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前言
朋友之間總是相互影響。在我的好友鼓勵下，我玩過衝浪（結果災情慘重），學了吉他（情況好得多），開始打網球（永遠感恩），吸了大麻（淺嘗即止），與幾位女友說拜拜後又搭上另幾位女孩（一段五味雜陳的荒唐史），我力爭上游（現在進行式），甚至還當了作者（各位評審請高抬貴手）。
這本書談的是一段友誼，一段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友誼。事實上，我絞盡腦汁，怎麼也想不出另一段能在金融、科技、全球慈善領域造成如此深遠影響的友誼。華倫．愛德華．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與威廉．亨利．蓋茲三世（William Henry Gates III）相識於一九九一年；兩人一起玩牌、打高爾夫、嘻笑打諢、交換商業祕密、共享垃圾食物。人們很少改變，往往只有心愛的伴侶或至交好友才可能讓人改變，而且這種改變還是暫時的――它需要伴侶好友們有增無已的施壓。華倫和比爾與日俱增的友誼帶來內在與外在的變化，這種轉變在一開始很微小，而且帶有玩笑意味，但逐漸成為影響深遠的轉變。為了這段友誼，兩人都投入他們最珍貴的商品：他們的時間（兩人都珍惜時間如命）。沒多久，他們各自的人生伴侶也在這齣一幕幕展開的友情劇中扮演決定性角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慈善事業――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就這樣建立了。根據最新財報，這家基金會持有近七百億美元資產。直到二○二一年，它只有三位董事：比爾．蓋茲、梅琳達．蓋茲、與華倫．巴菲特。
蓋茲的父母親在西雅圖郊外的度假屋舉辦一場花園派對，而蓋茲在聽說巴菲特也會出席之後還明確表示不想參加，他們之間不尋常的友誼是如何從這樣不帶希望的起點發展起來的？具體來說，他們兩人各以什麼方式開始影響對方？兩人各以什麼樣的性格特質引起對方共鳴？兩位超級巨富的夥伴關係，對於其他人，特別是對於在這個貧富懸殊的世界中日益依賴超級有錢人的慷慨和判斷的數百萬窮苦大眾，代表什麼意義？
我對比爾．蓋茲的興趣始於學生時代。當時我懷抱著中間偏左的傾向和年輕人的義憤，總想著，像他這麼有錢的人怎麼可能不想全力投入拯救地球、緩解人世苦難、改善人類命運的事業。我自問，這人的良心到哪裡去了？結果發現，他的良心睡著了，等著一個彷彿童話故事情節的喚醒。一位美麗的公主登場，以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皇家之吻印在這青蛙王子的脣上。魔咒破解，王子醒了。就在我們眼前，億萬富豪比爾突然化身為推動全球慈善的「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比爾在二○○○年卸下「微軟」（Microsoft）執行長職位，不再以壟斷我們的數位未來為職志，而是專注於關懷受傷的人、照顧瀕危的人，幫助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
他是個正人君子。
然而，邂逅前妻梅琳達，真的是改變比爾，造成這個重大轉變的關鍵因素？還是說，這個重大轉變的種子之前就已經播下？
比爾仍是位爭議人物。他有他的粉絲群，也有指責他的人，他們長期堅壁清野，各擁強大火力。在寫這本書時，網上幾乎每天都有一些荒謬的陰謀論，有人指控他為了賣疫苗大發利市，而祕密釋出致命的病毒，還有人說他其實是隻……是隻蜥蝪。群眾心理對妖魔鬼怪總是情有獨鍾，儘管比爾做得很好，卻一再遭到妖魔化――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始終沒有類似遭遇。像這樣一再成為眾矢之的，遭人口誅筆伐，會是什麼感覺？這一切會讓他受傷嗎？是什麼樣的內在防火牆讓他能對這些痴言瘋語置若罔聞？
發現比爾喜歡打橋牌時，我對他的興趣又深了一層。橋牌是一種變幻莫測的紙牌遊戲，你得叫牌，得有攻防策略。我們在下一個主題也會談到橋牌。
人稱「奧瑪哈先知」（seer of Omaha）的華倫是一位非常非常強大的橋牌玩家。而比爾正是他最喜歡的橋牌搭檔之一。為什麼？因為他們能無聲地交流，精確解讀對方所給的線索，這正是橋牌出色搭檔的關鍵。想擊敗這樣的搭檔非常困難。此外，自二戰結束後幾十年來（戰爭結束那年，他十五歲），華倫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在撰寫本書時，這個帝國市值近一千兩百億美元，使他成為世界排名第五的富豪。同時，他不僅為人喜愛，還非常受歡迎，在若干領域甚至受到尊敬。為什麼一個如此令人羨慕的富人會有如此令人羨慕的好人緣？為什麼沒有人指控他陰謀釋放Covid-19病毒？為什麼沒有網路酸民攻擊他，說他其實是一頭科摩多龍（Komodo dragon）？為什麼沒有人對他因妒生恨？
部分原因是華倫搶先了批評者一步。他贊同超級富豪應該繳更多的稅，他甚至以「停止溺愛超級富豪」（Stop Coddling the Super-Rich）為題，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撰文，呼籲政府對他以及像他這樣的有錢人課以重稅。他不但沒有扮演路易十六（Louis XVI）的角色，還繼承了羅伯斯皮耶（Robespierre）的衣缽。華倫向我們保證，他有能力支付更多稅金。他也願意付更多的稅。他主張廢除那些不公平的稅務減免優惠，因為這些優惠只能圖利那些根本不需要財務補助的人。有錢人多繳稅，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他很受歡迎。
（比爾也樂意繳納更多個人所得稅――甚至願意多付一倍――而且認為自己也應該繳納更多的資本利得稅，儘管他在二○一八年曾自豪地宣稱自己繳了一百多億美元的稅，比其他人都多。「如果人們希望稅收達到一定水準，很好，就把稅收訂在這個水準上。」這話他至少公開說了十年。但關於未稅資金能否用於慈善捐助，以及這類捐款普遍具有的稅務減免優惠，仍然存在問題，特別是當捐款金額龐大時，而所有科技巨頭都用這些企業稅制度上的漏洞來避稅――比爾與華倫這類人士所以能成為如此巨富，部分原因也在於此。值得注意的是，比爾大張旗鼓捐入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資產，都是他在微軟的未稅股份。既然如此，誠如一些批評人士所說，他們的錢是不是也應該被視為我們的錢，受到更公開的檢視、規範與監管？）
另一個原因是華倫的住家。華倫沒有城堡般的豪宅。自一九五八年以來，他一直住在一棟不起眼的房子裡，這是盡人皆知的事。這房子外緣只有一小塊可以輕鬆跨越的草皮。這位老兄邀請大家觀察他的生活、習慣與商務做法。他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任何路過華倫那棟房子的人都不難想像，騎著腳踏車送報的報童，根本不需要多強的臂力，也能輕輕鬆鬆將一份《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扔到華倫的門廊前。華倫沒有什麼好怕的。九十三歲的時候，他甚至說，就連死神找上門，他也沒在怕。他說，就算你本事再大，面對死神也無計可施，只能俯首聽命。華倫知道，當代表死亡的荷官喊出「遊戲終止」，並在計分表下畫一道平行線時，他會低下頭看著自己攤在桌上的那副牌――相對於比爾，他更加珍視那副牌――說道：「太好了。」他這場極盡輝煌、精采的人生牌戲即將落幕。就像之前消逝的所有超級富豪一樣，他將一文不名地入土或升天，只存活在世人對他行了多少公益、幹了多少壞事的記憶中。誠如華倫自己所說，我們走了以後，留下來的不是金錢，而是愛：我們給了多少愛，得了多少愛。
柏拉圖寫道，這世上有三種人：愛智慧的人、愛榮譽的人、愛利益的人。我們應該問問柏拉圖，一個追求利益的人，是否也能同樣愛榮譽？或者，一個重視榮譽的人，是否也會同樣愛利益？一個人難道不能以同樣的心力追求利益、榮譽和智慧嗎？本書要探討的是，這三種屬性中的任何一種，會不會妨礙另外兩種屬性的取得，或者一個人是否有可能否定柏拉圖這句名言，成為三者兼備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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