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國傳出了一些驚人的消息。美國地質調查局指出，中國二○一一至二○一三年間用了六十六億五千一百萬噸水泥，而美國一九○○至一九九九年間用了四十四億零五百萬噸。美國人在許多地方灌了大量混凝土，但中國人必定是更加誇張，到處狂灌混凝土。這種事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這樣？而這會造成怎樣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後果？
本書正是希望協助讀者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那麼，我們來看上述的赤裸事實是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然後想想我們可以如何建立一個理解當前事態的通用框架。
中國經濟二○○八年面臨嚴重的危機。該國出口業嚴重受挫。數以百萬計的勞工（某些估計認為多達三千萬人）遭裁員，因為美國（中國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崩跌：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不是因為房貸止贖（借款人因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而失去了住家，就是面臨這種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沒有購物的興致。美國二○○一至二○○七年間房市興旺並形成泡沫，是對二○○一年網路股泡沫破滅的一種反應。當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以積極的低利率政策因應股市崩盤，快速撤離股市的資金因此改以房地產作為理想的標的，直到美國房市泡沫二○○七年破滅。資本的危機傾向便是以這種方式轉移的。二○○八年的危機主要是美國西南部（加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和南部（佛羅里達州和喬治亞州）的房市製造出來的，而到二○○九年初時，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工業區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失業。
中國共產黨知道，它必須設法令這些失業工人恢復就業，否則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二○○九年底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的一項精細研究指出，這場危機估計令中國失業人口淨增約三百萬人（美國則是淨增七百萬人）。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以某種方式在一年間創造了約兩千七百萬個職位。這是驚人之舉，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那麼，中國人做了些什麼？他們又是如何做到的？中國人策劃了一波巨大的實體基礎設施投資潮。這些投資的目的之一，是在空間上整合中國經濟，手段包括興建交通網絡連結東部沿海興旺的工業區和相對落後的內陸地區，以及改善南北工業和消費市場之間的聯繫（在此之前，兩者之間相對隔絕）。在此之外，中國當局還執行大型的強制城市化計畫，除了興建全新的城市外，還擴張和重建既有城市。
這種因應經濟危機的方式並不新奇。拿破崙三世一八五二年便請奧斯曼男爵到巴黎，藉由重建這個經歷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和經濟崩潰的城市，重振就業。美國一九四五年之後也做了同樣的事：它動用大部分的新增生產力和剩餘現金，採用羅伯．摩斯（Robert Moses）的風格，建設所有大城市的郊區和都會區，並且藉由興建州際公路系統，將南部和西部融入整個美國經濟中。在上述兩個例子中，當局的目的都是藉由相對充分地利用剩餘的資本和勞動力，確保社會穩定。中國人在二○○八年之後做了同樣的事，但一如水泥用量數據顯示，中國做這件事的規模大不一樣。但這種規模上的變化以前也發生過：羅伯．摩斯負責的城市規劃工作，涉及的都會區面積遠大於當年僅負責城區規劃的奧斯曼男爵。在二○○八年之後，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至少四分之一是源自房屋營建；如果加上實體基礎設施（例如高速鐵路線、公路、水壩和水利工程、新機場和貨櫃碼頭等等），則中國約一半的GDP和幾乎全部的GDP成長（在近年之前長期高達約一○％）都是拜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方面的投資所賜。中國便是這麼擺脫經濟衰退的。而這也是中國用了那麼多水泥的原因。
中國這些行動產生了戲劇性的間接影響。二○○八年之後，中國用了全球約六○％的銅，以及全球超過一半的鐵礦砂和水泥產出。因為對原物料的需求快速成長，那些供應礦物、石油、農產品（木材、大豆、皮革和綿花之類）的國家迅速擺脫二○○七至○八年崩盤的影響，經濟快速成長（包括澳洲、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等國家）。德國因為供應優質機械設備給中國，經濟也欣欣向榮（法國因為沒有這種條件，經濟便相對萎靡）。危機之解決，移轉的速度一如危機傾向那麼快。不均衡的發展在地域上因此也變動不定。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在二○○八年之後藉由它規模巨大的城市化和人造環境投資計畫，領導各國拯救了陷入危機的全球資本體制。
中國人是怎麼做的？基本答案很簡單：他們採用債務融資的方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銀行不計風險地提供貸款。當局也指示市政府以至地區和村政府盡全力推動發展計畫，同時放寬民眾和投資人貸款購買房屋自住或投資的條件。結果中國的債務出現了驚人的成長：負債自二○○八年以來近乎倍增，負債對GDP的比率如今高居全球前列。但與希臘不同的是，中國的負債是以人民幣計價，而非美元或歐元。中國的央行必要時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償還債務，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行貨幣。中國人接受了雷根（令人驚訝）的觀點：赤字和債務無關緊要。但到二○一四年時，多數市政府已經破產；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影子銀行系統，協助掩飾銀行過度放款給不賺錢項目的嚴重問題；此外，房市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賭場，不時出現投機活動造成的波動。房產貶值和人造環境中過度積累的資本貶值的威脅二○一二年開始出現，二○一五年達到頂峰。簡而言之，中國遇到了可預料的人造環境過度投資的問題，一如奧斯曼一八六七年在巴黎，以及羅伯．摩斯於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七五年紐約財政危機之間所經歷的情況。規模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潮理應提升中國經濟的整體生產力和效率（一如美國一九六○年代的州際公路系統那樣）。將一半的GDP投資在固定資本上，而這些資本貢獻的成長率卻不斷下跌，實在不是個好主意。中國經濟成長正面的間接影響因此逆轉。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和澳洲等國家的經濟因此受挫。
那麼，在人造環境中資本過度積累、負債快速增加的情況下，中國人打算如何處理他們的過剩資本處置問題？答案一如中國的水泥用量數據那麼驚人。首先，中國計劃建設一個可以容納一億三千萬人（相當於英法兩國的總人口）的城市。這個城市以北京為中心，在不大於美國肯塔基州的區域內，以高速交通和通訊網絡將各部分連接起來（這可以做到馬克思曾說的「經由時間消滅空間」）。這個仰賴債務融資的計畫，是希望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吸收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這個計畫將用掉多少水泥真是天曉得，但用量驚人是肯定的。
考慮推動這種建設計畫的地方，絕非只有中國。規模較小的計畫到處都有。波斯灣國家近年戲劇性的城市化發展，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土耳其打算將伊斯坦堡發展成容納四千五百萬人的城市（目前該市人口約為一千八百萬），已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邊展開巨型的城市化計畫。一個新機場和一條新的跨海大橋已經動工。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土耳其不能以本國貨幣舉債替這些建設融資，而國際債市對這些項目的風險如今變得比較緊張。這個計畫如今有停頓的危險。目前全球幾乎每一個大城市都能看到建設潮，房價和租金則隨之上漲。紐約市無疑是這樣。西班牙之前也經歷了這樣一段榮景，但泡沫二○○八年破滅了。市場崩盤時，許多投資計畫的揮霍和愚蠢暴露無遺。馬德里南邊的雷阿爾城建了一個全新的機場，耗費至少十億歐元。但機場落成後，根本沒有飛機使用它。機場營運公司破產了。當局二○一五年春季拍賣該機場，最高出價僅為一萬歐元。
但對中國人來說，加倍投資在城市建設上並不足夠。他們也放眼國外，希望找到方法消化中國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當局有意重建所謂的「絲綢之路」，也就是中世紀經由中亞地區，連接中國與西歐的交通路線。「創造這條古代貿易路線的現代版本，已成為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中國的標誌性外交政策行動，」克勞福（Charles Clover）和韓碧如（Lucy Hornby）在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的《金融時報》上寫道。新絲路鐵路網的起點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經由內蒙古和外蒙古和多個中亞國家，到達德黑蘭和伊斯坦堡，再延伸至歐洲各地和莫斯科。如今中國的商品利用這條路線，四天便可以運到歐洲，而經由海運則需要七天。新絲路較低的運輸成本和較快的速度，未來將把中亞相當荒涼的地區改造為繁榮的一連串都市。這種過程已經開始了。克勞福和韓碧如在探索中國發展新絲路的理由時指出，中國迫切需要消化大量的過剩資本和原物料如水泥和鋼鐵。中國人過去三十年間吸收了大量的過剩資本，然後也製造出與日俱增的巨量過剩資本，如今亟欲利用我稱為「空間修補」（見本書第二章）的手段來處理他們的資本過剩問題。
中國人有興趣的全球基礎建設計畫，並非只有這一項。南美洲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二○○○年啟動，是個雄心勃勃的計畫，目的是建設交通基礎設施，促進南美十二國的資本和商品流通。橫貫南美大陸的路線經過十個成長極（growth pole）。當中最具雄心的項目連接南美洲西岸（秘魯和厄瓜多）和東岸（巴西）。但南美國家資金不足，這正為中國提供了參與的機會。中國特別希望打通與巴西的新貿易路線，不再仰賴必須繞道的海上路線。二○一二年，中國與秘魯簽約，開始建設穿越安地斯山脈、通往巴西的路線。中國人也有意出資興建穿過尼加拉瓜的新運河，與巴拿馬運河競爭。在非洲，中國人利用自身的勞動力和資本，已努力投入整合東非交通網的工作，而且也有意建設橫貫非洲大陸的鐵路。
我講述這些故事，是為了說明一件事：為了消化快速積累的剩餘資本，世界的地理環境不斷經歷創造和再創造的過程，有時還會因此遭毀滅。這種情況如今仍進行中。為什麼會這樣呢？簡單的答案是：因為資本積累的再生產要求這樣。既然如此，我們必須以批判的態度去評估這種過程潛在的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並且思考以下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走這條路嗎？抑或我們必須直搗問題的根源，控制或消除資本無止境積累的衝動？本書看似迥異的各章，正是靠這個共同主題聯繫起來。
世界的地理環境不斷經歷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目睹這種事發生在我們周遭，在媒體中看到，也經常聽到這種新聞。像底特律這種城市風光一段時間之後，便隨著其他城市興起而衰落。兩極冰帽逐漸融化，原始森林的面積也會縮小。但是，以下這種觀念則可說是革命性的：要理解這一切，我們不能只靠敘述，還必須創造新的框架來了解「事情發生」的方式和原因。例如經濟學家建構他們的理論時，便似乎把地理當成固定不變的自然環境，而經濟力量便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作用。有什麼比喜瑪拉雅、安地斯或阿爾卑斯山脈更堅固的呢？有什麼比各大洲的形狀和地球各個氣候帶更固定的呢？近年來，一些受敬重的學者寫出了暢銷書，提出了這種觀點：地理這種固定不變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人類的命運。這些學者包括二○○五年出版《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一九九七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戴蒙（Jared Diamond）。薩克斯指出，國際間的財富差異，主要是跟國家與赤道的距離以及是否有可通航的水域有關。但也有學者寫出暢銷書駁斥上述觀點，例如二○一二年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的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Robinson）。他們表示，地理根本與此無關，真正重要的是歷史和文化建構出來的制度框架。一方會說，歐洲變得富裕，而且成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誕生地，是拜它的降雨形態、鋸齒狀海岸線和生態多樣性所賜，而中國則是受平滑的海岸線和該國的水文情勢拖累：前者不利於航海，後者則需要中央集權和科層式的國家治理，不利於自由市場和個體的積極行動。另一方會說，強調私有產權以及國家與區域權力分散的制度創新可能只是碰巧出現於歐洲，結果形成帝國主義力量，壓榨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地區（如印度和中國），直到最近還抑制這些地區的經濟，而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型殖民社會則截然不同，其開放性刺激了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經濟成長。學者圍繞著這些主題，建構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人類歷史：想想湯恩比的巨著《歷史研究》（在該書中，環境造成的挑戰和人類的反應是歷史轉變的根源），或是戴蒙近年意外大暢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在該書中，環境決定一切）。
我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與上述兩種傳統觀點皆不同，而這主要是因為那兩種觀點根本是錯誤的。我說它們是錯誤的，不是因為它們搞錯了細節（雖然這是很明顯的，例如中國的海岸線是否平滑和歐洲的海岸線是否為鋸齒狀，完全取決於地圖的比例），而是因為它們有關何謂地理的定義根本不合理：其定義倚賴對自然與文化的笛卡兒式人為分隔，但現實中我們在土地和街道上，不可能辨明自然在哪裡終結和文化從哪裡開始。倚賴一種虛假的二分法，是致命的錯誤。地理呈現文化與自然的統一；它並非像許多人所講的那樣，是某種因果互動的產物。這種虛假的二分法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政治和社會災難。
一如中國最近的歷史顯示，世界的地理並非固定不變，而是變動不居的。例如運輸速度和成本的變化，便一直在重新界定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如果不是因為新的運輸和軍事宰制技術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時空座標（鐵路和汽船的應用尤其重要），西方國家便不可能自十八世紀起持續榨取東方的財富。真正重要的是相對空間，而非絕對空間。當年漢尼拔為了運送大象越過阿爾卑斯山而吃盡苦頭，但在辛普朗隧道（穿越阿爾卑斯山、連接瑞士與義大利的鐵路隧道）落成後，商品和人員要在義大利北部與歐洲多數地區之間流通，已變得非常方便。
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我希望找到一個框架，用來理解世界地理的創造和再創造過程，以及這種過程對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的影響。我說的是「框架」而非條理嚴密的具體理論，因為世界地理持續在變──一來是因為人類會以積極的行動創造有利於其生產模式（例如資本主義）再造的環境，二來是因為與此同時，其他的力量也正在改變世界的生態系統。這些變化有一部分（但絕非全部）是人類行為造成的意外後果，例如全球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臭氧層破洞、空氣和水品質惡化、海洋垃圾、魚類資源萎縮，以及物種滅絕等等。在此同時，新的病原體和病毒（例如愛滋病毒、伊波拉病毒和西尼羅河病毒）出現了，舊的病原體有些遭消滅（例如天花），有些則看來仍難以控制（例如瘧疾）。我們所處的自然世界也處於持續的運動中：地殼板塊移動可能導致火山爆發、噴出熔岩，也可能引發地震和海嘯，而太陽黑子也以多種方式影響地球。
地理環境的再造以許多不同方式發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奧斯曼設計的巴黎林蔭大道其實也是一種軍事設施，是為了方便掌權者在軍事和社會上控制向來不聽話的城市人口。土耳其眼下的水壩建設潮也有類似的軍事目的，主要是為了製造洪水摧毀庫德族獨立運動的農業基地，並在安納托利亞（土耳其的亞洲地區）東南部建起許多壕溝，藉此阻礙庫德族游擊隊的行動。在這兩個例子中，建設林蔭大道和水壩可以消化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看來完全是附帶結果。文化觀念和習俗不斷以各種具體方式融入景觀中，而景觀本身則成為昭示身分認同、社會和集體意義的一系列符號（例如巴黎聖心堂或像白朗峰那樣的山峰）。在義大利的托斯卡尼區，山頂建有小鎮和村莊；在韓國，某些山頂因為被視為神聖的地方而空無一物。如此多樣的事物，根本不可能塞進單一的連貫理論中。但這不代表地理之創造是人類完全無法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我們可以試著建立某種「框架」來理解新地理環境之產生，城市化和地域發展不均（為什麼有些地方興旺，有些地方沒落？）的動態，以及這一切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後果（對地球生物的總體影響，以及對鄰里、城鎮和區域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為了建立這種框架，我們必須探索基於過程的探究哲學，並且樂於採用一些比較辯證的方法；在這些方法中，典型的笛卡兒式二分法（例如自然與文化之二分）化解為歷史與地理創造性破壞的單一流程。起初這或許顯得難以理解，但我們確實有可能認清一些關鍵的事件和過程，因此比較能夠推測如何在危險的海域航行，前往未知的陸地。當然，沒有什麼能保證這種框架能防止我們的船失事或因為無風而停下來；它也不一定能防止我們陷入流沙中，或因為屢遭挫折而沮喪到放棄努力。任何人想想當代中東各方糾結的關係和互動，便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本書貢獻的認知地圖提供了一些踏腳處和把手，有助我們調查各種亂局如何發生，或許還能幫助我們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方法。這是很大膽的話。但在目前這種艱難時期，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勇氣和能夠堅守信念。此外，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們肯定會犯錯。在這裡，學習意味著擴大和深化我們頭腦中的認知地圖。這些地圖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正迅速地改變，眼下改變的速度還愈來愈快。它們是我約四十多年來工作、思考和與人對話的結果，雖然不完整，但或許提供了一種基礎，有助我們建立對世界地理的批判理解（我們正是生活和存在於這種複雜的地理中）。
這引出了一些問題：我們的世界，未來將會是怎樣的？我們想住在一個有一億三千萬人的城市嗎？為了防止資本陷入危機而到處灌水泥，是合理的做法嗎？因為社會、環境、美學、人道和政治等等方面的原因，那個中國巨型城市的願景對我毫無吸引力。面對這種發展巨獸，致力維護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感，看來是注定失敗的，結果將是最深刻的異化。我無法想像會有很多人個人期待這種發展，而且會致力促進它或為它做計畫。不過，顯然有一些未來學家正在為這種烏托邦式願景煽風點火，也有足夠多的認真的新聞工作者真的相信了這種願景，會想報導這種計畫；此外，還有一些掌控過剩資本的金融業者已經做好準備，亟欲動用這些資本，實現這種願景。
不久之前，我在《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中斷定，在當前年代，我們站在批判性的反資本主義立場去認真檢視世界地理的變化，是合理的做法，也是當務之急。在當前支配世界的政治經濟體制下，資本之維繫和再生產似乎要求我們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到處灌水泥。既然如此，我們當然應該至少質疑造成這種離譜現象的體制，甚至是抵制它，否則當代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必須證明一件事：資本的再生產可用沒那麼暴力和有害的方式達成。我興致勃勃地期待相關辯論。(摘錄自本書”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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