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鎮
假想在大約四個十年之間，你不時捲入兩個外地城鎮（一個在東南亞的一條馬路轉彎處，一個是北非邊城與出入口），你想要說點兒在這兩個城鎮發生的事情有何改變。你可以對比過去與現在、之前與之後，描述過去的生活曾經如何，而至今又是如何。你可以寫篇記敘，寫個故事說明一件事如何演變成另一件，然後又變成了其他事：「接著……然後……。」你可以創造指標，描述趨勢：個人主義更盛、宗教信仰較不虔誠、財富增加、道德逐漸敗壞。你可以寫個回憶錄，透過現在的眼光回顧過去，努力重新體驗。你可以列舉出不同階段——傳統、現代、後現代；封建主義、殖民主義、獨立——並假定這些階段通往一個共通的目標：國家角色萎縮、理性官僚鐵籠。你可以描述制度的變遷、變動中的社會結構：家庭、市場、政府、學校。你甚至可以建立一個模型，構想一個過程，提出一套理論。你也可以畫圖。
問題是，改變遠比你的初步印象來的更多、更為支離破碎。兩個城鎮當然變了，許多方面是表面的不同，有些許地方則是根本的不同了。但是，同樣的，人類學家也不一樣了。人類學家所工作的學科不同，這門學科的知識背景不同，而這門學科的道德基礎也不同了。這兩個城鎮所在的國家、這兩個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一樣了。同樣的，大部分人覺得什麼是生活的想法也在改變。這改變比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想的更繁複、更糟糕。無論是細微直接或是宏大抽象，當所有事情都改變時——研究對象變了，研究對象的周遭也變了，研究者變了，研究者的周遭也變了，以及同時包含兩者的那更寬廣的世界都變了——似乎找不到恰當的立足點來研究，是什麼改變了，以及如何改變的。
只是，赫拉克里特斯般的意象事實上有其謬誤，或說造成某種程度的誤導。時間，這種部分是個人、部分是職業、部分是政治、部分是哲學（不論其所指為何）的時間，並不像大河在匯聚眾支流後，持續朝向某個終極目的地流去，比如流向大海或是大瀑布等，而更像是或大或小的溪流，曲行彎流並不時交錯，短暫匯集併流後旋即分開。時間也不像是或短或長的循環或週期，彼此堆疊成複雜波形，需藉由調和分析器拆解出基本波形。這般時間並不是人們面對的單一歷史、單一傳記，反而更像是騷動的多重歷史、繽紛的多人傳記。這其中的確有個規律存在，但是這規律如同疾風暴雨或是街道市集般，也就是說，沒有一點韻律。
因此我們有必要接受漩渦、流竄以及不定的連貫性；就像雲聚雲散一樣。並沒有一個普遍的故事可述說，也沒有一個綜觀全局的圖像在那裡。或者說，即使有，不管是在那刻或將來，也沒有人可以像法布里斯在滑鐵盧戰役（Fabrice at Waterloo）那樣漫遊到故事圖像中間，有立場可以去構築它們。我們唯一可以建構出來的（假如我們持續記錄並且還能活下來）是在事情發生之後，諸事休戚相連的後見之明：也就是說，在事實之後，我們所拼湊出的模式。
但是，若有人試圖「理解」這些從我們熟知的世界中所發生的隨機劇情蒐集而得的各種材料，這一過程究竟會發生什麼，僅僅只是對此道出我們的觀察，就會帶來一連串值得憂心的問題。客觀性會因此成了什麼樣？是什麼可以證實我們的確看對了呢？科學此時又跑哪裡去了？然而，或許人類就是以這種方式理解（而如果分散式、從下而上的大腦模型是對的，人的意識也是這樣來理解）生活而已。知識與幻覺相似之處，就在於兩者皆從已發生的事件中張皇摸索，拼湊出事件如何連屬的說辭。這些說辭出自已知的觀念以及方便取用的文化工具。但是就像所有的工具一樣本有特定用途，這意味著這些文化工具並不中立，在拿來使用之前早已附載了特定的價值觀。若要追求客觀、正確與科學，我們不能假裝它們能擺脫加諸在它們身上的各種努力，而這些努力不是造就了它們就是毀了它們。
要我述說我的城鎮、我的專業、我的世界以及我自己有何改變，情節描述、測量、憶舊、結構性演進、圖形等並不適用；雖然這些（和模型或理論一樣）各有其功用，可以用來設定框架與界定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是去展示出特定事件與特別場合（比如這邊的會面、那邊的發展），如何與繁複的事實及多元的解釋編織在一起，而能有助於理解事情經過如何發生，以及將如何變化。就如有人說過（我想是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神話描述的不只是曾經發生過的，也是正在發生的事。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也適用這句話，只是科學的描述要求更堅實的基礎與更穩固的思考，而且有時期許達到公正客觀之境。
Ψ
我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次到東南亞的一個城鎮——印尼的帕雷（Pare），那是中爪哇東部不列塔司（Brantas）大河平原的一個行政區。那是在經歷了五年零星、斷斷續續的戰爭之後，荷蘭王國剛將印尼主權移轉給印尼共和國還不到兩年的時間。而我則是研究生團隊中的一員，哈佛大學把我們送來這的目的，是要我們去開發這個在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尚無人認領的世界。我們一行共有十個人（包括我當時的妻子），從鹿特丹坐了三個禮拜的船抵達雅加達（沿途經過直布羅陀、蘇伊士、可倫坡、新加坡，這些地名帶有的浪漫意味，如今多已失去），抵達那天是新政府史上首次政變未遂後的第一天。坦克當街，首都的政治休息室則充斥著謠言、希望、破滅的希望，以及對新謀叛的想像。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到北非的城鎮——摩洛哥的賽夫魯（Sefrou），賽夫魯座落於中亞特拉斯山脈（Middle Atlas Mountains）的山腳下，在菲茲（Fez）南邊三十公里遠的地方，目的是計畫創立一個或許會相當不同的集體研究（那時我已是芝加哥大學助理教授，此行目的在安置我的研究生，就如同我之前被安排一樣）。當時大約是法國保護國（French Protectorate）統治結束後的第六年，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這位有領袖魅力的英雄國王，從法國強迫他流亡的馬達加斯加回來掌握國族主義運動，帶領摩洛哥人民走向獨立，卻在一個稀鬆平常的鼻子手術後突然駕崩。他的兒子哈珊二世（Hassan II）驟登王位，年方三十二歲，是個堅毅的軍人又是公認的玩跑車的花花公子，摩洛哥的亨利五世。舉國被一股突然爆發的巨大悲傷所包圍，悲傷之鉅甚至如同全然被遺棄般的駭人，拉巴特（Rabat）議論政治的咖啡館裡—多少出於一股衝動，我從英國舉辦的某個人類學高峰會飛到拉巴特這裡居住—瀰漫著一股氛圍，懷疑老國王為何突然去世、疑慮新國王能否守住權力，並思索著誰會第一個挑戰新國王的權力。
踏入這種似乎所有關鍵事件不是昨天剛發生、就是才要發生的中場休息，讓我有種來的太晚、到的太早的不舒服，在我的案例中，這種情緒從來沒有真正離我而去過。在帕雷或是賽夫魯，在一九五二、一九五八、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一九六九、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一九七六或一九八六年，我總好像出現的不是時候，出現在兩個良機的空檔，出現在一個紛亂正巧剛過去、而下個紛擾隱約正要開始的中間。改變顯然絕不像一個遊行，可以在隊伍經過時，站在旁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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