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華的成立》
「均田制」的發現與瓦解
王莽的國制改革誕生於什麼樣的社會當中？
西元前三年三月，西王母運動正朝向長安推進，此時長安的哀帝將寵愛的侍中董賢（西元前二二—前一年）等三人封為列侯，不僅如此，還賜給董賢兩千多頃的廣大田地。一頃＝百畝為小農民的標準所有田地，可見得這個數字有多麼龐大。都城長安的面積也只有九百七十三頃。這是為了獎賞去年董賢告發東平王劉雲和王后謁夫妻詛咒哀帝、企圖謀反。這個事件其實是皇帝為了封賞董賢等人，故意設計的冤案。
丞相王嘉（？—前二年）對這異常的寵愛不以為然，於是上奏進諫，請哀帝節制寵愛，好保全董賢的生命。其中關於賞賜兩千頃田地一事，王嘉抗議「均田之制從此墮壞」（《漢書．王嘉傳》）。「均田制」在西漢末年就墮壞，這是怎麼回事？
「均田制」創始於五世紀末的北魏，持續到八世紀中葉的唐代中期，是對庶民百姓授與百畝＝一頃田地的制度。上述關於「均田制」的敘述始於北宋以後史家，在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中都會看到，直到現在大家對這樣的記載也都沒有疑義。但是根據《漢書》記載，「均田制」卻在西元前三年就墮壞，這實在是太奇怪了。不過丞相王嘉這番抗議無庸置疑。應該懷疑的反而是北宋以後的歷史記載。
根據個人管見，一開始記載「均田制」的是北宋的司馬光（一○一九—一○八六年）。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唐武德七年（六二四年）四月的條目中，武德七年頒新律令下標記「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並於下文記載暗示丁男、中男一頃給田和租庸調收取的規定似乎為密不可分的制度。「均田租庸調法」是司馬光自創的名詞，並非取自史料裡的詞彙。
唐代所編纂的史料中，也沒有將唐代丁男給田制記載為「均田制」。例如將律令格式條文重新編輯，由八世紀中期的唐人親自描寫國家制度的《大唐六典》三十卷中，完全沒有「均田制」這幾個字，而是給予庶民百姓田地一事統稱為「給田之制」，並且有具體描述。另外，根據新發現的北宋天聖令所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賦役令就更不用說了，天聖令裡所記載的唐令，並沒有均田二字。基本上繼承了唐令的日本令中，一樣看不到均田等文字，而稱之為班田、給田。那麼王嘉所謂的「均田之制」，指的是什麼呢？
何謂「均田之制」
三國時代的孟康解釋《漢書．王嘉傳》裡的「均田之制」，「從公卿以下一直到吏民，可持有稱之為均田、以頃為單位的田地，在各品制（階層）中平均分配。賜給董賢兩千多頃，破壞了這種等級制（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余頃，則壞其等制也）」。均田是指從高級官僚到下層吏員、庶民，階層式的土地持有制度，各根據其品制＝身分階層，規定了土地持有面積。
由王嘉指出，再由孟康解說的「均田之制」，其實體在漢初已經存在。那是在新發現的《二年律令》（呂公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中規定的爵制土地所有制度，根據二十等爵制的等差，來決定給田額的田制〔表3〕。給田的基礎是庶民無爵位者有一頃（分田），隨著爵位的上升，持有田地也越大。給田只會在製作戶籍時實施一次。土地可以買賣，但土地賣出後不會再補滿。這種爵制土地所有的淵源來自商鞅第一次變法的爵制秩序形成，還有第二次變法的阡陌制。
漢初的「均田制」（爵制土地所有），是一種以庶民無爵位者持有一頃（分田）為基礎，關內侯九十五頃為最大極限的給田制。雖說董賢有列侯（徹侯）爵位，但是給他兩千頃田地，任誰都會慨嘆「均田制」的崩壞。
戰國末期漢代農村社會
除了爵制土地所有的規定之外，因為給田後的土地允許買賣，因此戰國末期漢初的社會裡，農民的階層分化進展得很明顯。當時的人用大家、中家或中產、貧家等三種階層來表示。這種階層是用包含了田地在內的家產金額來區分。標準為家產十金（一萬錢）是中家、中產的指標。大致說來，中家的家產評估額約為五至十五金左右，持有耕地一至數頃，也有人還有一兩名奴隸。由數十家組成的里之半數左右，都是這類中家。貧家有家產數金、持有十至數十畝田地，占里的半數甚至大半。大家、富豪層為少數人，只有在數里形成的鄉或者是縣才會存在大家。他們持有數頃至數百頃土地，其中也有人有數十名到數百名家奴、勞工。
武帝時期受到頻繁對外征戰以及財政政策的影響，使得中產階層沒落，土地買賣開始活絡。西漢末年的成帝時期，國王、列侯和高級官僚、富豪層搜刮土地的情形日益嚴重，跟貧家階層之間出現了很大的鴻溝。哀帝即位的西元前七年，開始討論限制官人、富豪所有土地最多三十頃的「限田策」。但是受到哀帝外戚和董賢等人的反對，最後無疾而終。爵制土地所有的階層秩序，開始出現嚴重的瓦解現象。
西漢末年以商鞅阡陌制為基礎的爵制土地所有瀕臨危機，因為哀帝賜給董賢超乎想像的廣大田地，王嘉這才發現這就是「均田之制」的瓦解。在這裡我們想重新探討王嘉所謂「均田」中均的意義。
▍2.《江南的發展》
流民的去向
在中國這種高度流動性的社會，既然中間團體無法依靠，那麼「保護」人民的機制，到底是什麼？
答案就是之前也常提及的「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本書將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的人際網絡稱之為「幫眾關係」。當人們遇到問題時，往往運用「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關係，尋求保護或出路。被委託的一方基於「共同的朋友」作為信任的保證，而為這位「朋友的朋友」提供全力的協助。有共通利害者還會結成具有相同目的的各種團體，這類的拉幫結夥反覆運作的結果所形成的「幫眾關係」，士大夫、編戶、游俠、流民等各個階層之中，皆有「幫眾關係」的運作。
但是在一君萬民的原理原則之下，「幫眾關係」卻是被打壓的對象。借用導言所介紹宮崎市定的「電線比喻」，在「君」與「民」之間與之外，皇帝的權力所不及的領域，往往是「電壓」（能量）蓄積與爆發之處。
就國家的立場而言，民眾成為「編戶」，登記戶籍、從事本業、負擔稅役，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因為地域社會對於民眾的出入限制十分薄弱，造成民眾很容易脫離「編戶」的狀態，化為流民。
流民雖然往往成為社會秩序不安的要因，但同時也是都市與農村的勞動力來源。如前所述，江南的大都市有許多日雇的臨時工需求，真的找不到工作也能去從軍。流民所帶來的勞動人力，也成了支撐唐宋變革期後的社會行業多元化發展的基礎。
同時，當社會陷入動盪不安時，流民可能就會選擇加入盜賊團、祕密組織，或者地方上有力人士所組織的私家軍。唐末的反亂勢力與地方藩鎮、北宋末年的梁山泊與吃菜事魔、南宋初期的岳家軍等，都是收容流民的軍事集團。
「從軍至少能混口飯吃」。這些加入軍隊的流民，不論加入的是賊軍也好，還是官軍也好，其實出發點都一樣，僅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因此就算是官軍，也是在農村混不下去的流民所組成的鬆散部隊，跟近代國家募兵志願制所培養的，具有高度訓練與高士氣的「募兵＝職業軍人」的軍隊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鮮明的道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崇文賤武」的價值觀。
「武」的位置
中國史上歷代的王朝交替（易姓革命），其形式幾乎都是武力革命。擁有武力，掌握霸權者，創立新王朝後，即皇帝位。新王朝的創立者原本大多都是舊王朝周緣（或體制外）的勢力，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在短時間內爬上權力的頂點。本書第二章所述及的魏晉南北朝史中的王朝更迭，幾乎跳脫不出這類的例子。另一種如王莽者，在舊王朝的中樞之中表現傑出，進而爬上頂峰，最後篡舊立新的例子，則屬於少數。
但一旦新王朝成功創立之後，武功傲人的「開國元勛」卻往往成為被猜忌與肅清的對象，對其子弟兵的指揮權也被剝奪。西漢的韓信就是典型的例子。建國時所需要的「勢如破竹的武力」，在新體制建立之後，旋即被「解毒」（解編），重編成為體制內受官僚系統所指揮的禁軍制。
歷代王朝在邁入安定期之後，幾乎都會陷入弱兵化的現象。那是由於專制國家的組織概念多為以「清除政權內部的亂源」為優先所致（這種思想到了近現代一樣根深柢固，如蔣介石就算面臨日本侵略，也堅持「安內攘外」的方針，以討伐共產黨為優先）。
政權中樞對前線軍或地方軍往往充滿著警戒，若中央對地方武力失去控制力，就會爆發如北魏的六鎮起義、唐的安祿山之亂、明初的朱棣（永樂帝）奪權、明末的吳三桂降清等，都對當時的政權產生致命性的打擊。但若中央成功控制地方武力的話，如北宋的「杯酒釋兵權」，南宋的誅殺岳飛等，卻又會招致國防戰力衰退的後果﹝圖33﹞。
封建社會（日本或西歐）與部族社會（內亞的游牧國家），其集團的基礎單位即為軍團單位，故打造以「武」為原理原則的國家機關並不難。但在以「文」為原理原則的中華帝國，「武」必須被收編進入官僚體系內，有時甚至連制度化的契機都難以具備。
於是被賤視的「武力」、「武人」，只好維持著能量，沉澱至體制外的世界。當王朝陷入衰亡的局面時，「文」的專制國家早已經失去平定動亂的能力。於是體制外（底層、暗處）的武人們或是外來的游牧軍團便再度掌握霸權，最終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完成又一次的易姓革命。但就算易姓革命反覆地發生，文官體制仍然在每個新王朝之中延續。中華帝國之中的文武關係，就如此在漫長的時空裡重複地交替循環。
▍3.《草原的稱霸》
回首四世紀至十四世紀歐亞大陸東方的歷史展開，可以重新看出一路以來中國本土與內亞東部草原地帶的歷史有多麼深刻的相關。即便雙方偶爾出現幾個王朝分治的狀態，從大局來看，實際上仍可看作沒有界線的一個相連空間。
其中的焦點，便是兩者交界地帶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參見序章「農耕、游牧交界地帶的歷史重要性」小節）。亦即，本書依序說明的，自北魏的拓跋國家（大同盆地─陰山山脈）開始，突厥（第二突厥汗國）（陰山山脈）、安史勢力（北京地區）、沙陀（大同盆地）、契丹（大興安嶺南麓）、黨項—西夏（鄂爾多斯─寧夏平原）、女真—金（滿洲平原）、一直到大元兀魯思（北京地區─南部蒙古草原）為止，跨越了非常長的時間段，無論何者都興起於狩獵游牧與農耕皆可的區域，於這些地帶立基建國。簡單來說，正是這種不同營生方式與文化接觸的交界地帶，才是推動歐亞大陸東方或者中國歷史的動力產生區域。
西元前三世紀，以華北為中心的中國王朝（中原王朝）秦、漢，與以蒙古高原（北部）為據點的游牧王朝匈奴形成南北對峙，一段期間內塑造了歐亞大陸東方史的基本結構，但當匈奴衰退、漢朝分崩離析的過程中，這兩個類型相異的王朝國家之間壁壘不再，進入雙方交錯、融合的時代。
融合的契機便是受氣候寒冷化影響，游牧民族南下中國本土的所謂「五胡十六國時代」。在這場戰亂中勝出的是鮮卑拓跋游牧集團，以他們為核心，從代國─北魏到隋、唐為止一連串的「拓跋國家」統治了中國本土。興起於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大同盆地的北魏，面對統治下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創造出一套分用部落制與州縣制的複合性統治體系。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以後，北魏逐漸傾向中國王朝制度，至隋、唐重新統一中國本土，以漢代以來中國王朝的國家制度（本系列叢書第一卷提及的「古典國制」）為基礎，建構出新的統治體系。
同時，自唐朝建國以來便擔任軍事核心的，正是源自北魏六鎮的鮮卑系、匈奴系集團。之後唐太宗擊敗東突厥，精悍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軍團追隨唐朝後即被用於唐朝對外戰爭與邊境防衛。七世紀後半在歐亞大陸東方樹立霸權的唐朝（Tabgach，拓跋、桃花石）軍事力量骨幹，便是由騎馬游牧民族所支撐。這種兼具中國王朝傳統國制加上游牧民族軍事力量的拓跋國家統治體系，使歐亞大陸東方的南北融合達成了第一個階段。只是，在拓跋國家的時代，北方的北蒙古高原游牧王朝柔然和突厥也興起，歐亞大陸東方仍舊保持著如同漢與匈奴般的南北對峙基本結構。
使用與拓跋國家不同的新方法達成南北融合的是契丹。契丹除了一直保持匈奴、突厥流傳下來的游牧王朝特質，同時從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初即把定居民族帶至根據地的草原地帶，使其從事農耕等生產活動，建設了許多作為生產據點的城市及聚落。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出現大量城市、聚落與耕地，這在歷史上還算首次。接著契丹將中國本土北邊（燕雲地區）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納入統治，使用基於中國王朝的州縣制開始統治漢地。契丹利用源自游牧王朝的制度與源自唐朝的中國王朝制度，創建出了一套新的複合制度，可以稱之為蕃漢雙重體系的制度。
契丹另一方面的革新，是創設了直屬斡魯朵（宮帳）的禁衛軍團，導入驛傳、文書行政等交通及通訊制度，整頓皇權得以強化集權統治體系等，這些措施克服了游牧王朝往往容易落入權力分散的共通弱點。因此，契丹建立了前所未見的新型態游牧王朝並獲得了重大的成功。
契丹並未發展成類似拓跋國家（隋、唐）或蒙古那般的大帝國，僅保持中等規模的版圖，同時與幾個王朝共存，與南方沙陀系中原政權（五代─北宋）之間又重現了南北對峙的結構。契丹靠著強悍的騎兵軍力占據優勢，在多極化時代的歐亞大陸東方稱霸。十一世紀初，契丹最終與長期以來對峙的北宋締結「澶淵之盟」，這種基於可稱為「澶淵體制」的多個王朝共存機制，之後也是歐亞大陸東方持續多國體制的骨幹體系。
隨著盟約締結一併導入的是，宋朝對北方王朝每年定期繳納銀、絹的制度，此制度也極為重要。因為在這個制度下，江南財物不是僅僅充作北方的軍事費用，也得以越過國境流入北方，進一步也起到促進歐亞大陸東方海陸長距離貿易的作用，使南北間的經濟連結更為加強。北宋給契丹的歲幣、給西夏的歲賜，南宋給金的歲貢、歲幣，皆同屬於此制度。
十三世紀完成空前統合的蒙古帝國，最終成為歐亞大陸的綜合體，兼容並蓄了各地積蓄的知識、習慣、制度、學術、技術等等。契丹的複合性統治制度對蒙古統治者們應該也是值得參考的重要先例，蒙古大致上是透過喀喇契丹（西遼）與金國（或者金國統治下的契丹人）承繼到這些統治技術。特別是驛傳制度（站赤）的建構、文書行政的發達、草原上都市的建設、君主近侍的禁衛軍團（怯薛歹）的建構等，蒙古帝國的此些重要制度多取自契丹這點，相當值得注目。
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兀魯思打造了連結上都、大都的首都圈，將政治中樞自蒙古草原北部移往蒙古草原南部及中國本土，此種大幅度南遷，既維持了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又納入了定居農耕民族的生產力，可視為類似契丹的統治體制，但操作更精鍊，體現出系統化的做法。當大元兀魯思進一步滅掉南宋把江南納入統治後，利用穆斯林的商業勢力打造出連結海、陸的交通與物流體系。至此，帝國包含了蒙古、滿洲、中國本土、河西走廊、東突厥斯坦、西藏、雲南、朝鮮半島等，幾乎涵蓋整個歐亞大陸東方，一個真正統合了草原世界與海域世界的王朝國家在歐亞大陸東方史上首度降臨。也可以說，過往花費數世紀形成的歐亞大陸東方之南北交流與融合的趨勢，在大元兀魯思之下成功開花結果。這個龐大的版圖日後將在大清國統治中原時再度重現，大清與蒙古帝國同樣以狩獵民族的軍事力量（滿族、蒙古族聯合的八旗軍）為核心，而該寬廣的國土後續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直至今日（詳細內容請參見本系列叢書第五卷）。作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大元兀魯思對歐亞大陸東方的統合，仍給今日龐大的中國留下深遠的影響。
統一中國南北的大元兀魯思透過對鹽專賣、商稅、米的海運等徵稅制度，推動把原本以江南為中心的中國本土財物汲取至北方（包含草原地帶）的財政、經濟政策。以游牧軍事力量為核心的北方王朝吸取經濟活躍的江南財富，這種做法經過多國體制時代澶淵之盟的歲幣（歲賜、歲貢）後，可說在大元兀魯思時代達到成熟的型態。若將歐亞大陸東方史的視野擴展，十一至十四世紀中國江南顯著的經濟發展與契丹、金、蒙古（大元兀魯思）等北方王朝霸權間的聯繫，也將會更清楚地浮現。
▍4.《陸海的交會》
南明的抵抗
為了對抗清朝以北京為中心而擴大支配中華，明朝在南方接連成立流亡政權，統稱為「南明」。例如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在明朝副都南京建立福王（弘光帝）政權，但因帶入前朝以來的東林、非東林對立，又遭到清軍攻擊，不滿一年便告崩解。其他如紹興（浙江省）的魯王政權、福州（福建省）的唐王（隆武帝）政權也大概都是建立一年左右便滅亡。南明政權中，只有建立於慶肇（廣東省）的桂王（永曆帝）政權在西南地區保持勢力。不過，一六六一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逃到緬甸的永曆帝亦遭清軍逮捕、處刑。
歸順明朝的海上勢力鄭芝龍，在福王過世後，仍與兒子鄭成功一同積極支持唐王政權。但是，一六四六年（隆武二年）唐王敗亡，鄭芝龍亦投靠清朝，鄭成功則侍奉永曆帝，繼續「反清復明」活動。在此期間，鄭成功向周邊諸國尋求軍事、經濟援助，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母親的祖國日本，此即所謂的「日本乞師」。然而，當時的日本已經進入鎖國體制，江戶幕府對於派兵海外持慎重態度，最後他並未如願。
鄭成功不只向周邊國家求助，也嘗試接觸遙遠的西歐各國。永曆政權中，包括王皇太后在內的許多人是基督教受洗者，他們透過澳門的傳教士，將王皇太后（教名為海倫娜Helena）的書信送至梵諦岡、請求教廷支援。使者於永曆四年（一六五○年）出發，直到永曆十三年才帶回教宗回信。此時，王皇太后早已過世，永曆政權也正處於逃往緬甸、滅亡之前。雖然南明向梵諦岡請求支援只是最後掙扎，不過，包括日本乞師等向海外求援一事，可說是證明了當時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心理、物理距離比想像中還近。
其後，鄭成功趕走在臺灣的荷蘭人勢力，以臺南為根據地，祖孫三代都持續著抵抗運動。約二十年後的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其孫鄭克塽向清投降。至此，清朝完成了支配中國。鄭氏政權崩解象徵南明抵抗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十六世紀後期倭寇出現以來的自律海洋世界之消滅。取代明朝的清朝，重新建構以海禁為基礎的管理貿易體制，展露出大陸國家的新面貌。自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積極在海洋活動的強大海上勢力。
明朝遺臣的選擇
即便明末混亂不已，明朝的滅亡仍然為官僚、知識分子帶來莫大衝擊。一次是李自成領導的賊軍致使國家失去皇帝（天子），另一次則是滿洲族清朝這樣的夷狄奪走中華土地，這都使得他們陷入茫然自失。短短的數個月期間，明朝遺臣兩度經歷了王朝更迭，在前途未卜的不安定極限狀況下，必須賭上性命決定自身前途。
明朝滅亡之際，官僚、知識分子大致有四種行動模式。一、與國家同生共死的殉國；二、對新王朝（大順或大清）徹底抗戰，支持南明政權的積極抵抗；三、不參與抗戰亦不協助新王朝的消極抵抗；四、或自主或被迫向新王朝投降、任官。當然，這四種模式並非界線分明，抗戰者之中也有積極程度差異，也有人在抗戰途中歸順新王朝、任官。反過來說，也有一度在新王朝任官，其後又反叛敵對者。
選擇投降或抵抗（殉死），並不只在北京淪陷之際，每當南明政權傾覆，這樣的抉擇也一再在南方上演。綜合來看，多數人選擇投降、任官，其中一大半是為了保全自家，但也有人心懷救世思想而協助清朝。清朝一方為了統治中華，亦需要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故而熱心拉攏其進入新政權。明清交替之際，這些人發揮了連接兩個王朝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們也因為侍奉兩個王朝而汙辱臣節，時常感受到「貳臣」的內疚。
不同於貳臣，遺臣（遺老）出於對清朝的民族式反抗與對明朝的忠誠，而堅持拒絕任官。比起協助清朝，他們更希望在清之後的後王（聖王）治世中實現自身理想。為了協助後王治世，這些遺臣們探究王朝滅亡原因，拚命摸索改善體制的策略或改革方案，因而出現不少象徵時代的經世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獲稱清初三大儒的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他們和東林派主導者一樣是江南出身的南人，可說是潛浮於當地的經世思想潮流隨著明朝滅亡而一口氣噴發、奔流於地表。
▍5.《中國的形成》
「一個中國」與其矛盾
持續發展的經濟，產生了對財富貪得無厭地追求，貧富差距擴大、貪汙腐敗蔓延、犯罪處處可見，引來了社會動盪與治安的惡化。這種趨勢在前任領導者胡錦濤（一九四二─）時期就已相當顯著，當然最有危機意識的就是當事者的中國共產黨本身了。也因此反貪的行動、強化法治、限制言論不遺餘力的習近平政權（一九五三─）迅速地成為了安定的基石，這也是我們所親眼見證的歷程。
事實上，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從透過對外的開放，積極地吸收外資開始的。若說過去的市場結構是因應外部需求的多寡，而影響經濟景氣的高低，那麼這樣的結構原理仍然是存在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這樣的狀況同樣也能套用在內陸與沿海的地區性關係。在二十世紀的尾聲，中國發起了促進內陸再開發的「西部大開發」經濟戰略，這不僅可說是必然的結果，也可說是歷史的課題。
如此一來，與外國有所聯繫的地區是否又會開始出現分離的傾向？而「瓜分」的噩夢是否又會再次出現呢？統治了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無可逃脫這種對外的既視感與恐懼。
在國共內戰之後，至今仍隔著一道海峽彼此對峙的臺灣，正是如此。與西方合作，早一步達成了經濟成長的臺灣，在一九八○年代之後，與大陸政權「中國」呈現了鮮明而不同的樣貌，並且也獲得了美國與日本等國的支持。因此共產黨政權不能讓臺灣「獨立」、脫離「中國」，並堅守「中國」的一體性，也就是「一個中國」。從歷史來看，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只發生在臺灣身上。
從民國時代就標榜著由「五族」而成立的「中華民族」的「統一」，在現實中也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博克多汗政權下的蒙古，儘管已在辛亥革命時宣布「獨立」，但卻在條約上被明確記載是「領土的一部分」，到一九二○年代才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在名義與實質上得以實現獨立，並維持著同樣的體制直到今天。
原本應該是「領土」的舊「藩部」的脫離，對「中國」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事。之後的政權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願重蹈覆轍。
在辛亥革命時由督撫重權轉移為軍閥統治的新疆省，在一九三○、四○年代有穆斯林住民（回族）在喀什、伊犁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企圖脫離「中國」而「獨立」。但此舉相當孱弱，很快就歷經了失敗，這番歷程就彷彿是過去張格爾之亂、阿古柏政權再現一般，這樣的局勢一直持續到十年前左右的「維吾爾動亂」。
習近平的現狀
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並成為構成「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之一的「維吾爾族」的「自治區」。這自然是新的「領土主權」之舉。直至今日，仍以「職業訓練」為名，實行著民族同化，這已是眾所皆知之事。或許是恐懼於過去阿古柏政權會再度出現吧。
這之間的事多多少少與內蒙古等其他的「自治區」是大同小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嚴重的就是西藏。西藏在民國初年其實是達成了實質上的獨立。但國民政府儘管忌憚著作為後盾的英國，卻仍然固執的對東西藏＝「西康省」實行內地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因戰爭國力疲弊，相鄰的印度一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立刻派遣壓倒性的軍力前往拉薩，實現了「解放」。
在同時發生了朝鮮戰爭的一九五○年代，進駐拉薩或許已被視為是與東方危機並行，決定「領土」統一的生死存亡重要時機了吧。以中國的立場來看，剛建國不久就憑著實力解決了國難，但反過來站在朝鮮半島的立場，則是歷經了南北韓分裂；而西藏是經過了動亂與鎮壓，導致達賴喇嘛十四世（一九三五─）必須要逃亡印度。若是「中國」以及「領土主權」無法確立，那麼至今仍未找到解決線索的半島問題與西藏問題，就可說是直接的出發點了。
這「一個中國」、「中國」統一與其所引發的矛盾，並非是從今天的習近平政權才開始的問題，而有著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歷史性淵源，而且必須要往前回溯到清朝多元共存的體制去思考，才能理解。
眼前的中國除了有新疆、香港、臺灣等極端尖銳的問題，也有圍繞在南海及釣魚臺等幾乎被遺忘的「領土」之爭。習近平體制企圖透過「社會主義強國」化來達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並絲毫不改其強硬的姿態。若將此政治強權看作是「在清朝政權之後，不得不與儼然存在的歷史舊制格鬥，所顯現出來的政權宿命性的弱點」，那是否算是身為歷史學家的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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