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說：「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一個人感覺到人生是荒謬的時候，便是自我對生命的質疑或否定，此時就會出現一種「我的反抗」。「我的反抗」並非為了自己，而是在人的實際生命之中，只要看到任何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就像是自己也受到不平等待遇一樣。因此，「我的反抗」是為了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受委屈而發出的。
引言
時代背景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是法國當代文學家，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獎時才四十四歲。他在文學上有極高的才華，在哲學上也有特殊的見解值得參考。
卡繆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屬於邊緣地帶的法國人。當地主要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卡繆則是屬於統治階級的白種人，但是以法國而言，阿爾及利亞算是邊緣，離文化核心的巴黎還有一大段距離。
他從小身世坎坷，一歲時父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過世，所以他生下來後就是母親帶著他和哥哥一起生活。他的作品裡沒有出現過父親這個角色，也許是因為他沒有與父親共同生活的經驗。他的作品裡面常見描述的是一個母親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他的母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靠著做粗活、洗衣服把子女帶大。
卡繆從小在物質生活上相當貧困，但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卻非常快樂，因為阿爾及利亞臨近地中海，終年溫暖的陽光不斷，大自然豐富的內涵從不吝惜，陽光不會只照有錢人。所以卡繆從小就生活在兩個極端之間，一邊是非常窮困的現實生活，一邊是非常豐富的大自然感受，如海洋、陽光及美麗的地中海畔。他在這樣的背景下慢慢成長，從小喜歡沉思，後來又喜歡寫劇本，二十幾歲讀大學的時候就組劇團演戲。
卡繆所處的時代顯然充滿了戰爭，他於一九一三年出生，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到一九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熱時，他三十歲還不到。二十七八歲就出版處女作《異鄉人》，結果一鳴驚人，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說出了現代人心中的隱憂，雖然我們對自己所處的世界覺得很熟悉，生活環境、朋友、語言及傳統，但是現代化的社會使人不知不覺地產生一個問題：這一切是為了什麼？這一切有什麼意義？也就是說，為什麼要這樣生活、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和目的呢？這個問題一出現，馬上就會產生一種落寞的感覺，彷彿我在這個世界上是無依無靠的，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使我的心靈得到平靜，就好像一個流浪在外的人。《異鄉人》裡有一些描寫，譬如，每天早上起來上班、下班，星期天放假，然後再上班、下班，中間有吃飯、睡覺等例行事務。日子一天天過去，好像生活就是不斷地循環，但是忽然有一天我問自己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這時候麻煩就來了，因為好像找不到什麼特別的理由，生活變得沒有目標。沒有目標的生活本身是會落空的，過一天算一天，只有量而沒有質。
《異鄉人》能夠一鳴驚人，除了作者本身的才華之外，最重要的是它掌握到現代人普遍感受的痛苦。這本書出版之後，首先寫書評推介的是沙特（J. P. Sartre, 1905-1980）。沙特比卡繆年長八歲，算是文壇前輩，住在巴黎，是上層社會知名的文人。他的書評稱讚卡繆對荒謬的探究，由此使卡繆受到大眾的注目。但是後來兩人處得不好，原因之一大概是沙特比卡繆晚七年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共同參加地下抗德運動，當時法國被德軍佔領，人民失去了自由，很多知識份子不願意屈服，就去辦地下報紙，沙特與卡繆創辦《戰鬥報》。他們常在一起聊天，關懷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未來，這個時候才發現應該從個人的存在體驗及焦慮走出來，也就是要走出自我，關懷群體。
沙特與卡繆常常辯論，有一次他們談到一個問題：人到底有沒有絕對的自由？存在主義喜歡強調自由，沙特就是最著名的，主張「存在先於本質」。存在是一個人選擇的可能性，他怎麼選擇，就會有什麼樣的本質，同時他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約束。沙特認為人有絕對自由，卡繆則認為沒有。辯論下來沒有什麼結果，因為兩人口才都很好，可以各說各話，最後卡繆沒有辦法，想出一個絕招，他問沙特，假設人有絕對自由，那麼你能不能去向德軍檢舉，說我卡繆是抗德份子？沙特本來可以說為何不可，但他總覺得不能這麼做。
自由並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難題在於做不下去，好像覺得自己不應該做。「應該」一出現，自由就有了限制。沙特想了半天不能回答。如果他說不能，等於承認人沒有絕對自由；如果他說能，但是又做不下去。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人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應被道義所限制。你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能做違反道義的事。這件事說明了在戰爭的陰影及壓力下，他們互相啟發思想，走出那種對個人存在的荒謬感受，而能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有另外一種不同的關係。
思想背景
身為一個歐洲人，若想對傳統有所瞭解，必須研究希臘哲學及希伯來的宗教思想。有人以「H2O」表達人類最重要的幾個文明，第一個H是 Hebrew，就是猶太人或希伯來人；第二個H是 Hellenism，就是希臘文化；O代表東方，即 Oriental。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三個核心為希伯來的宗教，希臘人的哲學、文學，再加上東方傳統的神祕思想。譬如，西方人欣賞印度的奧爾菲教派，希臘時代就已經受到輪迴思想的影響。中國對西方思想的影響反而比較淺，漢代曾派甘英到達羅馬帝國，但當時只不過是做做生意而已，文化上的交流則談不上，中國門戶之開放大概在漢代佛教傳入時才比較明顯，在這之前中國與西方之主流傳統少有接觸。
卡繆做為一名歐洲人，對西方思想源頭首先感興趣的是希臘思想。他研究過羅馬這一系列的思想，包括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新柏拉圖學派的普羅提諾（Plotinus,205-270 B.C.）以及更早的一些希臘思想。他將這些基礎打好之後，在西方社會就有資格成為一名知識份子了。
存在主義是卡繆所處時代的主要思潮，卡繆所受的當代思潮的影響，跟我們所受的相差不會很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存在主義的思想獲得普遍的重視，因為大家都尋求生命的意義，卡繆也是一樣，他對於個人的處境有深刻的瞭解，知道如何由自由到抉擇，但是抉擇之後是否會絕望呢？還是會產生別的憂慮。這一類屬於存在體驗的念頭，在他心中經常出現。
卡繆欣賞希臘悲劇，他自己則希望寫出現代悲劇。悲劇並不是指劇情悲哀、演員哭哭啼啼的劇本，中國人所謂的悲烈往往是苦烈而非真正的悲烈。苦劇沒有什麼水準，喜劇的水準也不高，悲劇的水準則不然，為什麼？因為悲劇基本上並不是要說明悲哀的人生，它主要是要說明「命運」。譬如，人的生命為什麼最後要離開這個世界呢？他在世間努力做一些事，為什麼又常常失敗呢？這裡面就牽涉到命運的問題，由此顯示人生是一個奧祕，沒有人能夠瞭解。自古以來，凡是深刻的思想借文學表達時，就會碰到這個題材，其中以希臘時代表現得最為完整、深刻，所以特別有「希臘悲劇」之稱。
近代悲劇以莎士比亞為代表，他的悲劇風格已經與希臘時期不同。希臘悲劇中，人的尊嚴基本上仍可獲得維持。人固然不能承受命運的壓力和考驗，但是還是可以在命運之前站立起來，肯定自己有其價值。近代西方的悲劇往往是人被自己的缺點所困陷，例如，《羅密歐與茱麗葉》、《李爾王》或《馬克白》，都是被野心、貪婪、誤會、欲望、猜疑不決等自身性格上的缺點所挫敗。
當代有沒有悲劇呢？卡繆就是想從事這項創作工程。他本身就具體而微地表現了當代知識份子的心聲，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獎頒給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對人類的良知有非常清晰而誠懇的闡明。」也就是說他成為當代人類良知的代表。可惜的是，正在他創作力達到巔峰的時候，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他意外且荒謬地去世了。當時他買了火車票要去法國南部，臨時決定搭一位朋友的便車前往，連火車票都沒有退，結果途中發生車禍死了，享年四十七歲，非常可惜，不過他已留下了豐富的文學資產與哲學思想。
從荒謬感受出發
卡繆早期的作品有一系列的主題，都是描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一種震撼，這個主題他掌握得相當好，《異鄉人》一開頭就寫著：「今天媽媽死了，或許是昨天，我不清楚︙︙」「媽媽死了」，代表生命的來源結束了，因此自己有一天也會死。然後男主角梅爾索又糊里糊塗做了一些事情，包括跟著朋友一起去打架，把朋友的敵人殺了。殺人的時候還連開了五槍，他心裡想著反正活的和死的都差不多，被捕後自己被判了死刑，判決後心裡還想著反正也差不多，死的時候會有人在旁邊吶喊，有何不可？所以《異鄉人》由媽媽的死寫到自己的死，幾乎就在講一個人走向死亡的故事。現代人看了之後會覺得很震撼，他的文筆過於冷酷，關於主角面對死亡的各種心情在掙扎、衝突、交戰的描寫都具有高度的水準，碰觸到了諸如生死、信仰、逃避及來生這一類問題，把在歐洲世界哪個情境下所能得到的體驗，都非常清晰地表達出來。在這本書中，常常可以看到「荒謬」及「反荒謬」的爭辯。
人為什麼會覺得荒謬？我們先將卡繆的思想作個大概的綜合：第一，人活在世界上，開始會感覺自己喜歡世界。卡繆從小在陽光充足的海邊長大，地中海是燦爛的蔚藍色，到了晚上，月亮、星星高掛天邊。但是，在理智上人與世界有層層隔閡，因為我們所瞭解的世界是「被我們瞭解的世界」，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世界，這是由於我們把自己主觀的意願加在世界上。世界本來是非人性的、非人格的，我們常對自己所瞭解的世界加上主觀的幻想。譬如，「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是把我主觀的意願投射到青山上所看到的，其實青山綠水哪裡有什麼人性化的面貌呢？我們常說父母之恩如山高水長，但山高水長與父母之恩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人類很喜歡為大自然加上人性化的色彩，使它可以跟我們建立和諧的關係，而這一切在根本上都是幻覺。
卡繆指出人類心靈中對大自然的幻覺，他認為，世界對我們是完全陌生而不可理喻的。大自然本身是沒有所謂「情」的，情是人類自己加上去的。所以，卡繆指出的第一種荒謬，是來自人跟大自然的隔絕。第二種荒謬來自跟別人的隔絕。你認識一些朋友，但是，什麼是「認識」？你覺得與朋友聊天的時候很愉快，但是往往在三杯酒下肚後才覺得大家十分熟悉。有時一連幾天沒有見到一個朋友，偶爾在路上遇到他，這時候會忽然覺得詫異：這個人我認識嗎？而事實上你跟這個人常在一起聊天、聚會啊！有時候我們連自己都不認識，早上洗臉的時候往鏡子裡一照，常會忽然嚇一跳。鏡中人到底是誰？因為你不太記得自己長什麼樣子了。你的臉是長給別人看的，往往你長的樣子會跟自己想的樣子有一段差距。像《齊瓦哥醫生》這部電影中，齊瓦哥被捉去當軍醫，奔波好長一段時間再回來時，都不知道自己變成什麼樣子了，照鏡子時嚇了一跳。那麼，我們認識別人嗎？有時候以為一個朋友是知己，而事實上生命在不斷變化，也許幾年前真是知己，經過時間的考驗之後，恐怕他內心的成長過程並非你所能瞭解的。即使這一切都可以被克服，但仍然還有死亡這一難題，死亡到底是什麼？死亡是最無情的，並且是最難令人瞭解的。
卡繆首先指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跟大自然有著隔閡，跟別人也有著隔閡，甚至與自己也有幾分陌生感，這一切合起來就可以說是荒謬了。也就是說，人忽然覺得一個地方不屬於自己，或者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有一種茫然無所歸的感覺。那麼，為什麼不以信仰來解決這種困境呢？卡繆怎麼能去信仰呢？我們看看他早期的遭遇，他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曾說：「我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一九二九年的危機；二十歲時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衣索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黑協定。這些就是我輩教育的基礎。還有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被帶入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這是他有了成就之後所作的演講，回憶到他早期的生活背景。我們不能否認他實在不幸，生長在這麼一個戰亂的年代。對於活在那種時代的人，如果對他說「要信仰上帝，上帝會好好照顧你」，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但是如果是另外一個人，從小生長在備受呵護的環境之中，情況就不大相同了。例如，馬塞爾，當然是比較幸運，他父親是有錢有地位的外交官，母親雖然只帶他到四歲，但也非常愛他；而卡繆的母親是文盲，不能教他什麼東西，連溝通都有些困難。
由於上述背景的影響，卡繆對荒謬的感受比一般人來得深刻而直接。前面提到《異鄉人》中的第一句話：「媽媽今天死了，或許是昨天，我不清楚，養老院寄來一張通知：『令堂病逝，請來料理後事。』」這種情形在西方社會並不陌生，孩子將母親送到養老院，連母親是什麼時候死的都不知道。梅爾索心中立刻一片茫然，這代表什麼？好久沒有去看媽媽了，對於她活著或死了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對世界會有什麼想法呢？於是，他照樣飲酒作樂，週末帶女友出去過夜，然後在朋友家聊天的時候，朋友告訴他正要跟一個阿拉伯人決鬥，他就拿了匕首跟到海邊助陣，那個阿拉伯人躲來躲去，最後他朋友將槍交在他手上，而這時太陽光照在阿拉伯人的刀上，又反射在他眼裡，他忽然覺得很刺眼，就開槍了，心裡想著開槍與否結果都一樣，反正人都會死，今天就算我不殺這個阿拉伯人，再過幾十年還是會死。於是他連開五槍。當時阿爾及利亞由白人統治，一個白人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只要能說出正當理由，罪名都不會很重的，但是梅爾索卻被認定為罪無可赦，因為他連開五槍意圖致人於死地，而對方又跟他沒有什麼直接的深仇大恨，在此之前媽媽死了居然一點都不難過，還跟女友去享樂，這是難以想像的表現，從各方面看來這個人實在是無可救藥。這樣的一個人，等於是把西方人所有因現實的考驗而對生命失望的感受全部合在一起，造成一種強烈的形象與震撼。
卡繆早期有一本書《快樂的死》，其中有一句名言：「人們死了，但是並不快樂。」怎麼讓人死得快樂，是個很大的問題。他對荒謬的覺醒，等於是把現代人對內心荒謬的創痛毫無保留地揭發出來。如果想要發現真相，就不能客氣。很多人可能認為卡繆這種手段太過荒謬，難道他就以揭發人生的荒謬為目的嗎？他說，把荒謬找出來，是為了除掉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因為荒謬只是一種方法，它相對於笛卡兒的以懷疑為方法。也就是說，我們活在世界上，從小到大都有人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及光明的人生這一類的話。談理想時，都是要當總統、老師、護士之類的偉大抱負，但這一切都是使我們無法接觸到真實生命的障礙。而荒謬就是一種方法，要除掉一切障礙，凡是沒有經過真實體驗而接受的幻覺都要設法摧毀，摧毀之後再重新建立起一座大廈來安頓自己。但是首先要否定一切，然後才能再重新建構，否則那座大廈就像移花接木，花不像花，木不像木，根本不知道別人所提供的基礎可不可靠。由此可見卡繆的野心相當大，他想重新建立一個理由，讓人可以有意義地活在世間。他的荒謬方法看起來很消極、很可怕，而事實上卻是很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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