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親職教育專家陳安儀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

名人推薦：•親職教育專家陳安儀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

第一章：成為母親——當社會規範對上女性經驗
「這個社會有個真理、有個假設是這樣說的，說我們都想要孩子，而我們如果沒有孩子的話會很不快樂，而現在，我在這些觀念下長大成人，但這不容易，這並不容易，現在我有了三個孩子，然而這真不是件簡單的事，我從這個社會獲得的訊息和我自己的感受之間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多琳（擁有三個年齡介於五歲到十歲的孩子）
「女人即母親。」這句話簡潔的描述了自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個跨文化事實：女性不僅是孩子們的主要照顧者，她們本身就是母親。
當我們看看周遭時，我們就能看到許多活生生的例證——大多數女性確實都成為母親，但這並無法使我們得知這些女性是走過怎樣的心路歷程才成為母親，而且我們也不知道女性生育子女前後各種樣態的想法。舉例來說，有些女性對當媽媽毫無興趣，她們傾向避免和孩子們進行常見的交流互動；但也有些女性在情感上不想當媽媽但有興趣和孩子們相處，因此她們轉而從事可以和孩子們互動的醫療和教育事業，或者花時間陪伴家族內的侄兒、姪女或其他孩子；還有些女性是不想生孩子，但卻願意領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有些女性希望當媽媽，但卻因為害怕經歷懷孕和分娩的階段而傾向不當媽媽；有些女性別無選擇，因為所屬社群的約束力而成為母親；有些女性不想成為母親，但想藉由母親身份得到某些好處；有些女性不想為人母，但因為她的伴侶希望有孩子而考慮生兒育女；當然，也有些女性在回顧過往時無法確定自己為什麼會成為母親。
為了進行這項關於後悔成為母親的研究——質疑自己是否想當媽媽的情緒態度——了解女性成為母親的各種心路歷程是個必要的起始點，此外，了解她們的心路歷程也能讓我們重新思考過去不容置疑的「女性心甘情願的成為人母」的假設，而這樣的假設在過去一直被用於誘導女性成為母親。我們接下來將會看到，這些女性的母親身份並不能呈現出她們對於為人母的多樣看法。
「自然論」或「自由選擇論」
「每一位女性都應該生兒育女」這個社會性假設一定程度上與自然的生理構造相關——女性的身體具有繁殖力，能夠受孕、懷孕、分娩及哺乳。因此社會因為女性能夠懷孕與否來評斷她們，女性的生育能力被視為她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及她們存在於世的理由，她們被視為生命之母，人類藉此在生命的洪流中掙扎求生。這樣的評斷角度使得女性被困在自然的網羅當中，不容質疑的認為女性應當因為她們生理構造上的生殖能力而負起生兒育女的義務，她們被動的遵循著宿命而生，此外別無選擇。換句話說，就如同許多女權主義作家已指出的，歷史與文化概念使得女性處於別無選擇的境地，只能遵循她們的生理性別而懷孕生子，而社會運用「自然論」來說服這些女人生兒育女，這樣的論調可說是生物學的專制行為。
然而社會上同時也存在另一個相反的假設，認為所有的女性都可望成為母親，這些女性因為自由意志選擇當媽媽，她們積極、明智而理性的走向為母之路，遵循她們絕對自由的意志。每當女性們談及她們面臨的困境時，她們面對的往往是「別抱怨了！這是你的選擇！現在去處理它！」
相對於根植於生物學宿命的自然論——認為每個女性成為母親是個自然結果——認為女性基於內心意願而成為母親的自由選擇論，是在現代、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治下形成的，認為女性有權力主宰自己的身體、決策及命運。時至今日，有越來越多的婦女能夠接受教育並有償工作，能更開放的決定要不要談戀愛及跟誰談戀愛——我們的社會認為有更多的女性已經有能力親自譜寫人生故事的主旋律。如果人生是由你的決定而構成，如果人生是個自我實現傳記故事，那麼如今的女性們被視為能獨立行動並擁有眾多選擇，她們可以像個精明的消費者那樣自由的從中選擇。
基於自由選擇論，我們假設女性之所以成為母親是因為她想藉此去體驗她的身體、自我及整個人生，而且這比她先前的人生歷程更好：
母親身份是合理而有價值的驗證方式，證明她的必要性和生命力；母親身份能讓女性藉此對自己和全世界宣布她是一個女人——透過創造新生命、保護及養育新生命的方式來證明，這使得女性能夠得以和祖母、母親聯繫在一塊，成為那些從開天闢地以來就開始創造新生命的「女人」們的一員，她從物理上忠誠的實踐這項傳統，而如今她也能將其傳遞給後代。母親身份不只給予她們歸屬感，也使她們得到文化拒絕給予的特權，她將得到支配孩子的特權，而不是將這個權力交予世界；當女性離開「父親的家」並建立自己的家庭時，母親身分將會引導她們成為成熟的女性，透過生殖的經歷來修補殘缺，母親身份能讓她們回顧那些被遺忘的孩提時期，像在私人遊樂場馳騁一般；女性和其伴侶能夠透過兩人生下的孩子形成緊密和親暱的同盟；同時，母親身份也能激勵女性，使她們脫穎而出，她將全心投入，忍受痛苦並滿足各種要求，表現出利他主義的善良仁慈並不求回報，母親身份會消除她的孤獨並使她渴望愉悅、驕傲、滿足及無條件的愛，一個能夠讓她展現自我的新天地。當女性組成了一個新家庭，母親身份能提供庇護，讓她將她人生傳記中的忽視、貧窮、種族主義、嘲弄、孤獨和暴力抹去，將之諸腦後，透過母親身份，她將會有無限的可能性，這個身分擔保著值得尊重的成熟性、連續性及更美好的未來，使她的人生不至於漫無目的。
這個社會幾乎是隨時向青春期和成年後的女性們給出承諾。
就另一方面而言，這些承諾也如此裁決那些未為人母的女性——那些不履行自然定律帶給她們的能力、那些沒辦法受孕和生育的女性是殘缺的。而那些雖然想當媽媽但是卻受到環境限制而未能生育的女性（不希望成為單親媽媽、伴侶不希望有孩子、經歷能力有限、有身體或精神上的障礙）也可能被烙上負面的印記。此外，在眾多鼓勵生育的國家，如以色列（註：遠在以色列建國之前，母親身份在公共討論中就是個榮譽的象徵，我們在宗教戒律中也能找到「生養眾多」之類的敘述，將女性生兒育女視為義務，而且這樣的概念在現今以色列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及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下的世俗意識形態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在已開發國家中，以色列的生育率居冠，在以色列社會中另一個生育率的特徵是大量運用生殖技術，就生殖技術來說，以色列是個全球超級大國，以色列比其他國家更廣泛運用生殖技術。）那些不想懷孕、生產並養育孩子的女性往往會招致憐憫與猜疑，被視為自私、享樂主義、幼稚、聲名狼藉、殘缺、危險，他人會懷疑她們頭腦有問題。以下是某些人對這些不想當媽媽的女性們的標準回應：「這些只想到自己的自由的女人應該去接受治療，好好治好她們的毛病。」「你的夜生活經驗值很快就會爆表，你的眼前只會有電腦螢幕而不會有孩子的笑臉，祝你下半生好運啊！」「你是個女人，你應該生孩子。」「你實在很冷漠無情。」「你自己也曾經是個孩子，不是嗎？」「去看心理醫生！！」
這些訊息不僅是個果斷的裁決，也往往伴隨著末日預言，宣判那些自願放棄生育的女性的生命空虛而並為此受到折磨，擔負著後悔、悲傷與寂寞，生命因為缺乏意義而黯淡無光。
這麼看起來，會認為健康和理智的女性可以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選擇讓自己不生兒育女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相反地，社會認為女性有義務且心甘情願的被認為應當在為母之路上取得進展並加以實現。
同樣的，女性主義作家們揭露了根本不存在「選擇」，這些選擇只是一層假象：這些作家告訴我們，儘管人們用自由、自主、民主及個人責任來包裝「自由選擇」，但實際上「自由選擇」只是空談，因為這個概念「天真的」忽視了不平等、強迫、意識形態、社會控制及權力關係。這個社會告訴我們，我們的個人選擇使我們過著現在的人生，彷彿我們能夠全權編排我們的人生劇本，能全權編寫任何不幸和悲劇；我們深深受到知識、歧視及強大的社會力量形成的道德體的影響及嚴格規範，這些掩蓋了我們所做的決定。
當我們談到生兒育女及成為母親時，「女性擁有許多選擇」這個概念是非常值得懷疑的：說到自由選擇權，在今日的社會環境中，女性真的擁有轉圜空間嗎？也就是說——我們「自由選擇」社會要我們選擇的選項？這件事看起來像這樣，只要女人迎合社會的希望及被賦予的優先次序和角色來做決定——例如性解放、外表整齊端莊、處於異性戀愛關係、專心致志的母親——我們將獲得社會地位，被視為自由、獨立、自主的個體，被當作一個願意盡力履行義務的人。然而當我們的選擇與社會期待衝突——例如說，我們拒絕美容保養，或是拒絕維持一般的戀愛關係（特別是拒絕與男人談戀愛）——那我們就會惹上麻煩。我們不只會因為我們的行動而受到譴責，我們也必須去面對隨之而來的結果，因為「這是你的選擇！」而且可能還會有人補上一句：「而且是個糟糕的選擇。」
在這樣的氛圍下，儘管和過去相比已經有越來越多女性可以決定她們要不要生育子女，但她們大多數還是符合預期的「做出正確選擇」，生孩子，而且生下「正確的數量」。我們可以在許多母親的證詞中看到這種有條件的自由，例如一位以色列著名的模特兒兼演員這麼說：「我承受著要生第三個孩子的壓力……我周圍的人都在等待我生第三個孩子！每個人都在告訴我，為了以色列所面臨的戰爭（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我的安息日餐桌旁應該多添一個孩子。」
而一位德國的部落格主這麼說：「即使是在二Ｏ一五年，你周圍的人仍然這樣看待你——你是個女人，你會想要孩子並且會盡快生幾個孩子。這種女性即母親的社會結構是如此深入人心，使得許多女人被施以這樣的壓力（無意識的）而在某一天去生孩子……（中略）……『我不想生孩子』這句話是一個禁忌，我幾乎每天都面對這樣一個既進（尤其是當我到了生物學上適合生產的年齡時），這樣的壓力無所不在，我的朋友、同事、家庭醫生——他們都在問我什麼時候打算生小孩、如何規劃，還有為什麼我還沒生小孩！」
然而英國經濟學家蘇珊・希莫維特說，在決定是否生育子女這方面，自由選擇的概念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女性及情境——對想要有孩子跟不想有孩子的女性皆然。也就是說，在今日的現實社會中，仍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在社會制約下生孩子或是不要孩子：

在受壓迫的族群及（或）受壓迫階級的女性往往缺乏節育資訊或是常常受到誤導，或是常常被視為沒有資格為此做決定，女性因為受到性侵而懷孕、生產並撫育孩子；在非必要或不自主的情況下因為壓力而決定終止懷孕；有身體障礙或精神障礙的婦女被勸阻而不懷孕生子；而即使「只是理論上」——貧窮及（或）非白種人婦女往往被剝奪組織大家庭的權利。此外，全球各地的女性不斷被「她們應該為了國家利益而用子宮來充實新成員」這種訊息轟炸，在眾多例子中，我們可以引援澳大利亞為例：二○○四年時，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彼得・柯斯特洛呼籲，考量到低出生率及增長的養老成本等國家利益，應該鼓勵澳大利亞女性多生孩子，他的口號是這樣：「為母親生一個，為父親生一個，為國家生一個。」他要求人民「今晚回家履行你的愛國義務。」這些局外人使用兩面手法，一面採用鼓勵生育的政策和獎勵措施，一面他們又像教宗方濟各在二○一五年所說的「自私的選擇」說法，來污衊那些決定不生孩子的人。
歸根究底，這些孩子的誕生並非必然的結果，也不是因為「自然論」或「自由選擇論」而生，他們的出生很可能只是因為女性別無選擇或是不知道還有其他選擇。美國女權主義哲學家黛安娜・帝金斯・邁爾斯指出這是因為我們的想像力受到限制，社會文化的灌輸使女性將成為母親視為唯一可想的人生劇本，這樣的想法滲透入女性的意識中，擠掉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案，這樣純粹的想像使你只能做出唯一的選擇。
這種精神上的殖民出現在來自不同社會群體、走在不同人生路徑的女性身上，而且往往隱蔽在「自然論」及「自由選擇論」之下，而這些論點都宣稱女人渴望成為母親。
正如我們在研究中能看到的，並非所有女性為母之路的起點都是渴望擁有孩子，或者至少那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些母親說，她們隨波逐流，沒什麼特別的想法就成了母親；有幾位母親解釋，她們並非因為想要孩子而生兒育女；而有些女性遠在她們懷孕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想要孩子，有些人從孩提時就知道她們不想為人母，但卻因為外在及內在的壓力而生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