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摘錄）
湯志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台灣社會學界對現代性的概念與理論並不陌生，但基於兩大理由，我們認為仍有反省現代性發展的必要，更期待經由本書拋磚引玉，能點燃大家從本土視角重新理解現代性的興趣。首先，儘管到現代的轉型可謂社會學賴以起家的基本研究課題，台灣社會學迄今也累積許多的經驗研究成果，卻很少提升到現代性的理論層次探討，更缺乏進一步理論化的企圖。其次，儘管現代性的概念在本地其他學科（尤其是文學研究）甚為流行，但在社會學界卻仍是急待開拓的研究前沿。利用台灣豐厚的研究成果積極回應現代性這個社會學核心議題，不但有助推進本地的研究，更可銜接國際的討論，並做出台灣特有的貢獻。
按向來側重制度、結構面的社會學主流的理解，「現代性指十七世紀以降在歐洲茁生，然後影響到全世界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全球化可謂現代性的自然後果（Giddens 1990: 1）。後起的文化研究雖對現代性「論述」的權力效果展開批判，解構了歐洲對他者的知識建構與西方對非西方的再現，但同樣相信現代性純粹是歐洲內生的結果，所以歐洲人才能於十五、十六世紀率先突破，從事地理探險與海外殖民，令世界其他地區在現代性的歷史上只能扮演被西方宰制、剝削、歧視的「他者」角色（Hall 1996a）。
晚近歐洲史、世界史與全球史的研究，在在質疑這種歷史認識的真實性與適切性，指出這實際上會造成雙重的歷史誤認，亦即不僅導致後殖民研究所批判的，也是我們較熟知的，西方人與非西方人常以西方（中心）的觀點來看待其他地區的歷史，從而有扭曲、忽視或低估其發展的問題（Bouquet 2015; Dirks 2001），同時還常會讓非西方人犯下與西方人同樣的錯誤，高估歐洲現代性的進程（Halperin 1997; Teschke 2003）。
後殖民研究在揭露現代性與殖民性共構，有力地批判現代性與西方中心論的同時，卻可能受困於批判的目的，錯將現代性的誕生與西方的全球霸權上溯到五百年前，而再次鞏固了西方中心論。儘管後殖民理論強調混雜，主張將西方與非西方同時納入考慮，但具體的經驗研究多聚焦於殖民地與論述，很少考察西方實際的歷史，也就難以覺察到這個違反其原本意圖的弔詭和盲點。
反映國際學界晚近另一重要動向的多元現代性，則主張將各個地區在現代的發展理解為其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延續與不斷重構，從而有力地批判了現代化理論的同質性假設與單一線性演化路徑。這種主張因為強調從比較的視野同時考察制度框架與文化綱領，注意到現代性的結構條件，而有機會避開後殖民研究聚焦於論述與非西方的局限，但卻有不曾真正擺脫歐洲中心論的致命缺陷，仍奉西方為先驅與參照的基準，更不符史實地假定了不同地區與文明間的區隔發展，直到挾現代性而來的西力造成衝擊與危機，才引發現代化的回應。
簡言之，多元現代性與後殖民研究雖然針對現代性提出不少頗具洞見的分析，卻分別受困於歐洲中心論與殖民批判的陷阱而各有所偏，無法真正將西方與非西方的歷史聯繫起來研究，確切認知到現代性是在各地相互連結、交織成現代世界社會的過程中，由各地處於這樣一種糾結交錯的複雜關係網絡中的人、事、物與行動所共同生產出來，而往往繼續複製對西方與非西方歷史的誤認，令歐洲中心論能不斷地以新面貌輪迴再生。
針對此一研究瓶頸，本書除透過批判性的系譜梳理，也呼應國際學界的最新動向，以交互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與相互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這兩種取徑，提出超越既有研究典範盲點的新詮釋。期待透過我們這樣的學科史回顧、重探西方經驗，以及從新的視野定位台灣經驗的努力，有助於探尋及建立屬於台灣自身認知現代與世界的立足點和觀點。
五、踐行的方案︰本書對現代性的定義、分期與研究策略
我們深信，從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的歷史的視角出發，將描繪出一幅迥異於既有主流的現代性圖像。然而，我們亦深知，這有賴各地研究者的協力與長期的研究累積，非朝夕之功能實現。因此，本書的目的不在於對現代性（及其在台灣的發展）提出全面的新詮釋與替代的鉅型敘事，而重在倡議新取徑，彰顯引進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的歷史這兩個學界尚不熟悉的觀點，如何有助於我們看見及反省過去流行視角的盲點，帶來超越以往研究的貢獻。
儘管如此，面對現代性這個涵攝甚廣、隨領域不同而有諸多變異的概念與研究對象，我們顯然也需要一個能推動研究往向邁進、促成知識合作的「工作共識」（working consensus），才能將看似紛雜且分歧的現象與發展趨勢，收攏到現代性的主軸來。常見的判準如啟蒙理性、殖民、資本主義或民族國家等，因緊黏著歐洲歷史，或過於具體、特定，有違交互比較的要求，或是抵觸相互連結的歷史的觀點，皆非合適的選項。新的定義必須夠抽象，方能涵括各地不同的發展經驗，並容許交互比較。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主張從社會分化形式的改變來掌握到現代的鉅變，視功能分化為現代性最重要的結構條件。採取功能分化為上位概念的好處是，不論是研究自律市場的觀念如何促成市場經濟的實現，或是剖析民間信仰傳統上如何以多功能的形式與政治、經濟、軍事領域互相鑲嵌，隨著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引進而經歷了去鑲嵌到再鑲嵌的過程，抑或探究家產官僚制到科層官僚制的轉變，均可含納到此概念下；而透過對功能對等項的追問，這也有助於交互比較的落實。
同時，新的定義也要納入世界各地連結成有結構性關係的一個整體的判準。因此，本書以「功能分化的單一世界社會形成」為理解現代性誕生的關鍵歷史背景。而現代性的正式確立，亦即作為整體社會結構轉型的功能分化，毫無疑義是十九世紀才出現。根據晚近的研究成果，只有到了十九世紀，包括科層官僚制、市場經濟、國民教育、依（實定）法統治、信仰由個人決定??等在內的功能分化的發展，才在西歐整個社會的層次上獲得落實，而世界各地間的連結程度與溝通密度也才隨著汽船、鐵路、電纜、電報等的發明而大幅提升。
不過，現代性（或說功能分化）在不同領域及不同社會的發展步調常不一致。為有效掌握現代性發展的複雜實況，我們選擇從傳統所謂的三大面向，即政治、經濟與文化（含宗教）入手研究，藉以拼湊、釐清整體發展圖像。也因此，本書各章探討的歷史時段不盡一致。同時，這亦源自我們認為必須嚴肅對待語意與社會結構區分的問題，亦即觀念領域的發展，時而反映，時而落後，時而領先社會現實的發展，兩者間的關係極複雜，未可一概而論。儘管如此，Koselleck（2011）的研究明確指出，以單數集合名詞成群出現的「現代概念」，泰半皆指向未來，誕生時係用來催生或加速社會改變，而非記錄當時的現況。
本書第三章的討論，便清楚呈現了觀念超前社會現實的發展。該章之所以須把焦點鎖在觀念領域的發展，是因為依交互比較的原則來檢驗，既有以制度或結構面來證成西歐率先達成突破的說法，都很難站得住腳。依同樣的邏輯，與功能領域相搭配的專業的發展，是西歐現代性發展的顯著特徵，華人社會卻難找到功能對等項，或是造成雙方發展差異的關鍵之一，同時西方本身的內部差異又造成許多認知的混淆，故有必要先予釐清（第五章）。類似卻又有異的混淆也出現在文化的概念上。在今日大家都認定並接受人人都有文化、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常只看到西歐發展出的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而忘了它同時也有特殊性的一面（第六章）。唯有一併掌握到它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才能進而與我們自己同樣兼具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文化作交互比較。
諸如此類的探討明確指出，現代性的發展的確有其歷史的根源。為充分釐清現代性的發展，我們必須重視這些令其得以發展的歷史基礎，但我們卻不能逕自把現代性的概念與稱呼，套用到這些先前的發展上。也因此，儘管我們認為「早期現代」其實是個有問題的說法，但在想不出更好的替代選項前，本書暫仍沿用這個概念。不過，我們雖跟常見的時代分期一樣，以1500至1800年為早期現代，但我們的理由並非基於這是段既非封建、亦非資本主義的過渡期，而是考慮到此時功能分化開始在各個領域有所發展（儘管快慢不一），以及尤其是世界漸漸連成一體，雖未必形成穩固（特別是對應於區域）的結構分化，但已開始形成結構性的關聯。
本書選擇探討東、西方統治理性的差異（第六章），便是希望凸顯歷史基礎的重要。這樣的安排不但有利於從對西方的討論轉接到對台灣經驗的探討，同時又能提醒我們不要低估或高估自己過往的發展。至於從宗教入手，研究民間信仰的現代性問題（第七章），則是考慮到這或是反差最大的案例，逼我們直接面對概念形成與重新概念化的根本問題。相對地，討論對現代生活看似影響最大，也最可能趨同的經濟，則是透過東亞內部的比較揭露，當對現實發展進行觀察與指導的論述趨於合致時，現實仍可能維持分歧（第八章）。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於，儘管大家面對共同的問題與現實，但在內、外諸般因素的交織影響與共同決定下，能找到的解決方案必定有相當的在地特色。第九章討論的帝國╱民族國家的區分，同樣牽涉到論述與現實的關係。藉此，我們希望呈現，不只西方對非西方的再現有問題，對西方的再現同樣也有問題。由於雙方面對的是共同的問題，因此的確有平行可互相比較的一面；但雙方同時卻又因路徑依賴與文化脈絡的差異，會找到功能對等的相異解決，因此也有進一步交互比較的需要。
儘管各章探討的主題與時代頗為分歧，但全書共享相同的核心問題意識，並同時以之為實際研究操作上的指引。具體來說，每篇文章都盡其能力所及，釐清下述貫穿全書的共同提問︰一、對現況的釐清︰1.文章探討的主題與現代性的關係為何？2.傳統上如何理解兩者的關係，是否曾造成：（1）對歐洲或西方歷史的誤認？是論述造成的效果嗎？（2）對台灣或東亞歷史的誤認？是論述造成的效果嗎？3.傳統的理解有何關鍵缺陷，以致：（1）不曾看到或關切文章所指認的現象或問題。（2）無法適切解釋文章所提出的謎題。二、如何從新視角提出新詮釋或重新定位︰1.從下述三個視角出發，可如何重新理解探討的主題與現代性的關係？（1）交互比較。（2）相互連結的歷史。（3）社會分化（尤其是功能分化）。2.在前者的基礎上，對探討的主題與現代性的關係可提出何種新的理解，重建何種歷史認識圖像？此外，我們期待日後還能有繼續深化的機會，因此也不時提醒自己，要關照論述與現實相互影響的反身性作用，以及認真思考如何以研究成果來證成台灣作為個案的理論意涵。
七、展望未來
面對現代性的大議題，我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本書目前所達成的亦極其有限，連要在每個議題的研究上貫徹嚴格的相互連結與交互比較，都還未能真的到位，只能透過集體的力量彼此互補，一同撐起交互比較的骨架，並盡可能帶入基於相互連結觀點而來的啟發或發現。儘管如此，引入國內社會學界較少注意的這兩個視角，畢竟為我們多打開一扇窗，能看到一些以往不曾考慮過的問題與可能性，相信仍有重要的貢獻。
展望未來，我們顯然必須認真面對下述來自交互比較觀點的提問︰如果東亞地區早有國家傳統，那麼在到徹底功能分化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國家本身究竟如何改變，又在整體社會轉型裡起了什麼作用？既有對於國家的理解與概念化，能充分涵攝東亞的歷史經驗嗎？如果東亞早有貨幣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那麼在融合到世界經濟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它在現實選擇中迂迴前進所走出的道路，呈現出怎樣的特殊性與一般性？要掌握經濟現代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工業經濟才是較合適的概念？同樣地，如果東、西方在宗教的具體實踐上，常顯現出不同的樣態與重點，那麼要如何重新概念化，才能在擴大涵攝性的同時，又不致喪失或模糊掉對宗教的根本指涉？如果視宗教與世俗為對立二分的範疇，僅是西方剛邁入現代時的特定時期的產物，我們今天究竟該如何理解及掌握世俗生活裡的宗教性，如何理解及掌握宗教的現代性？
如果華人早實現了後貴族社會，從而其階級結構與樣態不僅與歐洲有別，亦不同於東亞的日、韓、越南的話，那麼這對它到現代的轉型造成何種影響，而誰又才是此一轉型過程的擔綱者？最後，在過去及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我們是如何感知現實、界定問題，從而形成何種主要論述，以致影響了現實的發展方向？
此外，如果說「宣稱自己是現代」這樣的舉動在人類歷史上不只出現過一次，那麼十九世紀這一次究竟有何特殊之處？又以何種社會結構為基礎？如果那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特別是一切變化都不斷加速的感覺，的確是這兩百年來才有的事，而這同時正好是世界各地的連結趨於頻繁、緊密的時期，我們要如何描述、掌握同時存在的趨同與分歧的現象才適切？這種彼此連結的現象是否其實是人類的基本處境，相似與差異實際上長期共生，只是社會學自締造以來疏於考慮，以致一直欠缺適當的觀察與描述工具？這有可能透過翻修既有的概念工具達成嗎，還是必須尋找或發明新的適當概念？
對現代性的研究，無疑就如現代性本身般，始終是個「待完成的方案」。以本書設想的理想來衡量目前實際能做到的，尤其如此。因此，本書不敢說已真正放下一塊有用的磚，但希望至少例示了提出不同於既有解釋的「台灣觀點」是可能的，更真誠地盼望能因此引出大家不肯輕易示人的玉來。事實上，在民主化、民族主義、國家認同、族群、資本主義發展、企業、勞動、家庭、性別、階層化等許多領域，台灣都累積了質量俱佳的經驗研究，有相當好的機會與潛能，推動以台灣為立足點的現代性研究。目前欠缺的，只是提升到理論的層次，與現代性的議題扣連。我們衷心期待更多學界同仁投入，如古典社會學般將台灣到現代轉型的經驗理論化，一同豐富台灣作為觀點與立足點的內涵，讓我們能開始敢於夢想「台灣學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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