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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要離婚的自由，清教徒要信仰的自由〉
◎脫歐第一人：有過六段婚姻、斬首兩名妻子的亨利八世
一件離奇的離婚案，讓英格蘭的教會和人民突然擺脫了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體制。
這件離婚案的當事人是強悍的英國國王亨利八世：他打破教宗在他統治的國家範圍內享有的宗教和世俗的無上權威；他斬斷將英格蘭教會與羅馬天主教聯合起來的紐帶；他在教宗司法權崩潰的基礎上建立起可稱之為「國王的教宗權」的體制。他是脫歐第一人，更準確地說，是脫「羅」（羅馬教廷）的第一個英國人。
亨利八世不是虔誠的基督徒，對天主教與新教的教義之爭興趣不大。亨利八世脫離羅馬教廷的起點是與教宗的一場爭吵：教宗拒絕他與妻子凱瑟琳（Catherine）離婚的要求。凱瑟琳是他兄長的遺孀，因不能取悅於他、不能為他生兒子而被拋棄。亨利愛上美麗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當其懷孕後，亨利急於解除前一段婚姻，否則他們的孩子只能成為私生子。一五三三年一月，亨利祕密與安妮．博林結婚，英國國會宣布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大主教克蘭默宣布亨利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以及與安妮．博林的婚姻合法。
當然，用亨利八世急於與凱瑟琳離婚來解釋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原因過於簡單化了。沒有一個國王，即便像亨利這樣的強勢君主，能輕而易舉地推動一場宗教革命，除非人民生活中有大量因素使得他們支持這個變革。當時，亨利擁有廣泛的支持力量：民眾中蘊含著對天主教教士的深惡痛絕，英格蘭基督教人文主義進行教化產生的種種效果，以及路德的主張在全國的傳播。
亨利八世先後有過六次婚姻，以莫須有罪名斬首了兩名前妻。亨利本人並未接受新教教義，他以比羅馬教廷更「正宗」的天主教徒自居。但一旦開始宗教改革，他就無法讓歷史倒退了。一五三六年，英格蘭教會通過《十信條》，五條涉及教義、五條涉及儀式。《十信條》建立了一套讓順從的路德派教徒與順從的羅馬天主教徒達成初步妥協的、簡要的信經體系，並讓人民遠離玷汙中世紀大眾宗教的極端迷信。
亨利八世去世後，其子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繼位，繼續推進宗教改革，英國教會通過《公禱書》，廢除贖罪彌撒等儀式。愛德華六世早逝，瑪麗女王（Mary I）繼位，對新教徒大開殺戒，史稱「血腥瑪麗」（Bloody Mary）。邱吉爾將瑪麗的統治形容為「一段悲劇性的插曲」。
之後，英國迎來「賢明女王」和「光榮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她從小就是新教徒，是新教義培養出來的優秀典型。緩和國內宗教矛盾是當務之急，伊麗莎白一世首先採取的行動是宗教和解。一五六三年，英國主教區會議公布對《三十九信條》的簡要表述，這成為「宗教變更」的標誌。該信綱實質上屬於新教，但措辭方式盡量不刺激天主教。教會儀式保留天主教的很多要素，並由主教管理教會。
經歷了一個暴風驟雨的特殊時期後，英國國教會形成若干自身的特徵：第一，完全棄絕羅馬主教在本王國和英格蘭國教會的權威；第二，君王成為英格蘭國教會的至尊管理者；第三，公禱書及其禮拜規程中為全體英格蘭人規定了一種劃一的禮拜儀式。英國國教會即「聖公會」，又稱「安立甘宗」，後來發展成一個世界性的新教宗派。英格蘭的教士說，這種折衷方法是兩個世界的最佳選擇，他們稱之為「中庸之道」，即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中間道路」。
英國國教會的誕生是「國王的宗教改革」的結果，這種不徹底性使英國宗教改革處於未完成狀態。兩派尖銳對立的意見，在國會、教會、宮廷和民間蔓延開來：一派認為變革恰到好處，另一派認為還需進一步變革。這兩派先後演變為保皇派和清教徒、國教派和不從國教派以及托利黨和輝格黨，成為近代英國兩黨制的雛形。
經過伊麗莎白女王近半個世紀的統治，英格蘭成為歐洲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國家。新教的英格蘭發展壯大：製造業受到鼓勵，商人冒險家租用女王的船隻，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分額愈來愈大。受迫害的歐洲胡格諾派教徒和弗蘭德人大量定居英國，帶來他們的節儉和技工知識，使接受他們的英國富裕起來。法國和低地國家受迫害的新教徒都知道在海的那邊有個國家，為一名「聰明的年輕女王」統治，它可以成為他們的避難中心，而且準備幫助他們。以前不設防的英國，補充了「比任何別的國家更多的武器、軍需品和砲隊」。堅挺的貨幣、擴大的貿易、不斷增加的財富、日益增強的安全感，使英國成為向全球傳播新教的事業先鋒。
◎錯過了移民美洲新大陸的克倫威爾，成為英國的「護國公」
一六三八年，擁有到北美殖民地特許狀的英國紳士約翰．漢普頓與表弟等人登上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船隻，計畫赴美洲新英格蘭，後因故未能成行。如果他們成行，兩年以後爆發的英國革命，將失去它最偉大的領袖，其結局或許大相徑庭。
約翰．漢普頓的表弟就是此後英國革命的中心人物奧利弗．克倫威爾。英國上層的宗教改革由信仰並不虔誠的、生活淫亂的國王亨利八世啟動，英國下層的宗教改革則由原本要離開祖國的紳士克倫威爾率領，我們只能說這是上帝設定人類歷史時的小幽默。
三年之後，代表劍橋市的議員克倫威爾，在國會討論通過致查理一世的《特別抗議書》時再次表示：「如果抗議書遭到否決，我在第二天早晨就會變賣所有財產，永遠離開英格蘭。我知道有許多正直的人抱著同樣的態度。」克倫威爾與國會反對派領袖皮姆對大西洋彼岸的新土地充滿希望，那裡是蠻荒之地，但他們準備不惜犧牲生命而為之奮鬥的事業卻可以生存。陰差陽錯，他們沒有揚帆出海、駛向美洲大陸，上帝讓他們留在英國發起一場革命，但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在美洲激起綿綿不絕的反響，直到一百多年後美國獨立革命期間蔚為大觀。
克倫威爾領導了一場清教徒革命，是英國宗教改革的第二階段。他建立的共和政體失敗了，但他對英國的影響超過任何一位國王：由於他的刀劍，絕對君主制未能在英國紮下根來；由於他的刀劍，大不列顛從內戰中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取代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這三個分裂的政治共同體。沒有一個英國統治者能像他那樣，塑造了他所統治的土地的未來形象；也沒有一個統治者像他那樣，在行動中鮮明地顯示出「樸實、大度的英雄氣概」。
一六三八年，克倫威爾沒有如願以償移民美洲，他正式接受喀爾文教義，並經歷了一段極為消沉痛苦的心路歷程：「他處於這樣的苦難的學校之中，直到他學習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一課；直至他的意志崩潰並屈從於上帝的旨意。因此宗教是以『錘子與火打進他的靈魂裡的』；而不僅僅是『用光照亮了他的心胸』。」克倫威爾的精神轉折點與事業的轉折點完全重合。
一六三八年，是英國清教徒命運的轉折點。查理一世通過任意徵稅並組建軍隊的法律，等於廢除了《大憲章》。他又企圖迫使蘇格蘭長老教會採用英國國教會的《祈禱書》，蘇格蘭「盟約派」發動武裝起義，並在戰場上節節勝利。查理別無選擇，向議會求助，這就是一六四〇年的「短期議會」，這次議會沒有達成任何一致，很快被解散。同年十一月，查理重新召集議會，即「長期議會」，議會決定從國王手中拿過司法權，國王不得擅自收取特權稅。
一六四二年一月四日，因受國會抵制而暴怒的查理一世率領數百名士兵闖入國會，企圖逮捕下議院反對派議員。英國人信奉「國王在國會」的原則，不是說像查理一世此刻這樣「國王出現在國會」，而是說國王的重大政策必須得到國會之授權。查理一世的為所欲為，等於破壞了憲政體制，自我掏空國王的權力根基。國王既然可以隨心所欲地抓捕代表民眾在國會行使權力的議員，更可以隨意對任何一個普通人施暴。倫敦市民忍無可忍，湧上街頭，包圍王宮。驚慌失措的查理帶著朝臣逃離首都，從此不可挽回地失去了這座被彌爾頓稱為「自由的大廈」的城市。在倫敦的國會和在約克的國王遙遙對峙，各自擴充軍隊和物資，準備進行內戰。
當克倫威爾決定拿起武器反抗暴君時，他已四十三歲，是一個沒有軍事經驗的鄉下紳士。他領導的新模範軍何以戰勝擁有精良武器並受過專業訓練的國王的軍隊？克倫威爾從一支八十人組成的騎兵隊開始，精心挑選信仰虔誠的基督徒當士兵，他們不是為了錢，而是將公眾的幸福當作目標，在戰爭中表現得更加勇敢。
一六四三年，新模範軍初步成軍。克倫威爾培養了一支鐵騎軍，使之成為每戰必勝的軍隊——「在紀律上、嚴肅節制上、在勇氣上和戰績上都聞名遐邇、威震寰宇」。克倫威爾對一位朋友說：「我的士兵都是誠實的、嚴肅的基督徒。……只有從耶穌的教導中懂得了上帝的真諦，才能獲得作戰的勇氣和信心。」在每一場戰役的前夜，他都花很長時間祈禱，他的隨軍牧師說：「要是沒有聖經經文作為他精神支柱，他是不會去戰鬥的。」
克倫威爾和官兵們清楚地知道為何而戰。國王的宗教政策破壞新教信仰，他把戰爭的任務稱之為「去維護我們作為人的公民權利，去維護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宗教自由」。當戰爭不斷向前發展，宗教自由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原來是反對宗教壓迫的鬥爭，變成了努力建立信仰自由的事業。這是克倫威爾的騎兵擁有非凡戰鬥力的重要原因。戰術和紀律轉變的直接後果是建立了一支集權化的軍隊，它由小型的、高度機動的分隊組成，能夠在戰鬥中迅速地調動、出擊和重新組織。
一六四八年春，克倫威爾大病初癒時寫道：「熱愛上帝和他不幸的人們，為他們服務並願為他們受苦，我感到這是唯一的善事。願意這樣做的人會從上帝那裡得到最大的恩澤。」這一年年底，國會軍取得根本性的勝利，俘虜並罷黜國王。隨即，克倫威爾宣布英國廢除君主制，建立議會制聯邦共和國。
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克倫威爾說，這是一件「在這個時代以後基督徒們會引以為榮，世界上所有的暴君們會為之感到懼怕」的事情。
克倫威爾是一個與大多數人不同層次的政治家，指導他行動的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準則，其政治思想直接來自於宗教信念。他在國會演講中說：「我在這個國家裡被委派擔任好幾項職務，我力求作為一個忠誠於上帝，忠誠於人民的利益，忠誠於共和國的人而盡忠盡職。……我們的願望是按上帝的旨意辦事，並以此為一切行動的綱領。」他推動國會通過按照長老會基礎改革英國國教會的決議，使得喀爾文的教義在英國廣為傳播。
共和國的領導者們大都是品質高尚和大公無私的人。即便懷有敵意的法國使者馬薩林（Jules Mazarin）也如實寫下他所觀察到的一切：
他們不僅威震海上和陸地，而且生活上並不鋪張、浮華和炫耀，相互間也不你爭我奪。他們在個人事情上精打細算，而對公共事業則慷慨貢獻。大家對公共事業都勤奮勞動，看作是他個人的事業一樣。他們手中掌握大量錢財，但廉潔奉公，嚴守紀律，賞罰分明。
這位後來擔任法國樞機主教、路易十四的宰相的法國政治家承認，若是在法國，找不到類似的一群人。邱吉爾說，英國革命跟其他國家革命截然不同：英國人的最大特點是，「他們即使在『叛亂』時，也本能地尊重法律和傳統。那些破壞王權的人也向來深信，以國王的名義制定的法律是他們依靠的唯一基礎」。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指出，克倫威爾執政時期，是英國清教徒的全盛時期，儘管有人批評說克倫威爾時代人民變成了偽君子，但大部分清教徒確實以虔誠、勇氣、堅信聖經著稱。後來，即便在王政復辟之下，仍然有超過兩千名傳道人寧肯潦倒而不放棄其理想原則。清教徒的教條固然有可能使人心智狹隘，卻增強了意志和品格。它使英國人有自治能力，平民的家庭生活獲得秩序和純潔。最可貴的是，清教徒政府使得民眾的道德優美醇厚。
遺憾的是，克倫威爾晚年大權獨攬，以「護國公」的名義實行半獨裁體制——這一蛻變再次驗證了聖經以及喀爾文神學對人性的洞見：人是全然敗壞、無可救藥的罪人。這位強人有時也會表現出視權力如糟粕，後悔拋棄早年悠閒靜謐的鄉紳生活。「我在上帝面前發誓……我寧願住在森林邊，看顧一群綿羊，而不願擔負如此一個政府。」等克倫威爾去世之後，其軟弱無能的兒子奧利弗難以子承父業，將軍和政客各自為政。共和政體無法維持，斯圖亞特王朝再度復辟。實踐證明，沒有國王的共和制度不適應英國的國情——英國的國情是教會、國會、國王與普通法四者缺一不可，彼此達成精密的平衡。所以國王又回來了。
另一方面，長老教會也未能在英國取得主導權，主教制的英國聖公會成為英國國教。這使得英國的「抗議宗」繼續演變，出現了具有英國特色的「不從國教者」群體。這群清教徒看到大勢已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英國，他們對信仰的忠誠超過對國家的認同。他們到了尼德蘭，然後再遠渡重洋到美洲新大陸。英國的政教兩方面都未達到清教徒的願景，他們要在新大陸建設「山巔之城」，他們果然成功了——新生的美國擁有讓磁鐵效應、酵母效應、馬太效應如同核裂變般迸發的所有外部條件，一百多年後，更大的奇蹟將在美國出現。
（摘自《清教秩序五百年》，〈英國：從蠻荒孤島走向世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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