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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產生社會科學，社會科學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解釋人類的行為，尋找人類行為的規律。人類很多科技成果首先用於軍事領域，再擴及日常生活領域。圖書分類法將軍事列入社會科學類。
▲社會科學理論基礎
本書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說明空軍對日抗戰的措施。這些經濟學的理論有：
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Economic Man, Homo Economicus）：人是趨利的動物，人經由思考產生行為，人的思考以自己的利益為主，人的行為以獲得自己最大的利益為目標，所以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人的行為動機根源於經濟誘因。這個假設來自英國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寫著：「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因為這些人從事這些工作，可以獲得收入，維持其生活。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拿騷‧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將這個概念計量化，確定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論。以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以此為基礎，提出「經濟人假設」，最後，義大利經濟學家維佛雪朵‧帕累托（Vilfredo F. D. Pareto, 1848-1923）將「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這個專有名詞帶入經濟學中。
資源基礎論（Resource-Based Theory）：1984年，丹麥經濟學與管理學家畢爾格‧沃爾聶弗特（Birger Wernerfelt, 1951-）發表《企業的資源基礎論（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他認為在一個組織裡，如何運用資源，形成組織的競爭力，組織應因應環境的條件，重新組合資源，創造出其競爭力。
資源依賴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1978年，美國管理學家普菲弗（J. Pfeffer, 1946-）與季諾德‧莎拉希克（Gerald R. Salancik, 1943-1996）出版《組織的外在控制：資源依賴觀點（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一書，而提出資源依賴論。組織對資源的依賴是一種交換（Exchange）關係，交換關係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是理想，通常交換雙方所掌握的資源不對等，才會形成交換，交換有兩項籌碼，權力（Power）與金錢，組織會運用所有可能的力量，獲得所需的資源，擁有資源多的一方在提供資源時，會運用權力掌控對方，以獲取更多的利益；資源弱的一方，為獲取所需資源，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會接受對方的要求，而受制於人。
知識基礎論（Knowledge Based View）：1959年，艾迪斯•潘羅斯（Edith Penrose）出版《企業成長論（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提出組織內部積存的知識是組織做決策的基礎。1965年，彼得‧杜拉克提出，知識成為繼土地、勞務、資本之後，第四個生產要素，而為組織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美國學者喬治‧卡斯珀‧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 1910-1989）提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某種能夠帶來獎勵和報酬的交換活動的支配，在交換的過程中，人們有期待，人們會權衡付出的與報酬，因此，人類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交換，人們在社會交換中所結成的社會關係也是一種交換關係，人們提供商品和勞務，並期望獲得合乎自己理想的商品和勞務，人們相互交往，希望能從他們的相互交往中，通過交換得到需要的東西，交往雙方有時處於不對等的態勢，提供資源較多的一方會運用權力影響對方，接受資源的一方會受對方的箝制而喪失獨立性。社會交換理論可與理性人假設以及資源依賴論互相參照。
▲空權理論基礎
飛機出現後，有人探究飛機的功能，產生一些理論。
義大利的朱利歐‧杜黑（Giulio Douhet, 1869-1930）於1921年出版《空權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一書，或譯為《制空論》，主張飛機握有制高點，能夠穿透敵人的防線，直接攻擊敵人的生產中心、人口工商業中心及海陸軍要塞，空中轟炸足以使海面與陸面武力屈服；空中轟炸能摧毀國家的「生命中樞」，重擊「人民的意志」，不須消滅敵人的海、陸軍，就可粉碎敵人的抵抗。
美國人威廉‧米契爾（William Billy Mitchell, 1879-1936）1925年，出版《有翼防禦（Winged Defense: The Development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Air Power-Economic and Military）》一書，他強調飛機有炸沉任何水面船隻的能力，使船艦完全喪失軍事功能，他說：「假使一顆炸彈（兩千磅空投彈）落在一艘船附近，在兩百呎距離以內，水下爆炸的效力足以洞穿船底，使之沉沒。」他和朱利歐‧杜黑一樣，認為轟炸敵人的人口密集區、工商業重鎮及戰略中心，能使都市居民疏散，工業生產停止，癱瘓敵人意志及補給能力，敵人必然投降。他和朱利歐‧杜黑的毀滅性轟炸不同之處為，威廉‧米契爾認為只要投擲少數毒氣彈即可達到目的。他說：「歐戰中證明，對付空中攻擊的唯一有的方法就是在空戰中，殲滅敵方的空軍。」他認為，空中武力是決定未來戰爭的因素，應建立獨立的空軍，應利用空戰奪取制空權，他主張，應依據自己國家的需求，以及飛機性能的不同，設計並建造各類飛機，這是一種分工。
移民美國的俄國人亞歷山大‧塞維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 1894-1974）1942年，出版《空軍致勝論（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一書，主張掌握制空權，爾後海、陸軍才能發揮作用；封鎖敵軍，孤立戰場為空軍的主要任務；唯有空軍才可擊敗對方的空軍；以陸地為基地的空軍，較由航空母艦起飛的空軍為優；空軍作戰的質重於量；空軍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空軍必須有獨立的補給系統，不能依賴海、陸運輸。
英國的哈奇‧藤哈德（Hugh Montague Trenchard, 1873-1956）於1943至1946年間出版《空權興起對戰爭之影響》、《戰爭空權之原則》、《空權與國家安全》等書，指出陸上、海上或空中作戰之前，首須爭取制空權，他認為，掌握制空權即可確保三軍的持續戰力及行動自由，相對的，即可摧毀敵方的持續戰力與行動自由；為澈底瓦解敵方的作戰意志與戰爭潛力，必須對敵方生產與交通線實施戰略轟炸。
▲結論
空權有其優勢之處，但，它沒有占領的能力，實際運用時，需要其它方面的配合，否則，不若想像的具有絕對優勢。1945至1950年的國共內戰，國民黨部隊有空軍，共產黨部隊沒有空軍，結果，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放棄整個大陸，撤退到台灣，一個有空軍的部隊慘敗給一個沒有空軍的部隊，是件不可思議之事。1960年代的越戰，美國具有空中優勢，最後被不具空中優勢的北越打敗。這兩個例子都說明，空中優勢不等於絕對優勢，不能保證戰爭一定勝利。
飛機是一次大戰出現的新武器，它具有制高點，能超越地形障礙，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家不瞭解這種新武器，在摸索階段，有人將飛機視為支援工具，將航空隊設立在陸軍，任務為支援地面作戰，稱陸軍航空隊；設立在海軍，任務為支援艦艇作戰，稱海軍航空隊；美國與日本就是這樣，所以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與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部隊。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這種武器的實驗場，大家從實戰經驗中瞭解這種武器，其中中國戰場的內容最豐富，但，是被忽略的戰場。二次大戰後，這種武器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是成熟階段，各國都成立獨立的空軍，空軍的功能分為四大部份，戰鬥、轟炸、運輸以及偵察，美國發展得最明顯，將這四大功能分別成立獨立的司令部。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運作，都有求人之處，雙方都在堤供協助與接受協助之間求得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是永遠達不到的理想，實際上雙方都利用這個機會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雙方的行為建立在理性人假設、資源依賴論與社會交換理論上。每個國家都在爭取生存空間，因此要有效運用資源獲得競爭優勢，這就是資源基礎論與知識基礎論的基礎。
二次大戰後，各國盡其所能利用飛機具有制高點以及能超越地形障礙的優點，發展航空戰力，而發展出新的飛機，譬如空中預警機、電子戰飛機、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Drone）等，戰場上運用飛機的方式與二次大戰完全不一樣。
▋第二章 對日抗戰期間活躍於我國的外籍航空隊
▲前言
1912年，中國推翻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八年的清朝（1644年入關），同時，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推翻五千多年的帝制，但，又無法建立新的制度，因為建立新制度的成本非常高，不是短期間可以完成的，此時全國陷於混亂狀態，各地軍人擁兵自重，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
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名政治家，二次大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為甲級戰爭嫌犯，後來判定不處分，他主張「日本國土小，可用於現代化的資源不足，必需向外擴張領土。」成為日本侵略他國的指導方針，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又鄰近日本，是這個方針的首要目標，他又表示：「新日本真正誕生始於侵略中國。」
二十世紀初葉，面對一波波洶湧而來的西潮，中國困惑於新舊制度要如何調合。中國的混亂與制度融合的困惑，看在日本人眼中是機會，他們抓住這個機會，拿著刺刀，踏上中國的土地。中國面對這樣的情況，除了自立自強外，並求助於國際社會，不失為明智之舉，於是中國的天空陸續出現幾個外籍航空隊。
▲我空軍的外籍航空隊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運作而不需要外國援助。面對日本高姿態的軍事威脅，中國需要外國援助，所以中國空軍陸續聘請外籍飛行員，成立外籍航空隊，捍衛我國領空。這些外籍航空隊有空軍第十四對以及航空第四十一隊。
▲空軍第十四隊（14th Volunteer Bombardment Squadron）或國際志願隊（14th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quadron）
1937年10月，在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要求下，克萊爾‧陳納德（Clare L. Chennault）聘用四位法國人、三位個美國人、一位荷蘭人和一位德國人以及四位外籍機械員，中國隊員有唐夏威、劉華郁等人，他們都是華僑，能說英語，在漢口成立空軍第十四隊，由於大部份隊員為外國人，又稱國際志願隊，簡稱國際中隊。中隊長為美人文生‧舒密特（Vince Schmidt），該中隊直接由航空委員會顧問克萊爾‧陳納德指揮，不接受中國空軍指揮。航空委員會主任為錢大鈞將軍，航空委員會辦公地點設在漢口舊日租界的日清公司，該隊址設在漢口公園內，隊上除隊長隊員外，還有翻譯官和少數幾位辦事員，由中國政府支付外國隊員高額薪津，外國隊員除供給吃住，每次作戰均有任務津貼，中國隊員則和普通飛行員一樣，並無特別待遇。以後調往湖北東北部的孝感（馬毓福，1994：512-513；Chennault, 1949：70）。該部隊外籍人員穿便服上班，持通行證進出機場；中國籍隊員穿軍便服悉聽尊便，必需住在隊上，例假可外出，平常外出需請假。形成一個部隊兩種管理制度。
該隊配備美製伏爾特（Vultee, V-11G）機七架以及諾斯諾甫輕轟炸機與馬丁重轟炸機。該隊的作戰地區在華北，阻止日軍南下。伏爾特機有正駕駛、副駕駛與轟炸兼射擊手，該機飛行的聲音很大，很遠就聽得到，所以得到「大聲公」的綽號，續航力八小時，是一種長程轟炸機，機體重，安全係數低。
1938年2月7日8時45分，十四隊出第一次出任務，美籍飛行員文生‧舒密特率領七架伏爾特各帶二十枚三十磅與兩枚一百一十磅炸彈，從漢口起飛，轟炸南京北方蚌埠的日軍陣地。同行的有喬治‧韋吉爾（George Weigel）與艾爾文‧吉彭（Elwyn Gibbon），以及三位法籍飛行員與十二名中國空勤人員。11時55分，抵達蚌埠，以不到五百呎高度轟炸日軍部隊，一四零四與一四一一號兩機故障，無法投彈。13時45分所有飛機陸續返航，一名射手的腿遭到步槍子彈擊中，是此次任務僅有的傷害（馬毓福，1994：512-513）。
同月24日，文生‧舒密特率領四架伏爾特機，一架諾斯洛甫輕轟炸機，從漢口起飛，轟炸平漢鐵路的新鄉車站及機場，並零星攻擊沿途的日軍。17時所有飛機返航。此次轟炸未造成敵方任何損害（馬毓福，1994：512-513）。
依據日本的《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吳玉貴譯，1987：102）記載，1938年2月23日，十四隊八架轟炸機轟炸台灣，以突擊為主，一次攻擊後，立刻掉頭返航，不要逗留在臺灣空域，以降低損失。此項記載可能有誤，因為沒有其他文獻記載空軍第十四隊出過這樣的任務；同時，同一天，蘇聯援華航空隊轟炸台北，空軍不可能同一天派兩個部隊轟炸同一個目標。
該隊準備出第三次任務的前一天，日本航空隊突擊孝感機場，該隊全部停放在地面上的飛機都被炸燬。1938年2月，航空委員會下令解散該隊。
▲航空第四十一隊
19378年5月，利用購買八六架法國地瓦丁轟炸機（Dewoitine D.510）與三十六架驅逐機的機會，成立航空第四十一隊，駐防在昆明，所有空地勤人員都是法國人，由法國人賴卑特（Lebetor）出任隊長，又稱法國中隊。1938年9月28日，日機空襲昆明，該隊奉命起飛攔截，未發現敵機返航。以後未再出任務。同年10月解散。該隊飛機移交筧橋中央航空學校（馬毓福，1994：513-514）。
▲蘇聯援華航空隊
1937年8月21日，蘇聯依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軍援我國，由蘇聯空軍中抽調人員組成蘇聯志願航空隊（Voluntary Groups of Soviet Air Force），協助我國對日作戰。蘇聯的轟炸機自蘇聯的阿拉木圖，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哈密到甘肅蘭州，或自伊爾庫斯克，經外蒙古飛到蘭州；這條路線沒有機場與導航設施，是條艱難危險的航線，部份飛機在途中失事或毀損。驅逐機則是拆卸裝箱，由俄方汽車隊運至新疆，在當地組裝後，再由中、蘇飛行員駕駛飛往各前線基地。這一條北方的陸路對外連絡管道，使我國在對日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能夠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該月底，蔣委員長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允許蘇聯飛行教官駕機前往中國甘肅，蘇聯飛行員可以志願加入中國空軍。近一個月的空戰，我空軍蒙受重大損失，無法補充受損飛機，蔣委員長不得已而作出這樣的允諾。
1937至1942年，蘇聯提供我國飛機，杜普列夫SB-2雙發動機轟炸機一百七十九架，SB-3雙發動機轟炸機一百架，TB-3重轟炸機六架，DB-3長程轟炸機二十四架，I-16 10型驅逐機一百三十二架，I-16 17型驅逐機七十五架，波利卡波夫I-152驅逐機兩百五十二架，I-153驅逐機七十五架，I-15UT-1教練機五架，總計八百四十八架。共編為兩個驅逐機大隊，兩個輕轟炸機大隊，一個重轟炸機大隊。蘇聯志願航空隊採輪調制度，每六個月替換一批，視中國戰場為取得實戰經驗的機會。蘇聯志願航空隊活躍的期間為1938至1939年。
蘇俄援助我國的飛機都是使用多年的舊飛機，翻修後以新機價格買給我們，同型飛機，我方飛機的性能較蘇俄的為差（徐華江，2010：65）；衣復恩表示（2011：53），他飛的俄製轟炸機比俄國人飛的同型飛機，在速度上要慢些。我國無法自製飛機，東南沿海被日本封鎖，唯一獲得軍援的管道就是北方的蘇俄，當然會吃虧，這是沒辦法的事。
I-16俄文是И-16，И相等於英文的I，讀音為「伊」，此種飛機經常有И-16、I-16和伊-16等名稱，有時候寫成E-16。
1937年11月22日，蘇聯志願航空隊首次在南京上空與日機交手，十一位俄國隊員的I-16驅逐機爬高取得高度優勢，再以高速俯衝的方式攻擊日機，擊落兩架日機，俄國隊員涅日丹諾夫（N. N. Nezhdanov）中尉殉職，他是首位在我國領空與日機空戰殉職的俄國隊員。
以後，中蘇空軍多次聯合編隊與日機空戰。
日軍在臺灣有大小機場四十多個，在臺北附近，有南機場和松山機場二處，日本鹿屋航空隊從台北松山機場起飛，空襲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情報顯示，日本從義大利購得的菲亞特BR.20轟炸機，他們編號為「1型」轟炸機，準備在松山機場組裝，中蘇雙方決定在這些新飛機組裝完成前，予以摧毀。
1938年2月23日，為慶祝俄國紅軍建軍二十周年，四十架雙引擎圖波列夫（Tupolev）SB-2長程轟炸機，每架裝載十枚炸彈（六枚一百五十四磅與四枚三十三磅），由蘇聯志願航空隊指揮官帕威爾‧雷恰戈夫（Pavel Rychagov）率領，分成兩個編隊，第一編隊為蘇聯機組，從漢口起飛，有二十八架，第二編隊為中蘇機組，從南昌起飛，有十二架。這是一次高度機密的任務，為了保密，機場指揮官與空軍前敵總指揮官，與任務無關的人員，都不知道這些飛機要飛到哪裡（Rex Kuang; Anatolii Demin and Vladimir Kotel’nikov, 1999; 馬毓福，1994：510-511；許蓉生、林成西，1994：173-176）。
飛機在五千五百公尺的高空，向東南方飛行，此時機組員才知道目的是轟炸台北松山機場。當時的飛機上沒有空調，長時間的高空飛行，高空氧氣稀薄，空勤人員張大嘴巴直喘氣，有嚴重的頭痛，反應變得遲鈍。
兩個編隊只有從漢口起飛的波雷寧編隊達成目標；南昌編隊遇到厚厚的雲層，無法辨識目標，最後在福州降落，加油後逕自返防。
為降低損失，每架飛機只走一次轟炸航路，投彈後隨即返航。機隊飛越台灣海峽，來到台灣北部，在西端右轉，轉向日軍基地，台北松山機場雲層厚，一名飛行員從雲洞中發現目標，看到松山機場上的日本飛機排列成兩排，旁邊還有未拆封的包裝箱，沒有任何偽裝。日軍機場指揮官聽到北面傳來隆隆的機聲，心中感到納悶，他事先未接到通知，有這批飛機要飛來。機隊在四千米高度進入攻擊航線，在兩千公尺高度投下兩百八十枚炸彈。此時，日軍發現情況不對，日軍飛行員開始向飛機奔跑，在彈如雨下的情況下，有人倒地，一架日機在跑道上滑行，一顆炸彈在飛機附近爆炸，飛機頓時化成一片火球。機隊投彈後，松山機場才有高射炮火，沒有日機起飛迎戰。SB-2編隊投下兩百八十枚炸彈後，編隊降低高度，朝大海方向返航。這次轟炸，摧毀地面上約四十架組裝完成的飛機、機庫，以及夠使用三年的航空燃油。日本當局在事件發生後，撤換駐台行政長官，將松山機場指揮官撤職移送法辦。機隊歷經七個小時的飛行，安然返航。中國航委會祕書長蔣宋美齡，設宴款待並頒發獎章，嘉勉這群空勤人員。蘇聯頒發英雄獎章給指揮官帕威爾‧雷恰戈，嘉勉他的表現。
南昌編隊損失一架SB-2。一名中國飛行員在燃料用盡後，迫降在湖面上，他誤將淺水水域當成稻田，全體機組員被淹死，其中包括蘇聯領航員M. A. Tarygin，他是編隊指揮官。
指揮官帕威爾‧雷恰戈夫是蘇聯著名的王牌飛行員，1911年出生於莫斯科附近的Nizhnie Likhobory，1941年出任少將空軍司令，他最高官職為國防部次長。1941年11月28日，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與妻子Marir Nesterenko被史達林下令槍斃，年僅三十歲。直到1954年始獲得平反，為紀念他，將莫斯科市內一條街命名為帕威爾‧雷恰戈夫街。
依據日本官方資料，這天下午一點，有外國飛機向位於新竹竹東的日本礦業所投下十多枚炸彈（吳玉貴，1987：102）。推測，為部份蘇俄飛機所為。這次空襲帶給日本相當大的震撼，之後好幾天舉行全島防空演習。
SB-2轟炸機，翼展二十點三十三公尺，機長十二點五十七公尺，淨重四千七百六十八公斤，全重七千八百八十公斤，裝置M103式九百六十匹馬力的發動機，最大時速四百五十公里；升限九千三百公尺；航程七百三十公里；武裝有斯卡司七點六二公釐口徑活動機槍四挺，攜帶炸彈六百公斤，是一九三零年代世界上重要的轟炸機型之一，是蘇俄第一種現代化大量生產的機型，此機曾參加19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滿蒙邊界的日俄戰役、我國對日抗戰、蘇俄侵芬戰爭，以及二次大戰德蘇戰役。
1939年5月11日，蒙古騎兵在內蒙古哈拉哈河以東，與東北交界處的小村莊諾門罕，與滿州騎兵發生衝突，蘇聯支持蒙古騎兵，與日本起正面衝突，爆發諾門罕事件，蘇聯將蘇聯志願航空隊全部招回，從此蘇聯飛機在中國的天空消失了。由於沒有正式宣戰，故稱為事件。
蘇聯志願航空隊與我空軍一起參與南京、武漢、蘭州以及重慶防空戰。共有兩百一十一位蘇聯空勤人員在作戰中殉職，中國豎立紀念碑紀念這些殉職的空勤人員。重慶市渝中區的鵝嶺公園建有蘇軍烈士墓，紀念兩位在重慶上空與日軍作戰中犧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爾夫上校。重慶市萬州區有格里戈里‧庫里申科建立紀念碑。
蘇聯為何要援華？這個答案是，蘇聯不願意直接面對日本，他希望中國夾在其中，做為緩衝的空間，最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但是中國無力抵抗日本，節節敗退，蘇聯不能再做觀眾，所以派出志願航空隊援華。1939年5月11日，日本關東軍與蒙古軍隊在諾門罕爆發衝突，稱為諾門罕事件，這是日本與蘇聯在外蒙古爭奪勢力範圍的砲聲，蘇聯衡量，諾門罕在家門口，重要性在中國之前，所以招回志願航空隊。
▲美國援華航空隊
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於第七次對國會演說的國情諮文中表示，美國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或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戰事，保持中立，這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稱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從此美國不插手與美國無關的事務。當時美國的實力不如英法德等國，美國利用與歐亞兩洲隔著廣大的大西洋與太平洋，距離遙遠的優勢，宣佈門羅主義，不插手這些國家的事務，也不希望他國過問美洲的事務，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失為明智之舉。一次大戰時，美國的國力上升，開始援助歐洲，門羅主義有了裂痕；二次大戰德國與日本的砲火，損及美國的利益，美國大量軍援盟國，宣告終結門羅主義。
美國援華航空隊隨著戰局而調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1年8月1日，在緬甸的仰光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這是官方名稱，俗稱飛虎隊（Flying Tiger），由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擔任大隊長。
志願隊所有成員都是美國陸軍、海軍與海軍陸戰隊航空隊退役人員，包括克萊爾‧陳納德本人。志願航空隊人員名義上受聘於中國中央飛機製造公司，聘約期間為一年，工作內容是製造、修理與駕駛飛機，月薪為兩百五十至七百五十美元，有差旅費以及每年三十天的帶薪休假，擊落一架日機可獲五百美元獎金，獎金由中國政府支付。美國志願航空隊由三個戰鬥機中隊組成，分別為第一、二、三戰鬥機中隊，使用P-40B，共二十五架。第一中隊命名為亞當夏娃（Adam & Eves）隊，隊員為前陸軍航空隊飛行員，隊長為羅伯特‧尼爾（Robert Neale）；第二中隊命名為熊貓（Panda Bears）隊，中隊長為約翰‧紐柯克（John Newkirk）；第三中隊命名為地獄天使（Hell’s Angels）隊，隊員為前陸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航空隊飛行員，中隊長為亞維特‧奧爾遜（Arvid olson）。志願隊駐防在緬甸的東瓜（Toungoo，或譯同古），主要任務是中國西南部，昆明地區以及滇緬公路空防。東瓜是緬甸南部山區的小城，距仰光兩百六十公里。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美國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1942年6月結束美國志願航空隊。
最初，美國志願航空隊隊員中有人提出，在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來嚇唬日本人。克萊爾‧陳納德模仿北非的P-40，在機首塗上鯊魚頭的圖案。1941年12月，該航空隊在昆明上空與日軍航空隊第一次作戰贏得勝利，昆明一帶居民未見過鯊魚，看到這批漆著鯊魚頭的飛機英勇的與日機空戰，並擊落日機，將鯊魚頭誤為老虎頭，稱之為「會飛的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報紙上使用「飛老虎」一詞稱呼志願隊的飛機。航空隊的中國翻譯見到後，翻譯為“Flying Tiger”，並告訴克萊爾‧陳納德，隊員們也覺得很好，克萊爾‧陳納德將錯就錯，將航空隊命名為「飛虎隊」。後來，華盛頓的中國國防供應公司（Chinese Defense Supplies）商請好萊塢迪士尼公司的藝術家們協助設計隊徽，華特‧迪士尼親自設計，根據「Flying Tigers」設計出「一隻張著翅膀的老虎躍起撲向目標，老虎的尾巴高高豎起，與身體共同構成了象徵勝利的V字形的圖案。後來，漸漸不畫鯊魚頭，部份戰機使用飛虎標誌塗裝。
克萊爾‧陳納德告訴隊員，日本人的缺點是依照書本飛行，過於死板。我們需利用我們裝備的優點攻擊對方的缺點。P-40與零戰各有優缺點，他設法發揮P-40馬力大，火力強，機身堅固與速度的優點，以俯衝，開火，脫離，一擊就脫離的方法，不在對方射程範圍內待太久，避免與輕巧靈活的零戰纏鬥；他以兩機編隊，進行攻擊，前面的飛機專心攻擊，後方飛機注意前方飛機的後面，護衛前方飛機，此種戰法讓飛虎隊贏得一連串的勝利。
飛虎隊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這段期間，共擊落日機一百九十七架，另外可能擊落一百五十架，本身損失十二架，地面損失六十一架，四人在空戰中陣亡，十人在飛行事故中殉職，與日機空戰五十多次，沒有一次敗績。
志願隊開始時有過一段波折，許多飛行員未飛過P-40，他們的P-40沒有炸彈架，沒有可掛輔助油箱的設備，都需要克萊爾‧陳納德一一解決，而他所能獲得的援助有限，隊員士氣低落，陸續有空地勤人員辭職。有人預言，志願隊撐不過三個月，沒想到卻在中印緬作戰達七個月之久，並且戰績輝煌，成為一支著名的空中勁旅，是二次大戰中國戰場一顆耀眼的星星。
美國志願航空隊與以後成立的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第十四航空隊以及中美空軍混合團不同的是，美國志願航空隊不歸美國軍方管轄，它是中國空軍的一支航空隊；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第十四航空隊是美國陸軍編制內的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團是中國與美國合作編組的航空隊。
第二階段：1942年7月4日，成立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俗稱「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 CATF）」。解散美國志願航空隊，將美國志願航空隊納入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成為該隊的第二十三戰鬥機大隊，分為第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三個中隊，仍由克萊爾‧陳納德指揮。其任務為支援中國地面部隊以及確保中國與印度間，飛越喜馬拉亞山，駝峰空運航線的物資能夠運抵中國。1942年10月，使用B-25中程轟炸機的第十一轟炸中隊從印度抵達雲南昆明，加入第十航空隊，第十航空隊的規模較志願航空隊時期為大。
第三階段：1943年3月10日，在昆明，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擴編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14th Air Force），由克萊爾‧陳納德指揮。第十四航空隊直接受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亨利‧阿諾德指揮。陸續獲得B-24與B-25轟炸機。該隊有第二十三、五十一、八十一、三一一，共四個戰鬥機大隊，第四三一轟炸機大隊，第三○八重轟炸機大隊，第四○九轟炸機中隊，第四二六夜間戰鬥機中隊，第十五偵察機中隊，第二十一及二十七運輸機中隊。第十四航空隊的戰線非常廣，從黃河以及華北的濟南到南方的中南半島，從西部的成都與薩爾溫江到東海、南中國海以及東部的臺灣。B-24在我國從事作戰任務期間，我空軍少數飛行員曾擔任副駕駛，參與作戰任務，對日抗戰期間，我空軍一直未使用B-24。
第四階段：1943年11月5日，我空軍第一、三、五大隊與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混合編組，在桂林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a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又稱中美聯隊，隸屬中國空軍建制，由克萊爾‧陳納德擔任司令，中隊長以上各級指揮官，由中美雙方各派一人出任，為雙部隊長制。中美空軍混合團司令中方為張廷孟上校，美方為溫斯婁‧摩斯（Winslow Morse）上校，副司令中方為蔣維黼中校，美方為吉爾‧貝納特（Gil Bright）中校，下轄第一大隊，轟炸機大隊，大隊長中方為李學炎少校，美方為艾維寧‧步蘭奇（Irving Branch）中校；第三大隊，戰鬥機大隊，大隊長中方為苑金函少校，美方為亞蘭‧貝內特（T. Alan Bennet）少校；第五大隊，戰鬥機大隊，大隊長中方為向冠生少校，美方為法蘭克‧羅斯（Frank Rouse）中校。每個大隊有四個中隊。較特殊的是一大隊三中隊，中美聯隊第一大隊轟炸機大隊，共有四個中隊，均在國內成立，但是三中隊無飛行員及飛機，只有中隊長吳超塵及行政人員，吳超塵率隊到印度接人機，所以第三中隊的轟炸機飛行員，都是第五批回國的學生。第三中隊沒有與飛驅逐機的同學一起回國，而是留在印度，加入美軍的印緬戰區，支援緬甸、密支那、猛加等印緬交界地區的作戰，主要是支援陸軍三十八師龍天武將軍，新一軍孫立人將軍的遠征軍在密支那作戰，一天要出動兩次轟炸任務。在印度作戰期間，第一大隊第三中隊不隸屬美國陸軍十四航空隊的中美聯隊，而隸屬於美國空軍第十航空隊指揮，等於直接在美國陸軍部隊服務，我們有自己的中國中隊長吳超塵中隊長，他負責人事及補給方面工作，美國分隊長負責領軍作戰及訓練。1944年8月，才返國，駐防桂林，加入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聯隊。
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後，在印度卡拉齊訓練，再返國作戰，該團於1944年1月進駐柳州，4月1日進駐梁山，7月15日進駐白市驛，1945年7月進駐湖南芷江，轉戰華中各地。中美空軍混合團的機場鄰近日軍占領區，這些機場有漢中、安康、蕭縣、老河口、恩施、梁山、白市驛、芷江、衡陽、桂林、柳州、樟宜、遂川、零陵。遂川位於江西西南邊界，地勢像一個向東北開口的簸箕，三面環山，不容易被日軍攻擊，東北面臨遂川江，是唯一的出口，可供飛機起降，而選擇這裡興建飛機場，為中國最東部的機場，是美國人興建的最後一座機場，這座機場位於山谷中，又稱山谷機場（Valley Field）。1945年9月21日，二次大戰結束，中美空軍混合團跟著結束。
我國一大隊使用的B-25有B-25H與B-25J兩種機型。B-25H機首兩側各有四挺機槍，機頭前端有固定的半吋口徑小銅砲四門，機鼻裝有一門七十五毫米M4榴彈炮，用來攻擊水面船艦；B-25J不裝機炮，而裝有十八挺機槍，專門從事對地攻擊，這型飛機共生產四千三百一十八架，所有飛機都是1943年12月到1945年8月間，在堪薩斯州生產，是B-25生產數量最多的一種型號，是B-25系列的最終量產型號。它的載彈量大，機槍火力強，我國的B-25主要用來攻擊日軍在中國戰場的交通線與補給線，尤其是攻擊船艦，進行阻絕作戰。
▲中美混合團轟炸台灣新竹機場
1943年11月24日，該團一架F-5偵察機在新竹上空蒐集情報，發現新竹機場停放著兩百多架飛機。F-5為P-38的偵察型。中美空軍混合團決定轟炸新竹。次日，即25日，在原第十四航空軍第二十三戰鬥機大隊長大衛‧希爾（David L. Hill）的策劃下，大隊長李學炎率領一大隊第二中隊的六架B-25D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第十一轟炸中隊的八架B-25D混合編隊，第七十六戰鬥機中隊的八架P-51，第四四九戰鬥機中隊的八架P-38擔任護航，9:30各機隊分別從各機場起飛，於10:5在遂川上空會合，以兩千呎高度向東飛，進入福建。這條航線大部份在日軍占領區上空，中美混合團第三戰鬥機大隊的P-40以兩千呎高度往北飛，以轉移日軍的注意力。13:00時機隊由福建出海，以二十呎高度緊貼海面飛行，以免被日本海軍發現，飛抵新竹南寮沿岸時，八架P-38急速爬升，爭取機場制空權，十四架B-25以跟蹤隊形，高度三百呎，沿跑道由西南朝東北飛行，一路投彈，P-51脫離編隊，繞場飛行，低空掃射日軍飛機，而後加速飛往竹北方上空與B-25會合（徐華江，2010：223；鍾堅，1996：122-126；艾立克，2014），此時，有約二十架96艦爆機正在飛行訓練。P-51B迅速脫離編隊，搶先開火，共擊落十四架敵機，接著進行對地掃射，在地面摧毀約十二架敵機，該戰役摧毀在地面的日本軍機共三十架，是美軍第一次對台灣空襲（許蓉生、林成西，1994：409）。14：45參與此次任務的飛機全部安全降落遂川機場，為防止日軍報復，大部份飛機隨即飛離遂川，前往湖南衡陽或廣西桂林（大陸橋出版編輯部，2016：143-144）。日本未想過，美國飛機會在台灣上空飛行，他們毫無戒備；事後，新竹海軍航空隊長官山縣正鄉撤職查辦（大陸橋出版編輯部，2016：143-144）。這場空襲日軍受傷很重，無力支援菲律賓以及臺灣沿海的作戰。
2012年，我有機會到新竹，還可以看到新竹機場附近民房牆上彈痕累累的景象。遂川位於江西西南部的山區，1943年抗戰期間，中美雙方選擇在這裡興建飛機場，這個機場是中國最東面，距敵線最近的一個中美空軍基地，也是抗日末期最後建造的一個機場。
美國陸軍十四航空隊，包括中美混合團，在中印緬戰場共損失飛機五百多架，擊毀日機兩千六百架，擊沉與擊毀商船二至三萬噸，軍艦四十四艘。
▲留美航空生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歐戰爆發。1941年3月11日，美國國會以第一七七六號案授權美國總統「售賣、轉移、交換、租賃、借出、或交付任何防衛物資，予美國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至關重要之國家政府。」稱為《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美國成為同盟國的後勤基地，除了提供武器援助外，還協助同盟國訓練作戰人員。
1941年3月15日，美國通過對中國的租借法案，我國空軍官校學生從十二期到二十四期，分批前往美國接受訓練。第十二期到十七期的留美空軍學生回國後參加對日作戰，十七期以後，日軍投降，而未能參與對日作戰。
第一批留美學員從昆明坐飛機到香港，在香港乘坐輪船到菲律賓停留一星期左右，直航夏威夷，再由夏威夷前往美國舊金山。衣復恩與官校十二期飛行生第一批赴美，他們乘坐一萬六千噸的皮爾斯總統號（President Pierce）郵輪，他在《我的回憶》（2011：67）中寫道：「船行約一日後，有人說：『船正經過台灣南端！』我們湧上甲板，海上波光閃爍，天邊雲霧茫茫，在濃霧中約略可見陸地（大概是鵝鸞鼻）。那時台灣由日本人佔領，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台灣。人生真是難料，在那個千里暮雲中，仰首隱約張望的時刻，誰也沒料到，這裡竟會是自己後半生安身立命的地方。」第二批留美學員，從昆明坐飛機至香港，由香港乘坐郵輪到菲律賓，1942年12月1日，從菲律賓乘船出發前往夏威夷，12月7日日本攻擊珍珠港，美國決心參戰，船隻轉航至澳州停留數日後，再駛至夏威夷，看到夏威夷滿目瘡痍的景象，經補給後駛往舊金山。第三批以後，由於珍珠港事變之故，都是在昆明巫家壩空軍官校報到，接受基本訓練後，由昆明搭乘C-46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汀江（Dibrugarh），轉到臘河等地接受初級飛行訓練，當時的運輸機沒有座椅，沒有壓力艙，他們坐在機艙地板上，在兩萬呎左右高空，隨著飛機上下巔簸，飛機的引擎聲震耳欲聾，他們要在這種環境下待好幾小時。在印度使用美製PT-17教練機，進行初級飛行訓練，我空軍在印度約有四個機場供作飛行訓練之用。1942年日軍逼進滇緬公路重鎮保山，影響到保山以東雲南驛的空軍官校初級班與昆明的飛行訓練；1943年，空軍官校遷移到印度旁遮普省（Panjap）首府拉合爾（Lahore，或譯臘河），命名為「空軍官校印度分校」，因此，臘河成為我國空軍赴美受訓的轉接站。這個地方現在是巴基斯坦。
初級飛行訓練後，轉搭火車至孟買，再搭乘運兵船前往美國，繞道澳洲南岸墨爾本（Melbouren），在此停留三日加油添水，補充食物後，再航經紐西蘭北端，進入北太平洋，經加州的聖地亞哥，到洛杉磯下船；或是在南非德爾班停留，繞過好望角，經過大西洋，途中為了躲避德國潛艦的攻擊，航線還必須做「之」字型運動，抵達美國東岸。從紐約搭火車至亞利桑那州（Arizona）土桑市（Tucson）的威廉斯（Williams）基地。
留美學員先到達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威廉斯基地（Williams Field）接受飛行前的學科課程，同時學習英語會話，上課的過程通常由美國教官講授，配合我國翻譯官以即席口譯的方式進行。二次大戰期間，威廉斯基地及附近的陸軍航空隊基地，肩負訓練盟國空軍的任務，成為美國最大的訓練基地，我國空軍留美學生都在這裡受訓。學科完訓後至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雷鳥基地（Thunder Bird Field）初級飛行學校，使用的教練機為PT-17，飛行滿六十小時後，經美國教官考試及格即結業。通過的學員送到馬拉納（Marana）中級飛行學校，教練機使用馬力更大的BT-13中級教練機，此時增加多點編隊飛行、夜間飛行、長途飛行、儀器飛行等課程，結訓前依照學員意願及訓練成績，分為轟炸組及戰鬥組，轟炸組前往威廉斯基地，戰鬥組前往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路克基地（Luke Field），接受高級班訓練。結訓之後，搭船到印度，再轉回國。
1941年12月，日本攻擊珍珠港，中國戰場不再是孤立的，美國體會到，中國戰場是美國的後方，美國援助中國，可以牽制日本，使日本腹背受敵，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開始援助我國。中國的地理位置是美國伸出援手的重要因素。
2013年為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七十週年，11月在新竹空軍基地舉行紀念會，並在台北的國軍軍史館舉辦文物特展，紀念那段中美聯合抵抗日本的日子。
▲結論
◆各國有各自利益的盤算
我國成立外籍航空隊，航空第十四隊與航空第四十一隊，說明我國面對日軍絕對優勢的航空兵力，迫切需要借用外人來捍衛領空，是沒有辦法的。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認為，人是趨利的動物，人有迴避風險（Risk-averse）的傾向，航空第十四隊與航空第四十一隊這兩個單位的成員是由於經濟動機，個別加入中國空軍，他們是傭兵，它們不會為外國犧牲生命，所以他們會迴避作戰任務。
蘇聯與美國援華航空隊成員都是該國軍人，他們是奉命來到中國。「國者人之積」，國家有其利益函數，蘇聯與美國援華都有各自的盤算。
蘇聯不願意直接面對日本，認為中國是夾在蘇聯與日本間的緩衝國家，中國這樣的地位對蘇聯有利，所以，蘇聯援華是支持中國作為緩衝國的地位之故；1939年5月11日，日本關東軍與蒙古軍隊在諾門罕爆發衝突，蘇聯直接面對日本，援華的義意不再，而將援華空軍抽調回國。
1937年7月7日爆發七七事變，7月10日在華盛頓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官邸雙橡園，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設午宴接待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的高級專家史丹利‧洪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希望美國能協助中國，史丹利‧洪貝克表示，美國只會在本身國家利益瀕危時才會介入（芮納‧米德，2014：138-139），說明七七事變無關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會過問。太平洋戰爭後，美國援華的原因是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後方戰場，扮演牽制大量日軍的角色，使日本必需兩面作戰，西邊對中國，東邊對美國，而分散資源；若中國被日本打垮，解除來自西邊的威脅，日本可以全力對付美國，對美國不利，所以美國要援助中國。再者，外國的援助並非無償取得，國民政府用毛皮與礦產等原物料與之交換，我國獲得的武器是他們淘汰的二手武器以及有瑕疵的武器，曾有一架I-16與日機空戰時，距離很近卻無法擊落對方，事後試槍才知道該機的機槍磨損，射出的子彈落在機首前方約一百公尺的地方；美國亦如此，美國是依據《租借法案》軍援我國，我國獲得的飛機都是汰換下來的二手飛機。中國與美蘇兩國處於實力不對等的地位，中國是弱國，弱國沒有份量，因此，中國需處處遷就對方，是殘酷的現實，這是何等的無奈！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與資源依賴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的觀點，人們的交換關係建立在酬賞與互惠兩大因素上，這是理想。事實上，在交換過程中，雙方處於不對等的情況，提供資源的一方會運用其能力控制對方，獲得利益；接受資源的一方會喪失獨立性。一個國家不會將自己的資源供他國使用，欲援助他國，會想：「我可以從援助中獲得多少好處？」若援助對己方有利，就會援助，否則就不會提供援助。蘇聯欲使我國持續做蘇聯與日本間緩衝國的角色，所以派航空隊援助我國；太平洋戰爭後，美國需直接面對日本，中國是美國的後方戰場，是第三戰場，扮演牽制日軍的角色，所以美國會援助我國。
◆中國戰場
一般認為二次大戰始於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導致英國和法國向納粹德國宣戰，所以歐洲戰場是第一戰場，太平洋戰場是第二戰場，這是歐洲觀點，這個觀點將中國戰場視為一獨立戰場，其實，中國戰場並非獨立的戰場，它是二次大戰的第三戰場，是二次大戰首先成立的戰場，它始於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甚至更早的1931年9月，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即遼寧，吉林及黑龍江，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這個戰場一開始就牽制俄軍，否則，德軍揮師進入俄國就不會這末順利。
（傳記文學第638期，2015.7.；2019.1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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