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一檢視攤在桌前的照片。它們分成三組，每一組都是標準的鑑識照片，都有全景、中景、和特寫的取鏡。在標示為「丹尼，九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組照片裡，全景照攝於內布拉斯加州寧靜的郊野，景致看似一片田園風光。但是這片景觀只是充當背景，真正的焦點是藏在裡頭的那一小具屍體，被局部覆蓋在一條土路旁的長草叢底下。中景照更令人不安，照片裡是死亡的男性被害者─可能是一名孩童或是少年，身體以一種不自然的下腰方式向後折，手腕和足踝都被繩索綁住，除了一條海軍藍的內褲之外，全身赤裸。特寫照則聚焦在男孩殘破的身軀上：胸骨被亂刀捅得四分五裂，後頸被一道很深的傷口劃穿，泥巴和乾掉的血漬讓頭髮纏結成團。蒼蠅四處飛舞。
當我把這些照片放回桌上，拾起另一疊被標為「克里斯多佛，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照片時，瞬間被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淹沒。這疊照片雖然是昨天才拍攝，卻顯示出某種模式的延續。照片裡是第二位男性被害者，年紀和外觀與第一位被害者沒有太大差別，跟「丹尼，九月二十一日」的屍體一樣，也是在內布拉斯加州郊野處同樣偏僻的地帶被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似處多到驚人，只是在這組照片裡，季節已經是秋去冬來，所以細看這些中景照的時候，我看見男孩蒼白的皮膚已經覆了一層薄雪，厚度剛好蓋過他的傷口與臉部五官，使他看起來猶如一具櫥窗裡的人體模型。但從特寫照裡看得出來，被害者的頭部和下腹部有大灘凝結的血跡。兩張驗屍解剖照更是觸目驚心，照片裡光線明亮，焦點完全擺在那具被攤在檢驗台上、身軀瘦小的屍體。第一張照片顯示出一道很深的切口，曾有一把刀子切進受害者的後頸，再逆時針扭轉，拉出好幾英寸長的傷口，從右耳一路劃到下巴底下。第二張照片則聚焦在那沿著被害者的腹部和胸口所砍出來的七道刀傷。很難分辨這些傷口是隨機砍的，還是想傳達出某種意義。
那是十二月的早上，我猛地吸口氣，將思緒集中。那時是一九八○年代初，我站在五位探員旁邊，就在維吉尼亞州匡提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的中心位置，號稱是「防空洞」的大型地下會議室裡。牆上沒有照片、屋裡沒有電話、也沒有任何可以讓你分心的東西。唯一的窗戶是一小扇方方正正的嵌絲玻璃窗，面向無人的辦公室和空蕩蕩的大廳。這裡是匡提科的場地，鮮少人知，隸屬聯邦調查局的行為科學組（BSU）。這樣的遺世獨立就像在提醒我們，這份工作具有多大的爭議衝擊性。我們追捕的是連環殺手；我們的工作是研究他們，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並找到方法盡快逮到他們。我們會透過一種叫做「犯罪剖繪」的新穎技術來展開追捕─然而在當時，局裡上上下下的同事都對這套技術抱持著輕重不等的懷疑或輕蔑態度。不過，自家人如何批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而我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套方法真的有效。
那個冬日早晨，我們之所以全員到齊，正是為了進行犯罪剖繪。特別探員羅伯．芮斯勒當時正在內布拉斯加州以外的地方處理一樁緊急案件，因此前一天晚上，他先把一份簡報傳真給我們BSU團隊裡的每一個人，然後預訂好這間會議室，等日出之前我們全員一到齊，就可以直接開會。我們正在等芮斯勒現身，並在此同時翻閱攤在眼前大會議桌上的各式文件，有案卷、驗屍報告、證人的證詞、畫師的素描圖、嫌犯名單、以及被我握在手上的一堆鑑識照片。整個陣仗令人心驚膽跳也印象深刻。
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因為，雖然我成為BSU的一員已經有好幾個月了，而且還接下領導職務，負責開發犯罪剖繪的主要研究方法，但這些探員還是始終跟我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對待我。當初我是以被害者研究和性暴力犯罪的專家身份被延攬進來，我知道探員們雖然都很敬重我在這方面的專業，但還是認定我是外來者、一個外卡參賽者、一個萬一有緊急事故或許可以破窗救援的一號人物。我或許是個專家，但我畢竟不是探員。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晨會這麼重要的原因。它是我被要求正式參與的第一個現行案件。所以這是考試，是在測試我有沒有辦法以這個核心圈子裡一員的身份跟他們一起合作。對我來說，考試已經開始。
其中也還攙雜了其他因素。除了這是我第一次以團隊成員身份參與現行案件之外，我還得面對的事實是：我是BSU裡唯一的女性，也是這個男性主導的匡提科廳堂裡極少數的女性之一。我感覺得到我正在被仔細打量。如果我說我不會因這個位子所帶給我的壓力而偶爾受挫，那是騙人的。我只是想要有個機會來證明我自己。在這個世上最封閉的機關之一，我已經見過它的幕後作業，而現在我準備好要在這裡做出一番成績。
因此我主動關掉在我四周嗡嗡作響的各種懸念，集中思緒，重新專注在每一組鑑識照片上。我知道每組照片都有它看不到的細節和隱匿的線索，可用來作出結論甚或破案。答案就在那裡，我只需要找到它們。
「嘿，安，你還好吧？」
這聲音嚇了我一跳。我放下照片，只留一張在手上，轉身去看是誰在問候我。約翰．道格拉斯探員正在等我答腔。
「很好啊，」我說道。「但是不管這傢伙是誰，他都開始變得更有自信了。你看這些傷口。」我把第二位被害者的胸部特寫照遞給道格拉斯。「傷口不再是手忙腳亂地捅出來的，他變得越來越從容不迫。」
道格拉斯點點頭。
我知道他對這張照片或者我的發現都不感興趣。他只是在查探我能不能嚥得下這案子裡的所有細節。我看過他以前用過這招。道格拉斯和其他探員就像調查局裡的所有人一樣，經常在試探同事們的弱點─只是他們處理得不夠細膩。事實上，道格拉斯最喜歡的試探方式之一，就是那顆他明目張膽擺在自己辦公桌上的骷髏頭。要是有人走進他辦公室，卻不敢直視那顆骷髏頭，對方就算失敗了。通過這個考試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認它的存在，繼續往前走，彷彿這顆骷髏頭根本干擾不了你。
我通過了骷髏頭測試，也通過了其它全套測驗。事實上，當我和道格拉斯那天早上站在防空洞裡的時候，我的自我證明次數已經讓我收到FBI助理局長詹姆斯．麥肯錫寫的肯定函，正式歡迎我加入BSU。不過調查局雖然史無前例地延攬我（既是個局外人，也是女性）進到局裡，探員們本身還是沒有被完全說服。他們需要證據相信我能經得住這些赤裸裸的暴力形式。
通過最後這一場考試，才代表我有資格加入道格拉斯和芮斯勒自那年年初就私下進行的秘密專案計畫。他們有個令人難以抗拒的點子，會挑戰到當時的偵查規範。數十年來，執法系統都會駁回某些罪行，視它們為超出理智所能理解的純粹精神錯亂行為。但道格拉斯和芮斯勒有不同的想法。他們相信如果能夠靠訪談那些被監禁的殺人犯來得知他們的行為動機，或許就能對犯罪行為有更深入的瞭解，幫忙調查員改寫劇本，利用犯罪者自身的心理來對付他們。調查局看準這個概念的潛力，放行道格拉斯和芮斯勒以暗箱作業的方式訪談幾名被監禁中的連環殺手，再將這些內容轉化成以犯罪心理學為主題的FBI正式研究報告。但是道格拉斯和芮斯勒在心理學方面都沒有什麼背景。他們需要幫手來讓他們的辦法正式化，將他們的資料收集方法加以組織化，以便從這些發現中理出頭緒。這就是我進來的原因。
我是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眾所公認的精神病學專家，我很清楚這些精神失常者的心理，也知道需要哪些步驟才能把這類非數字性的凌亂調查內容發展成一套標準化的研究。而且多年來，我都是跟性侵被害者和創傷患者共事合作，意思是我對這類難以啟齒的暴力有第一手的處理經驗，而這種暴力日後勢必會出現在眼前。不過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其中的風險所在，我瞭解這工作對整體社會將有什麼樣的深遠影響。它可以拯救無以數計的被害者，免於被迫承受我以前的病患所面對的可怕創傷。我們會對犯罪心理學的瞭解有新的突破。它將前所未見地為我們打擊犯罪的方法帶來一場革命。而我的工作就是確保這個目標可以達成。
＊
「所有連環殺手都會在某些時候犯下錯誤。你只是從來不知道那個錯誤會是什麼。」
芮斯勒是在第一個內布拉斯加州男孩失蹤後，說出以上這句話。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他這麼說。事實上，我三不五時地就會聽到有探員這麼說，這是他們很愛搬出來使用的格言，猶如不言自明的真理，能夠讓最棘手的案件變得比較可以忍受。我猜這樣應該很有效吧。這種眾口同聲的簡單說法代表的是樂觀的態度和同仁的支持，挺能安慰人的。但在我的想法裡，這也像是一種藉口，就好像是在默許我們對這些生死攸關的案件是缺乏掌控權的，這令我很懊惱。可是在此同時，從犯罪者手裡拿回我們的主控權，正是我做這份工作的動機所在，因為我知道犯罪剖繪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如果我們能充份發揮剖繪工作的潛力─而且我也知道它有這樣的潛力─我們就可能扭轉乾坤，不必再被動等待連環續殺手犯下錯誤，甚至可以趕在他們有機會出錯之前，先逮到他們。
那個十二月的早上，我還在思索這件事情的時候，芮斯勒竟叫我去參加內布拉斯加案子的小組簡報。這個要求嚇了我一跳。雖然我已經在著手處理各種研究和辦法，研發B S U的剖繪技術，但我終究不是探員，從來沒到地下防空洞參與過現行的案子。但他根本不在乎這些。
「你聽我說，」他說道，「現在先別去擔心什麼規定，反正這件案子我就是得找到所有可能的幫手。我需要趕在對方下一次犯案之前弄清楚這一切。」
他說得當然沒錯。這是我可以幫忙被害者的一個機會。如果有誰認為我的參與違反標準程序，我以後再來處理那個後果。現在是危機關頭，有更重要的事得辦。
芮斯勒的急迫感延續到了隔天早上的剖繪會議。他一走進防空洞，就關掉頭頂那排日光燈，直接走向投影機，把注意力轉向我和其他成員身上。
「好了，」他開口道。「我們要放聰明一點。這王八蛋專門找小孩下手。我不想再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他直接跳進案子裡的具體內容，利用照片和目擊證人的證詞來釐清某些細節。他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報告侷限在真憑實據的那部份。這是這套流程裡刻意守住的一個底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每當我們開始要做新的剖繪時，領軍的總負責人必須盡量保持中立，不能表露出任何的個人意見或偏見，以免影響團隊對案件核心裡那位不明嫌犯的歸類方式。
這個不明嫌犯是一個專挑小孩下手的殘酷殺手。那時，他已經殺害了兩名已知的被害者，不過也可能還有其他人受害。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十三歲的丹尼輕手輕腳起床，穿好衣服，像平日一樣準備去送報，他的送報路線遍及內布拉斯加州貝爾維尤這座小鎮的各個地方。那時天還是暗的，他摸黑沿著走廊躡手躡腳地經過他爸媽的臥房，走到屋外，外面空氣充斥著紡織娘的嗡嗡叫聲。他打開腳踏車車鎖，輕手輕腳，以免鑰匙鏈發出吵人的咔咔喀喀聲，然後牽著腳踏車走到住家車道的盡頭。遠方有輛車子的頭燈在閃爍。那時是清晨五點十五分，太陽略低於地平線，他光著腳騎到當地的便利商店，拿起派給他的那疊報紙，在窗邊的地上悉數摺好，然後出發上路，沿著例行路線騎。
一兩個小時過後，早上七點才剛過，丹尼的父親被男孩的老板打來的電話鈴聲吵醒。
「我收到客訴，說報紙沒送。」老板在電話裡嘟嚷道。「你可不可以叫丹尼來聽電話？」
「我不懂你在什麼，」丹尼父親問道。「嘿，丹尼？」他去敲丹尼的房門，等了一會兒，然後又喊了一次。「丹尼？」
還是沒有回應。丹尼不在房裡，他的腳踏車也不在。丹尼的父親開始擔心，於是跳進車子，沿著送報的路線尋找。他先從那家便利商店開始，詢問店員，然後再開車經過一棟、兩棟、三棟住家，這才看到他兒子的腳踏車斜倚著籬笆，但是不見丹尼的蹤影。腳踏車的布袋裡只少了三份報紙，其它的仍塞在裡面。丹尼的父親就在那個時候打電話報了警。
當地的調查人員立刻組成搜索隊。他們爬梳了那個地區，並逐棟搜查所有房舍，也徹底檢查了丹尼的腳踏車，但沒發現任何掙扎的痕跡。他們還聯絡了他的親戚，包括離開該州到外地旅行的叔叔和嬸嬸，但都沒有人知道丹尼的下落。一位目擊證人回報那天早上稍早時，曾看到一台陌生車輛停在腳踏車被發現處的附近，還描述有個人從車裡出來在街邊張望。但是沒有具體的線索可以追查這條情報。丹尼完全憑空消失。
兩天半後，就在調查人員把搜索範圍擴大之後，發現了一具男孩的屍體，半掩在路邊的長草叢裡。他的腳踝和手腕被綁在背後，嘴巴被貼上膠布。他的軀體受到殘暴的對待：肩膀上有很深的傷口，臉部有些傷，有一條腿被劃開，頸部也有切口，一路切到脊椎。胸部有多處刀傷，連內臟都被戳爛。他全身赤裸，只穿著海軍藍內褲。其它衣服一直沒有找到。
法醫報告說丹尼的死因是因身體被數不盡的刀傷摧殘，失血過多而亡。腿部和背部的傷口被認為是死後才出現，而且呈現出十字形，似乎暗示著某種象徵或刻意性的圖案，但還不完全清楚，也有可能只是單純地亂砍，後者似乎是比較合理的推測，因為被害者的肩膀也少了一塊肉。沒有性侵的跡證，也幾乎找不到加害者遺留的物證。但是報告上有提到用來捆綁被害者的繩索不太尋常，繩索裡面有一種特別的藍色纖維是在切斷男孩腳踝和手腕上的綑綁時才裸露出來。
FBI歐馬哈分局主管探員要求芮斯勒寫出一份不明嫌犯的初步剖繪。芮斯勒答應了，但要先飛到內布拉斯加州親自跟調查人員談過之後再提供。他的調查發現很令人吃驚，因為跟前兩件FBI所知的案子極為相似，那兩起案子都還沒破案，遇害的男孩年齡也都差不多。第一起案件是一年前，就在德梅因附近，也一樣是報童，週日早上消失在他平常的送報路線上。這男孩一直沒被找到。第二起案件則發生在佛羅里達州，一名小男孩跟他母親去某家戶外商場購物，結果失蹤不見。幾天後，男孩的頭顱被發現在一條河渠上漂浮。調查人員找幾名目擊證人談過，他們都宣稱有看到一名男子從商場裡頭拐走男孩，坐進一輛掛著別州車牌的車子。當時，這些證詞仍不足以構成拘捕。這場調查後來沒多久就夭折，因為有「缺乏管轄權」這類政策作梗，再加上各種官僚手續，FBI只能被迫旁觀。
芮斯勒在跟內布拉斯加州的調查人員談過、並親訪過犯罪現場、也看過案卷之後，確定丹尼很可能是被一個連環殺手鎖定。他先用這樣的輪廓在心裡對不明嫌犯勾勒出初步的樣貌，他描述這名殺人犯是十八、九歲的男性，可能認識丹尼，並把謀殺視為一種握有主宰和掌控權的行為。犯案過程沒有性暴力，暗示這名犯罪者對性不感興趣，至少就傳統意義上來說是如此。他甚至可能是性冷感。當時沒有太多資料可以追，以致於第一次的剖繪有點薄弱，只能很大程度地靠被害者的年齡、當地少有犯罪活動來著墨，還有就是我們已經從連環殺手研究裡頭得知，著名的連環殺手所找上的被害者都很類似。芮斯勒將這個分析分享給聯合專案小組：那是由當地警方和州警、軍事機關、FBI歐馬哈分局的探員們所組成的一個團隊。這些參與的機關從來沒碰過這麼凶殘的殺童案，過他們知道資源和專業共享的協調作業是他們或許得以釐清案情的最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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