神，忘了吃飯。人在失眠或飢餓狀態就會產生幻覺吧，雖不健康但頗有啟發性。後來我想，塞尚所感受的應該是另一種飢餓。
走出盧森堡公園，沿著狹窄的費武街（rue Férou），就到了聖許畢斯廣場（Place St.-Sulpice）。那一帶仍然沒有餐廳，只有安靜的廣場、長凳和樹木，還有一座獅子噴泉。一群群鴿子在石板路上踱步或乾脆站在主教雕像上。廣場北邊有個教堂，還有很多賣宗教用品和祭袍的店鋪。
從廣場往河邊走，這就無可避免的會經過賣水果、蔬菜、葡萄酒或麵包、糕餅店。不過，只要小心選擇路線，從右邊繞過灰、白石頭的教堂，走到歐德翁街，再向右轉就到了莎士比亞書店。這一路見不到太多賣食物的店鋪，歐德翁街上沒有餐廳，一直到廣場上才有三家。
待你走到歐德翁街十二號，飢餓感已經被壓制住了，感官卻出奇敏銳，連照片看起來都不一樣了，而且會看到以前從沒看到的書籍。
「你太瘦了，海明威。」希微亞會說，「你吃得夠嗎？」
「當然夠。」
「今天午餐吃了什麼？」
我的胃都要翻了，只能說：「我正要回去吃飯呢。」
「三點鐘吃午餐？」
「我沒意識到已經這麼晚了。」
「亞迪安[ 指的是Adrienne Monnier（1892-1955）她和希微亞共同創立了莎士比亞書店，她們都是作家、出版商、翻譯家，但她們最大的貢獻是對年輕作家和藝術家的支持和讚助。]前幾天說要請你和海德莉吃晚飯，還想請法格（Fargue）[ Léon-Paul Fargue（1876-1947）法國詩人、作家，著有《巴黎的步行者》（Le Piéton de Paris），1939]，你喜歡法格吧？也可以找拉博[ Valery Larbaud（1881-1957）法國詩人、作家、評論家。]，我知道你喜歡他，或者請其他你們喜歡的人也可以，你回去跟海德莉說一聲，行嗎？」
「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來發一封快信給她，你也不要工作得太辛苦了，要好好吃東西。」
「好的。」
「快回去吧，不要耽誤了午餐。」
「他們會留給我的。」
「不要吃冷的東西，快回去吃頓熱的。」
「有沒有我的信？」
「好像沒有，我去看看。」
她去看了看，找到一張字條，很高興的樣子，隨即打開書桌的一個小櫥。
「這是我不在的時候送來的，」她說。是一封信，沈甸甸的，像是裝著錢。
「是魏德考普（Wedderkop）寄來的」希微亞說。
「那就是《綜觀》（Des Querschnitt）雜誌[ 德國柏林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八年發行的一個藝術雜誌，魏德考普是當時的編輯。]。你見過魏德考普嗎？」
「沒有，不過他來找過喬治（George）[ George Whitman（1913-2011）一九五一年在巴黎rue de la Bûcherie 開書店，於一九六四年將書店更名為「Shakespeare and Co.」以繼承Sylvia beach的精神，經常邀請作家、詩人、藝術家免費在書店過夜。]，他會見你的，別擔心，或許他想先把錢付給你。」
「總共是六百法郎，信上說還會給我更多。」
「幸好你提醒我去看一下，親愛的好好先生。」
「真是好笑，德國竟是唯一買我作品的地方，只能賣給魏德考普和《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
「可不是？不過你無需擔心，你還可以把小說賣給福特。」她調侃道。
「一頁稿紙三十法郎，假定每三個月給《跨大西洋評論》（The Transatlantic）寫一篇，每篇故事五頁，三個月就是一百五十法郎，一年六百法郎。」
「但是，海明威，別管小說現在能給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你能寫小說。」
「我知道我能寫，問題是沒人買，自從我離開報社，還沒有任何進帳。」
「會有人買的。你看，這不就是匯錢來的？」
「抱歉，希微亞，我不該說這些的。」
「有什麼好道歉的？我們談什麼都行。你難道不知道，每個作家一肚子牢騷？但是你要答應我，少操心、多吃點。」
「我答應。」
「那就回去吃午飯吧。」
離開書店，走到歐德翁街上，我對自己非常不齒，竟然在人前發牢騷。寫作是我自己的選擇，這種行為實在太丟人。我不應該省掉一餐，大可買一大塊麵包果腹，可以享受金黃色的美味脆皮，但少了點喝的，嘴裡未免乾了點。你這可惡的牢騷鬼、卑劣虛偽的聖人、殉道士，我咒罵自己。是你自己心甘情願放棄記者工作。你有信用，希微亞會借錢給你的，她已經借了好幾次了。下一次你又要在別的地方妥協了。飢餓有益健康，肚子餓的時候照片看起來的確好很多。吃當然是件好事，但你的下一頓在哪兒？
就在力普（Lipp’s）[ Lipp’s，立普小酒館，位於聖日耳曼大道的百年老店（創立於1880年），是左派知識分子大本營。與雙叟（Deux Magots）和花神（Flore）兩家咖啡館遙遙相望，這個金三角的名人錄幾乎涵蓋法國政治、文化和演藝各界的名人，考克多、普魯斯特、卡謬、密特朗等都是常客。]，這就是個有得吃也有得喝的地方。
我快步走到力普，所經之處，我的胃、我的眼、我的鼻都沒閒著，這就使這段路程更加有趣了。小酒館裡人還不多，我在靠牆的長凳坐下，背後有面鏡子，面前有張桌子，服務生問我是不是來杯啤酒，我點了一公升的大杯啤酒，還點了份洋芋沙拉。
冰涼的啤酒，喝來舒暢極了。橄欖油拌沙拉很有嚼勁，浸在橄欖油裡格外美味。我在洋芋上遍灑胡椒粉，撕下麵包浸在橄欖油裡吃，又一口氣喝了幾口啤酒，這才把速度放緩。吃完洋芋又加點了一份，還點了一種短臘腸（Cervelas），比法蘭克福腸（Frankfurter）粗，但長度只有一半，上面還塗了一種特別的芥末醬。
我用麵包把橄欖油和醬料都抹了個乾淨，一邊慢慢喝啤酒，直到酒已經不冰了，才一口喝盡。又點了一種小杯啤酒，看著它倒在杯裡，好像比大杯的更沁涼。我一口喝掉半杯。
其實我從來不擔心，我知道我的短篇小說寫得很好，早晚會在美國出版的。在辭去新聞工作時，我就確信小說會出版，但寄出去的每一篇都遭退稿。支撐我信心的，是歐布來恩（Edward O’Brien）把《我的老爹》（My Old Man）收入《年度最佳短篇小說選》，而且把那一年的集子題獻給我。想到這兒，我開心地笑了，又是幾口啤酒下肚。那篇故事從來沒在任何雜誌發表，把它收入年度選是違反所有出版規則的，我不禁莞爾，引得服務生側目。好笑的是，經過這麼長時間，他還是把我的名字拼錯了。這篇小說是我倖存的兩篇之一。話說那回海德莉把我的手稿都放在手提箱裡，想帶到洛桑（Lausanne）要給我一個驚喜，讓我在山中渡假時可以繼續。她把我的原稿、打字稿和打印稿全都收在牛皮紙袋，再放入手提箱，沒想到箱子在巴黎里昂火車站（Gare de Lyon）被偷了。所有稿子化為烏有。這一篇之所以倖存，是因為史帝芬斯（Lincoln Steffens）把它寄給了某位編輯，又被退了稿，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倖存的另一篇「在密西根」，是史坦小姐來我家作客之前已寫就的，我一直沒有重謄寫過，因為她說「見不得人」，就被我隨手塞進抽屜裡了。
離開洛桑到義大利之後，我把那篇賽馬的故事拿給歐布來恩看。他性情溫和、靦腆、面色蒼白，有一雙淺藍色眼睛，平直的頭髮是自己剪的。那時他寄宿在拉帕洛鎮（Rapallo）山上的一個修道院裡。那段日子我正處低潮，以為再也寫不出東西了。我把那篇小說拿給他看，只當是個新鮮玩意兒，就像你傻乎乎把莫名其妙搞丟的船上羅盤針給人看，或者在車禍後把折斷的腿當玩笑說給人聽。但，等我唸完故事，卻發現他比我還傷心，除了生離死別或其他難以忍受的痛楚，我沒見過什麼事能讓一個人如此悲痛，唯一例外就是海德莉把我的稿子丟了，她哭個不停，不敢告訴我。我安慰她，不管闖了多大的禍都沒關係。不必擔心，一定有辦法解決，最後她終於告訴我了。我認為她不可能也帶走了影印本。當下就雇了一個人幫我代班──那時記者的收入不錯──搭火車趕回巴黎。這事的確是真的。我記得那晚回到公寓，確定稿子真的丟了之後做了什麼，現在這件事過去了。秦克教會我，不要在災難上糾結。我叫歐布萊恩不必難過，早期的作品丟了，或許對我是一件好事，我也把軍中那套勵志的話說了一遍，還說，我會重新開始寫小說。我說這話，好像只是為了安慰他，但我知道，我是認真的。
坐在力普酒館裡，我回想丟了手稿之後，什麼時候寫出了長篇小說。那是在科提那丹佩索（Cortina d’Ampesso），我為了去萊茵區（Rhineland）和魯爾區（Ruhr）區採訪，不得不提早結束春季滑雪，回到那兒與海德莉重聚。那是篇很簡單的故事，叫《不合時宜》（Out of Season），我把老人上吊自殺這段真實的結局刪掉了。根據我的新理論：如果省略部分可以增強效果，那就該刪，留白才能耐人尋味。
我想，我現在對小說的領悟，別人還不懂，自然也就沒有需求，這一點毫無疑問。不過，最終他們會懂的，就像對繪畫一樣，只是需要時間，需要耐心。
一旦縮減餐點預算，就得把心態調整好，不要終日想著肚子餓這檔事。飢餓是很好的磨練，你可以從中學習。只要他們還不懂，你就比他們高明。當然囉，我現在是大大領先，以致三餐不繼。他們要是能趕上來一點，倒也不是壞事。
我知道我得寫一部長篇小說，但這似乎遙不可及。我一直在努力寫些可以發展成長篇的段落，困難無比。但寫長篇是必須的，就像賽跑選手不能只跑百米。之前我也寫過一個長篇，就是在巴黎里昂火車站遺失的那篇，那時我仍然保有一種小男孩便捷的抒情能力，但那就跟青春一樣，易逝而且經不起考驗。我知道也許丟了那篇稿子是件好事，但我也知道，還是得寫部小說。但要等到非寫不可的時候再寫，如果只因為該寫就寫，就像時間到了就該吃飯一樣，那我就太沒出息了。非寫不可，也就是只能做這件事，沒有其他選擇。就讓壓力慢慢累積吧。在等待時，我可以先寫一個長一點的故事，寫任何我熟悉的事都行。
這時候我已經付了帳，走出餐館，向右轉穿過雷恩街（rue de Rennes），這樣就可以避開「雙叟」咖啡館（Deux Magots）喝咖啡的誘惑。沿著波拿帕街（rue Bonaparte），抄最短的路回家。
我知道得最多、還沒有寫出來、還沒有忘記的是什麼？我真正了解而且關心的是什麼？唯一的選擇就是走最近的路，儘快回到我工作的地方。我從波拿帕街走到居耶梅街（rue Guynemer），再經達薩斯街（rue d’Assas），沿著聖母院廣場街往上走，就到了「丁香園」。
我找了一個角落坐下，午後的陽光從我的肩上射進來，我拿出筆記本，開始寫。服務生給我送來一杯牛奶咖啡，涼了以後我喝了一半，擱下杯子繼續寫。停筆後，還不想離開河邊，因為在這兒我可以看水裡的鱒魚。水面的波紋激盪著橋下木樁加固的橋墩。我寫的是關於戰後返鄉的故事，但是沒有提到戰爭。
到了早晨，這條河就會寫入小說，還有這田野，還有所有即將發生的事。每天按照進度，其他事都不重要。口袋裡還有從法國賺來的稿費，花光了還會有其他進帳。我現在要做好的，就是保持冷靜、清晰的頭腦。每一個清晨都是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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