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我四處尋找伊萊莎（Eliza）：我發現、辨識出她的若干特徵……。但是，把這一切結合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樣的她呢？」
雷納爾神父（Abbé Raynal）
這是一部跨越邊界的傳記，講述著三個互相關聯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位與眾不同，但卻很少有人知道的女子──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故事。她生於一七三五年，死於一七八五年。她經由海路，足跡遍及四大洲，走得比其他同時代、現有留下紀錄的女性都更遠，也更危險。第二個故事，是關於她的大家族成員──她的雙親、叔叔、兄弟、丈夫、子女、各種堂表親，以及其他更遙遠的親戚。由於這些人的職業、他們的遷徙移居，以及他們的想法價值觀，他們在伊莉莎白．馬許本人令人矚目的移動性上，扮演著關鍵的推動角色。他們也幫助她，促使她和那個時代最能造成轉化改變的力量相遇，有時是建設性的，有時則帶來災難。因為，本書不只是一個個人，或是家族的故事，也是全球的故事──這就是本書的第三個故事。伊莉莎白．馬許在世的期間，正好是世界歷史上一個獨特的、變動劇烈的階段，各個大洲與大洋之間的關係，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拓寬、並發生改變。這些全球景觀的變化，一再形塑、扭轉伊莉莎白．馬許個人的生命進程。因此，本書既要在一個人的生命之中勾勒世界，也要在世界之中描繪一個人的人生。這也是在重新打造、重新評估傳記的價值，將傳記作為深化我們了解全球過去歷史的一種方式。
她這輩子
伊莉莎白．馬許的一生，一方面是非常驚人地非典型，另一方面，她的人生又透露了非常多的事，奇特，而有代表性。母親在牙買加懷上了她，而她很可能是混血兒。她在媽媽肚子裡橫渡大西洋，從京斯敦（Kingston）抵達英格蘭。這是她這輩子多次越洋旅程中的第一段，從此開啟了一個受海洋影響不比受陸地影響小的人生──而且就算上岸，也都是在一連串的國際口岸與河畔都市中度過。孩提時，伊莉莎白．馬許往返於朴次茅斯、查坦（Chatham），以及航行中的皇家海軍（Royal Navy）戰艦下層甲板之間。一七五五年，她跟著家人移居地中海，先是在梅諾卡生活，接著因為法軍入侵而被迫離開，前往直布羅陀。一七五六年，她被人強行帶往摩洛哥（但這也是她自己的行動造成的結果），成為最早幾個與當時的摩洛哥代理蘇丹──西底．穆罕默德（Sidi Muhammad）長時間親身接觸的所謂歐洲人，深入西底．穆罕默德位於馬拉喀什的王宮內苑，還差一點淪為性奴隸。這位未受過多少教育的造船工人之女，也成為第一位以馬格里布（Maghreb）為主題，以英語寫作並發表的女性。
一七五〇年代晚期，以及一七六〇年代初、中期，伊莉莎白．馬許在倫敦過著波瀾不驚的生活，結婚生子，同時看著丈夫從事西歐、東歐、北非、北美大陸、加勒比海，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區與亞洲的貿易。她也和他一同計畫移居到佛羅里達。好景不常，破產迫使他逃往印度，而伊莉莎白．馬許也在一七七一年前往印度與他會合，乘坐著當時唯一曾兩度環航世界的船隻，經由里約熱內盧與開普敦，航向印度次大陸。然而，她並沒有在兩人位於達卡的新家中停留太多時間。把她年紀尚輕的兒子短暫送到波斯，把女兒送回英格蘭後，她在一七七四年十二月走海路前往馬德拉斯（Madras）。
接下來十八個月，她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於造訪、探索東印度與南印度的聚落、城鎮與寺廟，過程中創作出一部最奇特而扣人心弦的次大陸陸上遊記，在當時無人出其右──無論男女。在這一趟亞洲之旅中，她最親密的同伴是一名沒有結婚的男子；儘管伊莉莎白．馬許在一七七六年終於在達卡與丈夫團圓，但這一回為時依舊不長。從一七七七年末至一七八〇年中，她再度動身，先是從加爾各答航向英格蘭，接著（經過一年以上的秘密計畫）又乘船航行了至少一萬兩千英哩的距離，重返印度次大陸。當時，為了支援新生的美國，法國、西班牙戰艦與私掠船都投入戰事，她無視於這些戰船，展開自己最後幾趟迂迴的航程，也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的某些遙遠回音，影響了她丈夫在亞洲的生意和生存，威脅到她的孩子和她自己。
從這個角度看，雖然伊莉莎白．馬許幾乎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傳奇冒險故事人物，但若以這種方式看待她，卻會忽略她這輩子最吸引人的部分，以及背後的一切因素。說來實在非常詭異，馬許一再捲入大地理範圍的事件與壓力中。甚至連她個人人生中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編按：指出生、成年、結婚、死亡等，人從生命的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的過程）也是如此。她出生的環境（像是她父母的相遇與婚姻），她所受的教養本質，她第一次婚約遭受的破壞，她的婚事安排，以及人生階段的一一揭開，她對人到中年的反應，以及她的兩個孩子最後所接受的教養──所有這些，而不光只是她的旅行與她的寫作，都受到跨洲發展的影響。對伊莉莎白．馬許來說，實在沒有辦法能穩穩妥妥，一刀兩斷，將她個人的生命，與整個世界和不斷加速的變局切割開來。這就是她的苦旅（ordeal）之性質。在她活在世界上的半個世紀中，受到大環境影響的程度，大部分都是她所無法控制的情勢之故。這既是因為她的男性親屬從事的職業，也因為她是一名沒有收入職業、無法獨立自主的女性，因此地位不穩，容易受影響。這既是因為她自己，也是因為她的大家族和不列顛的關係，以及與不列顛那向四面八方伸出觸角、爭議的帝國之間的關係。更有甚者，這也是因為她所處時代的全球情勢。但是，伊莉莎白．馬許所經歷苦難之強烈和無情，同樣也是由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以及她所做的決定造成的結果。
她的家人
伊莉莎白．馬許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父，以及許許多多的堂表親，都是造船工人、船員，或是海圖與地圖製圖師。因為他們的緣故，她這一輩子都跟皇家海軍以及大海密不可分。當時的皇家海軍，是少數影響力確實及於全球的組織之一。至於大海──借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說法──則是「通往世界各國的浩瀚聯絡公路」。馬許的叔叔與弟弟都是行政人員，為不列顛政府收集資訊，是用紙筆克服距離的人。她的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James Crisp）是商人，同時從事合法與非法的長途貿易。他的生意範圍遍及世界的兩大海上帝國──西班牙與不列顛的海外領土各港口與生產中心，而且交易的還是全球各地都有需要的商品：鹽、糖、棉織品、漁獲與茶葉。他跟當時最重要的跨國貿易公司──不列顛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EIC）合作，後來馬許的兒子、女婿、許許多多的「堂表兄弟」，最後連她的印度混血孫子，都跟公司合作。
她的丈夫也牽涉殖民地土地投機買賣與移民安排，她也是。她的哥哥與許多「堂表兄弟」擔任軍官，在沙場上為帝國效力。不過，歷來讓最多人飄洋過海，來往於大陸之間的動力，卻是跨大西洋西非奴隸貿易。成為伊莉莎白．馬許之母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出身於這種流動。馬許的丈夫當然也涉及同一類奴隸貿易，只不過是另外兩個系統的奴役與奴隸來源──北非與亞洲。馬許本人也直接捲入其中：她曾經是奴役的目標，卻也曾是奴隸主。
由於整個大家族的關係，伊莉莎白．馬許因此與當時全球變局的若干主要力量接觸：日益擴大的海上交流；跨洋與跨洲貿易；政府對於知識與文字情報的細緻運用；帝國侵略、殖民、移民、戰爭、奴役與奴隸貿易的步調加速……等等。數以百萬計的人捲入上述之一或幾種力量。伊莉莎白．馬許則是受到這每一種力量所影響，被它們推著走。之所以如此，多少跟她的性別以及不穩定的社會地位有關。身為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他人的女性，她常常被各個男性成員帶著走。結果，他們的職業，他們的遷徙，以及他們與其他社會的接觸，也常常使她深陷其中。
在這一點與其他方面，跟伊莉莎白．馬許處境最相像的同時代人就是歐勞達．伊奎亞諾（Olaudah Equiano，約一七四五年至一七九七年）。這位曾經為奴的非裔後代，憑藉自己的文字與旅程，成為一位既是非洲人，亦是不列顛人的「世界公民」。尤其是，伊莉莎白與歐勞達兩人都跟皇家海軍、奴隸貿易，以及文字有關；他們也都懷有一種一再重塑自我的驅力。他們的人生雖然不同，但本質上卻極為相似，都是在龐大的地理空間，以及寬廣多元的文化環境中展開。因為兩人之間有共通點。伊莉莎白．馬許和歐勞達．艾奎亞諾一樣，她選擇了動，也非動不可。他們都是出於本能熱愛旅行，但除此之外，他們也都因為從屬於他人，而被迫旅行：艾奎亞諾是因為曾經為奴，而馬許則是個未能財務獨立的女性。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兩位憑己力成為旅人與作家的人，在世的時間相當重疊，而且兩人都跟（當然也不只跟）不列顛及其帝國密切關聯。
她的世界
伊莉莎白．馬許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的數十年。此時，整個歐洲與部分的美洲（其他地方亦然）見證了世界各個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之間彼此相連，這樣的意識，正在成長。與外界接觸更多、受過經典教育的男男女女們，自然注意到，有一種今人稱之為「全球化」的爆炸性高速發展，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你不妨說，此前的世界已經消散無影蹤了」，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的這句話，是在描述西元前三世紀。但他又接著說，因為羅馬帝國的征服，「歷史漸漸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義大利與利比亞（Libya，指非洲）的命運兩相交織，與亞細亞與希臘的命運結合，而這一切的結果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地。」自波利比烏斯以降的史家，不斷指出其他同一類的「全球瞬間」：比方說，在十三世紀末時，貿易是如何一度能將印度與中國部分地區、勒凡特（Levant）、波斯灣，以及歐洲各口岸和城市國家的商人聯繫起來；西班牙於一五七一年征服馬尼拉，是如何開創出亞洲、東南亞、美洲與歐洲之間全新的貿易、遷徙與貴金屬交易體系。儘管如此，十八世紀前後不同類型的全球連結演化之速度，在西方和其他地方觀察家眼中，是全新的發展。「一切都在變化，而且必須再度變化」，雷納爾神父在他的《東西印度群島史》（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一七七〇年）中如此主張。這本書是當時對歐洲與亞洲、非洲、美洲間接觸，最有影響力的探討與批評。我們也可以援引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一七七七年擲地有聲的說法：「人類的地圖一口氣全部展開了」，讓我們有機會「瞬間看見其全貌」。
這種整個世界顯得更加緊密交織的感受，在不列顛本國可以明顯感受到，而伊莉莎白．馬許本人的人生也深受其影響。海洋就是這種「連結性」最主要的載體與標誌──一位作家曾經在一七六〇年，稱大海是「浩瀚的相聚地點」；而且她也有充分的理由知道，不列顛同時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以及最龐大的商船陣容。終馬許之一生，這些海上的優勢讓不列顛（以及法國與俄羅斯）得以逐漸開拓、入侵太平洋地區。太平洋佔據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而歐洲人過去對這裡的認識不僅有限，而且並不深刻。不列顛和法國從馬許出生前、在世時一直打到過世後，打了一系列的戰爭，波及的地理範圍無情地擴大。最後，倫敦方面得以成為世界上最遼闊，範圍也最廣大的帝國。如同日耳曼地理學家約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所言，到了一七七五年，不列顛已經成為唯一能強勢干預地球上每一個大陸的強權（雖然不盡然能站穩腳跟，程度也不見得深入）。
此外，不列顛雄心壯志的貿易，奴隸貿易的恐怖規模，不列顛人海外移民的增長，以及高產的印刷業與消費主義──這一切都影響了伊莉莎白．馬許的個人經驗──激發出一種對世界廣袤，人性多元的鮮活認知，超越了眾人所處的政治階級。如果一七六〇年代伊莉莎白人住在倫敦時，家裡景況一直很好的話，說不定她會買個口袋地球儀（這在當時是日益受到歡迎的小東西），或是把錢花在一系列的新地圖集、百科全書、報紙和童書上──這些都讓人感覺到「以迷你的方式打開這個世界」。這一類工藝品與製品的增長，使人感到世界更容易掌握，甚至能放進口袋中。
不過，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經驗與認同變化，可不只跟不列顛帝國有關；就好比這個時期各大洲、各民族與各個海洋之間相互關係的成長，絕不只和不列顛與其他西方強權的施為及野心有關。馬許的誕生，跟上百萬西非人被迫遷渡過大西洋有間接，甚至可能是直接的關係；她生於倫敦而非牙買加，也跟西非人在牙買加揭竿起義有關。她的生命軌跡自始至終深受不列顛船隻、軍人與商人現身全球，影響力日增的事實影響。但她的人生同樣因為某個摩洛哥統治者而劇烈轉變──這位統治者試圖建構自己的世界秩序，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馬格里布、奧斯曼帝國，與東西歐、亞洲以及後來的美國等地的商人聯繫起來。倫敦、巴塞隆納與利沃諾（Livorno）固然為她的故事提供了背景，但巴斯拉（Basra）也是，波士頓也是，達卡也是，馬尼拉也是。伊莉莎白．馬許的人生之所以不斷經歷轉變，部分是因為受到來自歐洲之外的一連串影響與干預，也是因為其中的行為者們各自從不同觀點看待世界。她受的苦同樣也跟她自己，跟她是什麼樣的人脫不了干係。
她本人
我是在寫我的前一本書《俘虜》（Captive）的時候，第一次遇上伊莉莎白．馬許的。一開始，我只注意到她生命中屬於地中海的那一段，直到我開始挖掘背景，才漸漸發現她故事中涉及的其他地理位置。我得知，加州的某一間圖書館藏有她親手寫的印度旅記，以及她寫摩洛哥的書本手稿。接著我才接觸到記載了她跟牙買加與東佛羅里達連結的檔案。進一步研究之後，浮現的則是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和西班牙、義大利、謝德蘭群島（Shetlands）、中美洲、中國海岸、新南威爾斯、爪哇、波斯、菲律賓等許多地方的關係。
我漸漸了解到，這場跨國的紙上追跡之所以可能，而且獲益甚豐，本身進一步指出了這名女子人生經歷的某些變化。伊莉莎白．馬許的社交生活相當模糊（有時堪稱貧瘠），而且變動頻仍。在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早期，這樣的個人（女性尤甚）鮮少能在檔案中留下什麼了不起的痕跡，除非他們夠倒楣，捲入某種特別慘痛的事件──比如謀殺或異端審判，或是大型暴動、大屠殺、陰謀，或是上了奴隸船。相反地，伊莉莎白．馬許和她的交流圈可以在圖書館與檔案館中找到線索──不只是幾段插曲或危機時刻，而是她大部分的人生，原因多少跟與她的生命同時期發生的變局有關。她在世的這段期間，國家與帝國，及其人數漸增的領事人員、管理者、職員、外交官、艦長、通譯、製圖師、傳教士與間諜，加上東印度公司這類的跨洲組織，都愈來愈渴望也愈來愈有能力監控、記錄「小人物」的足跡，有時候連女性也不例外。
之所以能重建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跨度與內容，也是因為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眼下的全球通訊大爆炸所使然。全球資訊網路的到來，意味著歷史學家（以及其他每一個人）都可以挖掘手稿與藏書目錄、線上文件與世界各地的族譜網站，深入的程度甚至是十年前無法想像的。目前，這場變革帶來的好處──就像很多其他變革一樣──還有利於世界上較為富裕的地區。即便如此，現在追尋一個像這樣一再跨越不同地理與政治邊界的生命歷程，變得容易多了。這場資訊爆炸持續衝擊著人們想像歷史的方式，與傳記的本質，其影響在未來只會有增無減。
當我們說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與苦旅可以重建，而且重建本身便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她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日益緊密的全球關聯，並不代表與她相關的史料數量豐富，或是唾手可得。當然，她是位熱愛書寫的女子。即便是她人在印度洋面上某艘貨船的下層甲板，或是摩洛哥監獄等自由受限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她都勤於動筆（且說不定正是因為處境如此，才使得她動筆）。但是，這些時候她所寫的文字，以及她所有的信件，都未能傳世。她的丈夫或雙親寫給她的私人信件，或是任何仔細描述她外貌的文字（好讓我們填補沒有她肖像的空白），也都不存在。伊莉莎白．馬許有什麼顏色的眼睛與頭髮，她身高多高，她的嗓音，她行走坐臥的姿態，我們一無所知──至少眼下如此。我們同樣不知道她本人，以及其他人如何看待她的膚色。
我之所以常常以「伊莉莎白．馬許」連名帶姓的全名稱呼她，以及有時候稱呼她「馬許」，有一部分正是因為我缺乏傳記作家通常會知道的一些基本資訊。我只用她婚前的名字，主要是為了前後連貫，但也是因為她活出來的姿態。因此，在本書中，她永遠是伊莉莎白．馬許，絕不會是伊莉莎白．克里斯普。許多傳記在提到女性人物時，總是直呼她們的名字，這種習慣造成一種彷彿這些女性人物很不成熟的感覺，此外還暗示著，對所稱呼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友好與熟悉，但實情通常並非如此。她的生命與內心有些方向，恐怕就和她的外貌一樣，我們永遠無法有適切認識；但是能充分清晰地看見，每隔一段時間她對他人帶來的影響。
她本人和她家族中的一些人，集結出一套令人讚嘆的日記、簡報與家族故事，這些文件跨越時間，傳達出她的人格特質與她的行動。裡面有伊莉莎白．馬許在摩洛哥與印度寫下的文字。她的弟弟約翰．馬許（John Marsh）寫了自己的職涯回憶錄。她的叔叔喬治．馬許（George Marsh）編纂出一本厚兩百頁的書，談他自己和他的人際交往；此外還有兩本備忘錄，以及對自己生命中重要篇章的詳細日記。這些各式各樣的紀錄當然是談個人與家庭的際遇、成就與憾事，但我們也可以把這一切當成對大環境改變的寓言來解讀。甚至連伊莉莎白．馬許的父親所繪的若干地圖，都乘載著超乎表面的涵義。為了解讀這名我們看不到全貌的女子在想法、情感與志向上的變化，我會一再援引這些五花八門的家族文獻。
我們必須做出這些嘗試，因為，馬許固然把自己生命中的特定階段看成是一趟苦旅，但她鮮少直接把自己呈現為受害者。她之所以不時有著如此的靈活性，不停經受著一起起的事件，是因為她自己的行動與計畫使然，而不只是因為她的邊緣身分使她受害，也不只是因為她男性親友的職業與霉運、她個人的生命階段，或是她在文件上屬於哪個國家或哪個帝國之故。如果不仔細參考這些她個人與家人的文字，我們會特別難以理解發生在一七五六年、一七六九年、一七七〇年至七一年、一七七四年至七六年，以及一七七七年之後的五個情境──這五回，伊莉莎白．馬許在不同的程度上掙脫了傳統的家庭紐帶與女性責任，深刻而鮮活地與橫跨各大陸、大洋的發展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他的歷史和她的歷史
總之，這是一本遊走在傳記、家族史、不列顛史與帝國史，以及複數的全球史之間的書。由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使然，歷史學家愈來愈關注，試圖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無怪乎人們對於大規模的現象愈來愈好奇：像是氣象系統轉變對世界史的影響，生態環境在時間中的變化歷程，迫遷與自願遷徙的模式，資本、商品或疾病的跨洲移動，思想與印刷品的傳播，龐大陸上與海洋貿易網路的運作，帝國體系之間衝突的影響……諸如此類。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上面提到的這些，以及其他同類型的宏大跨洲力量，都具備無邊的重要性。不過，它們從來不會是直截了當地出現在那裡，彷彿與人無關。世人受到它們的衝擊，理解（或是不理解）它們，適應（或是不適應）它們，但也以各式各樣的角度多方解讀它們。世界史與全球史的撰寫（我從中獲益良多），有時看來就跟全球化本身一樣，極端地非個人。
但是在這本書裡，我打算反其道而行，探究時人眼中的跨國、跨洲，甚至是全球性的變局，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貫穿並困擾著一群人的生活──特別是一位雖不世故，但絕非沒有洞察力的女性。我試圖在個人與世界的歷史之間縱帆操舵，「藉此讓兩者同時映入眼簾」。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萊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五十多年前下筆，指陳別的時代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以這麼快的步調，全然暴露在變化所造成的地震中」。他認為，這些「地震」之所以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代，是因為舊殖民帝國瓦解，新形態的、較不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興起，核子戰爭的駭人威脅，政客操弄權勢影響個人生活的能耐大幅提升，失控的現代化，也因為婚姻與家庭受到過度的壓力。米爾斯主張，我們必須試著理解這些「最是與個人無涉、最是遙遠的轉變」，跟「人性自我最私密的特點」之間的關係。不光是因為，在生活中經歷這些地震的人們，自己經常無法看清並理解這些關聯：
由於鮮少注意到自己的生活模式跟世界歷史進程間錯縱複雜的關聯，一般人通常不知道，對於自己正在成為的樣貌，以及自己可能參與創造的歷史來說，這些關聯意味著什麼。他們缺乏掌握「人」與「社會」、「個人生命歷程」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交互作用，所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質。
他反而認為，那些命運中注定要「應對自己突然之間遭逢的大世界」的男男女女們，常常只感到「被一種受困的感覺攫住」（possessed by a sense of trap）。
米爾斯刻劃了那些在生命中經歷「地震」的人，會有什麼反應。但就伊莉莎白．馬許而言，米爾斯的說法有對也有錯。接下來我們會清楚看到，她確實不時「被一種受困的感覺攫住」，而且情有可原。不過，她就和其他家人一樣，試圖理解那些凌駕於大海與陸地的變局，她和他們原是以如斯的姿態過生活，採取如斯的行動。伊莉莎白．馬許在十八世紀中葉經歷的全球大地震，其範圍與性質固然與米爾斯在一九五〇年代感受到的截然不同，但不斷變化的帝國、政府力量的加強、無法迴避的軍事暴力、現代化，以及家庭與婚姻的重擔，同樣是她生命經驗的一環。伊莉莎白．馬許的地震，也和我們自己在二十一世紀初體會到的大不相同。但是，她所經歷的苦旅的性質，她很早就密集地經受多種跨洲變局的這個事實，以及她面對這些「最是與個人無涉、最是遙遠的轉變」時所感到的震撼與驚奇、困頓與契機，在今天對我們而言仍然清晰可辨。這就是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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