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手稿

名人推薦： * 2009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決選小說
* 紐約時報、《天鵝賊》、《歷史學家》作者伊麗莎白．柯斯托娃

傅月庵（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熊宗慧（台大外文系）、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鄭重推薦


【各界好評】

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向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致敬……──熊宗慧

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表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歷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

　　是一件小事讓他倆見了面的。一個故事，沒有標題，沒有署名，而且怎麼看都不完整，而逮捕的官員在匆忙中忘了把它記錄在證物單上。一年前，當魯比揚卡（譯註：Lubyanka，前蘇聯國家安全局總部的別名）的監獄正熱鬧，當全莫斯科似乎都在夜裡屏住氣息，而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份新的沒收手稿的委託書到帕維爾辦公桌上時，這種發現幾乎不會讓人再看一眼，更不用說還有這檔案員真心害怕的這場會面了。巴別爾已經承認了：一個故事不會改變這件事，也救不了他。不過，庫提瑞夫還是堅持這件事要正式解決，而因為帕維爾現在必須向這位充滿野心的年輕中尉負責，所以這手稿作者的問題必須解決，即使只為了記錄之用。樓上一間空辦公室已經為了這個目的預留著。過段時間後，約定的早晨到了。就在第一批沈重的雨點開始落到下方荒涼的院子裡時，一名警衛在門上輕敲了一下。巴別爾走進房間。

　　「我正要泡茶呢。」帕維爾說。窗邊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電動俄式茶爐，一個托盤、茶杯和茶匙、一個黑鏽了的鐵罐，這些都是之前這間辦公室的人留下來的，這人現在不在這裡。辦公桌後方原先掛著一排照片的牆面灰泥顏色明顯的比較淺，現在只剩下釘子還在。「你要不要坐下？」

　　過了一會兒，彷彿帕維爾的聲音這時候才傳到一樣，巴別爾點點頭，坐了下來。他鬍鬚未刮。右眼下方一塊瘀青正在慢慢變淡，嘴唇上有一層淺淺的膜，像是乾了的鹽。他那縐縐的襯衫領子歪歪扭扭的翻出在他縐縮的外套翻領上。最後還有這件事，讓帕維爾覺得最不安的：這位作家的眼鏡不見了。他本來預期巴別爾會以他在書皮上照片裡的模樣出現。

　　帕維爾拿起空空的茶壺。「我去裝水。」

　　起先，在門外守候的年輕警衛只是呆瞪著茶壺，好像他從沒看過茶壺一樣。他頂多二十歲，有一雙農夫那種惺忪睡眼。可能是某個流離失所的農夫之子，來到莫斯科找尋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麼人，他臉上的表情夠熟悉了。「水。」帕維爾嘆口氣，把水壺交給他。他還不如重回基洛夫學院，站在一教室不比這守衛年輕的男孩子面前，唸著托爾斯泰作品裡的句子算了。伊凡．依里西的生活最為簡單、平凡，也因此最為可怕。不論貴賤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陰影下，如今，加入集體進步大旗下邁步向前的無數軍隊的，都是他昔日學生那個世代的人，而他們從前的師長則安於寂靜。從他被派來處理特別檔案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而庫提瑞夫是今年五月才來到這裡的，在這段時間中，帕維爾已經痛苦的發現自己曾經多麼幸運、多麼幸福。只要他能夠再度手裡拿著書站在學生前面，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隨著雨水而來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個星期的天氣都像這樣。帕維爾坐著，把枱燈的銅鍊子拉了拉，鍊子喀拉一聲磨擦著綠色的玻璃燈罩。「我一直希望能快點出些陽光，」他說，想要掩飾他的緊張。遇見一個像巴別爾這樣負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問，「你餓不餓？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謝謝你。不用。」

　　這是一個高而幾乎帶著氣音的聲音：巴別爾甚至眼光都不正視他。帕維爾直直盯著巴別爾臉頰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開。警衛拿著茶壺回來了。

　　帕維爾又在窗邊把茶爐裝了水。隔壁房間電話響了一聲，被人接起來聽了。一片濛濛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熱的茶爐的圓邊，也蒙上正在打開鐵罐的帕維爾的雙手。罐子裡只剩下一點點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狀茶渣，像是某種沙子一樣，他把茶渣倒進正在等著的茶壺裡。帕維爾把鐵罐斜斜對著光，看到罐子裡他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後他走回辦公桌旁。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督察同志？」

　　「我不是督察，」帕維爾連忙說。「我在檔案室做事。」他傾身向前，用手指抹了抹巴別爾檔案夾的綠色紙板。一條粉紅色緞帶整整齊齊綁住檔案。「其實，」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來是老師。我還教過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紅色騎兵軍》裡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這些故事的時候，帕維爾想道。是在教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時候。「還有你一些後來的作品。〈莫泊桑〉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巴別爾故事的開頭幾行文字，他從來也看不厭的，這時候回到他腦中：

　　一九一六年冬天，我人在聖彼得堡，帶著一個假護照，一個子兒也沒有。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亞列克西．卡山瑟夫，把我帶到他家。

　　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這種諷刺此刻很教人感傷。

　　巴別爾以一種呆滯、多少有些困惑的表情瞇眼看著綠色檔案夾，好像帕維爾是變了什麼戲法，把它憑空變出來了一樣。然後他那雙黑眼睛又轉為空洞了。

　　「我可不可以請問，」終於巴別爾說了，「今天星期幾？」

　　「星期二。」

　　「現在還是六月嗎？」

　　「七月。」

　　「都已經──」至少這是帕維爾認為他聽到巴別爾這麼喃喃說的。已經。巴別爾被捕幾乎還不到兩個月，也就是說從那輛慣例的、沒有單位名稱的車子在拂曉時分戴著他穿過樓下院子那扇巨大的黑色門之後到現在。他已經失去了時間感嗎？或者，帕維爾想像，巴別爾只是單純的、默默地感到震驚：驚於自己竟然如此快速、全然的被打擊。才兩個月的時間裡，他竟然就變成了這個受盡修理、飽受驚嚇的人形軀殼，此刻坐在這間幾乎是荒廢了的辦公室裡。帕維爾想起他自己在魯比揚卡監獄的頭幾個月，那段時間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啟示，雖然拿他的經驗和巴別爾的相比其實是很不堪的。巴別爾可能受到的折磨，他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受到，那是沒有睡眠和飲水、食物，只有威脅、毆打的日子。

　　帕維爾說，「我受到請託──奉命──要弄清楚你的檔案中的一項不符之處。這只是個形式。」

　　「什麼樣的不符？」

　　「是一份手稿，我的長官在檢查你的檔案時看到的。是個故事。很不錯的故事。在證物單上沒有記錄，這就是說它無法正式被歸到某人名下，包括你自己。這也就是說，正式說起來──」帕維爾不自在的聳聳肩。「──它並不存在。我說過了，這只是個形式。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告訴我你認不認得這份稿子。你可以不戴眼鏡看字嗎？」

　　「根本不行。他們告訴我說眼鏡可以還給我，」巴別爾說。「如果我合作的話。」

　　合作。認罪，他的意思是──而在認罪的時候，他很可能會牽連到別人。這年頭，一個人不可能單純的認罪，還必須要揭發別人。點頭之交、同事、朋友，甚至自己家人。巴別爾會把誰拖進此刻籠罩住他生命的網子裡，如果有這麼個人的話？愛森斯坦吧（譯註：蘇聯電影導演及電影藝術理論家），也許，還是愛倫堡（譯註：蘇聯宣傳部長）？巴斯特納克（譯註：蘇聯作家，《齊瓦哥醫生》作者）？像巴別爾這麼重要的人物，應該舉發至少要和他同等知名的人吧？

　　我的早晨都待在太平間和警察局。

　　茶爐的水已經開始滾了，帕維爾再次走到窗邊時，〈莫泊桑〉裡的另一句話在他腦中迴響著。水汽在玻璃上閃著光亮。「恐怕我們只好不放糖了。」他一邊把茶倒進茶壺一邊道歉。就在這時候，一輛轎車停進樓下院子裡一個停車位，雨刷輕快有勁地把雨水刷開。雨刷停止擺動，駕駛座旁的門打開來。出現一把雨傘，傘面撐開來：一朵黑牡丹。太平間和警察局，帕維爾心想──這個時代未來被記得的就是這個，這就是我們的遺產。「糖？」巴別爾問，好像這個詞對他來說是個新鮮東西。

　　「泡茶用的。」

　　巴別爾沈默不語。

　　「我可以要人拿一些來。」帕維爾說，雖然想到要再次面對那個警衛就讓他疲累。讓他心灰意冷的，無疑還有庫提瑞夫交待的這個可怕而且沒道理的差事。幾個月以來，這個初級官員幾乎是把握每個機會展現對帕維爾的權威，就像隻狗會在花園最荒僻的角落抬腳撒尿一樣，要劃定牠的勢力範圍。帕維爾不只一次幾乎要告訴庫提瑞夫說他用不著麻煩了。歡迎他來弄這些檔案，直到最後一個檔案。帕維爾把茶杯拿給巴別爾。「小心，很燙。」

　　巴別爾把冒著熱氣的玻璃茶杯捧在胸口。「你原本是老師。」過段時間後他說。

　　「是的，教文學。」

　　「文學。」這話說得不帶嘲諷、不帶挖苦。他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也許，帕維爾心想，這茶讓他重新恢復了精神。「你喜歡教書嗎？」巴別爾問道。

　　「非常喜歡。」帕維爾說。

　　雨點打在窗子上。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把頭髮往後撥，卻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他的手指搔下半個種子殼：一定是他今天早晨往巴士站走去時從他住處附近那些菩提樹上掉下來的。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的《紅色騎兵軍》故事，」他告訴巴別爾，「我的學生們一直都很喜歡。男孩子嘛，你知道。他們很容易被戰爭吸引。你的那些故事讓他們著迷。」

　　二十九冊的莫泊桑文集立在書桌上方的書架上。有著消溶力量的手指的陽光，碰觸著羊皮書背──這些書是人類心靈的華麗墳墓。

　　他無法把巴別爾的故事逐出腦海。他注意到巴別爾那隻張開來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手指很輕微地抽動著，像是一股微小的電流通過手指。突然間帕維爾被一個發現嚇了一跳，那就是在他腦中浮現的故事裡的文句，一度就是從這隻手、這些手指中流出來的。他猜想，托爾斯泰死在阿斯塔波佛火車站的時候，少數幾個幸運的火車乘客看到他之時，必定也感受到類似的混合著敬畏和不敢置信的感覺。

　　外面走廊上傳來微微的有節奏的鑰匙碰撞聲。魯比揚卡規定，押著犯人的警衛要讓人知道他們的到來──不是用這種方式，就是用舌頭發出「喀啦」的聲音──如此犯人就絕不會湊巧遇見彼此。這是個在隱密之上用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機構，一個只對自己開放的世界。不過，雖然帕維爾盡量避開這些故事，它們卻依然點點滴滴流向他，像是水從一座下了毒的井裡滲出來一樣。曼德斯坦在遭受幾個月的凌虐後，用一把剃刀割腕，而當警衛衝進他的牢房時，虛弱的他還喃喃對著警衛們唸著他自己的片斷詩句。皮涅克(譯註：Boris Pilnyak，1894-1938，蘇聯作家)被行刑者拿槍身碰到他後頸背時，像個小孩子般的啜泣，癱靠在冰冷的地牢牆上。等一下，等一下。

　　帕維爾問，「你還要不要茶？」他注意到這作家的手指已經沒有抽動了。

　　「好的。」

　　帕維爾把茶倒進作家的玻璃杯時，巴別爾遲疑地說，「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准我寫封信。給我太太。」

　　一些茶液不小心濺出了玻璃杯緣。「抱歉。」帕維爾說。

　　「拜託。這可以讓她安心。」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過了一會兒帕維爾說。糾纏了他整個早晨的疲累突然間逼上心頭。「就算能夠准許──」他把茶壺「咔啦」一聲放回茶爐上，幾乎要濺出更多的茶。「很抱歉，同志。」這個詞──在這個情況下是不可原諒的──在帕維爾還來不及制止自己之前就脫口說出了。同志。他緊張的加上一句，「請了解，這不是我願不願意幫你的問題。我是很願意的。我自己也結了婚。」

　　他的話突地中斷了，他低頭望著漂在茶液表面的油漬，油讓他想到了冰，這一點相當教他不解。春天的河水，克里明斯基橋下方的髒污浮冰大塊大塊斷裂，被水沖走。他想起一月那個下午，他妻子艾蓮娜前往雅爾達之前，他們沿著列寧丘下面的荒涼河岸走著。想起她告訴他說她不能等到四月、河冰終於溶化以後。「我討厭死了冬天。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永遠都不用再回來這裡，那該有多好。」後來在車站，兩人擁抱時，艾蓮娜用嘴唇輕觸他的耳朵，低聲說，「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她大衣的兔毛領子拂過帕維爾的頸子，輕得像是呼吸一樣。不可能的，當然：他倆都知道帕維爾那時候是無法離開莫斯科的，沒有他長官的許可，他不能離開。不過她依然開口，她用她的方式嘗試。

　　帕維爾感覺到巴別爾在看著他，等著。「我的意思是，我之前是結婚的。」他現在才告訴巴別爾。「我妻子去年一月過世了。」

　　巴別爾沈默以對。

　　帕維爾深吸了一口氣，解開粉紅色緞帶，打開巴別爾的檔案夾。檔案夾裡是一疊面朝上、沒有裝訂也沒有畫線的紙，上面是密密而整齊的字體：這是巴別爾的未完成手稿──如果他的確是這些文字的作者的話，而帕維爾有充份理由相信他是。即使不完整，這作品依然和帕維爾讀過的任何作品一樣的美麗而且鮮活。這是一部難得之作，或許是巴別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帕維爾清了清喉嚨。「我猜我們應該開始了。」他說。他抬起頭來，看到巴別爾已經轉頭望向窗外。

　　「現在還在下雨嗎？」

　　「是的，一點點雨。」帕維爾說。

　　一陣寂靜籠罩著兩人，而帕維爾發現自己竟然很不願意打破它。然後，他幾乎是溫柔的問了巴別爾，「你妻子叫什麼名字？」

　　「安東妮娜。」

　　巴別爾心不在焉地把一根手指抬到嘴邊，若有所思地揉著他的下唇。窗外的光停在他大衣肩膀上，像灑了細雪在上頭，從他被捕後，他無疑是穿著這大衣睡覺。唇形飽滿，幾乎是肉感的嘴；那一雙暗色眼睛、高闊的額頭和那一條明顯的抬頭紋：帕維爾突然被此刻這單純的奇蹟感到震驚，這奇蹟是他生命中未嘗料到的。正在冷卻的茶爐滴答作響，像個節拍器，而節拍和帕維爾看見在巴別爾喉間微微跳動的脈搏大體上一致。

　　「我答應她說我們還會再見面的，」巴別爾說。「他們會准她來探訪我嗎，你想？」

　　「我不知道。」

　　「我不希望我對她說的最後一些話是騙人的。」

　　「當然。」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帕維爾當時的回答是：我會很快就見到你了。這是他對艾蓮娜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回憶已經足夠讓帕維爾離開椅子──他無法面對巴別爾。他把茶杯放在公文櫃上，然後想，我真希望我也在那班火車上。

　　巴別爾像是發現了他的心事，問道，「你妻子是怎麼過世的？」

　　「她要去雅爾達，火車出軌。」

　　「那是意外了。」

　　「警方懷疑是有人為破壞。有東西放在鐵軌上。」帕維爾必須振作精神，才能繼續下去，「據我所知，她是在車廂斷裂的時候被摔出去的。」像個南瓜，帕維爾想：這幕景象在這些個漫長的可怕月份一直跟著他；那一列火車，車廂無辜綻開、像摔在雪地上的南瓜。想像這個畫面要比實際面對帕維爾一再想逐出腦海的那些畫面容易。艾蓮娜被摔出車廂到田野；艾蓮娜用被單包著、放在一輛貨車後面；艾蓮娜在火化場入口、火化場人員把她推進火場時，她躺著的有腳輪的推架抖動著。

　　「我無法想像有人會故意做這種事，」他說。「你能想像嗎？」

　　巴別爾陰沈地低頭看著杯內。「你看過我的故事，」終於他說了，他抬頭看著帕維爾。「你的同事們，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逮捕我的時候，他們帶著我妻子去。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們逼她敲門，以免我拒捕。你能夠想像她必須要去做這件事，心裡會有什麼感覺嗎？」巴別爾聲音中悄悄有了一絲恨意。「你不是唯一失去妻子的人。」

　　帕維爾轉過頭。他喉嚨裡升起一聲啜泣，他還沒來得及壓住，哀泣聲已經發出來。有片刻時間，他整個人幾乎想把茶爐揮倒到地上、把空茶杯和茶葉罐丟了──這陣誘惑強烈到帕維爾必須兩隻手緊緊握住、硬是壓抑了。

　　「他們不該把你的眼鏡拿走的。」他靜靜說。

　　我把書看完，下了床。霧已逼近窗戶，世界掩藏起來了。某個重要真相的預感用輕柔的手指碰觸著我時，我的心收縮著。

　　掩藏的世界，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想著。這間辦公室，這間監獄。他希望自己永遠不要來到這裡。他一邊從桌上拿起這疊紙，一邊問巴別爾，「這是你寫的嗎？」他把手稿遞出去，身體也往巴別爾移過去，直到兩人膝蓋碰到一起。

　　「我的。」巴別爾終於說了。他整個身體似乎都鬆垂了。「這是我的。」

　　如此接近，帕維爾可以聽見這位作家的呼吸，這又是一個單純的奇蹟，只有他自己親眼見識到。

　　是一件小事讓他倆見了面的。一個故事，沒有標題，沒有署名，而且怎麼看都不完整，而逮捕的官員在匆忙中忘了把它記錄在證物單上。一年前，當魯比揚卡（譯註：Lubyanka，前蘇聯國家安全局總部的別名）的監獄正熱鬧，當全莫斯科似乎都在夜裡屏住氣息，而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份新的沒收手稿的委託書到帕維爾辦公桌上時，這種發現幾乎不會讓人再看一眼，更不用說還有這檔案員真心害怕的這場會面了。巴別爾已經承認了：一個故事不會改變這件事，也救不了他。不過，庫提瑞夫還是堅持這件事要正式解決，而因為帕維爾現在必須向這位充滿野心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