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潔斯是錦利集團的設計師，替香蕉共和國、班尼頓和梅西百貨設計服飾。在SL 國際公司工作的羅伊芳，則是為Gap、Esprit 和雷夫羅倫設計，兩人都不到三十歲。
六年前，錦利集團成立自己的設計團隊，SL 集團也在三年前推出自己的團隊，現在兩者都會派設計師到紐約、米蘭、巴黎和舊金山，提供最新穎的點子。換句話說，你看
到的不止是想要製衣的工廠業務人員，更是想行銷自己創意點子的設計師。
來自立陶宛的威陶塔斯．拉莫奈提斯是電信專家，他舉了一個好例子，證明在開發中國家，創意十足的電信公司愈來愈多，還有這對電信通訊業造成怎樣的影響。「俄羅斯有間提供營運支援系統（OSS）的公司NetCracker，OSS 正是電信公司IT 系統的核心。我們恰巧也在立陶宛投標一間行動作業公司，所以才曉得這間公司。乍看感覺他們沒有特別之處，提供的服務跟擁有上千名員工和多年經驗的美國巨擘大同小異。他們唯一有的，就是傾聽客戶的能力。」威陶塔斯告訴我，他寫了一份報告給美國辦公室，提醒他們這個新崛起的競爭對手，結果只換來一封毫不在意的電子郵件：「這群俄羅斯人不是對手，看他們的美國辦公室就知道了，這裡只有三個人駐守。」三年後，NetCracker 成為世界第二大OSS 服務供應商，而威陶塔斯工作的美國龍頭公司還得裁掉數千名員工，終止提供OSS，為了讓公司得以繼續營運，他們甚至不得不跟另一家公司合併。根據威陶塔斯的說法，兩間公司現在是齊頭並進。
所以，過去認為開發中國家的勞動人口較便宜，相對也不那麼有創意的「事實」已經不再，愈來愈多跨國公司學到這個慘痛教訓。基地設在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若想和開發中國家的本土新公司抗衡，就必須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研究單位。
十年前，IBM 在中國完全沒有產品開發部門，現在在中國共有一萬名員工，而三成員工的工作內容是產品開發，這群人當中，又有百分之七十五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有次我和一位中國摩托羅拉的人力資源主管共乘電梯，我趁機問了她幾個問題。她告訴我，該公司在中國共有一萬名員工。
「有多少人從事研究開發？」我問她。
答案是：「四千人。」
意思是說，四成摩托羅拉員工都在從事研究開發。像IBM、諾基亞和摩托羅拉這些大公司，要是不相信可以從投資中獲得創意碩果，是不會在這個國家開設研發部門。
近年來另一個開發中國家創意和革新大爆炸的例子，就是阿斯特捷利康，他們獲得的改善提議，多半是來自中國的員工。
二○○七年坎城舉辦的世界廣告競賽，參賽的廣告公司中，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數目相當。當全世界最優異的廣告相互較勁時，絕大多數獎項都被開發中國家的創意人奪下，這又是另一個明顯例子，顯示在短短數年內，開發中國家的創意程度已拉高到可以參與國際級比賽。
在一份報告中，研究和諮詢公司顧能如此表示：「全新尚未開發的市場帶來的革新，正在驅動全球轉變，藉由成熟市場裡的機構，打造出不容忽視的力量。中國和印度等剛崛起的國家，其機構在環境多方限制下營運，正以不同以往的速度進行蛻變。」顧能預言，到了二○一五年，兩成開發中國家會從事他們所謂的「IT 破壞性革新」，這種革新能藉由不同價值，打造全新且難以預測的市場，強大到最終將取代原本既有的作法。
也有人預測，到了二○一二年，兩成國際專利申請會來自開發中國家。
總而言之，種種跡象顯示開發中國家不只在價格上有競爭力，在創意上也很有競爭力。所以為何還有這麼多已開發國家的人說，工廠搬遷到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無所謂，因為他們的創意工作不具競爭力？
在歐美設計界打滾過數十載的設計大師，也是香港理工大學的教授約翰．海斯凱特說，這是對正在發生的事視而不見。「已開發國家以美夢安慰自己，認為自己在創意
業界還保有優勢，但其實很多工作都外移了。美國依然以為自己是創意中心，事實上創意中心在轉變，西方只是尚未覺醒。」
海斯凱特發出警告，要是中國人成功結合低價生產的知識和高品質創意，情況就可能不同了。「如果中國人學會開發成本意識，以低價位產出高品質商品，將具有驚人
的競爭優勢。」
上海革新公司What If 的亞密娜也說：「改變正在發生，我們就身在其中！你可能要深入基層才看得見，可是改變確實在這裡，俯拾即是！」上海廣告公司百比赫的彼得．海斯凱特也證實這個說法：「現在基層吹起一陣創意革命，在愈來愈多中國城市裡，每週替自家商品開創新市場的時尚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和其他發明家的人數與日俱增，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全球規模性的成果，慢慢接觸到中國人的創意。事實上，改變已經發生，只不過多數人毫無所察罷了。」這個創意基層革命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上演。前陣子我飛到武漢─這城市擁有八百萬居民，直到三年前，我聽都沒聽過它。武漢的地理位置巧妙，位於黃河河畔，夾在中國金融重鎮上海和擁有三千萬居民的大城重慶中間。我到武漢參加湖北省中國移動通訊公司的高層主管管理課程，針對創意主題演講。
在中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有上百個，這些城市的居民都很認真工作，讓科技升級，迎頭趕上二十一世紀。中國移動通訊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該公司專注培養主管技能，讓他們參與最新課程。
當地人力資源經理介紹我時，督促聽眾仔細聽我演講。她說最後的這場演說，是這場商業創意三日課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演講結束，我受邀和中國移動武漢分行的資深主管餐聚，他之前已經聽我演講過一次，之所以找我回來，是希望我和其他主管分享想法。他告訴我，上次的演講鼓勵了他去分享資訊，讓其他人知道勇於嘗試不同事物的重要性，也說自己已經開始這麼做。例如，前一晚他們舉辦的晚宴就不同以往。
我想知道老闆辦的晚宴是否真的不同，於是問鄰座的人，昨晚是否與眾不同又有意思？「很好！」他以中文這麼回答。他告訴我，他們不是只圍著一張大桌吃吃喝喝，還從西方電影獲得靈感，創造出一個中西合璧的夜晚，既有傳統中式派對有的卡拉OK，又有西式的迪斯可、變裝和遊戲。這時我才驚覺，前一天深夜，在飯店大廳辦理入住時，碰到的那群吹著喇叭的狂歡者，就是剛才正襟危坐，聽我演講的網管主管。
幾年前，中國大型國營公司主持的中型城鎮通信主管會議中，商業創意還不可能是重點，但現在卻很常見。就跟舉辦一場熱鬧狂歡的派對，來教導一群主管放鬆，同樣正常。瘋狂派對可能無法反駁亞洲人沒有創意是錯誤觀點，畢竟亞洲人生性害怕丟臉，光幾場趣味派對是無法改變千年傳統。然而這樣的派對卻證明了，亞洲人愈來愈不拘謹，愈來愈有創意。
在北京的某天晚上，我竟然站在舞台即席演出。三十個參與者中，有十個是第一次來。就如同漣漪一般，自由思考的新方法蔓延開來。即使，即席表演時有些人還是很放不開，但看到他們在這晚「綻放」，變得愈來愈大膽的感覺很不錯。我看到一位嬌小的中國女人扮演「性」奮的護士，她喜歡看見鮮血，折磨著病人傷口。這時我突然驚覺，這些小事件都是人們的思想緩慢但穩定改變的跡象。
將基層的上千萬個小改變擺在一起，看創造出這些改變的人是怎麼和伴侶、同事和手足談起這些事，而聽的人內心也會激起一個疑問：為何他們的老闆、大學或協會無法辦到同樣的事？即便我們暫時無法察覺，但很快就可看出重大改變正在成形。
萊佛士大學的教授榮恩．紐曼是另一個見證創意研究在中國收割成果的人。萊佛士是新加坡一所私立設計和商業學院，創辦人是周華盛。他們在一九九○年，於中國首
辦設計課程，第一年僅有二十名學生，其中十五名因為聽不懂英語休學。學年結束前，學院的老師人數比學生還多。但自此之後，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對設計課程感興趣的
人激增。萊佛士預測，五年內亞洲各學院的設計學生會超過十五萬人。像萊佛士這樣的教育機構快速擴展，也就代表創意產業可預見大批畢業生。市場需要具備特殊技能的
人才，這群畢業生也會變得很搶手。
創意產業的人氣大增，保障了萊佛士等機構的成功，也改變了開發中國家的其他教育機構。
林先生負責管理廈門大學的MBA 課程，這間大學在一九二一年創辦，是中國第一所提供MBA 課程的大學。不意外的是，這間大學擁有中國第三強的管理課程。當廈門大學剛創辦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時，公司會要求去除創意課程，因為他們看不出其必要性。但過去幾年出現了變化。
中國剛對企業敞開大門時，他們不會想要去革新，只想採納西方產品或公司作法，在中國建立一個相同的模式即可，但如今這個年代已經過去。在最近一項調查中，廈門大學詢問畢業生，阻礙他們創辦公司的原因是什麼，答案不是缺錢、缺資源或人脈。最常聽見的回答是，缺乏商業可能性。中國人突然理解，光把空洞填滿是不夠的，他們得開始自己挖洞，還要有創意。結果是什麼？創意和革新課程人氣衝到最高。
在開發中國家旅行的時間愈長，就愈能清楚看見創意基層革命。情況愈明顯就愈難理解，我們怎麼會覺得這件事不可能發生？富豪卡車亞太區執行副總裁喬爾基姆．羅
森柏格曾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工作過，他不相信基層創意革命只是幻覺。「我們嘲諷日本人、譏笑韓國人，現在又來笑中國人。三年前，我們在法蘭克福車展看得見幾輛中國汽車？現在看到幾輛？再三年後，又會有多少輛？」
我在伊斯坦堡訪問兩名年輕土耳其設計師時，他們的回答恐怕是最明確的。我問他們，已開發國家為何遲遲無法真正理解，像土耳其這樣的國家目前經歷的創意蛻變有多巨大？他們說，這是因為我們太忙著緬懷曾經有過的領先優勢，而不願走出來抓取現下誕生的所有可能。套用他們的話：「就像一對情侶分手了，男孩不去找個新女友，反而對前女友念念不忘 。」
創意革命也許不會立竿見影，但要是我們選擇等到革命完成才看見改變，那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嚴重落後。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習到這個教訓，二十世紀末的網路大突破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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