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謂啟蒙運動？
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曾在兩百多年前寫下一篇文章，題為〈何謂啟蒙運動〉。對於康德來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的成年禮，讓人類意識得以從無知、錯誤的幼稚狀態之中解放出來。他認為這個心智解放的過程，正在他所身處的時代裡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人類對大自然以及人類自身的知識都在不斷增長，從而推動著人類大幅進步；康德當時還引用羅馬詩人賀拉斯，喊出了「敢於求知」這句口號。
然而今日只有最不假思索的歷史學家，才會像康德那樣自信地宣稱，現在我們所知的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及當時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宣傳者所推動的「進步」、「自由」概念和思想，無疑就是人類進步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事實上，歷史學家的確有理由質疑過去這些人的主張。不管怎麼說，這種「非黑即白」（saints and sinners）、將一切看成是遠見十足的「英雄」在為了更好的未來而對抗反動暴君的史觀，在今日看來都是既偏頗又充滿成見的。此外，想在啟蒙思想之中為人類的進步找到一個完美方案，似乎也是一個過於天真的想法。因此，我們應該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啟蒙運動，並體認到這場運動，其實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系列值得探索的問題。
長久以來，啟蒙運動的風評其實並不好，在英國尤其如此。傳統上，大部分人都會使用「理性時代」這個混合了不同概念的合成詞來指涉十八世紀的各種觀點，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卻認為，「理性時代」充滿了機械思考而膚淺的人，對於抽象理性的力量太過自信。（一般人認為啟蒙主義者都相信）我們只需要理性，就可以獲得關於人、社會、大自然和宇宙萬物的所有知識，也可以對政治和宗教現狀進行批判；更重要的是，理性也為人類未來的烏托邦提供了基礎。然而（後來的浪漫主義者總會批評），實際上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其實遠比啟蒙哲學那不切實際的白日夢還要多─想像力、情感、傳統和歷史的有機力量，以及靈魂的奧義等等，這些事物也都尤其重要。事實證明，啟蒙運動的思想非常危險：它雖然誘人，有時卻又顯得十分愚蠢，而且總是膚淺得駭人。（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都指控）啟蒙思想家經常吹噓的人道主義，其實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革命結束之後都導致許多違背人道的罪行；時至今日，不論是後現代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也都仍會提出類似的批評〔126；146；160〕。
「理性時代」在十九世紀的知音並不多。浪漫主義者認為它沒有靈魂，保守派認為它太過激進，而激進派則批評其領導者（尤其是伏爾泰）其實是一些競逐名利的菁英，只會坐在沙龍裡發表演說，不會發動真正的革命。人類一直要到二十世紀，終於重新被迫思考意識形態和行動之間的真實複雜關係時，才會開始欣賞啟蒙運動之中幽微的諷刺之處。
所有歷史學家現在都同意，將十八世紀貼上「理性時代」的標籤其實是個嚴重誤導人的做法〔61〕。許多十八世紀的重要知識分子，其實都不甚同意曾經想在十七世紀建立全新體系的理性主義哲學家，特別是笛卡爾（他曾說，理性是個「明確清楚的概念」，不證自明）和萊布尼茲。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除了反對那些理性主義哲學家之外，也認為理性主義者是在玩弄文字遊戲、進行詭辯，對於最初由聖托瑪斯．阿奎那於中世紀期間發展出來的多瑪斯主義、後來又在反宗教改革期間被發揚光大的充滿學究氣息的神學，也非常反感。有鑑於牛頓式科學的勝利，支持啟蒙運動的人都認為通往真實知識的關鍵是經驗和實驗，而非先驗的理性〔135〕。人本身除了會思考之外，同時也是一個有感知能力的動物。哥雅曾說：「理性沉睡，心魔生焉。」這句話固然沒錯，但如果沒有經驗和感知，理性也同樣可能招致謬誤。比方說，伏爾泰的哲學小說《憨第德》中的配角潘格羅士博士，就是被萊布尼茲式形而上的信念（亦即「我們所處的世界，便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所蒙蔽，因而對「在他所有可能的鼻子中最好的鼻子底下」的各種殘酷和苦難視而不見〔61：vol. 1，197；158〕。
正如蓋伊所強調的，提倡啟蒙運動的人既非相信理性就是一切的理性主義者，亦非將判斷完全讓渡給情感、信念、直覺和權威的非理性主義者〔61：vol. 1，127f〕。他們批評所有這種過度簡化的極端，因為他們畢竟是批判者，希望運用人類智慧來理解人類本性，分析作為社會動物的人類以及他們居住其中的自然環境。如果要追求一個更好的世界，其基礎便必須建立在這些理解之上。
他們自稱「思想家」（philosopher，編按：臺灣或譯哲士），而本書接下來也會以法文的形式、使用這個方便的群體名稱（亦即 philosophes）來稱呼他們，因為英文裡找不到能夠完全對應到這個概念的詞彙（不過我偶爾也會使用德文的「Aufklärer」這個詞彙，其字義為「啟蒙者」）。但我們不能把他們想成是今日刻板印象中的哲學教授，總在學術的象牙塔之中為了一些字面上的細微差別錙銖必較。事實上，他們是非常入世的一群人，有記者、宣傳家，也有運動分子；他們除了想要理解這個世界之外，也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因此，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編撰的《百科全書》才會將啟蒙思想家定義為「踐踏偏見、傳統、普世共識和權威，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那些奴役大多數心靈的事物，並敢於獨立思考」的人。一七六○年代，伏爾泰在一場反對司法不公的運動之中成為要角；身兼經濟學家的啟蒙思想家杜爾哥曾經短暫掌管法國的財政事務；美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班傑明．富蘭克林不只將電學發揚光大、發明出雙焦眼鏡和避雷針，也在美國建國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17；103〕。
像狄德羅和孔多塞這樣的知識分子，則發展出了更為全面的學說，破除了人過去對啟蒙思想家的譏諷；過去經常認為，啟蒙思想家總是固執地想要建立某個新的體系，自以為在經濟上提出了什麼妙方絕技，狂熱地鼓吹「某個腦海裡的虛幻烏托邦」〔19；125；164〕。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小心謹慎，避免以過度簡化的方式理解他們的思想。他們為了要讓人們更容易接受，通常都會將自己的思想通俗化，也經常發明各種口號（為了要被聽到，他們不得不這麼做），然而這些口號的背後其實藏著許多微妙之處。大約從一七六○年開始，伏爾泰便以他那知名的口號─「打倒無恥之徒」（譯按：écrasez l’infâme，意指「打倒天主教會」）對抗宗教上的邪惡勢力。然而如果我們就這樣認定他對所有宗教都發起了全面戰爭，倒也是過於簡化了（請參見第四章）。經歷過二十世紀的警察國家之後，我們也應該能夠理解，為何啟蒙思想家當時必須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使用外語發聲：他們必須像在打啞謎或講寓言故事，才能繞過無所不在的審查制度〔48〕。太過直白的言詞不一定可行，也不一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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