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〇〇五年——愛國無罪
竟然已經經過五年以上的時間，這是我最真實的感慨。二〇〇五年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反日示威遊行，至今仍記憶猶新。對於從事中國研究的人而言，這個事件所帶來的衝擊非常大。不僅是研究者，許多一般的日本人也對於群眾的怒吼感到不寒而慄。這是因為滯留在中國的日本人遭到襲擊、毆打等不同形式的傷害，透過即時新聞報導的反覆播放，將這個情況傳遞到日本國內。
新聞所報導的並非反日示威抗議的全貌。為了更鮮明地傳遞現場狀況，報導中拍攝的都是當中最激烈的部分。因此，就事情整體而言，日本人接收到的訊息多少有些誇張。
就算如此，報導內容絕非虛構。以示威遊行來說過於暴力的行動起自四月二日的成都「伊藤洋華堂」襲擊事件，之後擴展到中國各地。翌週九日的北京，發生了一萬人規模的示威群眾向日本大使館和大使官邸丟石頭的事件。又在一週後的四月十六日，示威延燒到上海，發起了數萬人規模的抗議活動，日本總領事館也遭到丟石頭攻擊。
碎玻璃散亂滿地的影像至今仍記憶猶新。撇去物質上的損失不說，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在當時感受到的顫慄使得厭中情感增加，中國威脅論也因此抬頭。近年，不用說對中國的親近感或好感，就連關心或興趣都失去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愈來愈多，不能說與此一事件毫無關聯。有人認為，以這次的反日示威遊行為界線，日中關係進入新的階段，直到現在。
日本人害怕的首先是激進且凶暴的行為。然而，想必不僅如此。爆發示威遊行的導火線是中國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隨著示威遊行愈演愈烈，領土問題、歷史問題等，日本與中國對立的所有爭議全都成了遊行的口號，全面展開對日本的指責。不僅僅是呼呼口號而已，還變本加厲地發生多起暴力事件。而且，對於這樣的暴力行為，幾乎全部都用「愛國無罪」來正當化。也就是說，自己的暴力行為是愛國的表現，不僅沒有錯，甚至值得讚賞。日本人所感受到的顫慄，想必是來自於此。
單就「愛國」而言，大多數日本人和中國人並沒有不同。日本也有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其實是彼此彼此。基於自尊，某種程度的排外其實都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
然而，就中國來說，現代日本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何日本是中國排外的對象，而且完全無法改變。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
包括筆者本身在內，日本人的這種感慨不見得全都正確。某種程度上，這是受到政治運動和大眾媒體的影響，被偏頗操作而產生的既定印象。話雖如此，中國方面的說法當然更不正確。說到操作，除了中國政府和其支持者之外，誰都知道這是中國最擅長的手法。當時，也有許多評論認為反日示威遊行根本是官方操作。雖然我不覺得這是真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讓人不得不如此懷疑。
彼此間存在這些偏見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想要一朝一夕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夠現實。正因為是人們對於現實的想法和情感，因此將這些偏見列入考量才是最重要的事。
究竟為什麼「愛國」就是「反日」呢？對於不知道內情的日本人而言，就會產生「為什麼只針對日本」的難受情感，也使得「厭中」的情況加劇。我身為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人，這個問題不可小覷。
這幾年來的日中關係表面穩定，但仍無法排除不安因素，在本書完稿之際，日中又因為釣魚臺（日本稱為尖閣諸島）問題而加劇對立。這是與「領土」和「主權」相關的問題，因此更加嚴峻。終於到了解開「反日」疑問的時候，但做起來並不如嘴上說的容易。
現實政治與深層結構
關於「反日」的著作不少。中國這個在經濟層面上也逐漸趕上日本的鄰近大國，他們的「反日」對於現代日本而言是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因此，有許多人關心這個議題，反而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一般論述中的各種事實和因素，究竟是否正確呢？
大家一致指出的反日長期因素，是自江澤民總書記時代開始的鼓動愛國主義和徹底執行反日教育。受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中國國內在加強治理的同時，為了提高對政權的向心力，於是煽動愛國情緒。而「反日」就被當作是其中一個手段。這種教育現在又再度被提出。
這個說法的確沒錯。尤其對照在此之前「反日」並不構成問題，這的確是一大因素。然而，將今天的反日視為是江澤民時代之後反日教育下的產物是否真的正確呢？
就算有反日教育，「反日」也不可能突然間從無到有。在此之前就有足夠的材料和動機，以及可以讓人點頭稱是的基礎，這也是事實。也就是說，就算「天安門事件」和江澤民的政策讓反日教育顯性化，但反日的原因並不能僅歸咎於此。反日一直潛在，根深蒂固。
因此，僅針對相繼發生的事件賦予當下的意義，並無法找出讓事件發生的真正源流和原貌。僅利用現狀分析來理解和判斷反日是不夠的。至今為止，究竟有多少人理解其深層結構呢？如果不真正瞭解，那麼「反日厭中」還會繼續重蹈發生、激化、沉靜、再爆發的覆轍。
話雖如此，但日本人認為反日是近年來的特殊現象，完全是因為江澤民等人的反日教育，這樣的誤解反而使得狀況更加惡化。在相互不瞭解的情況下，只會繼續累積「反日」和「厭中」的情感。
當然，現在還找不到根本的解決之道。最起碼，只知道歷史的筆者，根據自己少許的見聞和經驗，完全無法想出立即見效的特效藥，也沒有資格去想。儘管如此，在日中關係如此緊張的情況之下，現在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可以含混過關。
就算暫時無藥可醫，就算能做的只有表面治療，但如果期待將來有一天可以痊癒，那麼找出病灶的根據並試圖瞭解，這樣的努力也絕對不會白費。
「愛國等於反日」在近代史的過程當中是常見的現象，根本不用等到反日示威遊行或江澤民的登場。事實上，自一九一〇年代起，就已經可以看到雛形。
一九一九年，從北京的學生運動開始，一直蔓延到全國各地的五四運動，就是最初期且規模最大的反日運動。接下來經過滿洲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反日運動改名「抗日戰爭」，達到了最高峰。因此，「反日」早在歷史上以更激烈的形式發生，而我們的祖先也早已經歷過。
當然，歷史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度發生。現在和過去不可能一樣，我也沒有相提並論的意思。但「反日」是現在和過去共通的現象，如果能夠瞭解形成的因素和結構，便可以找出與現在的關聯。
那麼，我們對於過去的事究竟瞭解多少呢？每當發生問題的時候，就容易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這正是因為不瞭解過去。在深層部分，過去也許與今日的問題有所關聯。
本書並不打算闡明與現代「反日」相關的直接演進過程。關於這一部分，已經有許多其他精闢的見解與著作。本書所描繪的是其他書籍未必會提及的「反日」原始風貌，探討其深層結構，闡明引發「反日」且不易平息的原因究竟從何而來。不僅限於日中某個時期的政治，尚包括經濟、社會、思想在內，描繪整體史。
第七章＿中國的「開港」與日本的「開國」
「軟結構」與「硬結構」
就像這樣，隨著十九世紀腳步的靠近，逐漸陷入困境的中國，就算經歷西力東漸和包括戰爭在內的與西洋列強交涉，整體結構依舊沒有改變。就制度構成的整體而言，只改變了非常小的一部分來因應。無論是對外關係方面與列強締結條約、貿易方面出現買辦，或是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主要港口等，都是如此。就算做出了部分改變，但由於中國非常廣大，對比之下無法掀起更大的漣漪，關於這一點之後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如果將十九世紀中西洋的推進視為「衝擊」，那麼並沒有從中國得到衝撞後應該會發出聲響的「反應」。比喻來說，這個「衝擊」被吸收了。廣大清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高層建築，屬於能夠吸收「衝擊」的「軟結構」。介於「游離」的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間隔領域之大，以及社會具備的高流動性，創造出了這個柔軟的結構。對於條約的認知不如西洋所期，這種政權的思考方式來自於與戰爭或交涉現場的巨大隔閡，而買辦商人也是清代中國的經濟結構脫離政治之下的產物。另外，人們為了通商而從各地蜂擁而至，進而逐漸興起的上海，展現出的也是社會的流動性。
與此相比，日本則是完全相反。日本對於「西洋衝擊」，產生了衝撞後就會發出聲響的「反應」。黑船來航和隨之而來的西洋列強外壓，讓持續二百年以上的德川體制畫上休止符，十年內就展開了明治維新。這個過程不僅僅是政權輪替，更是日本整體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一大變革。
進入十九世紀前，政治、經濟、社會皆陷入困境，關於這一點，日本和中國相同。規模和時期雖然略有不同，但都受到西力東漸的影響。然而，對於「西洋衝擊」的「反應」，中國僅止於部分改變，而日本則是走向全面性的變革。究竟哪裡不一樣呢？值得注意的是流動性和凝聚性的差異。
日本在江戶時代，尤其經過十八世紀後，以列島為單位，逐漸形成緊密的社會結構。能夠有效管制貿易和對外關係也是其中一個面向。然而，黑船來航和條約的締結讓這樣的管制出現破綻。由於其構成體是緊密凝聚在一起的整體，因此無法像將一部分換成別的東西一般，進行部分改變。當對外關係出現破綻，也會波及其他部分，使得對內的政治和經濟也要進行大的變革。由於無法各自改變一小部分，只能夠改革整體。
與外國來往，締結條約，這動搖了「鎖國」的體制，創造出必須得到天皇勅許才能簽定條約的情勢，這使得朝廷和幕府間的權力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並改變了幕府和西南雄藩間的權力關係。締結條約後開港，這使得貨幣制度和匯率陷入混亂，從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慶應二年），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物價就暴漲了十一倍，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參照「日本的米價變動」圖表）。「封閉系統」的循環結構已經無法續存，國內自給自足式的市場結構也必須以貿易為前提，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根據「士農工商」的上下身分秩序，公權力和民間合為一體運作的社會治安維持，也失去了效力。草莽志士的政治運動和恐怖攻擊也遠遠超過過去偶發的一揆或毀損的規模，變得愈來愈頻繁，這也是社會治安失效的一種表現。在混亂之中，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創建名為「日本」的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就是創造不同於過去德川時代幕藩的體制，整合政治、經濟、社會。
對於熟知東亞近代的人而言，幕末維新的日本最明顯的不同在於日本能夠立即如西洋所期望的方式解釋條約內容。對於現在的我們而言是理所當然的這一件事，在當時卻是非常少見。如之前看到的清朝，以及朝鮮、越南，或是其他國家，對於他們來說這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日本認知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感受到被強迫簽下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以及必須扳回一城的使命感。如果說這些能量是攘夷、開國、倒幕、佐幕等推動幕末時代的原動力也不為過。若想要雪恥並扳回一城，則不可能仰賴德川的幕藩體制，而是必須根據西洋式的國際關係，建立內政與外政的機構。因此明治維新可說是必然的結果。
如果說清代中國是間隔領域大、富流動性的「軟結構」，那麼德川日本就是間隔少、富凝聚性的結構，也就是「硬結構」。日本類似於小巧的房屋，建築結構沒有縫隙且堅固，雖然對於小的衝擊不為所動，但只要遭遇大的衝擊，則會動搖整體的根本，甚至有可能會倒塌。而「西洋衝擊」就是這樣的巨大衝擊。正因如此，必須重新建構出可以承受這樣衝擊的結構，必須重建日本。
日本史會使用「開國」二字。這是「鎖國」的反義詞，代表開始與外國交際與通商。然而，中國史不稱「開國」。「開國」在漢語中原本代表的是建國之意，現在的中文也具有同樣的意義，不具有對外開放的意思。因此，中國史將十九世紀中的條約締結稱為「開港」。這個詞彙上的差異，或是中文給人感覺上的差異，其實也是日中兩國歷史過程上的差異。
說到日本史的「開國」，給人國家整體開放的感覺，符合引發明治維新的過程。相對於此，中國說到底都僅是「開港」。也就是說，僅開放新的港口與外國進行貿易，國家整體的結構並沒有受到外國直接的影響。又或是說對於外國是否真的採取開放的態度，這一點令人懷疑。從「開國」和「開港」的一字之差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可說是妙不可言。這又相當於「中心地」圖中三角形的不同。「開國」來自於日本的凝聚性和「硬結構」，而「開港」則來自中國的流動性和「軟結構」，這與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歷史過程都有很大的關聯。而國（整體）和港（部分）的差距最終加深了日中的對立，造成「反日」。
結語
說到日中關係史，無論是平穩時代的文化交流還是困難時代的利害抗爭，一般都是像這樣描繪具體的樣貌，從中論功過。而日本人所寫的日中關係史，當然是從日本人的觀點和關心的事項出發。本書完全沒有採用這樣的方針。甚至應該說原本就沒有從正面書寫日中關係史的意圖。
本書主要目的是描繪對於現代日本人而言簡單易懂的近代中國史。由於我認為從中國與日本的比較和關係來看更為有效，因此才會採用這樣的體裁。與市面上一般的類似書籍不太一樣，也許大家不是很習慣。下面重新簡單確認本書的脈絡。
對於現代的我們而言，最在意的是中國的「反日」。因此才會產生，中國為什麼會變成「反日」國家的疑問。然而，這個提問本身就有問題。如果就「反日」字面上的意義，那麼中國歷史上一直都是反日，並非有什麼契機而「變成」反日。最起碼從明代將日本視為「倭寇」開始就一直如此。就算曾有過親日的時期，那也非常短暫。嚴格來說，與現在「反日」的直接關聯，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結束後的二十世紀初。然而這也是建立在成為日清戰爭主因的過去的反日情緒基礎之上。
社會結構的差異，表現在經濟制度和政治權力上，這也進一步造就對外態度的齟齬。由於相互對彼此的不瞭解，產生偏頗的印象、誤解以及矛盾，在不斷對立之下，終於造成關係破裂。而破裂的結果又成為新對立的起點。創造近代日中關係和反日源流的歷史經過大致如此。
雖然都是一些想當然的事，但冷靜思考，只要歷史是由一般人創造，那麼就不會超出常識範圍。也正因為如此，所謂的歷史事實是客觀且可以共享的東西，也是未來的指針。本書以十七世紀起至十九世紀的中國和日本為題材，試圖描繪這樣的歷史。因此，如果僅看到整體的脈絡，會發現這不僅僅限於日中之間的歷史，多少也適用於其他國家。
從隨處可見的個別具體事件也許會有新發現。尤其對於日本人來說，清代和清末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統治體制都非常陌生。不僅是現在，同時代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勝海舟等人甚至說「支那就好像獅身人面，外國人無從瞭解」。在一般外國人看來，中國深不見底、無從理解。如果透過本書能夠稍微瞭解這樣的中國，也就達成本書的目的了。
話雖如此，勝海舟和其他人不同。他所說的「無從瞭解」並非揶揄或批判，反而是一種稱讚。他曾道破中國「獅身人面」的真面目：
支那人將一國的天子與代管人一視同仁，只要對地主無損害，無論換了多少代管人也無妨，因此自開國以來已經換了十數次代管人。由於這樣的國情，所以是非常不方便打仗的國家。然而，輸掉戰爭的僅是代管人，地主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這一點不可忘記。只因二三次的勝仗就輕視支那，那是不瞭解支那。（《冰川清話》）
「代管人」指的是王朝政權，背離相當於「地主」的民間社會。這篇內容的主旨與【第二章】介紹的孫文和內藤湖南的言論相同，但勝海舟與比他們年長約四十歲的李鴻章同年，這段談話也是在日清戰爭時、簽訂《下關條約》前所說。
他從頭到尾都反對日清戰爭，甚至說這場戰爭「師出無名」。他的意見與同年的李鴻章相同，這樣的看法來自對當時中國的洞見和敬畏。因此，他不僅盛讚李鴻章，更反對梁啟超的「變法」。據說他甚至怒斥逃亡日本的梁啟超等人是「原是支那人卻不知支那長處的傢伙」、「沒有比模仿日本立憲政治更愚蠢的事」。
關於之後的日中關係，勝海舟「擔心將來的發展」的預言成真，也代表了他的洞見正中靶心。相反來說，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幾乎都找不到如他一般擁有「瞭解支那」洞見的人。現在的日本人和中國人也相同。
過去的日中關係不斷重複矛盾和破裂，實屬不幸，起因於彼此的不瞭解也是另一種不幸。然而，最大的不幸是雙方幾乎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雙重不幸。
原本雙方都希望避免這樣的不幸，換句話說，一直以來彼此的確都有認知到彼此之間的隔閡而試圖理解對方。然而，現實上也存在許多歷史經過，阻礙了這樣的努力。最大的阻礙還是所謂的歷史認知問題，不是僅限於現在的問題。
如字面上的意義，歷史認知指的是如何看待歷史事實，一般人使用的都是如此模糊的定義。這當然也沒有錯。然而，目前存在於日中之間的是更嚴重的問題。「反日」的問題也與其有很大的關聯，使得問題更加複雜。
有人說，問題所在是對於歷史事實的看法不同，使得日中之間產生懷疑和爭執，擴大「反日厭中」的情緒。話雖如此，但看法和認知產生摩擦的原因不在於歷史事實本身或是理解歷史事實的人。根本的問題反而在於中國和日本的傳統史學，即史學學問不止於學問是最嚴重的問題。
史學當然發祥自中國，日本的史學一直以來也受到中國的影響。比起儒教的真理是抽象的理論，史學之祖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根據的是具體歷史事實，更容易理解。也就是說，中國的史學是將儒教教義改寫成事例敘述，因此描寫出來的歷史事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表現。
中國或日本一直以來都如實維持司馬遷的立場，無論是傳統的史學還是近現代的史學都一樣。皇國史觀和馬克思史觀也都不過是以歷史事實為材料，展現意識型態和自我主張。政治問題表現出的是對歷史的看法，絕非相反。這一點一直貫徹到教課書和教育現場。
然而，從根本上欠缺的是近代歷史學的理想。也就是找出事實原貌、深入思考的努力，以及以此為基礎累積意見的態度。
日中關係的政治問題之所以會採取歷史認知的型態，只是因為歷史是單方面表明自己正義的手段。不僅不顧對方的情況，史上的日中關係甚至有許多都偏離事實。「倭寇」這個詞彙便是如此。這些「寇」幾乎不是「倭等於日本人」，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因為「倭寇」而聯想到的日本威脅亦是如此。戰前在日本廣為流傳的蔑視中國的心態也不例外。「暴支膺懲」的口號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不僅是戰前。將《日清修好條規》美化成「友好」條約、刻意在「滿洲國」前面冠上「偽」字亦是如此。中國學說主張日清戰爭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逐步準備的「侵略戰爭」，便是這類型例子的極致。一直到現在為止，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每一項都好像是經過科學分析的確定史實一般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是目前必須正視的嚴峻現實。
歷史的確可以成為指引未來的明鏡。然而，然而，如果無法忠實且仔細呈現過去，則無法指引未來。非常遺憾的，日中之間存在著許多扭曲的鏡子。反日與厭中不過是其產物之一。
不能夠一方單方面地「正確」理解另一方，而是必須彼此重新審視彼此原有的樣貌，互相尊重，這才是歷史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如果大家願意將這本書當作是一個小小的努力而閱讀，我將感到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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