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森教授中文版自序
自二○○一年起陸續在西安、太原發現數座粟特墓葬，令人驚喜萬分。二○○四年四月，中、法雙方的研究機構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會議結束後，約有十五位與會的外國學者繼續前往西安，參訪西安市考古所（現在改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院）。由於時值學期當中，北京的中國學者們無法與我們一同前往。
當我們在機場辦理登機時，櫃檯詢問我們的領隊是誰。大家面面相覷，心想像這樣一群持有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加拿大護照的旅客，若是在紐約或巴黎機場，大概不會碰到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我們需要一個領隊帶領。於是，我自願作大家的領隊，在接下來三天的旅程中，我得到此生最大的榮耀：每個人都稱我「女薩寶」。「薩寶」這個詞是粟特文中用來稱呼商隊首領的，就我所知，歷史上沒有一個粟特薩寶是女性，換句話說，我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薩寶！
在考古所所長孫福喜與史君墓發掘者楊軍凱的幫助下，我們在西安有一趟充實的旅程。我們看到史君墓的墓葬（考古報告於二○一四年正式出版），以及墓中出土的粟特文、漢文雙語墓誌 （見本書第五章）。之前在北京的會議中，孫福喜已經發表了漢文墓誌，吉田豐也譯出了粟特文部分，現在有機會目睹實物。當考古學者們將石槨開箱時，我們因強烈的保存劑而咳嗽，接下來葛勒耐（Frantz Grenet）一面看著石槨上的圖像，一面解釋著這些圖像的意義—有時甚至在我們還沒有意會到畫面的構成之時。這是場愉快的參觀，大家貢獻自己的想法，有時出現爭執，像是葛勒耐認為當中一位神祇屬於摩尼教或道教，魏義天（Etienne de la Vaissiere）則不同意這個看法。往後數年，學者們持續在期刊、論文中爭論著彼此的見解，但我永遠記得在西安考古所密閉的庫房中，大家第一次見到這些複雜難解的圖像時的情景。
當時在場的絲路學者還有我研究所時代的同學與朋友盛餘韻（Angela Sheng），日本學者荒川正晴與森部豐，法國學者童丕（Eric Trombert），他比任何外國學者都瞭解敦煌文書與中國農業，以及英國的歷史語言學者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他所英譯的粟特文古書信已是公認的定本。
國際化是絲路研究的特點，也是它迷人之處，來自各國的學者自由地分享他們關於絲路文書與文物的見解，就像古絲路上的綠洲一樣，歡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來此定居、崇拜各自的神祇。在絲路研究的頭一百年（一八九五—一九九五年），學者們隱然各有分工：歐洲與日本學者研究粟特文、佉盧文、吐火羅文、藏文、和闐文等死文字，而除了季羨林等少數例外，中國學者多半研究漢語資料。近年來，也有臺灣出身的學者研究起絲路上的死文字。
這本繁體中文譯本的問世，我要感謝四個人。任教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的許雅惠教授，她在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取得博士學士，在跟我考資格考的學生當中，她是第一個選擇中古絲路作為口試領域的。當麥田出版社與她聯繫，表達出版中文版的興趣時，她推薦了三位研究生來翻譯：吳國聖，台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專攻蒙古帝國史與內陸亞洲史，負責翻譯第一章至第四章。李志鴻，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研究東亞的王權與宗教，翻譯第五、六章。黃庭碩，目前也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關注唐代後期南方的士人與政治，負責第七章、前言與結論。由於絲路涉及的人名、地名眾多，為求翻譯的一致正確，二○一三年秋天，他們每個月定期聚會討論。翻譯完成後，許雅惠教授仔細地修訂了中文譯稿。我感到非常幸運，有一群人如此審慎地翻譯這本書。
韓森
於耶魯大學
7/5/2015
結論：橫貫中亞的長程陸路史
如果說任一時間點的運載量、交通量或旅人數量，是評估一條路線重要性的唯一判準，那麼絲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
不過絲路改變了歷史，多虧有那些設法橫越部分絲路或全程的人，將自己的文化如異國種子般帶到遙遠的土地上播種。他們在新的家鄉茁壯，與本來就住在當地的居民通婚，而且往往持續與後來的新族群融合。作為經濟活動持續發展的據點，這些綠洲城市宛如燈塔，吸引著更多的人越過高山、穿過沙海而來。儘管絲路不能算是一條商業路線，不過它具有歷史重要性——這個路線網成為地球上最著名的文化動脈，溝通著東西方的宗教、藝術、語言與新技術。
嚴格說來，絲路指涉自中國往西，通過中亞，抵達敘利亞（及其後地點）的所有長程陸路路線。這條路上沒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景會吸引飛越上空者的目光。描述此路所經之地特徵的不是人造物，而是百分之百自然的高山隘口、山谷，以及沙漠中的泉水。這裡沒有任何道路鋪設，絲路的系統性繪圖直到二十世紀才出現。從西元三至十一世紀——亦即中國勢力深入此區域的高峰期——生活在各個路線上的人不曾使用「絲路」一詞。請記住，一八七七年，李希霍芬首次在地圖中（見彩圖2—3）使用「絲路」之前，這個詞根本不存在。
這些路線可回溯至人類的起源。任何能走路的人都有辦法長途跋涉、穿越中亞。在遙遠的史前時代，人們沿著這些路線遷徙。現存最早的跨境貿易證據大約出於西元前一千兩百年，我們發現產自于闐的玉出現在黃河以北河南省安陽的商王墓。中亞周邊各社會間的接觸，像是中國、印度、伊朗，在西元前第一千紀一直持續著。
西元前二世紀，漢朝統治者派出第一位前往此區的外交使者張騫。中國希望能夠促成一個共同抵抗其勁敵匈奴（居住在今日的蒙古）的聯盟。張騫注意到北阿富汗有中國商品在販售，回國後將此事稟告皇帝。許多書籍將張騫出使西域視為絲路的開端。但皇帝派張騫出使是基於安全考量，而非因為重視貿易——規模甚微，而且皇帝先前也不知道當地有貿易存在。漢朝後來派兵至西北，並在當地駐防，其目的總是為了防止北方敵人的侵擾。中國屯駐地的士兵與當地居民的接觸很有限。當地住民、來自印度的移民，以及中國士兵最初的長期接觸發生在尼雅和樓蘭，本書的第一章便由此開始。
本書討論的各個絲路社群——尼雅、樓蘭、庫車、吐魯番、撒馬爾罕、長安、敦煌與于闐——都存在貿易，但規模有限。在尼雅發現的近千件西元三、四世紀佉盧文書中僅一件提及「商人」，當商人從中國到來，當地人就可以請他幫忙估量絲綢的價錢。為數不多的行旅商人受到嚴密監視。地方官員發給他們通行證，上頭列出隊伍中同行的每個人與每頭牲畜，並按順序確實標明他們獲准造訪的城鎮。中國官員不是唯一監視貿易的單位；龜茲官員也做同樣的事。政府在絲路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是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
不同的城鎮裡都有市集，不過比起舶來品，他們販售更多當地的產品。西元七四三年在吐魯番的一個市集，當地官員為三百五十種不同商品標上三種價錢（上、中、下），包括典型的絲路商品碯砂、香料、糖，以及銅器。買家可以購買各種在地種植的蔬菜、生活用品與牲畜，其中有些商品已跋涉很長一段距離。市場裡賣著眾多織品，它們在中國境內編織後運到西北（因為中央政府用織品當作支付士兵薪餉的通貨，然後士兵再拿織品到市場上購買商品）。
大量財富從中原轉移至重兵駐守的西北，這就是絲路貿易在西元七五五年以前（唐代最盛期）繁盛的原因。西元七四五年，有兩批總量一萬五千匹的絲運送至敦煌的一座要塞。晚期類書也提到，在西元七三○與七四○年代，唐朝政府每年輸送九十萬匹絲至四個西域邊疆的軍鎮（位於今日的甘肅與新疆）。在數量上，源源不絕的士兵津貼遠勝於任何文書記載的私人貿易，它們支撐著此區域的繁榮。就在西元七五五年，突厥與粟特混血的安祿山崛起之後，唐朝終止在此區域的財政支出，絲路經濟幾乎立即崩潰。
西元七五五年以後，絲路經濟回到與早期接近的自給式貿易。一名商人在敦煌附近約兩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區域裡旅行，僅銷售地方生產的貨品，而且大部分時候是以物易物。他的記述證實西元八○○年後西北地區貨幣嚴重匱乏。在絲路貿易高峰期過後，這種小額貿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斯坦因與赫定兩人都遇過這樣的移動商販。這些交易對絲路沿線居民的經濟生活並沒有帶來什麼衝擊。靠土地吃飯的人繼續從事農作，他們既不購買也不生產那些使絲路聲名大噪的奢侈品。
本書引用許多文書顯示絲路貿易經常是地方性的，而且規模很小。即便最熱切相信貿易量大且頻繁的人，也必須承認被大肆吹噓的絲路貿易並沒有太可靠的實證基礎。或許有人會對這些零星證據提出與本書不同的解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意見相左是因為證據不足，而非證據充足。
由於每個遺址相距遙遠，而且保存著不同語言的材料，多數學者主要研究單一絲路遺址。他們各自注意到他們研究的遺址沒有留下太多絲路貿易的直接證據，並且不遺餘力地解釋其中原因。本書證明所有發現出土文書的絲路遺址，對貿易方面的資訊都同樣的沉默。
絲路貿易的擁護者也許認為地表下還有更多證據尚未被發現。我們不能反駁這樣的觀點：畢竟，誰能預言未來會有什麼發現？不過本書還是針對現有證據進行了一次仔細的、批判的審視，這是更進一步瞭解絲路歷史及貿易的唯一方法。出土證據在本書中占最重要的位置，因為它是真實的、一手的：與實際的繳稅清單或商人的通行證相比，關於貿易的各種綜述顯得蒼白無力。的確，可用的證據少之又少，而且關鍵部分時常佚失，不過它們來自各個不同的發現地，為一個地方性的、小規模的貿易圖像提供可信依據。
儘管貿易有限，可是隨不同族群沿著不同路線穿越中亞，東西之間確實發生文化交流——先是中國與南亞，接著是中國與西亞，特別是伊朗。難民、藝術家、工匠、傳教士、搶匪以及使者，全都沿著這些路線前行。他們有時從事交易，不過那不是他們旅行的主要目的。
在沿著絲路移動的族群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是難民。一波波的移民從家鄉帶著技術遷徙，在新的家園靠這些技藝營生。為逃避家鄉戰亂或政治衝突的族群遷徙經常發生，這意味著有些技術會東傳，有些則會西傳。造紙與繅絲的技術從中國西傳，玻璃製作技術則在同一時間傳入中國。四處遷徙的藝術家也沿著這些路線移動，他們帶來了畫稿，將家鄉的藝術母題引介至新的地方。
西域最早的移民來自犍陀羅地區（今日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他們到尼雅定居。這些來自印度的避難者將佉盧文字及書寫技術（雙層木牘）引介給當地住民。他們也帶來不同的信仰——佛教。早期的佛教戒律規定僧人要獨身，不過有些尼雅佛教徒不僅結婚，還生兒育女。他們住在家裡，只有參加重要儀式時才會造訪佛寺。
中國西部最醒目的移民社群是粟特人，他們的家鄉在撒馬爾罕及其周圍城鎮，位在今日的烏茲別克。在每個中國城鎮裡幾乎都有粟特人聚落，在那裡，粟特的薩保首領負責管理地方事務。有些粟特移民是商人；他們在小說中頻繁地出現，甚至形塑出一種「有錢的粟特商人」的刻板印象。
對絲路貿易最鉅細靡遺的描述出自保存在敦煌郊外的一個廢棄郵包，其中有八封粟特古信件。這些定年為西元三一三或三一四年的信件，提到了特定商品：羊毛與亞麻、麝香、化妝鉛粉、胡椒、銀，也許還有絲。數量並不大，約在一．五公斤至四十公斤之間，全都與商隊經營的小規模交易相符合。
商隊經常沿著不同的路線移動。在第三封信中，一名叫作蜜吾乃的粟特女子表示她曾經有五次機會可以離開敦煌——她被遠行的丈夫遺棄在那兒。為了餬口，她最後只好與女兒一同照料羊群。其他的粟特人定居中國後，在選擇工作上也同樣具有彈性，他們種田、成為工匠、獸醫，或是從軍。
長安這座歷史之都以其絲路藝術聞名，其中文物含量最高的應該是何家村窖藏，它有超過百件混合中西藝術母題的華美金銀器。仔細檢視會發現許多器物其實是當地製造的，若非出自流亡異鄉的粟特人之手，便是出自採用粟特母題的中國工匠。唯有珠寶無疑是進口的：它們小巧輕盈，便於長程陸路運輸。
就像其他的避難者，粟特人也把他們的宗教信仰帶到中國。有些粟特人放棄原有的禮俗——像是曝曬屍骨後將骨頭放進稱為「納骨罐」的陶製容器裡——轉而採納部分中國喪葬習俗，譬如將死者埋進有一斜坡道通往地下墓室的墳墓。在西安與其他中國城市，考古學家已發掘一些裝飾祆教死後世界的墳墓。其中一座還有一方以漢文和粟特文寫成的雙語墓誌。
西域每個社群都擁有許多移民群體，很多人繼續奉行家鄉的宗教信仰。相較於被迫離開家園的難民，宗教學徒旅行各地是為了學習，宗教導師們則定居於城市以吸引學生。詳盡的旅行記述有一部分來自曾到印度習佛的中國僧人——不論是走陸路或海路。他們生動記述旅行的風險。西元五世紀初，和法顯同船的印度水手差點就要把他丟到船外，直到他們發現他是唯一會講中文的人，而且能幫忙確認船隻當時停靠的地點（結果偏離航線數百公里）。
兩個多世紀後，僧人玄奘先是越過凍死他許多同伴的高山隘口，然後又被洗劫一空（包括一身衣服），幸好還保住了性命。他也曾遇見忙著分贓、無心對他下手的盜匪。他是少數大談盜匪的旅人。尼雅的守衛報告記載了一小群避難者的損失，他們攜帶珍珠、鏡子、精美的絲綢或羊毛衣物，以及銀飾，不過並沒有逮到兇手。敦煌有面壁畫呈現商人擔心被武裝強盜襲擊的恐懼——直到觀世音菩薩介入才解救了他們。
佛教宣教者如玄奘，是最重要的一些翻譯者。他們設計出一套系統，將不熟悉的外國術語（如梵文術語）譯成漢文，這套系統至今還在使用。漢文共吸收約三萬五千個新字彙，有些是專門的佛教術語，有些則是常見的生活用語。說不同語言的人們經常在絲路上相遇。有些人自小就學習好幾種語言，鳩摩羅什就是一例。還有些人在成年後才學習外國語言，有鑑於當時的語言學習工具非常缺乏，學習的過程想必比今日還痛苦。
現存的常用語手冊透露學生的身分，以及他們學習語言的理由。在西元第一千紀用於佛寺的梵文吸引非常多學生，不過于闐語、漢語、吐蕃語的學習者也大有人在。西元七五五年以後，更多的佛教朝聖者從于闐和吐蕃前往敦煌，再到山西的五臺山；有些人則往相反方向走，一路走到印度重要的佛學重鎮那爛陀寺。
有些朝聖者獨自上路；有些則接受統治者的派遣，以使者的身分去造訪另一個統治者。使節們留下的足跡紀錄，遠勝於其他在絲路上移動的群體。這些外交使者帶著不尋常的禮物與信件；同時，他們也把有關家鄉的資訊帶給東道主，並將旅途中的見聞傳達給派遣他們的統治者。他們當中有些無疑是間諜。
敦煌的懸泉木牘記載西元元年前後中國與西方統治者之間定期的使節交換，外交使者的派遣在接下來幾個世紀裡仍持續著。在絲路的巔峰時期，每個主要政治勢力都彼此交換使節。中國使者前往撒馬爾罕，撒馬爾罕的粟特使者則走相反方向。撒馬爾罕的阿夫拉西阿卜壁畫將使者們（每位都帶著來自母國的物產）放在畫面中最重要的位置。
即使在絲路經濟大規模緊縮的西元七五五年以後，使節團的交流仍持續進行。由七位于闐王子率領的使節團無法完成他們的旅程，因為旅行變得如此之危險，以致敦煌的統治者不准他們離去。使節團成員只好隨機應變，用成匹的絲、活羊，甚至羚羊皮換取當地貨品，以應付其旅行支出。即便是于闐王子也得仰賴出售玉石來支應開銷。
關於王子們落難的文件是敦煌藏經洞四萬份以多種語言寫成的文書之一。藏經洞約在西元一○○二年後不久關閉，成為保存絲路多樣性的時空膠囊。保存這些文本的僧人收集他們自己的宗教教義，但也保留所有將來可能有用的廢紙。他們保存了用梵文、于闐文、吐蕃文、回鶻文與粟特文書寫的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猶太教與佛教諸文本。在所有藏經洞文書當中《金剛經》是最出名的，因為它是世界上紀年最早的印刷書，不過其他的文本更是不尋常：想想那件摺疊起來、上面有希伯來文詩篇的護身符，或是那件以粟特語吟唱、以漢字拼音書寫的摩尼教聖歌。整個藏經洞體現了絲路社群維持近千年的宗教寬容特質。
封閉藏經洞的僧人並沒有說明這麼做的理由，不過他們知道發生在佛教盟國于闐和穆斯林喀喇汗國之間的戰爭。即使一○○六年于闐陷落沒有促成藏經洞的封閉，它仍舊標誌著此地轉奉伊斯蘭教的新紀元。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各綠洲變成一個個自足的伊斯蘭教邦國，而少數曾到麥加朝聖的人在回歸故里後，成為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成功穿越此區域的歐洲旅人（馬可波羅可能是，鄂本篤則毫無疑問）所描述的同質性孤立社群，和早期的國際化城鎮非常不同。
當赫定在一八九五年至塔克拉瑪干進行第一次劫掠，他進入了一個歐洲人全然未知的遙遠世界。託此區乾燥氣候之福，赫定、斯坦因與其他人得以找到眾多在伊斯蘭教到來之前的文書與文物。這些文物的保存狀況吸引著今日的遊客，他們希望一窺有關這個世界的最新發現—一個已經逝去但曾兼容並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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