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字體的流變：隸書
隸書，也稱漢隸，相對於篆書而言，是漢字中常見的一種莊重的字體。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的又一次大變革，使中國的書法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是漢字演變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並由此奠定了楷書發展的基礎。其書寫略微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呈長方形狀，講究「蠶頭雁尾」、「一波三折」。隸書起源於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隸書之名源於漢，在東漢時期達到鼎盛，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
（一）隸書概說
隸書肇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對篆書的草寫（日常書寫），成形於西漢早期，興盛於東漢，之後又歷經唐代隸書短暫中興和清代隸書「以古為新」的復興。
隸書又稱「佐書」、「隸草」、「八分」等。「佐」有輔佐、輔助之意，佐書應該是對秦篆隸變之後早期隸書的稱謂，是把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把秦隸和西漢早期的竹木簡牘隸書作為官方正式文字的輔助運用，因此佐書應該是包括自秦隸至西漢早期波磔特徵尚不成熟的早期隸書的自然書寫形態。「八分」名稱大約始用於東漢之後的魏、晉之際，這是因為東漢中後期，隸書的書寫在成熟、規範、熟練的基礎上更趨快捷、簡省，作為隸書符號化特徵的波磔又開始收斂，或只保留基本的筆意動作，在此過程中孕育了草書、行書和楷書的初級形態。魏、晉時期，人們把這種比隸書簡捷，同時又比較工整的新書體（楷書的雛形）繼續稱為「隸書」，作為區別，則把有明確波磔筆法、成熟規範形態的隸書稱為八分書，簡稱八分或分書。根據以上對佐書和八分書概念的理解，東漢刻石隸書應屬於八分的範疇。
根據形態差異，隸書有「古隸」和「今隸」之別：西漢的簡樸隸書和之前篆隸雜糅的早期隸書屬於古隸，東漢以後的「蠶頭雁尾」或「波磔」特徵明顯的隸書屬於今隸。
（二）隸書的流變
隸書創始時期——先秦
關於隸書起源於何時，目前尚無定論。
遠在隸書之前，中國就已產生了甲骨文、大篆、小篆等書體，為隸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關於隸書的創始人，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稱「隸書始造於秦朝」，有的歷史文獻則將隸書書體的創造歸為某個具體人物的貢獻，如認為是程邈首先創造了隸書。唐張懷瓘在〈書斷〉中即云：「程邈，隸書之祖也。相傳邈善大篆，初為縣之獄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之筆法，成隸書三千字。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其書便於官獄隸人佐書，故曰隸書。」然而，一種書法體勢絕不是一人一時之功所成，我們認為程邈之功當為編纂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創始之力。從考古發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書和簡冊遺物看，隸書的萌芽期當在先秦。
進入春秋時期，由於王室衰微，諸侯群起爭雄。文字不再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工具，開始逐漸走向社會的中下階層，文字應用越來越廣泛。社會動盪和戰事頻發，導致「禮崩樂壞」，反映在文字書寫上，是更加快速和簡化，變莊重為隨意，變中鋒藏筆為信筆書寫，變圓轉為方折，變舒緩勻速為快速跳宕，變繁瑣修飾為簡捷實用。我們把這一時期由於「篆書草寫」所蘊含的隸書因素，稱為「篆書隸變」。如西周孝王時代的小克鼎銘等作品，在其筆法上已初露隸書的端倪。西周晚期的散氏盤銘文，是早期篆書草寫的代表性作品。其書寫風格是典型的「草篆」，體勢欹側，結體和筆畫變化多端，全文無一字造型類同，無一筆畫相同，與以往篆書的端莊圓潤、舒緩沉靜風格迥異。更為重要的變化，是縱向體勢消失，字形由圓趨方，一部分字形更趨於橫向開闊（如「田」、「散」、「大」、「內」、「三」、「且」等字）。筆畫很少有圓潤的轉筆，多為轉筆與折筆結合、圓中帶方的運筆方法（如「封」、「自」、「西」等字），或者是明確折筆的方筆特徵（如「田」、「廠」、「原」、「若」等字）。
到戰國時期，中國的文字開始了由篆向隸的轉變。這一點，從一些出土的戰國中期的帛書和木簡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通過對考古出土戰國時期竹木簡牘的分析研究我們發現，篆書的「草寫」和「簡化」，使先秦篆書中蘊含有明顯的隸書意味，縱勢壓縮，字形趨方，筆畫「斜向」逆勢藏鋒起筆，行筆有起伏變化，但無明顯「雁尾」狀的波磔特徵。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是這一時期的早期作品，大篆體勢和結構特徵明顯，是自然狀態的篆書書寫，篆書草寫的特徵更加明顯：筆墨書寫更加隨意，筆法具有「方筆」特徵，筆畫起筆粗重，收筆尖細，方筆意味顯著。尤其是春秋時期的溫縣盟書，除了篆書的基本結構之外，筆法完全是行草書的筆意。仰天湖楚簡、楚帛書等，字跡均矮小扁平，大多數橫畫和豎畫已有強烈的隸意。特別是寫成於秦武王二年（前三○九）的青川木牘，大多數字形已出現隸書的筆勢、筆順、筆畫連接方式，但還沒有出現後來隸書的波勢和挑法。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是這一時期較晚的代表作品，體勢更趨方整，除尚存篆書的結構特徵外，筆畫書寫更加簡捷，橫畫有微妙的波磔變化，隸書的波勢和挑法就比較明顯，隸書筆意更加強烈。尤其是其中的「效律簡」，基本上屬於標準的古隸，在字形上已擺脫了篆書的結體法則。再如成於秦始皇二十年（前二二七）的「語書簡」，則已是一件抄寫工整的古隸作品。可以說，從西周時期開始，一些不知名的「書法家」在書寫時，往往不受當時篆書規矩的限制，自由性大，出現了一些篆書的變體筆畫。他們本無意創造一種新書體，只是為了書寫方便、迅速而簡化了一些複雜難寫的程式。我們把這一時期由於篆書的草寫和簡化而產生的篆書蘊含隸書意味的演變稱為篆書的隸變，簡稱「隸變」。於是，這種無意的書寫，便導致了一種新的書體──隸書的誕生。
※隸書是誰創作的
隸書的發明者，按照現在的有關記載，應為秦末掌管文書的小官吏程邈，所以在古代，隸書又稱為「佐書」。秦始皇在實施「書同文」過程中，命令李斯創立小篆後，也採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由於作為官方文字的小篆書寫速度較慢，而隸書化圓轉為方折，因而書寫效率大大提高。郭沫若也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績，是在採用了隸書」來評價其重要性（〈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正的發展〉）。
另外，據《仙傳拾遺》記載，隸書為戰國時期的神仙方士王次仲所創。《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云：「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覆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覆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此乃神仙家語，聊備一說。
隸書的成熟期—兩漢
兩漢既是隸體的定型和成熟時期，也是漢字書法史上的關鍵時期。從漢字的形體發展方面看，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是隸書，同時小篆也仍在應用，而東漢在隸體大盛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草書、行書和楷書。兩漢隸書發展，又可分為兩個階段。清末康有為認為：「西漢人變秦篆長體為扁體，亦得秦之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增挑法且極扁，又得西漢八分。」由此可見，西漢之隸書體與東漢有很大的區別，是處於篆、隸之間的一種書體。因此，有的書學者稱西漢隸書為古隸，稱東漢隸書為今隸。從二十世紀七○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簡和內蒙古的居延漢簡以及帛書〈老子〉甲乙本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漢的隸書直接繼承了秦隸的傳統，既有篆書圓融流動的筆意，又有八分的波磔與行草書的連筆；字形大小參差、錯落有致，結字或取縱勢，或取橫勢，行氣疏朗而又氣韻連貫。西漢馬王堆帛書已經是明確的隸書結體，字形變圓為方，筆畫呈方筆，並且具有微妙的起伏變化，收筆「重按」、「挑起」具有隸書的波磔特徵。西漢中晚期的定縣漢簡，書於漢宣帝時期（前七三—前四九），體勢端莊平穩，橫向延展，波磔筆法定型。早定縣漢簡一年的「元平元」（前七四）磚文，體勢方正，隸書筆法規範，呈現出明顯的波磔筆法特徵。以往由於西漢存世碑刻較少，〈五鳳二年刻石〉和〈萊子侯刻石〉雖然隸書結構明顯，但無成熟隸書的波磔筆畫特徵，再加上竹木簡牘和帛書尚未大量出土，因此前人認為隸書的成熟是在東漢初期。西漢定縣漢簡和「元平元」磚文的出土證實，隸書的成熟是在西漢中後期，至少應該在西元前七四年之前。
出土簡牘隸書證實，隸書的興盛始於西漢。進入東漢以後，隸書變西漢之體而增挑法，形成了定型的隸書，達到高度成熟的狀態。隸書的興盛包括自然書寫狀態的簡牘隸書和東漢官方非自然書寫狀態的碑版刻石隸書、摩崖石刻隸書和磚文隸書等。定型後的隸書，有了最能體現隸書標準體的波、磔筆畫。其在左為平彎，逆而不順，故多短促；在右為後人稱為燕尾的磔。除波、磔畫外，隸書的長橫畫有蠶頭、波勢、仰勢、磔尾；點如木楔，豎如柱，折如折劍。從體勢上看，已由縱勢長方，漸次變為正方，再變為橫勢扁方；中宮筆畫收緊，由中心向左右舒展。此時的隸書，從用筆到結體，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矩。它既莊重嚴整，又勁挺若動，具變化之妙。我們從東漢留傳下來的大量碑版文字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在漢代簡牘隸書出土之前，我們對漢代隸書的認知，主要是通過刻石隸書和歷代書法史論文獻。漢代簡牘的大量出土是近百年的事情，現有漢代簡牘出土資料，向我們展示了篆書是如何經過草寫首先演化為隸書，如何演化為草書（章草），並為下一步楷書、行書的演化做好準備的。東漢簡牘隸書主要出土於西北地方，如內蒙古居延漢簡、甘肅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簡牘隸書出土數量多、跨越年代長、風格多樣、個性鮮明和自然書寫的特點，越來越受到當代書壇的關注。簡牘隸書不僅提供了有關歷史實事的考證材料，也為當代書壇重新認識隸書的形成原因和具體演化形態，以及漢代隸書日常書寫的真實面貌，提供了可信的佐證和書法資料。
漢代簡牘隸書是一個龐大、風格細緻多樣、發現認識時間較短的書體存在。同時，漢代簡牘書法，還蘊含大量的草書、行書和楷書的書寫因素。對於漢代簡牘書法的全面認識，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理解漢代隸書的全貌和篆書向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的具體演化過程。
東漢樹碑立傳之風特盛，所遺碑版最為精湛，數量也最多。根據應用環境和形質的不同，東漢刻石隸書可以分為摩崖刻石隸書、碑版刻石隸書和題名刻石隸書。如〈石門頌〉為摩崖刻石隸書，〈禮器碑〉和〈曹全碑〉等為碑版刻石隸書。題名刻石隸書是指體現在畫像石、石闕、墓室等非以書法為主題內容的石材上的隸書，這一類隸書書寫比較隨意，字數不多。
東漢的刻石隸書特點有三：一、摩崖刻石隸書主要分布於西北地方，並且數量較少。東漢中後期（桓帝）石刻隸書成熟規範以後的摩崖刻石隸書只有〈西狹頌〉和〈楊淮表記〉兩處，地點也是在西北的甘肅和陝西；二、東漢中後期刻石隸書的主流製作形式是碑版刻石，存世數量巨大，風格多樣。製作年代集中在桓帝至東漢末大約七十年的時間內；三、刻石主要分布在中原文化比較深厚的以陝西為中心的陝、甘、豫地區和儒家文化比較濃厚的以山東為中心的魯、冀等地區。摩崖刻石隸書，是指將隸書書寫、鑿刻在山體的懸崖峭壁或巨大山石體面之上。東漢摩
崖刻石隸書主要有〈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和〈楊淮表記〉四種，其中〈石門頌〉和〈楊淮表記〉風格比較相近。其共同特徵是：古樸自然、雄渾大氣、稚拙奇妙。由於東漢碑版刻石隸書存世數量巨大，我們從欣賞和臨摹學習的角度出發，將東漢碑版刻石隸書進行歸類並且選擇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賞析和評說。對碑版刻石隸書的分類有不同的標準，如文字內容、歷史年代、社會階層、地域特徵、石材形制、布局整齊與否、書寫與刻製是否統一、書體演化的階段性特徵、作品風格、字體大小、字體形狀、字體結構、筆法特徵、書寫性與裝飾性等。
傳世的東漢碑版達一百七十餘種，所表現的書法風格也多種多樣。其中最受後人稱道的，是漢隸「館閣體」的代表作〈禮器碑〉。清王澍《虛舟題跋》云：「此碑上承斯、喜，下啟鍾、王，無法不備而不可名一法，無妙不臻而莫能窮眾妙。」這種碑刻隸法，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可以說，隸體書法至漢末已經發展到頂峰，處於盛極而衰的境地。
※西漢馬王堆漢墓《帛書》
馬王堆漢墓帛書，一九七三年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三號墓。帛書放於一塗漆木匣中，有的寫在整幅帛上，有的寫在半幅帛上，字體有篆、隸之分。篆書抄寫於漢高祖十一年（前一九六）左右，隸書約抄寫於漢文帝初年。帛書共有二十八種，計十二萬餘字。內容涉及戰國至西漢初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及科學等各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不僅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資料，也為研究漢代書法及書法演變、發展，提供了珍貴的依據。
※東漢《居延漢簡》
「居延」是匈奴語「天池」的譯音，漢稱「居延澤」，唐稱「居延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漢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夏，驃騎將軍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逾居延至祁連山」，因漢代居延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的必經之地，漢名將騎都尉李陵兵敗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裡」處。漢武帝時為加強防務，也為防止匈奴和羌人聯繫，令路博多在此修長城，名「遮虜障」。設都尉於居延，歸張掖郡太守管轄。不僅築城設防，還移民屯田、興修水利、耕作備戰，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墾戍邊，居延即為中心地區。居延長城周邊兵民活動在漢代持續二百多年，留存有大量的檔案文書。二十世紀，中外學者在我國西北居延等地區發現大量漢代簡牘。這些簡牘，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因這批漢簡最早發現於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破城子而得名「居延漢簡」。居延漢簡中最早的紀年簡為漢武帝太初三年（前一○二），最晚者為東漢建武六年（西元三○）。內容涉及面很廣，有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方面的記載。
窮則思變、形體多姿的六朝隸書
隸書到東漢桓、靈時期，已發展至極致。同時，隨著魏、晉時期楷書的興起與普及，隸書也逐漸被楷書所取代而退出了實用階段，僅以其獨特的審美價值被保留下來。此時，從老莊哲學發展而來的玄學，也有力地推動了藝術精神的自覺，形成了書法史上的又一個輝煌時期。書家們從審美的要求出發，對隸體書法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美的探索，使得這一時期的隸書書法呈現出多采多姿的景象，其主要表現為：
一、襲漢末之流俗。隸書發展到〈熹平石經〉，已成為嚴格的廟堂書法。由於這種書法過分地強調某一方面的社會功利目的，因而就犧牲了其最精髓的藝術個性和審美價值，在書法上主張法度規範、不逾繩墨。三國時期鍾繇所書的〈上尊號奏〉和〈曹真殘碑〉、晉朝的〈張朗碑〉等都屬於此類。這種書體點畫堅挺，筆法迅捷，主筆誇張，波挑明顯，在用筆上雖不失漢法，但過於講求疏密勻整、整齊劃一，因而顯得僵死。也正是這種書法，才開了唐隸之先河。其整體上雖顯得莊重、精妙，但缺乏漢碑的凝重、渾樸之氣，因而也就缺少意趣。
二、章草繼續發展。章草作為隸書的草寫體，在字體和書體的演變上具有雙重意義。在字體上，它使隸書過渡到楷書；在書體上，它又使隸書過渡到今草。作為楷書母體和後來一切草書之祖的章草，在六朝時期的書壇上並沒有銷聲匿跡，如晉索靖的〈月儀帖〉、〈出師頌〉等。這種書體用筆是隸，結體似楷，意態為草。
三、以隸為主略帶楷意的隸楷體。魏、晉時期興盛的楷體書法，對隸體書法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北碑中，這種隸楷體非常多，如為數眾多的北朝摩崖石刻和隋朝的部分造像題記。隸楷體方重安穩，其結構全用隸法，用筆則多為楷體，因而顯得清勁峻峭。
四、隸用篆法。這類書法作品，結構全用隸法，在筆畫造型上運用篆書的某些寫法，通過一些圓弧形的筆畫，力圖使隸書已呈現出的呆板結構發生一些變化，其代表作為隋朝的「正解寺殘碑」等。
書法藝術發展至隋朝，經過數百年的隸、楷、篆的雜糅，魏、晉以來藝術主體精神和客體化自由的發展，以及藝術家們不斷自覺地強化對「法度」的追求，使書學思想從魏、晉、六朝的超形質而重精神、追求天真自然的審美趨向，逐步地轉向並形成新的注重形質、注重法度的審美定勢。可以說，隋朝在書法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它上承六朝遺緒，下開唐隸之風，使得隸體書法過分地強調裝飾性，一味地追求平穩工整，以致日趨僵化，直接造成了隋朝以後的唐、宋、元、明近千年隸體書法的衰微。
※什麼是八分書？
何謂八分書，歷代說法不一。南朝宋王愔說：「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籀法，字為八分，言有楷模。」齊蕭子良也說：「王次仲飾隸為八分。」宋郭忠恕則說：「書有八體，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因為魏、晉時期的楷書又稱為隸書，所以將有波磔的隸書都叫做八分書，以示區別。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唐六典》稱：「四曰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漢代成熟的隸書，字形扁方而規整，用筆上有蠶頭燕尾的特點，具備這些特點的隸書稱為漢隸，也稱八分。
隸書式微的唐宋元明時期
唐朝至明朝近千年的書壇上，由於多種歷史原因，造成了隸書的衰微，其主要表現為：一、以楷法作隸書，使隸書漸趨方整，失去了應有的生機；二、在唐以後的科舉考試中，楷書成為應試的標準字體，書體以封建皇帝和主考官的好惡為轉移，再加上如「顏氏字樣」、「干祿字樣」等標準抄書、寫書體式以及宋以後標準印刷體的出現，使唐以後特別是明代，雖有重書之名，且書家眾多，但唯以應考、干祿之故，不復能推陳出新。至於隸書，更沒有多少發展與創新，遠不如漢隸豐富多彩。雖也有幾位隸書名家，大抵也只在繼承的範圍之內；三、帖學盛行。宋代以後，由於皇帝的大力提倡，帖學大盛，明代更有僵死的館閣書體。此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很難看到兩漢的刻石，隸書作為一種實用文體也早已成為過去，人們只能通過留傳下來的書帖來臨習，對隸書的認識不免流於膚淺。於是，隸書一方面囿於帖學臨摹而法度愈加森嚴，另一方面在書寫時往往忽視了隸書本身的規定性，致使隸書逐代式微，至明，「篆籀八分，幾於絕跡」（祝嘉《書學史》）。唐玄宗李隆基曾獨開門徑，力倡隸學，一時隸學成為風尚，並出現了一批以隸見長的書法名家，但他們的隸書均是以楷入隸，而且在當時大一統和粉飾太平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其作品大都是端莊典雅、肥厚妍麗、平直刻板、波磔分明、左舒右展、追求法度、裝飾性強而缺乏生機和意趣，因而仍然不能扭轉隸書式微的不利局面。
式微期的隸書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明顯受到楷書影響。如北齊時期的〈感孝頌〉等作品，明顯表現出楷書體勢和筆意的滲入，如果將挑畫、鉤畫和雁尾等筆畫遮蓋，會使人誤以為是楷書作品，其筆法的顯著特證是關注筆畫兩端、中端平順輕滑，改變了漢代隸書「中實」、「遒勁」的筆法特徵，從而使作品表現出類似於褚遂良〈伊闕碑〉的清朗俊美、簡潔開張。二是個性色彩消失，作品概念化、模式化。如受「標準化」隸書〈熹平石經〉影響的唐代徐浩所書〈嵩陽廟觀碑〉。唐代孫過庭〈書譜〉論述書法結體說：「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我們暫且不說先後兩個「平正」的確切含意，但就「平正至險絕」而言，是需要在書寫中追求變化：體勢、結體、筆勢、方圓、大小、輕重、虛實、性靈、情趣……這是我們在書法欣賞和撰寫時務必要注意體會和追求的內容，像〈禮器碑〉的「無意於變而變」是熟極之後的自然表達。三是由於生疏的原因。衰變期隸書的書寫，往往故意誇張符號化的波磔筆畫，風格做作浮華。如唐玄宗〈石台孝經〉，就是隸書衰微階段的一種力不從心追求的反映，鼓弩為力和浮華是其明顯特徵，作品缺乏漢代隸書震撼人心的力量，亦即缺乏精神的、生命的、審美的、性情的、技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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