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常委顛覆性的變化 ( 序言)
何頻
香港《亞洲週刊》2016 年5 月刊登了對我的專訪，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談了對中共十九大可能出現的變局的看法。沒想到，這些看法引起了很多的評論甚至爭議。主要是我的看法，不太符合人們對中共黨代會的傳統預測和分析。在這次專訪當中，我主要講了三點：
第一，要不要繼續維持以前的對政治局常委的年齡限制，也就是所謂“七上八下”（67 歲上，68 歲下）？在十九大上這種限制是不是還要繼續沿用？我表示很大的懷疑，認為沒有很大的必要性；
第二，我認為不應該在十九大上確定“王儲”，因為確定“王儲”這種方式，使繼續擔任領導人的權力很有可能向“王儲”那一方面轉移；
第三，政治局常委這種體制，有沒有必要存在？這是大有可議的，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封閉性的一個主要來源，權力鬥爭的一個根源，它造成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過分地分解，不能集中，常委制沒有必要繼續存在。
我沒有“放風”的義務
這三點看法提出之後，出現不同的見解。這當然是正常的。但是其中有不正常的一點，也是我在評論中國政局的時候時常感到遺憾的，就是有人提出，我的這些看法可能來自中共高層的“放風”。我不知道別的媒體報導中國或者評論中國，是不是“放風”，但是至少我知道我自己，《亞洲週刊》這篇訪問，既沒有人對我“放風”，我也沒有“放風”的義務。我這些看法，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我與許多在中共體制內工作過的人、對中共體制很有研究的學者，進行了很多年的交流和討論；我自己也在過去幾年中不斷就這些問題深入思考，根據我對中共體制運行的情況和政治取向，做出了這些分析和預測，中共在十九大上有可能實行，也有可能不實行。如果實行，是因為我確實講到了中共體制裡面的一些根本的問題；不能實行，是因為中共體制有它的慣性、惰性，以及跟其它體制一樣，有利益集團的糾結。這種體制，變革起來是很艱難的，即使在我看來變革很合理、很必要，他們也未必按照我的想法去實行。這裡我講出來，主要是我的一些思考。但是後來情況發展變化，似乎真的成為了某種可能性。
我提出應該廢除政治局常委，我希望將之廢除——我曾經開玩笑，最好十九大廢除政治局常委，二十大廢除政治局委員，二十一大廢除中央委員會……雖然是玩笑，但也是我的期望。我同時也指出雖然必要性和緊迫性很強，但阻力也很大，所以真廢除的可能性比較低，我還是傾向於推測會繼續保持政治局常委。這也就是為什麼明鏡要出版一本書——《中共十九大常委》——這個書名和內容也就反映出，我們還是認為，保留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是偏大的。我只是希望，在最後一瞬間，顛覆我們現在的認知，將政治局常委這麼樣一個根本沒有必要存在的體制給廢除。
有人一口咬定，這肯定是習近平授權給你的想法；也有人斷言，這就是支持習近平搞個人獨裁、集權。但我發現，提出廢除政治局常委，並不是我的發明。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所長嚴家祺先生就提出，應該廢除政治局常委。我之前不知道嚴家祺先生有這麼一個說法，現在才找到這個發明人。我不相信嚴家祺先生當時提出這種想法有後面的政治勢力，我更至少知道我自己提出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一廂情願。
“七上八下”紅線應該撤除
關於年齡的“七上八下”，有人也猜測，這是不是代表王岐山勢力、或者代表其他不願意退下的政治局常委“放風”？因爲有政治局委員很想進政治局常委，如果將“七上八下”廢除，這些人就有可能實現“常委夢”。坦率地說，我並沒有考慮這些因素，更沒有考慮最敏感的、大家最關心的現有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留任，是不是跟這個廢除年齡限制有必然關係。
我們知道，王岐山在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中是能力比較強的，在中紀委書記任上，他也幹出了一番事業出來——不過這個事業很受爭議：一方面很受讚揚，認為中共反腐敗有了實質性的動作，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和質疑，認為是習王“選擇性反腐”，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中國的腐敗機制本身；同時，中紀委本身也是一個亂權的機構。我不確定王岐山是不是會繼續留任，這個變數很大。但我傾向於認為，他留任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具體原因，我將另外找機會說明，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這裡我要強調的是，破除七上八下的說法，在中國大陸得到了很多共鳴。在我的訪問之後，中共體制內有位人士，就說中共並沒有“七上八下”的規定。他的說法當然是不對的，人們在過去這十來年看得很清楚，“七上八下”就是一條紅線。但他的說法，與我的說法，有意無意地形成了一種呼應，說明破除“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有了一種可能性。最近，一位中共元老——政治局常委、前中央組織部部長、發現和推薦胡錦濤進中央的宋平，也說了，幹部到了一定年齡，還是可以發揮餘熱。這種說法，好像更進一步為“年齡不設線”掃除了障礙。
“年齡不設線”很重要的依據就是：隨著科學發展、醫療水平提升，人的生理年齡、身心的真實能力，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人不僅壽命更長，能夠有效工作的時間也拉長了。“一刀切”的方式，既不符合現實狀況，而且讓一批人過早地退下來，也是對政治資源的浪費——這些都是基於中共體制本身思考的，並不是站在體制外和批評的角度。我提出破除年齡限制，不是僅僅以王岐山或其他某位領導人為動因，而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年齡放寬，應該是一種趨勢，這不會因為王岐山的上或者下而遭到根本否定，應該成為中共未來認可的定論，新的規則出現的可能性比較大。
早定“王儲”造成不穩定
講到“王儲”的問題，大家都講到，十八大時已經顯示出來，有兩個人，可能在中共未來政壇上有強有力的接班競爭力。一個是胡春華，他在十八大時進入政治局，擔任了廣東省委書記；一個是孫政才，他也當上政治局委員，是重慶市委書記。這兩個人，就像當年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一樣，被外界普遍視為未來的中共和國務院的接班人。
我對這個說法有很大的懷疑。
有人說，如果不早一點確定接班人，那麼這些年來所形成的接班體制，就會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又會出現一種激烈競爭的狀況。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中共要走出現有體制的困境，最終形成一種真實的競爭，是必然的、無可逃脫的趨勢；而用“內定”這種黑箱方式，過早地確定接班人，是中共這幾十年來，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內部衝突的一個來源。從高崗事件，到劉少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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