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窺財富系統的巨變與未來社會
陳建甫（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托佛勒又出新書了！這本新書是由艾文•托佛勒與海蒂•托佛勒夫婦在二○○六年出版的《Wealth 3.0》。本書於二○○六年四月在美國發行，半年餘中文版便問世。相較於托佛勒於一九八四年再版的《未來的衝擊》與《第三波》，一直要等到一九九四年這兩本書才有機會跟國內讀者見面。從翻譯的效率來看，這展現出全球化下的快速、精準與活力。當然，這也反映出在中國崛起後，整個華人社會的大眾雖渴望追求未來可能致富的機會，但是對未來的不確定與可能風險卻存在許多不安與憂慮。
托佛勒的確是一個行銷「未來學」的高手。他雖然扭轉世人將未來學歸類在占卜、星象學或趨勢分析的刻板印象，也積極讓未來學跳脫學術象牙塔，賦與更高的市場競爭力與應用價值，但是在本書中，他卻深深挑動著大眾亟欲偷窺未來的好奇心與渴望致富的欲望。
像一位洩漏天機的預言家般，托佛勒告訴目前身處資訊社會的人們，未來究竟要朝哪個方向發展？是否會如過去農業、工業、資訊社會裡，由某一種科技來支配這種社會變革的動力，而這股力量究竟是人工智慧、奈米科技、生化科技？還是如他們書中所影射的「未來將朝向知識經濟的社會邁進」？
如果你只是想從《Wealth 3.0》這本書獲得致富的祕訣，那麼你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失望。因為，托佛勒所指的財富是結合貨幣經濟與非貨幣經濟的財富系統，並非個人的財富。在檢視這個財富系統時，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與影響。
就跟托佛勒過去的書一樣，《Wealth 3.0》整理許多相關的研究與資料，來佐證財富系統是如何發生在你我周遭。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托佛勒的書，一定會對書中的觀察、經濟數據與各種商業典故感到興趣。當然，如果你已經讀過托佛勒或其他類似的文章，那麼我誠摯地建議你，可以先挑選自己感興趣的單元，跳躍式地加以閱讀。因為，一下子要閱讀四百多頁的文章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
雖然《Wealth 3.0》涵蓋了十大篇章，但是可以再細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何謂財富革命（第一部「財富革命的序幕」、第二部「財富的深層元素」）、時空的分析取向（第三部「時間的重置」、第四部「空間的延伸」）、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第五部「知識的力量」、第六部「產消合一潮」），以及財富系統所面臨的問題（第七部「墮落的時代」、第八部「資本主義的未來」、第九部「對抗貧窮」、第十部「世局新版圖」）。
本書提供相當多生動與有趣的個案，例如在第五單元〈速度的衝突〉中，托佛勒指出九個社會機構如何面對快速的社會變遷，讓讀者了解當前社會的時空變化。像是以時速一百哩向前衝的企業、緊追在後的公民社會組織（九十哩）、家庭（六十哩）、工會（三十哩），還有一群不肯移動的大象，包括：政府官僚與管理單位（二十五哩）、學校（十哩）、跨國國際組織（五哩）等，以及幾乎靜止不動的富裕國家政治結構（三哩）與似乎未曾改變的法律（一哩）。從上述的比喻中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時速十哩的教育系統所教出的學生，根本無法適應時速百哩的企業競爭，以及社會機構被那幾乎不曾改變的法律所牽制的荒謬與影響。
在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裡，托佛勒點出知識是促成財富系統變革的不可或缺力量。目前資訊社會強調收集數據、資訊，或強調比別人更早接觸到有用訊息的做法，在未來社會中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各種數據需要整理、驗證，才能成為有用的資訊，但是這樣的資訊是否能轉化為有用的知識？同樣地，知識是否可以被複製？或重複使用在不同時空中？（如果可以的話，那不是知識，而是一種智慧。）這些問題讓我們過去辛苦建立的「知識論」（epistemology）本質發生動搖，而大眾熟悉的知識管理或智慧財產、以類比方式所建構的資料庫或知識庫，真的是知識嗎？因此，托佛勒質疑「過時」的知識或所謂的「死知識」是否可以稱為「知識」（第十七單元〈死知識的陷阱〉）。
很可惜，托佛勒並沒有進一步解釋這種新的或「活」的知識系統，或者未來社會可能會如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推動的「朝向知識社會」（Toward Knowledge Societies）來邁進。同時，他也沒有交代這個新的知識系統要如何影響其他社會系統，繼而創造出新的財富價值。托佛勒反而選擇另一個比較具市場性、也較容易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產消合一潮」，來作為未來社會的重要趨力。 讀到這裡，如果還是無法引起你偷窺未來的好奇心，那麼就先暫時閉上眼睛，與托佛勒一起來思考，當前社會究竟出現了哪些問題？
在第七部「墮落的時代」裡，托佛勒指出三十多項當前社會、文化、科技、組織、機構、意識形態、價值、文明的問題。他希望從時間、空間與知識面向，來探討這個新興知識財富系統與社會文明之間的關係，並引導出當前財富革命社會無法迴避的三項問題，包括：資本主義是否還能存在？是否能夠消滅貧窮？以及是否會改變全球的權力版圖？
知識一向是創造財富的重要元素，但是在過去的農業、工業、資訊社會或者財富系統裡，知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資料、資訊與知識已經對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極大衝擊，尤其在愈來愈盛行的非貨幣經濟或無償產消合一體系下，讓過去資本社會所強調的實體、稀有性、具衝突或競爭的元素受到質疑。儘管托佛勒仍持續過去的神祕色彩，沒有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是否還會繼續存在，但是在知識與財富系統的革命中，無疑宣告資本主義將提早走入歷史。
最近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發展成果，讓原本對未來抱持悲觀看法的未來學家開始預見貧窮問題終將獲得解決。托佛勒推崇中國的「雙軌」經濟發展策略，一方面銷售廉價的工業勞力，另一方面建立知識經濟，而這套雙軌策略讓中國二•七億人口擺脫貧窮的困境（《經濟學人》報導）。有別於過去第二波強調機械化、農企業的資本密集科技方式，知識經濟產生的新科技讓真正的土地勞動者（非農企業）所得增加（不只是降低成本而已），進而拉近貧富間差距。但是，托佛勒認為消滅貧窮最根本的關鍵在於知識的轉變，農民要跳脫傳統、封閉與﹁未來是複製過去﹂的舊思維，以及農村須仰賴政府與社會的持續動員，推動新的鄉村教育運動（這不是複製過去的發展經驗，而是反過來，透過年輕子女的學習來教育父母），如此才能跳脫這些非科技的障礙，才有機會從根本去消滅貧窮。這項觀念與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銀行提供鄉村貧農小額信貸的做法非常相近。
新舊知識、社會、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的衝突，反映出全球財富系統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流動。透過中國、日本、歐洲、美國、其他國家以及非國家體系（所謂「看不見的棋局」，包括：跨國企業、NGO、宗教、能源等），托佛勒勾勒出全球權力版塊的不同情節。例如在「三個中國」小節裡，托佛勒指出由於積極推動知識經濟產業，讓中國除了快速發展的沿海都市與持續貧困的內陸農村之外，在這種兩極化經濟發展間有了另一種新方向（第四十四單元〈中國的下一個驚奇？〉）。
此外，托佛勒更從共黨中央權力式微以及內部新、舊階級的矛盾惡化裡，預見未來中國可能會出現一位宗教狂熱、深具群眾魅力、獲得農工階級擁戴的「毛澤東二世」，來對抗共黨中央，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國四分五裂。
這種最不可能發生、也最不希望得到的結果，卻是足以改變歷史的因素，在未來學中，這稱為「外卡」（wildcard）。托佛勒承認這種事發生的機會非常、非常、非常小（我替他再次強調，這機率非常低），但是有誰能料想到亞洲金融風暴、SARS、兩架客機衝撞世貿大樓與卡崔娜颶風，會對全球金融秩序、全球醫療與防疫體系、國際政治與東西文明衝突，以及美國聯邦政府的應變能力，產生如此嚴重衝擊。
托佛勒對毛二世的預言需要許多巧合才有可能出現。因為在現今的中國，與過去太平天國時期的清朝政府面臨的問題截然不同；至於洪秀全假借宗教信仰所建立的太平天國，與毛二世可能建立的新興宗教國家也有差異。最關鍵的是，在托佛勒觀察與預測的同時，中國政府早已在「十五」計畫中關切貧富階級對立的矛盾，並在「十一五」計畫中以實際的宏觀調控國家發展政策，來減緩沿海與內陸發展的衝突。這個道理就像是馬克斯在工業革命後，雖然看到勞工與資本家階級衝突的本質，但是在資本主義盛行的當代社會裡，卻始終無法看到「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
托佛勒對中國出現毛二世的預言，極有可能讓《Wealth 3.0》這本書被中國政府封殺A，或換來一直看好中國經濟發展的外資法人大肆撻伐。但是，托佛勒能直言提出未來學家最不願意看到的未來情節，這種勇氣真是令人敬佩。不過，這樣具爭論性的情節預測，也有可能反過來成為本書的最大賣點。
關切財富系統如何變革、體認資訊社會的無奈、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謬以及企圖尋求第四波社會的人，會對書中的各項數據、故事、典故與可能出現的各種情節深深著迷，並可能會針對這些線索去勾勒出未來社會的情節。當然，對於這些似曾相似的描述（因為你我便身處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對於厭惡缺乏證據、誇大預言的人，或對於亟需尋求一種理論證據的人，本書可說是未來學家的另一本「剪貼簿」（scrapbook），因為書中出現太多專有名詞、各種線索、不同片斷、各類故事，但缺乏一種合理的解釋與說法（《華盛頓郵報》書評）。
先不管別人怎麼說這本書，在你贊成或反對托佛勒的觀點之前，誠摯地邀請你一起進入《Wealth 3.0》的世界。
【編者按】 A中國大陸中信出版社發行本書簡體版《財富的革命》，其中第四十四單元〈中國的下一個奇蹟〉若干內容已遭刪除，包括政治、宗教與民間抗議等爭議性內容，此消息並由《華盛頓郵報》披露。
〈導讀〉返還「財富」的本質——淨化人心迎向新紀元
吳惠林（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再認識第三波知識經濟
乍看書中所用的名詞，無論是「知識經濟」、「新經濟」或是「第三波」，一點都不稀奇，因其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已是司空見慣，迄二十一世紀仍方興未艾，尤其「知識經濟」可說已是陳腔濫調。那麼，托佛勒有啥新論點？
托佛勒夫婦倆經由歷史演化角度講故事，時間焦點放在激烈變動、重大事件此起彼落、五花八門的二十一世紀來臨前後的十二年。關於這些天災人禍的觀察和解讀，可說汗牛充棟，而知識經濟和新經濟、甚至和服務業興起的連結，全球刻正熱鬧繽紛，舉凡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各國的新貴，以及創新重獲重視，加上電腦、網際網路的日新月異，激烈的變革就是特徵。
順手拿起二○○一年初出版的《知識經濟大趨勢》（Living on Thin Air），原英文書名就很傳神地點出人類在此環境下的處境。而全球知名歌手「強叔」（Elton John）在英國黛安娜王妃喪禮中獻唱的〈風中之燭〉（Candle in the Wind），也很貼切地傳達出生命的脆弱性。
黛安娜在人世間的短暫歲月，用「麻雀變鳳凰」來形容應頗適當，而其隕落所引發全球人士的震驚、哀傷，以及快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簡直就是「來得急，去得快」。這種「黛安娜現象」是稀有的個案，或者已逐漸成為通例呢？在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快速變化，大起大落」之現象愈來愈普遍的可能性應該比較大。
對於「知識經濟」這個名詞，我們不只耳熟能詳，簡直已是時刻縈繞耳際啦！不過，這個如此耳熟的詞，其真意是否已傳達清楚了？恐怕未必。儘管有關著作滿坑滿谷，我們的政府也大力推動，但仍然混沌未明。縱然如此，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大致可被接受。
經查字典，「知識」意指知道事事物物的道理。一旦降生為人，一生中不是都在做這樣的事？而「知識就是力量」也早就是通俗道理，追尋知識自然是任何人都會念茲在茲的。那麼，為何在二十世紀末突然又掀起「知識熱」呢？
報酬遞減依然成立
話得再說從頭。美國在二十世紀末的「新經濟」時，明顯地表現在「財富」的增長，過去雖然一直也都在尋求此種標的，但重視的因素都偏向於「有形資源」的量、質，以及有效率使用。其間固然也有「人力資本」理論的出現，而技術進步也是人類重視的關鍵因素，但技術進步的內涵卻在新經濟時有了重大變革。在電腦、網際網路的發明及日新月異下，「報酬遞減」似乎已被克服，「生產力」突飛猛進也似無止歇，「以知識為基礎」的概念於是被提了出來，而且也被普遍接受。我們也早就知道，最能代表美國新經濟的，就是名聞遐邇的加州矽谷。
不過，二十世紀末「科技泡沫」讓新經濟褪色，矽谷也蒙塵，為何托佛勒夫婦再讓「知識經濟」起死回生？原來他倆將「財富」由當今世俗通用的「有形物質」，擴大到「無形勞務」，由「貨幣經濟」擴展至「非貨幣經濟」，將全球通用的GDP重新詮釋。對於迄今主流的總體經濟學來說，托佛勒的質疑及擴展是正確的；但對我來說，以「奧國學派」崇尚「人的主觀價值」，就足以化解托佛勒的疑慮，也正可燭照出主流經濟學的重大缺失。而托佛勒對「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否定，由非營利組織（NPO）成員視「為人服務以獲得滿足」，以及這些人員及組織還是得有「財源」，還是得有人「支付」他們表面上看起來是「免費」的「成本」，就可得知並不正確。
其實，這只是基礎經濟學中「機會成本」的概念而已，但因主流經濟學局限在「有形物質」的解析，以及過於強調「量化」、「機械化」，致使「經濟學的本質」一點一滴地流失，終於被一般人認定為只從事有形物質之研究而已。由「機會成本」被人誤以為只在經濟學裡才談，並非是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就可知道這種「誤解」有多深了。不過，主流經濟學既然強調機會成本，卻又以有形物質和量化、機械模式化來進行教學，便又將「個人主觀價值」的本質在無意中丟失了。
ＧＤＰ的確極不完美
眾所周知，當前通用的GDP，並無法涵蓋全部的財富。總體經濟學開宗明義討論「國民所得統計指標的缺失」時就已強調了，只是當這個指標被各國政府爭相用來當成政策追逐標的時，無法明顯量化的那一面就被忽略了。托佛勒在本書中再將它拾回，可說功德無量。然而，托佛勒夫婦畢竟還沒有將「心靈層面」明白涵括進來，實在可惜。此外，托佛勒將「貨幣經濟」和「非貨幣經濟」明顯區分，對於「貨幣的角色」很可能搞迷糊了，或許正反映出當今世人對貨幣認知已背離其根本了。
「貨幣」本意是「交易媒介」，本身並無價值，是因應「交易行為」、節省「交易成本」而出現。所以，「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也是相同的。在當今的網路世界，雖無固定交易場所或「有形市場」，但在無形市場中還是有交易媒介作為「衡量單位」，否則會回到「以物易物」的世界。無論在哪個世界，所有物品的價值都反映「個人的主觀價值」；在所謂的貨幣經濟裡，就由貨幣來表示，沒有經由「市場交易」的行為和事物本就不應認為其無價值。如今之所以會讓一般人以為經由市場交易的行為和事物才有價值，乃是一種誤導。而現今各國政府還是普遍以追求「經濟成長率」為政策標的，又不將所有的無形勞務和不經市場交易的行為設算為貨幣價值，當然不是正確的觀念和做法，諸多社會問題（如家庭功能式微）也與這項錯誤密切相關。托佛勒夫婦非經濟科班出身，經由實際觀察後，卻也明確提出事證以凸顯這項錯誤。不過，我還是必須提醒，好的基礎經濟學其實對這些缺失都有強調，只是「教」和「學」在有意無意間予以忽視，且在重視「量化」的世界裡更是一直都被丟棄了。
廓清這些基本觀念以後，再回到托佛勒一書對「未來財富」的看法。他們夫婦倆經由對時間、空間和知識三大深層元素的剖析，加上他倆強調的「產消合一」概念，以樂觀的角度看待「未來財富的增長」。雖然對「墮落的時代」也以完整的一大篇章詳細剖析，但他們到頭來還是對人類抱持信心。
洗滌汙濁人心，迎向新紀元
托佛勒夫婦引用海倫•凱勒的話：「從來沒有一個悲觀主義者曾發現星球的祕密，或航行到未被發現的土地，或為人類的心靈開啟新希望。」又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主導聯軍在諾曼第登陸、後來成為美國第三十四任總統的艾森豪名言：「悲觀主義者從來沒有贏過任何戰役。」他們以這些話來勉勵世人不要陷入悲觀之中。他們深信「第三波革命性財富」會成功，因其「愈來愈以知識為重心∣∣從而讓經濟再度成為廣大系統裡的一部分，文化認同、宗教、道德等議題回到中心位置。」
這些議題與經濟交互影響，並非附屬於經濟之下，不是表面看起來的「第三波財富似乎就是科技財富」，而是牽涉到「文明的全方位改變」。他們樂觀地預測，「過程中或許會經歷股市變動或其他變化，但革命性財富仍將在世界各地持續如火如荼地展開」，而「明日的經濟與社會逐漸成形，我們每個人都已登上通往未來的特快車。」因此，托佛勒夫婦做下結論：「能夠參與這個時代的發展是很值得慶幸的。歡迎讀者一起攜手見證精彩的二十一世紀！」
這一番話的確振奮人心，而且不只是安慰的場面話，確實是抓到了重點，畢竟「文化、倫理、道德」這種「文明的全方位改變」才是關鍵。不少對「全球化」、「知識經濟」正確看待的專家學者，也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個論點。問題是：如何讓人心回復？如何讓倫理道德確實深入人心？
在撰寫這篇導讀文的同時，台灣社會發生保全公司雇用退休警察擔任保全人員的「監守自盜」事件，凸顯出貪婪、欺瞞、道德淪喪、誠信蕩然的現實。
當然，危機就是轉機！加入托佛勒夫婦的樂觀行列，體認這種事件的發生正可驚醒迷茫的人們「轉個念」。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道：「這是個最好的時代……我們正走向天堂。」美好的一面就會來到，就讓我們每一個人從自我要求起，主動淨化自己心靈，循著「自助、人助、互助、天助」步驟，配合知識經濟的便利，讓二十一世紀真的精彩，真正光芒萬丈吧！
前言
每一本書從構思到付梓都是經過一段時間才完成。就像胎兒在母親子宮裡會受到子宮外各種狀況影響，作者在構思過程中也會因外在事物而受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探討未來的書也無可避免地是一段歷史的產物。
本書截取的歷史是二十一世紀來臨前後的十二年，關心世事且稍具警覺心的人都會注意到那段時期的頭條新聞。一個神祕教派以殺人毒氣攻擊東京地鐵；複製羊桃莉誕生；柯林頓總統被彈劾；人類基因組被解開；引發驚慌的電腦千禧蟲最後證明是虛驚一場；愛滋、SARS等疾病蔓延；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二○○四年有大海嘯；二○○五年有卡崔娜颶風。
經濟方面也是多事之秋-- 一九九七到九八年有亞洲金融危機；網路泡沫成形又破滅，股市回春；歐元誕生；油價飆漲；一連串企業醜聞；美國預算與貿易赤字節節攀高；還有最重要的，中國的崛起。
儘管這許多商業與經濟發展透過印刷品、網路、電視、手機不斷疲勞轟炸，卻有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埋藏在大量似是而非的瑣碎新聞而未被注意--亦即財富的歷史性轉變。本書的宗旨便是要填補此一空缺。
財富的創造不只源自農田、工廠、辦公室、機器，革命性財富也不只是與貨幣有關。
現在即使是最遲鈍的觀察家也發現，美國及許多國家正轉型為以勞心為主的「知識經濟」。但這項改變對個人、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卻未被充分體認。過去半個世紀只不過揭開了巨變的序幕。
知識對於財富的創造愈來愈重要，且即將跨越各種藩籬，大步邁向更高的層次，因為全球的知識正在不斷擴充、改變，而且愈來愈容易取得，各地區的人也都願意參與其中。無論貧窮或富有，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與工作都將與革命性財富脫不了關係。
革命一詞現在已有些被濫用，不論是新的飲食或政治的動盪都可冠以革命一詞，原始的意義已經所剩無幾。本書採用的是廣義的解釋。相較於目前正在發生的財富革命，股市崩盤、政權移轉、新科技問世甚至戰爭或國家的分裂都不算革命。
本書探討的革命性改變類似工業革命，但範圍更廣：千萬種看似不相干的改變聯合起來形成新的經濟系統，伴隨而來的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明――所謂「現代性」（modernity）。
真正的革命性財富不只是量的改變，財富的創造、分配、流通、花費、儲蓄、投資等也都會有所不同。此外，財富的有形或無形程度也會出現變化――這部分下面會有詳細的討論。唯有當這些層次都出現改變，才能稱之為革命性財富。
事實上這些改變目前都已經發生了――範圍遍及全球，速度前所未有。
再談標題中另一個名詞：財富。雖然我們每個人幾乎都生活在貨幣經濟裡，本書所指的財富不單指貨幣。我們同時也生活在一個豐富多彩、未被探索的平行經濟裡。在這個經濟裡我們得以滿足許多重要的需求與欲望，卻沒有獲得任何酬勞。貨幣經濟與非貨幣經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本書所稱的「財富系統」。
當這兩種交互影響的經濟同時出現巨變時，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財富系統便被創造出來了。
要了解此財富系統的重要性，首先必須認清任何財富系統都不可能單獨存在。財富系統只是一個巨大系統的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其他部分（社會、文化、宗教、政治）彼此之間以及與大系統之間會不斷互相影響。全部加起來便構成與財富系統相容的文明或生活方式。
因此，我們在探討財富系統時絕不會忽略它與其他次級系統的關聯。所謂徹底改造財富就是要在這些領域與生活各層面促成改變，同時突顯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心態。
革命性財富便是建立在這些核心觀念上，只要能掌握這些觀念，我們就能了解周遭互相衝撞的種種看似無意義的改變與衝突。
筆者雖不是經濟學家，但長期為文探討經濟與社會政策、發展策略與商業議題。我們曾在無數的大學演講，在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作證，與全球企業領袖會談，為多位總統與首相就工業社會過渡到高科技知識經濟的種種問題提供建言。
但經濟學比其他學科更需要以實際生活為基礎。本書的兩位作者在年輕時都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包括在工廠衝床與生產線工作五年；製造過汽車、飛機引擎、燈泡、引擎等產品；曾爬過鑄鐵廠的管子，從事過鑿岩等勞力工作。因此我們是實際從底層認識製造業的，對於失業的滋味也有第一手的了解。
《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是我們第一本探討改變與未來的書，由於這本書在將近一百個國家出版，我們因而有機會與各行各業的人面對面接觸――包括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貧民窟的孩童；墨西哥、日本、印度、印尼的億萬富翁；加州監獄裡的女殺人犯；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諾貝爾獎得主……當然還有國王與王后。這些人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格特質、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不同程度的貪婪或社會關懷、濟世理想或憤世嫉俗。這些豐富的經驗讓我們得以從實際生活的角度了解經濟學的理論。
當然，沒有人能預知未來――更不可能確知某件事何時會發生。因此本書「將.……」的完整意思是「可能會」或「依我們的看法可能將會」，但為避免讓讀者覺得太枯燥而縮簡為一個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年頭任何資訊的壽命都很短，人們的移動性則愈來愈高。因此，當本書出版時，A公司的主管或B大學的教授可能已變成在C公司或C大學服務。此外，讀者要切記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任何解釋都有簡化的嫌疑。
08 新時間觀
一架從波士頓飛洛杉磯的美航七五七班機接近洛磯山脈時，機上一位六十二歲的乘客泰格（Michael Tighe）的頭與手臂突然搖晃斜向走道。坐在他旁邊的護士妻子立刻知道要發生可怕的事了--泰格因心跳不規律而無法輸送足夠的血液到腦部。眼看就要危及生命，這時空服員突然拿了一樣裝置過來。
空服員將電極導線黏到他的身體，展開一次又一次的電擊，最後真的從鬼門關前將他救回來，泰格成為第一位在機上靠心臟去顫器（defibrillator）救命的人。這項裝置是兩天前才安裝到飛機上的。
社會與經濟也會發生類似心臟的早期收縮、頻脈、顫動、撲動，呈現「混亂的」不規律與劇烈震盪。雖說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但由於各部門改變的速度不斷加快卻又各不相同，非同步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而且我們顯然並沒有隨時準備好去顫器。
當我們的機構、企業、產業、經濟步調不一時，對我們每個人有什麼影響？萬一我們愈跑愈快，愈來愈喘不過氣，最後會如何？我們究竟是如何被時間與速度套牢的？
時間的鎖鏈
先從前面提過的一點談起，在農業社會，如古中國或封建時期的歐洲，工資並不是依小時計算的。那些奴隸、農奴、佃農通常可以獲得或保有收成的一部分，因此工作的時間並不能直接轉換為金錢。
此外還要考量氣候、農人與動物的耐力極限、當時極度粗糙的技術，一個農家不論投入多少小時工作，這些因素都會讓生產力受到限制。因此過去的時間觀與現在非常不同。
根據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說法，直到十四世紀的歐洲，神職人員仍宣揚時間只屬於上帝，因此不能買賣。販賣工作時間幾乎和高利貸一樣不可取，十五世紀方濟會修士貝爾那丁（Bernardino of Siena）認為，人類甚至不應知道如何計時。
但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化石燃料與工廠的興起打破了農業時期人類生產力的極限，鐘錶的發明更可精準地計時，於是工作的時數與速度變得很重要。
第二波時代的雇主為求得最大的產出，無不加速裝配線或採取按件計酬的方式，想盡辦法擠出員工的每一分力氣。依據「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工人開始依小時計薪，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勞工統計局仍習慣依每小時的產出來計算「勞動生產力」。
早期追求現代化的人更進一步為財富與時間之間解不開的鎖鏈添上一節鏈環。西方人逐漸拋開傳統的反高利貸法，讓按時計息合法化，終而將按時計費的做法擴及消費者、企業以及最重要的一個領域--政府。
於是勞力與貨幣的價值計算愈來愈離不開時間，兩者雖是分別、漸進被採用的，共同的改變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個人不論他的身分是工人、消費者、債權人、債務人、投資人等，都與時間有了前所未有的關聯。
工人抱怨必須不停地勞碌奔波，藝術家、作家、導演拿這個題材諷刺挖苦，如佛列茲•朗（Fritz Lang）在一九二七年的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裡讓勞工與時鐘並置的畫面，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卓別林（Charlie Chaplin）一九三六年的經典名作《摩登時代》（Modern Times）。隨著打卡鐘與以時間為基礎的泰勒式管理日漸盛行，時間的鎖鏈更是愈綁愈緊。
即使到今天，仍有一些客服中心與工廠式的辦公室徒具最新的第三波科技，卻仍採用第二波的管理法。那些雇主費心計算員工每小時打了幾個字或幾通電話，用的是舊式紡織廠與汽車裝配線的加速方式。
一九七○年，我們在《未來的衝擊》一書裡預測生活的步調將進一步加速，且不只是在職場上而已。其後甚至變成了飛速，人們爭相發明新詞彙來闡述相似的主題。
「反射速度」（twitch speed）、「忙碌病」（hurry sickness）、「深耕時間」（time deepening）、「網路時間」（Internet time）、「數位時間」（digital time）、「時間荒」（time famine）--這些新詞彙反映出我們早期的預測相當準確。今天有千千萬萬的人因為時間的緊迫而感到疲累、壓力沉重、飽受「未來衝擊」。倫敦的《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報導，現在已有專門協助「匆促病患」（rushaholics）減慢速度的心理治療師，這種現象當然不足為奇。
現代人變得不耐等待。美國患有注意力缺損障礙（ADD）的孩童這麼多，主因固然是化學性（而非文化性），但確實反映出現代人眼見未來快速飛逝而不願延遲滿足的心態。
高速戀愛
以前的人做事情是一件做完再做下一件，現在則是許多事情一起做。新世代生長在這樣的文化裡，無怪乎全世界都流行多工（multi-tasking）與多重焦點（multi-focus），已沒有人主張一次只應專心做一件事了。InfoSavvy 集團的朱克斯（Ian Jukes）與都薩奇（Anita Dosaj）說，美國年輕人「都已習慣了電腦、遙控器、網路、電子郵件、呼叫器、手機、MP3、CD、DVD、電動、PalmPilot、數位相機……對他們而言，時間與距離……沒有多少意義。」年輕一輩不斷以更快的速度處理更多的資訊，稍微慢一點的東西都會讓他們覺得無聊。
現在更有婚友社提供一種服務叫「高速約會」。美國有家婚友社專門服務猶太人，安排讓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進行七分鐘面對面約會，之後客戶再書面表明是否要與對方進行（理論上不那麼速戰速決的）進一步約會。新德里（New Delhi）的婚友社更厲害，推出了「三分鐘約會」。
越過半個地球到英國某銀行，我們看到數十名顧客在房裡快速穿梭進行五分鐘談話，尋找新的門路--《金融時報》稱之為「商業高速約會」。
然而三分鐘在網際網路上已經是永遠了，一個網頁的下載時間若超過三秒鐘通常就會被跳掉。有年輕的中國人發明所謂「微小說」--三百五十字以下的超短故事，在手機螢幕上觀看。
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在創造數位縮略字以加速溝通，於是「boyfriend」（男友）變成「BF」，「keep in touch」（保持聯絡）變成「KIT」，「Why doesn掐 he love me?」（他為什麼不愛我？）變成「WDHLM」。
美國的電視每三•五秒換一次畫面--MTV更快。未來卡公司（NextCard掇）聲稱可在三十五秒內幫助你清除信用紀錄並核發一張簽帳卡，聽起來輕鬆得很。當華爾街的分析師在電視上大談股票經時，觀眾幾乎可以看到股價的漲跌直接依據他的話來反應。
這種競逐速度的壓力催生出大批「時間管理」顧問，坊間更有許多書籍教導人如何依據個人需要重新安排生活。然而生活步調愈來愈快其實還有其他較不明顯的例子，專家的建議卻鮮少觸及。
不斷加速的現象是多種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一九八○與九○年代全球經濟走向自由化與高度競爭，再加上半導體晶片的效能約每隔一年半便增強一倍，因而出現了近乎即時性的金融交易。（貨幣交易員可在一筆交易完成後的二毫秒內確知。）換個角度來說，在這一切的背後是財富系統的歷史性改變，新財富系統的主要材料--知識，現在能夠以近乎即時的速度移動。在這個高速的時代，「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諺語已經需要修正了。事實是每一秒都比上一秒更值錢（至少在理論上），因為兩秒之間又可創造更多財富。
這一切又會改變個人與時間元素的關係。
訂作時間
過去的工作都有標準的時間，對無數美國工人而言這個標準是「朝九晚五」，通常會有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午餐時間，加上固定的假期。在勞動契約與聯邦法令的保障下，超時工作對雇主而言成本太高，偏離標準時段也不符合利益。
於是無數的人每日彷彿按著節拍器規律生活，固定時間起床，吃早餐，通勤到辦公室或工廠，做完固定的班次之後在尖峰時間通勤回家，吃晚餐，看電視--每個人的步調都不會差太遠。
這樣標準的時間安排從工廠擴及生活其他層面。就像工廠一樣，工業時代幾乎所有辦公室都有固定的標準時程。同時學校也讓孩童遵循類似的時程，為工廠儲備新一代的工人。在美國常看到醒目的黃巴士載著一車學童，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為將來通勤上班做準備。學校鐘聲響時，孩子們便展開一連串標準時數的課程（至今依然是如此）。
然而這一切準備並不符合今日的需求，因為新經濟的運行係依據完全不同的時間原則。昨日的標準化時間被細細切割，時間的安排從集體化走向客製化。或者應該說，隨著產品與市場愈來愈講求個別化，時間的安排也出現同樣的趨勢。
好構想何時到來？
美國暢銷書作家品克（Daniel H. Pink）在《自由工作者的國度》（Free Agent Nation）裡提出一個想像：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裡自由工作者所占的比例愈來愈高--包括獨立專業人士、自由作家、獨立包商、顧問及其他自雇者，其中很多人的工作時間都是自己訂定的。
依據品克的統計，目前美國已有三千三百萬自由工作者或「非隸屬組織者」--占全美勞動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大約比製造業工人或工會人數都多出一倍。
目前雖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品克認為「應有半數以上」的自由工作者是依接案、抽佣或其他非時間性基礎敘薪的。這樣說來，工業資本主義的另一個特徵--受薪勞動，便不再能視為理所當然。
許許多多的在家工作者可以隨心所欲地休息、吃點心或外出散步，不像裝配線工人離開一下子就可能讓下游大批工人坐著空等。
其他在家或在網路進行的經濟活動當然也是如此（購物、銀行業務、投資等），且多數都可隨時同時進行。更重要的是，由於工作的價值愈來愈仰賴知識，工作時間不再能依標準的方式安排。
已故的新力創辦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曾說：「我可以叫工人七點準時上班並貢獻生產力，但我能叫工程師或研究人員七點準時想出好構想嗎？」
媒體時間
由於休閒時間通常被視為「非工作時間」，時程的安排往往與工作相反。如同馬丁（Bill Martin）與梅森（Sandra Mason）在《前瞻雜誌》（Foresight）裡所說的，「隨著工作的時數與週數變得愈來愈有彈性，休閒時間也更有變化。」
媒體可能也會很快跟進。目前美國的電視節目如《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CSI犯罪現場》（CSI）、《24反恐任務》（24），或是英國BBC、法國Canal Plus、日本NHK的新聞都有固定的長度。美國的「實境秀」通常是半小時或一小時，穿插的廣告通常是六十秒、三十秒、十五秒或十秒。
但未來電視與網路節目的長度可能未必如此固定。例如獲得艾美獎的電視與新聞媒體製作人柏頓（Al Burton）便應邀製作四十五段短型的娛樂節目。柏頓說：「最特別的是節目沒有固定、標準的長度，從九十秒到五分鐘都可以。」
未來的一種節目形態可能是將長度不規則的片斷串聯在一起。例如NBC便在嘗試製作「超大型」的《六人行》（Friends）影集，將半小時變成四十分鐘，另外還有二十分鐘縮短版的《週末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另一個構想是在廣告中間穿插一分鐘的「電影」。還有一種節目是由球賽精彩部分組成，其餘全部刪除。
或許有一天，觀眾可以只下載特定演員出現在螢幕上的八分鐘，甚至可以由觀眾改寫劇情，加入新人物，任意縮短或延長某一場景。
套用MTV Networks研究與企畫執行副總裁法蘭克（Betsy Frank）的話：「現在的觀眾會希望自己訂時間表。」現在已有新的工具可以讓觀眾根據個人喜好自行增刪節目的某些部分，將來觀眾若能利用新科技自己創造內容，這種偏離標準時段模式的趨勢還會加快速度。現在的觀眾不只會創造內容，也要求「隨選」觀看節目，而不是依媒體規定的時間。如同赫斯特三世（William Randolph Hearst, III）所說的，「固定排序的電視已死。」
家庭，朋友，面對面的時間
這類改變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上。工作時間與家庭時間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固定的時間表正在消失。福斯新聞（Fox News）的主管穆迪（John Moody）說：「我小時候父母都準時下班回家，五點半吃晚餐，六點看新聞……我所住的地區現在已沒有人這麼規律。」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Week）報導，工作時間朝九晚五的美國人不到三分之一，「全家一起吃晚餐的儀式逐漸消失。」
有了TiVo數位錄影機、iPod及其他可改變時間的科技，現在的人也很少一起看電視了。時間表愈來愈個人化，家人與朋友聚在一起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很多人會運用資料庫分享彼此的時間表，以便安排相聚的時間。
簡單地說，財富系統不只是在加速運轉，同時也為人類與時間的關係增添不規律的變化，讓我們擺脫工業時代監獄般的僵化與規律。但有了變化就會變得更不可預測，在人際關係與財富創造之間取得平衡需要多方面徹底的改變。
美國化的時間？
最容易讓個人感到不安，乃至讓整個文化與經濟產生變動的莫過於時間安排的改變。一九七○年速食開始大量進入法國，我們便指出，「歐洲人這種不安的心理可以解釋人們對歐洲被『美國化』的病態反感。」
將近三十年後，德國零售商畢爾（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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