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這一生從來不曾快樂過。」在我採訪她的時候已經八十多歲的喬治娜．桑（Georgina Sand），如此總結自己的一生。「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哪個地方。要是我在英格蘭，我仍然會覺得自己是個流亡者。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會被問到我從哪裡來──我得對其中一些人說，我在這裡度過的日子比你們的人生更久。但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我再也不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我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歸屬感不存在了。」
外表看來，喬治娜顯得優雅而自信。聰穎又博學的她從不畏懼表達意見。她也很容易發笑，不只是笑世界的荒誕，她也常笑自己，以及家族的怪僻與反常，而她發現這些怪僻與反常令她無限喜愛。
她知道自己有很多事值得感恩。五十多年來，她與兒時的心上人華特（Walter）結髮，先是生下了子女，然後是令她十分自豪的孫兒。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藝術家，自從丈夫去世後，她在英國和奧地利都辦過展覽。她過著多數人都會覺得舒適的生活，住在倫敦南岸（South Bank）一間龐大而氣派的公寓裡，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看到對岸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
但在她輕鬆的微笑，在她的成就、優雅，以及一切明顯舒適的生活條件之下，卻是不穩固的基礎：「我有許多不安全感。我一直都有……我的人生是沒完沒了的憂患……比方說，我總是對子女過度焦慮。我總是擔心我會失去他們，或發生別的事情。就算是現在，我還是會夢到我在什麼地方丟失了他們。不安全感一直都在……我兒子說，我們的屋子裡總是有股暗流──一股不安的暗流。」
她對這份不安的來源回答得毫不含糊。她說，這來自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的事件──她毫不羞怯地將這些事件說成是「創傷」。戰爭巨大且不可挽回地改變了她的人生，戰爭在她身上留下的記憶至今仍糾纏著她。但她覺得有義務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她知道，戰爭不只影響了她的人生，也影響了她的家人和社群。她也意識到，她的故事在更廣大的世界裡會引發迴響。她所經歷的這些事件，在整個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地方改變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她的故事以一己棉薄之力，成了我們這時代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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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娜在一九二七年末生於維也納，當時這座城市喪失了帝國中心的地位，正在苦苦追尋著新的身分。當納粹在一九三八年開進維也納，人們歡呼喝采，想像著自己本該擁有的偉大重新降臨。但喬治娜身為猶太人，卻沒有慶祝的理由。沒過幾天，她在學校就被要求坐到教室後排去，她的幾位朋友也告訴她，他們的父母不准他們跟她說話。她親眼見到猶太人的商店櫥窗被塗寫反猶標語，正統派猶太人則在街上被騷擾。有一次，她看見一群人包圍著幾個猶太男人，逼迫他們把人行道上的唾液舔乾淨。「四周的人們都在笑著催逼他們。好可怕。」
喬治娜的家族還有其他理由對納粹來臨感到焦慮：她的父親是堅定的共產黨員，當時已經遭受政府監控。他判斷新環境實在太危險，於是悄悄地消失──他去了布拉格。幾個月後，喬治娜和母親也跟隨他的步伐。她們假裝要到鄉間野餐，收拾了一些隨身物品，乘坐火車到邊界，由一個「長相怪異的男人」將她們偷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
往後一年，一家人在布拉格同住於祖父的公寓裡，喬治娜也很開心；接著納粹又來了，整個過程重來一遍。她父親再度藏匿起來。為確保她的安全，喬治娜的母親為她報名加入了英國的一項新措施，旨在搶救易受傷害的兒童逃出希特勒掌控──該計畫名為「兒童救援」（kindertransport）。她的祖父去過英國幾次，他說她會和一個富有人家同住在豪華的大房子裡。她母親對她說，她很快也會前來相聚。於是十一歲的喬治娜搭上火車，被送往英國，在陌生人中間生活。即使她當時還不知道，但她和母親卻就此永別。
喬治娜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某天抵達倫敦，滿心興奮，彷彿要開始度假，而不是開始新生活。沒過多久，興奮就消磨殆盡。她被送去的第一個監護人家庭，是在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的一個軍人家庭。他們看來冷漠而不苟言笑，尤其是母親。「我想她要的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你知道，因為她有兩個兒子了。但我總是在哭，因為我想念我的家人。」
她從那兒又被送去雷丁（Reading），和一對年紀很大的夫婦，一同居住在一個貧窮區域裡的一間潮濕而年久失修的房屋──實際上是個貧民窟。「（當局）就把我拋棄在那兒。名副其實拋棄了我。我想他們一定有給這對夫婦一些生活費，但他們沒有能力照顧我。我非常、非常不快樂。他們有一個孫子，是個惡霸──他是個成年人，也住在這間屋裡。他試圖跟我做令我不舒服的事……我好怕他。」
隨後半年，她的手臂下方長了膿瘡，而且愈來愈害怕被那個孫兒注意到。她最後被父親救了出來，父親不知怎地設法偷渡到了英國，這時前來接她。但她父親也不能照顧她多久，因為英國政府懷疑說德語的人，要把她父親作為潛在的敵國僑民關起來。於是她再次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人中間，這次來到了英格蘭南部海岸。
成為她青少年時代特徵的一連串顛沛流離從此開始。她很快就因為敵軍入侵的威脅而從南部海岸疏散。她在湖區（Lake District）度過一陣子，然後在威爾斯北部就讀寄宿學校，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返回倫敦和父親同住。她不曾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兩年，而且對英國人產生恐懼感，他們似乎全都不曾真正理解或關心她。
戰爭結束時，喬治娜十七歲。她最大的願望是和母親團聚。她回到布拉格，設法找到了姨媽，但母親卻不見蹤影。姨媽告訴她，家族中有多少人被圍捕，送到特雷辛（Thereisienstadt）集中營。喬治娜的母親被送上了開往奧許維茲（Auschwitz）的火車，幾乎確定喪生在那兒。
這些事件直到今天都困擾著喬治娜：一再被迫遷居、失去母親、戰爭及其餘波的焦慮和不確定，以及隨時存在於背景，卻從未被完全確認的暴力威脅。儘管她從一九四八年起就定居倫敦，她卻無法忘懷十歲到二十歲之間，成為人生特徵的十年持續斷裂。不可否認，這樣的生活無限好過另一種情境，但她要是留在中歐會有什麼遭遇的想法卻無法撫慰她。她不忍回想死在集中營裡的家人和朋友遭遇過什麼，卻又無法逃避不去想他們。即使到了今天，她還是無法讓自己觀看猶太人在戰時被驅逐的影片，因為懼怕在受難者中看見自己的母親。
她也被原先可能擁有的一切所困擾：「我去維也納的時候，還有我以前到德國拜訪姨媽，諸如此類的時候，我看見全家人──健康、美麗的家庭，有著年幼的孩子。我不滑雪，但我們有時會到山上去，你知道，我看他們滑雪，看著孩子們，他們全都說德語，全都精力充沛。而我想著，我本來可能會有更好的生活。我本來會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在一個更安穩的環境成長。而且當然知道我屬於哪裡。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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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喬治娜的故事有三重興趣。首先，身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的歷史學者，我蒐集故事的積習難改。喬治娜只是我為本書蒐集的二十五個故事之一，每章一個故事。有些是我經由訪談或電子郵件通信親自蒐集的，其他則從檔案文獻或已出版的回憶錄中採集；有些是知名人士的故事，其他人物則只有他們的親戚朋友才知道。反過來說，這些故事又只是我從成千上萬個，又或許千百萬個構成人類社群歷史的個人故事中，篩選出數百個故事的一小部分抽樣。
第二，更重要的是，喬治娜是我太太的親戚，因此也是我家族的一分子。她要告訴我的這些事，讓我理解了家譜的那一部分──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他們的執迷和渴望，其中有些默默地傳遞給了我太太、我本人，還有我們的子女，幾乎有如潛移默化。沒有哪一份個人經驗只屬於他自己──它是聯結家族與社群的網絡的一環，喬治娜的故事也不例外。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本書脈絡裡，她的故事有些象徵意味。就像喬治娜，其他數十萬（在大戰中倖存的）歐洲猶太人從自己的家園流離失所，散布於全球各地。今天，從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到海參崴（Vladivostok）的每一個大城市裡，都能找到他們和他們的後裔。就像喬治娜，還有千百萬德語人口，總計可能多達一千兩百萬人，也在戰後的混亂中被迫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她的故事不只在歐洲得到迴響，也在中國、韓國和東南亞獲得共鳴，這些區域同樣有數千萬人流離失所；還有北非和中東，戰爭期間各方大軍在當地的往復爭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擾亂。同樣的迴響也能在日後衝突的難民故事裡聽見，即使微弱了些，例如韓國、阿爾及利亞、越南和波士尼亞──這些衝突的根源同樣可以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被傳遞給了難民的子女和他們所屬的社群，一如喬治娜和親戚朋友分享自己的記憶，如今也被編織進了全世界民族與離散的這套構造之中。
對於像喬治娜這樣的人們所經歷的事件研究得愈多，這些事件的後果看來就愈深刻和愈廣泛。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是另一次危機，它直接影響到的人數多過歷史上任何其他戰亂。超過一億名男女被動員，這個數目輕易讓先前任何一次戰爭的參戰人數相形見絀，包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世界各地的數億公民也被捲入衝突之中──不僅作為喬治娜這樣的難民，也作為工廠工人、糧食或燃料的供應者、慰安與娛樂的提供者，以及俘虜、奴工和攻擊目標。現代史上第一次，喪生的平民人數遠超過軍人，不只是多了數百萬，而是多了數千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倍。在每個死者之後，都有數十人被隨著戰爭而來的巨大經濟及心理動盪所間接影響。
世界在一九四五年掙扎復原之時，整個社會都被轉變了。從戰場瓦礫堆裡產生的全新景象，與過去存在的景象截然不同。城市換了名字，經濟體換了貨幣，人們改變了國籍。數百年來始終由同族人組成的社群，突然湧入了各種不同國籍、種族、膚色的人──像喬治娜這樣找不到歸屬的人。整個民族被解放或受到新的奴役。帝國瓦解了，同等輝煌和殘酷的新帝國取而代之。
為戰爭尋找解藥的普世渴求，催生了前所未見的新思想與新發明浪潮。科學家夢想運用新科技（許多技術發明於戰時）讓世界成為更好、更安全的地方。建築師夢想在舊城市的瓦礫堆上打造新城市，提供更好的住宅、更明亮的公共空間，讓人們更加滿足。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想像著平等主義社會，由中央計畫並有效營運，實現所有人的幸福。新政黨和新道德運動到處湧現。其中一些改變奠定於先前的動盪所導致的思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或俄國革命，另一些改變則是全新的；但即使舊有的觀念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也以其他任何時候都無法想像的速度和急迫性得到採用。這場大戰勢不可擋的性質，獨一無二的恐怖暴力和空前的地理範圍，在在創造出了一種對改變的渴望，比起歷史上其他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
掛在每個人嘴上的關鍵詞是「自由」。美國的戰時領袖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他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會商而擬定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也提到了所有人民選擇於其治理下生活之政府形式的自由。共產黨人說起了不受剝削的自由，經濟學家則談論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而在大戰過後，某些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則論述了作為人類境況根本的更深層自由。
這樣的呼聲傳遍了全世界，就連遠離前線戰鬥的國家也不例外。早在一九四二年，未來的奈及利亞政治家金斯利．歐尊巴．穆巴迪韋（Kingsley Ozumba Mbadiwe）就要求戰爭一旦勝利，自由與正義必須延伸到殖民地世界。他寫道：「非洲不會接受自由之外的任何獎賞。」聯合國某些最熱心的創始會員國是中南美洲國家，它們展望一套「不義與貧困從世界上排除」的國際體系，以及一個「所有民族不分大小」都能「平等合作」的新時代。改變之風到處吹起。
按照美國政治家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氣氛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具革命性。他在一九四二年環遊世界後回到華盛頓，受到世界各地男女奮力掙脫帝國主義、收回人權及公民權，並建立「受到獨立與自由振奮的……新社會」的行為所鼓舞。他說，這令人極為興奮，因為每個地方的人民似乎都得到了新的信心，認為「他們有了自由什麼都能做到」。但他也坦承，他發現這樣的氣氛令他感到不小的驚恐。人們似乎無法一致同意一個共同目標。要是在戰爭結束前還無法達成這點，威爾基預測，維繫同盟國陣營的合作精神將隨之瓦解，首先引發戰爭的同樣一些不滿也將捲土重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種下了新的自由種籽，也種下了新的恐懼種籽。戰爭一結束，人們又開始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先前的盟友。歐洲強權與其殖民地之間、右派與左派之間，以及最重要的，美國與蘇聯之間再次進入緊張狀態。每個地方的人民才剛見證過史無前例的全球大災難，又開始擔憂更大規模的新戰爭即將來臨。喬治娜．桑描述的那股「不安的暗流」，在一九四五年後成了普遍現象。
從這方面來說，喬治娜．桑在戰爭過後一段時間的故事，或許也很有象徵意義。宣告和平之後，她返回布拉格，盼望找回兒時失去的那份歸屬感；但當她找不到歸屬感，她轉而盼望能夠從頭創造。她再次見到了兒時就認識的華特，並與他相愛。她結了婚、交了朋友，準備定居下來。她懷抱年輕人的一切樂觀，想像未來只會是一片光明，即使戰爭的陰影仍頑強籠罩著她的人生。就算得知母親遇害之後，她仍真心相信自己能把戰爭年代的痛苦拋在腦後，因為她想要向前看，想要改造自我。她想要自由。
不幸，捷克當局卻另有打算。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奪權之後，她和華特奉命向新政權，進而向蘇聯強權宣誓絕對效忠。既然他們不打算這麼做，他們也就再度被迫流亡。他們的逃亡象徵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個後果──新開始的冷戰使得全世界在西方和東方、右派和左派之間兩極對立。套用邱吉爾的說法，一道鐵幕縱貫著歐洲大陸中央落下；革命、政變和內戰在開發中世界的各處爆發。更多難民帶來了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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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試圖考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世界上發生的重大轉變──既有破壞性的，也有建設性的。它必然涵蓋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超級強權崛起、冷戰開始、歐洲殖民主義漫長而緩慢的瓦解，諸如此類。它也涵蓋了戰爭造成的重大社會及經濟後果：物理環境的變遷；生活水準、世界人口及世界貿易的巨大變化；自由市場調控的興衰；原子時代的誕生。不過更重要的是，本書嘗試放眼於這些事件及趨勢之外，思考戰爭在神話上、哲學上與心理上的影響。流血的記憶如何影響了我們與彼此和整個世界的關係？它如何改變了我們對人類能力的看法？它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暴力與權力的恐懼、對自由與歸屬的渴望，以及對平等、公正、正義的夢想？
為了生動呈現這些問題，我選擇以一個男性或女性的故事作為每章的核心，這些人和喬治娜．桑一樣，都經歷過戰爭期間及其後的事件，並被這些事件深刻影響。每章的個人故事都是一個起點，帶領讀者一瞥故事背後更廣闊的圖景，包括這個人的社群、民族、宗教和整個世界的故事。它不只是文體表現手法而已，它絕對是我所要表述的事物之基礎。我並不假裝一個人的說法有可能總結全世界其他人經歷過的全副體驗；但我們所做的、所記得的每一件事之中，都有著普世共通的元素，尤其在我們向彼此述說的關於自己與過去的內容之中。歷史總是包含了個人與宇宙之間的協商，再沒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更能彰顯這種關係的了。
一九四五年時的普遍理解是，每個個人的行動與信念，以及推而廣之，他們的記憶與過去經驗，都不只與他們自己有關，更與全體人類相關。這是福克斯（S. H. Foulkes）和佛洛姆（Erich Fromm）等精神分析學家，首先開始調查個人與其所屬群體之關係的時代。佛洛姆在一九四二年寫道：「社會過程的基本實體是個人……任何群體都由個人所組成，而且只有個人，因此，運作於一個群體中的心理機制，也就只能是運作於個人之間的機制。」6當時的社會學家與哲學家也在探索個人反映於整體，以及整體反映於個人的方式，「在模鑄自己時，我模鑄了人。」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一九四五年底這麼說，和他一樣信奉存在主義的許多同伴，也都熱切地從自己在戰時見證的事件獲取普遍共通的結論。這些原則適用於今日，一如適用於當年：我們集體接受了喬治娜這樣的人們說出的故事，宛如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當然，我也知道，人們說的故事並不總是反映絕對真實。戰爭倖存者述說的故事不可靠尤為聲名狼藉。事實或者被遺忘，或者被記錯、被粉飾。人們對自己或自身行為的意見有可能產生劇變，
變動過的看法可能會被倒填年月，插入成了原有的看法。民族和社會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數十年來，我們說給自己聽的神話和十足謊言，對於構成我們的世界與真相同等重要。歷史學家的責任即是參照當時紀錄檢視這些故事，並試圖鑄造出盡可能接近客觀真實的事物。我試著不對我所傳遞敘述的這些人妄作論斷，即使在我個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反之，既然這是一部全球史，我將自己的批判保留給了集體情緒勝過了我們，在我們心中嵌入一套與證據完全矛盾的集體記憶這種狀況。因此，個人故事就只是如此──故事。它們正是以這種方式與「故事」結束、歷史開啟之處的集體敘事互動。
我試著從世界各地、從各種不同政治觀點納入個案研究，其中有些與我個人的政治及地理觀點相去甚遠。書中有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故事，還有來自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的，因為這些地區都深受戰爭影響。儘管如此，更高比例的故事仍來自世界上直接參與戰鬥的地區，因為戰爭的後果無疑令它們經歷了更大變化。來自美國的故事多過任何其他地方。這並非由於我個人的自由派西方人偏見（或者，至少原因不只如此），而是因為它反映了戰爭所產生的權力平衡：不論喜歡與否，二十世紀被稱為「美國世紀」並非無因。日本也在本書開頭扮演了要角，因為我覺得它在象徵上的重要性，未能被西方的戰爭敘事充分表述。
讀者也會注意到，本書中來自左翼政治觀點的故事多於右翼。再說一次，這是有意為之。在全球史上，一九四五年很可能是左翼的全盛時期──具有社會進步思想，甚至公開共產主義理念的人們，前所未有地支配了政治議程。但我堅決相信，沒有一個人的政治信念能夠完全始終如一，我也收錄了許多人的故事，他們由於自身經驗而在信念上經歷巨變，從右轉左和從左轉右都有。
最後，有件重要的事得說：本書應當至少有些挑戰性。往後各頁裡，讀者會發現許多熟悉的內容，但也可望發現許多不太熟悉的，或許甚至感到格格不入的事物。在今天這個回聲室世界裡，我們之中愈來愈多人只會接受到與我們密切相符的觀點，因此讓我們的觀點偶爾受到挑戰，讓我們自己向挑戰開放是很重要的。從軍人或平民，男人或女人，科學家或藝術家，商人或工會運動者，以及英雄、受害者或罪犯的不同觀點考量，世界的面貌都大不相同。所有這些觀點在往後各頁裡都會呈現出來。但我要請求讀者運用更多局外人（難民）的眼光觀看這本書，若要理解以下內容的脈絡，非得暫時擱置自身的先入之見才行。我自己就為了做到這點而費盡辛苦。歷史學家的偏見有可能和任何其他人一樣強烈，我在往後各頁裡則試圖坦承自己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與信念。有一兩次，例如在戰後歐洲民族主義的章節裡，我做出了困難的抉擇，將我自己的恐懼與渴望放在聚光燈下。我會請求讀者偶爾也這麼做。
歷史學家也是某種流亡者：倘若過去是另一個國度，那就是他或她再也不可能重返的國度，無論他或她多麼熱心努力想要重新創造。我著手寫作本書時就知道，它只能是對一九四五年從灰燼裡崛起那個燦爛新世界的模糊再現，不管怎麼說，它始終太過龐大，難以充分涵蓋於一本書之內。我只能盼望，我找到並黏合起來的這些碎片，將會鼓舞讀者更深入探究，由他們自行填補某些較大的裂縫與疏漏。
但話說回來，從許多方面來說，本書其實也和過去完全無關。它是關於我們的城市何以成為今天的樣貌，我們的社群何以變得如此多元，以及我們的科技何以如此發展。它是關於為何不再有人相信烏托邦，為何我們在侵害人權之際仍自稱捍衛人權，以及為何改革經濟體系的可能性會是如此絕望。它是關於我們追求世界和平的努力何以如此頻繁地被暴力中斷，以及我們無止境的爭執和民事衝突，何以歷經數十年政治活動及外交之後，至今卻仍未能解決。所有這一切議題每天都填滿了我們的報刊，它們的根源也都能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最重要的是，本書是關於我們一方面渴望與鄰居和盟友結合，另一方面卻又想讓自己維持分離，這兩種欲望之間永無休止的衝突──這個衝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就以遍及全世界的規模上演，至今仍持續貫穿於我們的個人及社群關係中。我們的本質，還有我們的歷史，讓我們始終處於既不完全在社群之內，也不完全自外於社群的曖昧位置。就像喬治娜．桑，我們全都不能確實地說自己有所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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