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

名人推薦：沈秀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由於Hochschild的研究，「第二輪班」成為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概念：對眾多女性而言，下了班往往還得在家裡上第二個班。這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讓台灣讀者得以藉由Hochschild的生動描述，看到不同背景的美國異性戀家庭關於家務育兒的困境與協商策略。在同樣缺乏公共托育的台灣，更令人覺得心有戚戚，並讓人重新思考台灣托育與性別平等政策。是值得...

第四章　喬伊問題：南茜與伊凡．霍特
南茜．霍特下班回到家，一手抱著兒子喬伊，另一手拎著一袋剛採購好的用品。她放下手上東西把門打開後，便看見玄關地板上散落一堆信件，桌上是喬伊吃剩的肉桂土司，電話機上閃著紅色燈號。眼前這般景象讓人不難想像今天早上，這一家人是如何匆忙地衝向外面的世界。三十歲的南茜，當了七年的社工，有著金色削薄短髮，講話跟動作速度都很快。她一邊脫掉大衣，一邊俐落的把信件收到桌上，然後走向廚房。喬伊緊緊黏在媽媽身後，興沖沖地說著自動卸貨卡車怎麼卸貨。喬伊四歲，有著圓圓的臉頰，活潑好動，只要有點讓他感到開心的事情都會不住咯咯笑。

南茜的丈夫，伊凡，停好紅色休旅車後便走進屋內，把大衣掛起來。伊凡接南茜下班一起回家。他顯然沒打算要面對廚房的騷亂，也不好意思馬上到客廳看報紙放鬆，於是慢慢地查看桌上的信件。伊凡也三十歲，是個家具批發商業務，有一頭薄薄的淡金髮，體格結實，站立時習慣把重心放在一隻腳上。他待人接物的態度親切同時有些游移不定。

南茜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描繪為一名「熱切的女性主義者」，要求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對等的權力。在婚姻生活的一開始，她希望自己跟伊凡能同時保持對親職和事業的認同，但是明顯地偏向於親職。伊凡的態度則是，只要南茜能夠把家庭顧好，他可以接受南茜擁有事業。

在我到他們家中進行觀察的某個晚上，我注意到這個家庭的一池春水正泛起小漣漪。忙碌的廚房裏頭傳來南茜的叫聲：「伊凡——，可以麻煩你擺一下餐具嗎？」「麻煩」這兩個字帶著明顯的惱怒口氣。那時，南茜在冰箱、水槽和爐灶之間忙進忙出，喬伊又黏在她腳跟。她希望伊凡能夠幫忙。雖然她開口要求了，卻討厭自己這麼做。她似乎很不喜歡這個要求的動作（稍後她向我吐露，「我討厭求人；我為甚麼要這麼做呢？那讓我感覺在乞討。」）。聽到妻子的叫聲，伊凡從信件中抬起頭，惱怒地瞥了一眼廚房，他可能被這種缺乏尊重的要求刺了一下。他開始擺設刀叉，問南茜是否會用到湯匙云云。此刻門鈴響了，伊凡前去應門。是位鄰居的小孩。伊凡向鄰居小孩表示，喬伊現在不能出去玩哦。一觸即發的時刻便這樣度過。

在我稍晚分開訪談他們兩人時，南茜和伊凡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的家庭生活十分快樂——除了喬伊帶來的「問題」。因為喬伊很難入睡，他們開始試著在晚上八點就哄他睡覺。伊凡總是受到喬伊的抗拒，南茜的運氣則較好。直到八點半，好不容易把喬伊弄上床了，他卻在那爬啊、跳啊地玩個沒停。過了九點，他還在那吵著要玩具或喝水，或者偷偷摸摸地爬下床開燈。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九點半、十點，然後十點半。到了十一點時，喬伊抱怨自己的床讓他「怕怕」，一定要到爸爸媽媽的臥房睡。筋疲力竭的南茜，只得接受兒子的提議。這是他們夫妻倆目前的協議，哄喬伊睡覺屬於「南茜的工作」。南茜跟伊凡即便累壞了，到午夜或更晚都還沒辦法睡覺。南茜告訴我，過去她很享受兩人之間的性愛，但現在，性對她好像是「多出來的工作」。霍特夫婦將他們疲倦、貧瘠的性生活，視為這個喬伊問題帶來的結果。

喬伊問題的官方歷史，也就是根據南茜和伊凡有共識的說法，是始於喬伊與南茜兩人間強烈的依附關係。某個午後，我們一同在金門公園散步時，南茜緊緊關注著喬伊的一舉一動。喬伊看見松鼠，南茜便告訴我她下次一定要記得帶點核果來。喬伊爬上溜滑梯，南茜就注意到他的褲子太短，晚上要把褲子放長。母子兩人享受著彼此的親密相處。而在官方說法之外，鄰居跟褓姆都表示南茜是位很棒的母親，但接著又私下談論到，南茜有多「像個單親媽媽。」

至於伊凡，則沒花那麼多時間在喬伊身上。他晚上固定在地下室做點自己的事情，而且喬伊與母親在一起時總是看起來很快樂。事實上，喬伊對伊凡沒什麼興趣，而伊凡不知道要不要把這個現象視為問題。帶著點哲學味，他解釋道：「小孩子都這樣啦，需要媽媽超過需要爸爸」；「所有小男生都會經歷過這種戀母情結的階段。」

於是發生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經過某個漫長的一天後，母親、父親和兒子坐下來一同享用晚餐。這是一整天下來，伊凡與南茜首度有機會交談，然而兩人均焦慮地轉向喬伊，準備好面對兒子心情的惡化。南茜問喬伊，你是不是想在芹菜上面加一點花生醬，喬伊說對。「你確定真的要這樣加嗎？」「對。」然後是一陣坐立不安，「我不喜歡我芹菜上面的纖維」。「芹菜就是這些纖維做的啊」。「但這個芹菜太大了。」南茜沈著臉把芹菜切細，某種緊張氣氛升起。每次夫妻兩人剛開始要交談，喬伊便會打斷，例如說「我沒有東西可以喝」，南茜便拿果汁給他。最後，喬伊便嚷嚷著：「餵我。」貫穿整個晚餐，無人可以阻礙喬伊的勝利。他佔有母親不情願的關注，父親只好轉向啤酒。而在稍晚與他們兩人的對話中，他們都告訴我：「有小孩這樣是正常的。」

有時，當伊凡去褓姆那裡接喬伊，喬伊的視線會繞過父親，找尋他身後的另一張面孔：「媽媽呢？」有時候他直接拒絕跟爸爸一塊回家。漸漸地，喬伊甚至會用力拍打他爸爸，有一次，喬伊「沒有任何理由」就很大力地打在伊凡臉上。這使人再也無法將喬伊與伊凡的關係想像為「稀鬆平常」。伊凡和南茜開始嚴肅地討論這個「用力拍打問題」。

前面提及，伊凡與南茜對喬伊問題的官方說法是，喬伊對母親的依附是男童正常的戀母情結。但是，伊凡及南茜也補充解釋，他們認為喬伊問題的日益惡化，是因為伊凡不是一個積極的父親。他們覺得，這可能是受到伊凡與他父親的互動經驗影響。伊凡的父親是個不茍言笑、不擅於自我表達的商人。伊凡告訴我，「等喬伊長大些，我們會一起去玩籃球、釣魚。」

經過訪談和觀察，我在記錄下喬伊問題的官方說法時，心裡開始對這個說法產生懷疑。在某個尋常的夜晚，從他們三人腳步聲的模式中，另種詮釋喬伊問題的詮釋的線索浮現出來了。那個晚上，南茜以她平日的步調在廚房準備晚餐，她在冰箱、櫥櫃和爐子之間來回 Z字形移動。喬伊輕快的腳步聲以大大「8」字型穿梭房子各處，從他的通卡卡車衝向摩托車人玩具，在這些他的東西之間，重新確認對家的歸屬感。晚餐後，南茜與伊凡在廚房一起收拾的腳步聲混在一起。接著，南茜又開始動作，一會跑到地下室把衣服丟洗衣機，一會又從鋪著地毯的樓梯，砰砰地跑回一樓。接著她到浴室幫喬伊洗澡、到喬伊的房間拿東西，又回到浴室。相較之下，伊凡的移動軌跡簡單得多，從客廳椅子上走到廚房幫忙南茜，然後又回到客廳。他到飯廳吃晚餐，之後到廚房協助清理。晚餐後，他會到他自己在地下室的工作室整理工具，晚些走上來喝杯啤酒，然後再回到地下室。他們的腳步聲透露：是南茜在承擔第二輪班的工作。

腳步聲背後

每天早上八點五分到下午六點五分，南茜與伊凡都不在家裡，他們在外投入「第一輪班」的全職工作。其餘的時間他們用來處理第二輪班大大小小的事務：採買、煮飯、付帳單、照顧汽車、打點花園和後院，以及與伊凡的母親博感情。伊凡的母親時常順道拜訪兒子跟媳婦，關心喬伊的近況。同時，他們也需經營與鄰居、健談的褓姆，以及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在南茜的談話中，流露出她腦中各種關於第二輪班事務的思緒，諸如「我們的烤肉醬要用完了……喬伊需要萬聖節服裝……喬伊需要剪頭髮了」等。這反映出她對第二輪班事務的敏感度，也反映出她對於不斷重新在孩子、配偶、家庭和職場之間找尋情緒平衡這項任務，有持續的覺察。

在他們婚姻進入第五年的某個晚上，南茜告訴我，當喬伊兩個月大時（幾乎是在我認識霍特夫婦的四年前），她第一次嚴肅地跟伊凡提起家務分工的問題。「我告訴他：『伊凡，這樣是行不通的。家事我在做，喬伊也是我在照顧，我同時還有自己的正職工作。我真的生氣了。這家你也有份啊，喬伊也是你的小孩啊。不該都是我一個人在照顧家庭和孩子吧。』等我冷靜下來後，我對他說『那你看這樣好不好，禮拜一、三、五我負責煮飯，二、四、六你負責，週日我們一起煮或出去吃。』」

根據南茜的說法，伊凡說他不喜歡「這麼嚴格的日程表。」他說自己對家務的標準跟南茜不一定一樣，也不喜歡南茜硬要把自己的標準加在他身上。尤其是有時候他覺得南茜是把工作「推給他」。但是他原則上同意這個作法。南茜回憶這個計畫付諸實行的第一週，情況是這樣的：週一時，她依約定煮飯。到了週二，伊凡忘記採買他要煮晚餐的材料，他回到家發現冰箱或櫥櫃裏沒有他可以用的東西，因此向南茜提議出去吃中國菜。週三，南茜煮飯。週四早上，南茜特意提醒伊凡，「今晚你要負責哦。」當晚伊凡準備了漢堡和炸薯條，南茜趕緊稱讚他。週五，南茜負責。到了週六，伊凡再度忘記他要煮飯。

南茜出於挫折，開始在言語上拐彎抹角地戳伊凡，例如說「我不知道晚上要煮什麼。」邊說還邊嘆口大氣。或者「我現在沒法煮飯，因為我必須先去洗一大堆的衣服。」而當伊凡對家事哪裡做得不妥當，表達出一絲絲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都會令南茜神經緊繃。南茜認為如果他一點家事都不做，就根本沒有權利對我做的方式指指點點。有時，她還會勃然大怒：「上了一天班，我的腳跟你的腳一樣累。工作中我必須上緊發條，就跟你一樣。但我回到家，還必須煮飯、洗衣服和打掃家裡。我們還在計畫要不要生第二個孩子，但我連目前這個都應付不來了。」

在初次拜訪霍特夫婦大約兩年後，我開始將他們的問題，視為在他們兩人之間，兩種性別觀念的衝突。兩人的性別觀各自都承載了許多個人符號。南茜想要成為那種不論在家中或職場，都被需要與被認可的女性。她想要的是，伊凡能夠明瞭她作為一名關懷他人的社工、謹守承諾的妻子，以及十分稱職的母親的價值。但她同樣在意的是，她也能夠因為伊凡在家裡的付出而感謝他，而非僅僅因為伊凡有在賺錢養家。那麼，在她向女性友人提及自己嫁了這樣一個男人時，她會覺得很驕傲。

性別意識形態往往根植於早期經驗，並且被早年生活中的某些警世故事形成的動機所強化。對南茜而言亦如此，她說：「我的母親是個很好的女人，真的有種貴族氣質，但家庭主婦的身份使她變得非常消沉。我父親待她就像一塊門前的腳踏墊，使她完全失去自信。我長大後都還記得她一直很抑鬱，因此我決心，絕不重蹈她的命運，也絕不嫁個像我父親一樣的男人。每當伊凡不願做家事，我就覺得他快要跟我爸爸一樣了——回到家、兩腿一蹺，使喚我媽伺候他。這是我最大的恐懼，也是我長久來的惡夢。」

南茜認為在跟她同齡的女性友人中，步入傳統婚姻的，都不免遭遇類似的下場。她描述一個高中時代的朋友：「瑪莎很勉強才從市立學院畢業，她對學習任何事物都沒興趣。她有九年的時間就這樣每天跟在她丈夫身後。真是一段悲慘的婚姻。她手洗丈夫所有的襯衫。她人生的高峰是十八歲的時候，我跟她兩人開著野馬敞篷車在邁阿密海灘奔馳。現在她體重多了七十磅、並且討厭自己的人生。」對南茜而言，瑪莎是她母親的年輕翻版，消沈、缺乏自尊。這個警世故事傳遞的道德訓誡是：「如果你想要有個幸福人生，就去建立自己的事業，並且讓丈夫開始分擔家務吧。」一次又一次要求伊凡動手幫忙，是個困難的工作，但這對南茜來說，也是避免自己踏上瑪莎或自己母親命運的努力。

伊凡也有自己的理由，使他對事情有十分不同的想像。他愛南茜，並且很樂意也很驕傲地支持南茜熱愛的社工工作。他明白因為南茜對待每個案子都十分認真，需要全心投入。但同時他不明白，為什麼因為南茜自己選擇了一個要求很高的事業，他就要為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為什麼她可以因為個人抉擇，而要求他在家中做更多？南茜的收入大約是伊凡的三分之二，這對於家計有很大幫助，但也如她吐露：「真正得抉擇的話，我們也可以放棄這份收入。」她從事社工是因為她喜愛這份工作。而對伊凡來說，做家事吃力不討好，他也肯定不需要妻子在這點上體認到他的價值。均分第二輪班，意味著要降低他個人的生活水平。撇開相關的高調不論，他個人並未真正認同任何形式的協議。如果南茜需要，他很樂意在家事上提供協助，這他可以接受。這也合理。但是要他對某種正式的家務均分計畫做承諾，他覺得很有問題也很奇怪。

另外有兩種信念，可能也加強了他的抗拒行為。第一個信念是，他在想，如果自己與南茜共同分擔第二輪班，南茜將會支配他。南茜會要求他做這做那。伊凡覺得，這就很像南茜獲得許多小勝利，而使得他必須在別處設下界線。南茜有某種宣示性人格；如她坦承：「伊凡的母親曾要我坐下來談談，提醒我太強勢了，伊凡需要擁有更多作主的感覺。」南茜與伊凡均認為，伊凡對事業和自我的意識其實沒有南茜堅定。伊凡曾經歷失業，南茜沒有；伊凡曾有一陣子染上酒癮，而南茜從不喝酒。伊凡認為分攤家務會破壞一種文化上正確的權力平衡。他掌握家中的經濟大權，大筆支出都由他決定（例如買房子），因為他「擁有較豐富的財務知識」，也因為在結婚時，伊凡貢獻了比較多財產在兩人名下。他在事業上的顛簸，降低了他的自尊。而作為夫婦，他們兩人達成某種無法言喻的平衡，如果為了家務分攤的平等去矯正這個平衡，將會導致伊凡讓步「太多」，雖然南茜顯然認為這是對伊凡有利的說法。南茜在某種焦慮的驅動下，採取了扮演主動協商者的策略，而這個南茜的焦慮，使伊凡將他們的協議視為他的「讓步」。當他在工作上出現負面感受時，便會對於妻子在家裡對他頤指氣使這樣的念頭感到擔憂懼怕。

在這些感受背後，伊凡可能也是在擔憂南茜是在逃避照顧他。伊凡的母親酗酒，逐漸忘卻了母親的角色，讓伊凡幾乎都是獨自一人度過。這是我的揣測，伊凡並未如此闡述──也許，由於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他的婚姻中，這種個人動機，構成他消極抵抗策略的基礎。伊凡的恐懼，並非全然可歸咎於他。同時，他覺得自己曾給過南茜機會，看是要待在家裡，還是減少工作時數，但他覺得南茜拒絕了他的禮物。而就南茜的感受來說，伊凡的提議恐怕遠遠稱不上是禮物。

經過七年的恩愛婚姻，南茜與伊凡最後走到了糟糕的僵局。他們開始怒斥、批評對方，並且吹毛求疵。雙方都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伊凡而言，他提出的適合安排都不被接受，而對南茜來說，則是因為伊凡不按照她認為公平的方式行事。

雙方的苦鬥延燒到他們的性生活。最初問題直接顯現在南茜身上，接著是喬伊造成的問題。南茜一直以來都鄙視任何利用女性魅力操弄、博取好處的形式，她不屑這種傳統女性用來對付男性的手段。她的家人視她為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者，南茜也這麼看自己。「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她陷入思緒，低聲地說，「我就發誓我絕不利用性從男人身上得到我想要的。這樣不自重也有損尊嚴。但當伊凡拒絕承擔他的家務責任時，我卻這麼幹了，我利用了性。我對伊凡說：『要不是每天早上一醒來要面對這麼多事情，我也不會每晚這麼疲憊、性趣缺缺。』」她覺得自己退到傳統的策略，而她的現代觀念讓她對此感到羞愧。但是她也沒有任何其他「現代」的途徑可用了。

分居的念頭出現了，這讓他們感到驚恐。南茜看一看身邊帶著年幼小孩的年輕夫婦婚姻惡化，接著離婚的案例。一個他們認識的不快樂的丈夫，變得與家庭十分疏離（他們不確定，是因為他不快樂導致他的疏離，還是他的疏離，導致他的妻子變得不快樂），最終妻子離他而去。在另一個例子，南茜覺得那位妻子對丈夫嘮叨過度，導致丈夫離開她，投向另一個女人的懷抱。在這兩個案例中，這些夫婦離婚之後並沒有過得比離婚前快樂。兩個妻子都帶走小孩，與前夫爭奪子女的撫養權，為了錢和時間辛苦不已。南茜開始評估，並問自己「為何要為了一個髒鍋子讓婚姻沉船呢？」這真的值得嗎？

第四章　喬伊問題：南茜與伊凡．霍特
南茜．霍特下班回到家，一手抱著兒子喬伊，另一手拎著一袋剛採購好的用品。她放下手上東西把門打開後，便看見玄關地板上散落一堆信件，桌上是喬伊吃剩的肉桂土司，電話機上閃著紅色燈號。眼前這般景象讓人不難想像今天早上，這一家人是如何匆忙地衝向外面的世界。三十歲的南茜，當了七年的社工，有著金色削薄短髮，講話跟動作速度都很快。她一邊脫掉大衣，一邊俐落的把信件收到桌上，然後走向廚房。喬伊緊緊黏在媽媽身後，興沖沖地說著自動卸貨卡車怎麼卸貨。喬伊四歲，有著圓圓的臉頰，活潑好動，只...

家事分工：與父權的討價還價
《第二輪班》首度出版於1989年，30年來三次重版、屢屢再刷，是什麼原因讓這本書成為美國社會學界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如書名破題，雙薪家庭中的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要輪家務的「第二班」。在當時的美國，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個月的工作時間。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教授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進一步想挖掘：夫妻雙方如何看待家務的意義？如何感受對方對家庭的貢獻？如何發展出不同的「性別策略」來維持婚姻生活中的權力平衡，並協商符合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性別特質？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霍希爾德在助理協助下，訪談了50對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異性戀配偶，並且觀察了12組家裡有年幼子女的雙薪家庭。在陌生人家庭裡做田野觀察，是一件很困難、也很尷尬的事，研究者只能「盡量讓自己像家裡的一隻狗那樣不引起注意。」透過作者敏銳的眼與生動的筆，讀者彷彿也匍匐在書中十個家庭的客廳與廚房的角落，體察這些夫妻的日常拔河。

本書精彩的田野發現，駁斥了許多常識性的預設或簡化的因果解釋。人們經常認為是薪資高低影響性別分工：所得較高的家庭成員（通常是男性），基於邊際效益法則，花較少時間在家務工作上，或因為財務貢獻高讓他在家中有較多權力。從本書的家庭案例來看，經濟邏輯雖然重要，但無法充分解釋。其中的男性可分成三組：賺錢比太太多的男性，有20％會分擔家事；賺錢跟太太一樣多的男性，有30％會分擔家事。但是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反而沒有人分擔家事；因為他們感受到陽剛特質遭受財務威脅，反而更不願意分擔「女人家的工作」。

另一種常見觀點則用性別意識形態來解釋家務的性別分工，但本書內容呈現更為複雜的家庭現實，人們的價值信念與情緒感受經常有重大斷裂。一般來說，藍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傳統性別分工，白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平等婚姻。然而，由於缺乏經濟安全感與工作尊嚴，藍領男性未必能成功扮演養家角色，而貧乏的日托措施、沒錢購買家務與育嬰的服務，讓他們的婚姻雪上加霜。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雖然較認同家務平等分擔，但也要面臨職場上的壓力與同事的競爭。

霍希爾德提出一個極有創意的概念「感謝的經濟學」（economy of gratitude），來描述伴侶之間的權力互動。夫妻間的衝突，往往不源於勞動分工的不均（誰做家事？誰不做家事？），而是文化意義認知上的矛盾（什麼構成對方送我的「禮物」？我們應對什麼心存「感激」？）。當快速變遷的女性，遇上緩慢變化的男性，往往造成夫妻雙方對於「禮物」有不同評價，因而未能互惠「感激」，衍生不滿與衝突。比方說，一位先生認為相對於自己父親或其他同事，他對家務的「幫忙」應該足以讓他得到「新好男人」的美名，但太太認為自己同樣工作了一整天，期待先生更平等的付出。一位太太認為自己的高所得是對家庭的貢獻，但先生可能對這樣的「禮物」不領情，視為對他的男性認同的威脅；當她意識到先生的受挫或沮喪，反而要藉由服侍家事，來展現女性特質，或彌補先生失去的權力。

日常生活的家事分工揭露了女人與父權持續且幽微的討價還價。希望先生分擔家務的女性，很少直接跟先生攤牌，多數人用間接方式表達，如裝無助、裝病痛，甚至以性生活為交換條件。更常見的是，壓榨自己成為「超級媽媽」、削減自己的職場投入，或是尋求長輩的外援、市場的外包，來緩和婚姻內的衝突。
除了資料豐富、分析精彩，本書的寫作風格，更讓它成為美國大學課堂的社會學必讀書。我有幸在霍希爾德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一年博士後研究。曾經聽她說，每本書她經常會寫兩個版本，第一稿中規中矩，讓她向內心裡的學術大師致敬，其後方可剖去術語、重生血肉，寫出平易近人卻又深刻的公共社會學著作。

親密關係中的情緒政治與性別權力，是霍希爾德多本著作的核心關懷。她的第一本書《情緒管理的探索》，從空服員的工作經驗，提煉出「情緒勞動」的重要概念。她也研究像Google這樣的高科技公司職場，為何讓人們覺得「回家好累，上班反而比較輕鬆」？她訪問教人如何上網交友的專家、規劃小孩生日派對的顧問，探詢親密關係變得日益市場化與商品化，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甫出版的《在家鄉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則因應當代局勢，透過深入訪談美國南方右派支持者，試圖了解投給川普的平民百姓為何如此憤怒與哀愁。

《第二輪班》出版已屆30年，美國社會的性別平等與家務分工有沒有明顯的改善呢？根據當代家庭評議會的最新調查，美國社會的兩性平等雖然有所進步，但1990年代後限於遲滯。所謂的千禧世代（1981─2000年間出生）甚至呈現「性別反挫」的趨勢，他們雖然支持教育與職場上的性別平等，但與家庭與婚姻相關的性別態度，反而趨於保守。調查發現，在1994年，有42％的高中生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最理想的家庭安排，採取類似看法的人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58％。當問到職業母親是否能像全職母親一樣與孩子建立穩定而溫暖的關係時，1994年的高中生中有48％認為不能，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60％。換言之，隨著公領域實現較多的性別平等，私領域的性別角色反而更將強化，尤其是男性，偏好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認為可以減少婚姻內的緊張衝突。表面上看起來，家事分工單純是夫妻之間的協商，但其實社會制度扮演重要的影響，由於美國的托育公共化程度低，性別反挫的趨勢更為明顯。

台灣呢？在多數的家庭裡，有偶女性（含同居）仍是主要的家務工作者。根據主計處調查，1987年，女性每週從事家事時間平均為33小時，遠高於男性的3小時。女性家務工時到了2000年下降為23小時、2006年為16小時，男性的家務工時則略微上昇到2000年的4小時、2006年的6小時。男女差距的縮小，主要源於女性家務時間的減少（可能因為外食增加、電器協助與服務外包），而非男性的協力分擔。若從家事項目來看，除了倒垃圾、育兒、照顧老人或病人等部分已漸由家人共同分攤，女性負責的多為例行勞務，如打掃、買菜、煮飯、廚房清理及清洗衣物，男性負責的多為偶發性工作，如房屋修繕、水電維修等。

台灣的研究普遍支持資源論的說法，不論男女，個人的薪資增加、職業地位提高、相對於配偶的經濟獨立性高，都會使得他們參與家事的程度降低。但男性的教育程度的影響，則有不一致的發現：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可能趨向認同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也可能將其社經地位轉化為相對配偶的權力，反而強化傳統分工。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投入家事的時數較少，但由於她們的育兒觀念與方式接近「密集母職」，花在托兒的時間反而提高。也有研究發現，當太太的教育程度高過先生時，差距越大，女方反而負擔越多的家務工作。

我們需要更多的量化與質化研究來探討台灣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尤其是：不同階級、族群，甚至性取向的家庭，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協商家事分工與伴侶關係？延伸家庭、公婆長輩在家務或育兒上的干預或協力，對於核心家庭的伴侶關係有何影響？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有何連動關係？台灣女性在教育機會與成就上已經愈趨平等，職場上的差別待遇與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但也有所鬆動。相對於公領域的性別主流化，家庭、婚姻場域中的性別革命仍然遲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不婚、不生的趨勢，反映出台灣女性的一種出走策略。少子化如果是國安危機，如何達成托育的公共化、職場的家庭友善、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就應該是最迫切的前瞻建設。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家事分工：與父權的討價還價
《第二輪班》首度出版於1989年，30年來三次重版、屢屢再刷，是什麼原因讓這本書成為美國社會學界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如書名破題，雙薪家庭中的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要輪家務的「第二班」。在當時的美國，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個月的工作時間。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教授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進一步想挖掘：夫妻雙方如何看待家務的意義？如何感受對方對家庭的貢獻？如何發展出不同的「性別策略」來維持婚姻生活中的權力平衡，並協商符合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性別特質？

為...

在我31歲的某個時刻，驅動這本書誕生的一個考量逐漸成形。當時我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的助理教授，有個三個月大的小孩。我想要自己照顧小孩，也想要繼續教書。有幾種可能的安排，但我選了一個很前工業時代的作法：把家庭帶進職場。也就是說，我帶著大衛在巴洛斯樓四樓跟學生進行面談。在大衛兩到八個月大期間，他是位幾近完美的客人。我讓他睡在一個舖著毛毯的小箱子裡（多數時間他就是在睡覺），我也帶著一個嬰兒座椅，讓他坐在上面叮著鑰匙圈、彩色圖畫書、耳環或太陽眼鏡看。有時候等著面談的學生帶他到大樓裡晃一晃。他成為比較害羞的學生跟我談話的話題，有些學生會回來找他而不是找我。我在面談時間名單裡面編造了一個假名字，每四小時留點空檔餵他。

嬰兒的存在就像羅夏墨跡測驗，測試每一個進到我辦公室裡的人。年紀大一點的男性、大學部的女學生，還有一些年輕的男性似乎喜歡大衛，也喜歡帶他來上班這個主意。在我隔壁辦公室是一位74歲的特聘教授，每次他聽到大衛在哭，就會停下來搖搖頭開玩笑說：「你又在打小孩了！」提著公事包穿著細條紋襯衫的教科書銷售員，通常會被箱子裡面的咕嚕聲（有時候會有一些味道）嚇一跳。許多女研究生會遲疑，一方面因為在1970年代嬰兒很過時，一方面因為她們擔心我是在讓我自己顯得不專業、讓女性顯得不專業，也讓她們顯得不專業。我也有同樣的擔憂。在懷大衛之前，我整天都在跟學生會面，接受所有委員會的任務，每天晚上工作寫文章，因此累積了一定的系上對我的容忍額度。我後來就是利用那些容忍額度，帶著育嬰寶盒及那些顯得不專業的咕嚕聲，做一些無助於系上尊嚴與目標的事。我的同事們很少談論小孩，大家談論的主題不外乎研究跟系上的排名——維持第一名還是掉到第二名了？我正面臨申請終身教職的關卡，而這很不容易取得。與此同時，我又希望能像我的母親一樣，成為我兒子心目中的從容母親。從字面上來說，我的確把家庭與工作整合在一起了，但從根本上來看，這樣做只是更加凸顯嬰兒與事業要求之間的衝突。

有一天，一位男研究生提早到了辦公室門外。大衛睡得比平常久，也還沒有肚子餓，我便邀請那位研究生進來。那是我們第一次碰面，他用非常有禮貌的態度介紹了他自己。他對我的研究跟知識品味顯得相當熟悉，或許是回應他的有禮，我也表現地比往常更正式。他開始戰戰兢兢地談論他對社會學的興趣所在，也提到希望我擔任他博士論文口試委員，進而徵詢我的意願。他想向我解釋他是一位聰明、值得信任又聽話的學生，但是他的研究領域並不是由他想研究的對象組織而成，因此問我他可不可以在工作社會學這個題目下研究馬克思的作品集。

在他冗長的解釋過程，嬰兒哭了起來。我拿一個安慰的娃娃給大衛，繼續專注聽他講。那位研究生繼續講。嬰兒把娃娃丟在一旁大聲哭起來，我想要讓一切看起來輕鬆自若，所以開始餵他。在這個時候，大衛用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尖叫聲大哭。

那位研究生把翹著的腳放下來換另一隻，保持禮貌性的微笑，輕輕咳了一下，等嬰兒停止大哭。我跟他說請讓我暫停一下，抱著嬰兒來回走動試圖讓他安靜下來。「我以前沒有帶他來這裡一整天過」，我記得我說：「這是一個實驗。」

「我自己有兩個小孩。」他說：「他們住在瑞典。我們離婚了，我很想他們。」我們交換了互相支持的眼神，多聊了一些我們的家庭生活，很快地嬰兒安靜下來了。

一個月後，這名研究生約了第二次面談。他進到辦公室正襟危坐。「霍希爾德教授，就像我們上次討論的……。」他沒有提到上次那個對我來說是個創傷的小片段。令人非常訝異的是，我依然是霍希爾德教授。他依然是約翰。這樣的權力關係不論發生何事依舊持續下去。

回想起來，我覺得我有點像《獸醫杜立德》裡面那隻有兩個頭並各說各話的馬。一邊感到鬆了一口氣，因為媽媽的角色並沒有減少我的專業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不解為什麼辦公室裡面的小孩不能偶爾是「正常」場景的一員。我的男性同事們的小孩在哪裡呢？

有一部分的我羨慕我的男同事們，他們對於要不要把小孩帶到巴洛斯樓沒有任何困擾的選項，但他們上班的時候知道自己的小孩會有另一個人好好照顧著。有時候我遇到男同事在跑步機上運動（這在學術圈很受歡迎，因為不花時間），接著要去青年活動中心見太太跟小孩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當我見到太太們傍晚時開著休旅車停在樓下，手撐在窗戶上，兩個小孩在後座，等待著匆匆忙忙提著公事包下樓的男同事時，心裡也特別有感受。那看起來是他們很開心的時刻，讓我想起那些夏天的週五傍晚，我哥哥跟我爬進我們的哈德遜老車的後座，媽媽提著野餐籃，開車載我們從馬里蘭貝賽斯達北上到華盛頓特區找我爸爸。他會拎著公事包，從他工作的政府辦公大樓階梯上匆忙地走下來。我們會在傑佛遜紀念堂周圍的潮汐湖野餐，爸爸媽媽分享他們的一天，還有接近週末的心情，然後回家。看到類似的場景，我感到內心某種東西被撕成了兩半。因為我既是那個提著公事包衝下階梯的人，也是帶著晚餐野餐盒的母親。我兩者都是，又兩者都不是。大學依然是為了這樣的男性存在，而家庭依然是為了這樣的女性存在。休旅車裡的女人跟提著嬰兒籃的我，都在努力「解決」工作家庭平衡問題。如今，不管哪種情況，女人都付出成本。家庭主婦的代價是被排除在社會生活的主流之外。職業婦女的代價是，進入了有如發條的職場，只剩下一點時間與情緒精力可以養育家庭。女人的事業留給女性這麼少時間，因為職場本來就是符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而設計。在職業跟家庭的安排之間，家庭就像是大學的福利機構，而女人是社工員。如今女性在這樣的機構裡面工作，卻沒有社工員的津貼。我在研究過程不斷聽到職業婦女說：「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老婆。」但或許她們不需要「老婆」，她們需要的是重新設計的職場，設計給關心家庭的員工的職場。職場的重新設計，無法在革命缺席下進行，這場革命從家裡開始，再到工作場合上——大學、公司、銀行與工廠。

進入職場的女性數量日益上升，但僅少數在其中取得高位。這並不是因為女性藉著「自我歧視」讓自己的進取心冷靜下來。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榜樣」。亦不是單純因為企業與其他機構歧視女性。而是職場體系藉由適合半數人口的男性規則，阻礙了女性。律師、醫師與商業人士的人數比例中，女性佔不到一半，是因為男性不分攤養育小孩與照顧家裡的工作。男人在這些工作的結構裡思考與感受，而這些結構預設了他們不需要做那些家裡的事情。男人奉獻給工作以及從工作中復原所需要的長時間，經常都是從家裡那些沒有講的故事、沒有玩的投球遊戲，以及沒有被擁抱的孩子們身上拿走的。
從事第一輪班以及全部第二輪班工作的女性，無法以男性的遊戲規則與之競爭。她們發現在30歲前後正是養育小孩的黃金時光，也是事業衝刺的關鍵時刻。眼見這個遊戲是設計給沒有家庭的人，某些女性都無心投入了。

因此，從工作體系觀察可以看見一半的問題。另一半則發生在家裡。如果再也沒有提著野餐籃的母親，那麼誰要取代她的位置？新的職業婦女會把小孩塞進辦公室嗎？辦公室會開先例讓小孩待在裡面嗎？還是說，小孩也會出現在男性同事辦公室，或辦公室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嗎？男人與女人會允許自己如何感受？他們在工作上有多大的野心？對小孩有多少的關愛？對伴侶有多大程度的依賴？
大衛出生後五年，我們生了第二個小孩加比列。我的丈夫亞當有帶任何一個去上班，但總體來說我們平均分攤照顧他們的責任，他也像母親一樣關愛小孩。在我們的好友圈裡，男性也是如此。但我們身處非常不尋常的環境：中產階級的工作、彈性的工作時間，還有支持性的社群。這些特別的環境，使得如我與我朋友們這樣的女性顯得「幸運」。有些女同事問我：「你一定很辛苦才爭取到這些吧？」但事實上我沒有，我只是「幸運」而已。

曾經是佔據我辦公室一角的嬰兒，現在大衛自己也是個忙碌的職場父親。職場母親比起那個時候，有從伴侶身上獲得更多的協助嗎？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從我學生身上聽到的，這個答案是否定的。跟我談話的女學生們對於能不能找到一個願意分攤家務的男性並不樂觀。而那些另一半有在分攤家務的女學生們，依舊認為自己的狀況「不尋常」。另一半不分攤的女學生們覺得自己的狀況是「正常的」。

在我結束訪談後開車返家路上，我再度思考關於感到自己「幸運」這件事。一位母親，本身是銀行行員，有兩個年幼的小孩，包辦幾乎所有家事，在訪談尾聲，她跟其他許多女性一樣，以談論自己感到多幸運作結。她在清晨五點起床，在出門上班前處理家事，回家後要求她先生幫這幫那。在我看來她並不幸運。她覺得自己幸運是因為她的先生比起她所認識的男性們的「行情」（going rate）做更多嗎？我漸漸發覺，若妻子包辦、「做很多」或「分攤」家務，幾乎沒有丈夫會說「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們完全不會提到幸運，而那位銀行員跟我，都身為隱形的女性大軍中的一員，人人都因為自己的丈夫比別人多做了一些家事，就覺得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幸運」一些。但如果說，取得平等協議的女性，由於這份協議很難得、稀少、罕見，就覺得自己比別人「幸運」（哪怕男伴只分攤一點點，我們都會感到自己是「幸運兒」），那麼，或許有些事情從根本上就出了錯，包括男性在家中大概要有何種面貌，以及創造、加強所謂正常男性面貌的職場文化。如果說分攤家務跟婚姻和諧的關係緊密，這麼重要的事情應該依賴於幸不幸運嗎？如果一般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一種「幸運」的工作結構裡，並且抱持著能給兩性都帶來「幸運」的信念，難道不是一件更美好的事嗎？

幾乎所有我的女學生們都希望有份全職工作以及養育小孩。這要怎麼達成呢？有時我問她們：「你跟男友談過家務跟照顧小孩的工作要怎麼分攤嗎？」她們經常給一個模糊的回答：「不算有。」我不相信這些活力十足、求知慾旺盛的18歲到22歲學生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相信她們對此感到恐懼，然而，因為她們認為這是「私人」的問題，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孤軍奮戰。在22歲的時候，她們覺得自己還有時間。但很快在十年內，她們之中許多人很有可能就落入我那位銀行員受訪者的生活模式。我探索了雙薪家庭的內在生活，相信此刻的仔細察看，能夠幫助這些年輕女性找到超越育嬰寶盒與幸運的解決之道。


前言
在一個標榜個人主義的社會裡，我們經常認為家庭裡的問題是一種性格上的衝突（「他真自私」、「她好焦慮」）。但當上百萬伴侶進行著「誰在家做了什麼」的類似對話，藉由瞭解家庭裡的糾紛，可以理解在家庭外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進而影響家裡發生的這些問題。不瞭解這些，我們就只能繼續調適自己接受性別革命停滯所釀成的巨大張力，把它們視為「常態」，然後繼續不懂為什麼今日的婚姻如此難以維持。

在《第二輪班》出版後，我與許多讀者私下聊過，在1990年代我也對更多在《財富》評比五百大企業裡工作的父母親進行訪談，它們成為我下一本書《時間麻煩》（The Time Bind）的基礎。根據這些談話，我開始得以做出一個結論，就是對許多夫妻而言，這些基本的困境依然存在。

在我遇到的各種回應中，有位讀者芬利為這本書的研究發現寫了一首詩，刊登在《達拉斯早報》上：

週末來臨，我想休息。
但他工作很累，只想趕快去睡覺。
當他看著電視，喝著啤酒時，這樣說著：
妳可以處理所有的事，是吧，親愛的？
最終我撐過去了，我還是把家事都做完了。
所以，晚安，我得趕緊去睡了。
衝到枕頭上，好好夢一場，
夢見我也是有人幫忙的那百分之十八。

在紐約，一對富有想像力的新人編寫了避免芬利困境的婚姻誓言。「我發誓要為朵拉做晚餐」，新郎在歡欣聚集的親朋好友面前說著。新娘眨了眨眼，接著回：「我發誓一定把歐倫煮的菜吃光光。」

其他夫妻被鎖在極度痛苦的爭鬥中，不是因為放鬆的時間，而是因為工作的時間。一位有著兩歲小孩的拉丁裔年輕父親解釋：「我太太跟我都從事的工作，是我們既熱愛也信奉的工作，唯獨收入不高（他在人權團體，妻子則在環保團體）。我們負擔不起請一位家務幫傭。我們愛朱力歐但他很難控制。我很常陪他玩，我也喜歡陪他玩（此刻他的聲調很柔軟緩慢）。但真的很難啊。我跟我太太都沒有時間經營婚姻。這讓我想到，我怎麼樣都不敢想的（他的聲音變得因為激動而顫抖）：我們當初應該生下朱力歐嗎？」

有些女性從這本書得到了些幫助，來面對她們正在進行的苦鬥。有位職業婦女把南茜跟伊凡．霍特那幾頁印下來貼在冰箱上。她丈夫沒注意到，她就拿去放在他枕頭上。她說：「他最後總算讀到，南茜包辦所有家務及育兒工作，並藉由排除丈夫、讓他享受不到天倫之樂，來表達她的怨懟。這齣類似的戲碼對我先生來說宛如當頭棒喝，就像我當初的反應一樣。」

如何解決這些苦鬥？聽到某些人的想法，令我感到相當悲傷。有位女性緊縮著雙肩、把手插在腰上，她宣稱：「讓屋子一團亂，這就是我的解決之道。」另一位談到她高姿態回應丈夫拒絕家務的作法是，做飯只做給自己吃，不作丈夫的份。還有一位女性把第二輪班分攤的要求放進婚前協議。如果女人們這麼憤怒而武裝自己，我不知道這些「解決之道」是不是變成了問題本身。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解決最原初的問題。那麼，在我們工作的設計上，在我們價值的層級上，在我們政府的政策上，提供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社會舞台在哪裡呢？這是在這本書背後，尚未有答案的問題。

在我31歲的某個時刻，驅動這本書誕生的一個考量逐漸成形。當時我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的助理教授，有個三個月大的小孩。我想要自己照顧小孩，也想要繼續教書。有幾種可能的安排，但我選了一個很前工業時代的作法：把家庭帶進職場。也就是說，我帶著大衛在巴洛斯樓四樓跟學生進行面談。在大衛兩到八個月大期間，他是位幾近完美的客人。我讓他睡在一個舖著毛毯的小箱子裡（多數時間他就是在睡覺），我也帶著一個嬰兒座椅，讓他坐在上面叮著鑰匙圈、彩色圖畫書、耳環或太陽眼鏡看。有時候等著面談的學生帶他到大樓裡晃一晃。他成為比較害羞...

導讀　家事分工：與父權的討價還價│藍佩嘉
序
謝辭
前言

第一章　步調加快的家庭
我的研究／在每年額外多出的那一個月中

第二章　停滯革命中的婚姻
表層與底層性別意識形態／性別策略／感謝的經濟學／家庭迷思

第三章　文化上的掩飾

第四章　喬伊問題：南茜與伊凡．霍特
腳步聲背後／樓上—樓下：家庭迷思作為「解方」／她那維護迷思的「計畫」／壓抑「比較的政治」／有多少霍特夫婦

第五章　傳統家庭的迷思：卡門與法蘭克．德拉寇特
以傳統主義之矛，攻其之盾／「無法勝任」的策略

第六章　以「感謝太太」包裝的男子氣概：妮娜與彼得．多奈川
彼得的策略：以情感支持取代實際涉入／妮娜：母職與事業的衝突／亞麗珊卓的朋友／公司的忠誠度考驗

第七章　擁有全部抑或一無所有：安與羅伯特．梅爾森
羅伯特的火車模型小世界：「平分家務」迷思／安的搖擺不定症候群／才華洋溢的丈夫與不真實的工作

第八章　感謝之情的短缺：潔西卡與賽斯．史汀
潔西卡：如果你希望這樣／感謝之情的短缺／關愛的危機／母職打折扣／幫手駕到／你不能將孩子排拒在外／兩人的聯繫

第九章　當不穩的婚姻碰上她愛的工作：艾妮塔與雷．朱森
艾妮塔的策略：熱愛工作只是自我防衛

第十章　「他的」與「她的」分攤：卡蘿和葛瑞格．艾斯頓
星期天的「均等時間」／「我有MBA學位！」／他們的性別策略背後

第十一章　沒時間相處：芭芭拉和約翰．李文斯頓
一切都是從嬰兒出生開始

第十二章　麥可與阿特：邁向新好男人之路
攤牌與扭轉：阿德里安娜與麥可．謝爾曼／自然而然的發展：茱莉亞與阿特．溫菲爾德／父職的三個階段

第十三章　在表面掩飾底下：策略與壓力
性別意識形態、情感規則、處理感受／女性的策略：直接的途徑／變換角色的間接方法／超級媽媽／削減工作／削減家事、婚姻、自我和小孩／尋找幫助／男人的策略

第十四章　離婚時代下的婚姻張力
只有妻子走在時代尖端／夫妻一起「被時代拋下」／變得像傳統男人的女人vs.維持老樣子的傳統男人／離婚與第二輪班

第十五章　做家務與不做家務的男人
經濟邏輯的限制／限制父職想像／削減孩子需求的想法／我太太在做／父親的影響

第十六章　宛若都市農夫的職業婦女
兩種文化：主婦vs.職場／階級差異／保存家庭傳統？／反向趨勢：不平等的薪資與脆弱的婚姻／「每個成功男女的背後」

第十七章　要重演她們的生命故事，還是創造歷史？
未來的南茜．霍特？／這個國度的性別策略／後記

跋
附記　誰做家事？誰負責育兒？
我的自然主義式研究／夫妻的特徵／觀看的方式／意識形態和男人協助家務的關係／薪資差距及休閒差距的關係
附錄　協助雙薪家庭的非營利組織

註釋
參考資料
索引

導讀　家事分工：與父權的討價還價│藍佩嘉
序
謝辭
前言

第一章　步調加快的家庭
我的研究／在每年額外多出的那一個月中

第二章　停滯革命中的婚姻
表層與底層性別意識形態／性別策略／感謝的經濟學／家庭迷思

第三章　文化上的掩飾

第四章　喬伊問題：南茜與伊凡．霍特
腳步聲背後／樓上—樓下：家庭迷思作為「解方」／她那維護迷思的「計畫」／壓抑「比較的政治」／有多少霍特夫婦

第五章　傳統家庭的迷思：卡門與法蘭克．德拉寇特
以傳統主義之矛，攻其之盾／「無法勝任」的策略

第六章　以「感謝太太」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