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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地區的漢人，在清雍正年間正式大量移墾，原本為平埔族牛罵社的生活領域，不到50年的時間已然建立十餘個聚落，從最先的廣東饒平籍客家蕭、林、蔡姓族人，再到福建泉州籍的蔡、楊、林、周、顏、梁、黃、陳等諸大姓，漸次開發並蔚為大族和累積財富，加上文教風氣漸興，人才輩出，形成暨勤奮又悠閒的生活特色。
清水楊、蔡二族的競合
清水當地素有兩大家族，即牛罵頭街蔡家和社口庄楊家 ，彼此在地方上呈現互相競爭關係。社口庄楊家的開基祖是楊咸曲（1733～1802年）、楊咸仙兄弟，清乾隆21年（1756年）自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移墾入臺，傳三房：舒崑（1770～1791年）、舒獻（1778～1852年）、舒霧（1778～1826年），開創出楊同興衍派，堂號為「四知堂」，其中，二房傳下水信、清輝、澄若。楊家文風鼎盛，在清代有多人科舉及第，如楊金波（1823～1890年）、楊清珠（1827～1890年）、楊清秀、楊清俊、楊清瀾、楊清藩、楊清華、楊清新、楊監若、楊壽若、楊澄若、楊丕若、楊昭丙等13位皆為邑庠生或廩生，其中楊肇嘉的養父楊鴻達，字澄若，諱紹泉，為臺灣府學廩生，清廷誥授奉政大夫。
楊家是在楊金波時期才遷至社口庄，三房舒霧子楊金波，名芳西，字長庚，年近30歲才入泮，40歲時補廩膳，後於清光緒7年(1881年)被選拔為歲貢生，60歲中舉並擢明經，後官拜提督兼道臺，其家族因經商有成，購置田產而富甲一方；大房舒崑派下之裔孫楊清珠，名克湖，因倡捐募勇參與平定清同治元年（1862年）戴潮春抗清事件，與臺灣兵備道丁曰健和臺灣府知府周懋琦共同克復彰化縣城，獲賞戴藍翎欽加五品銜軍功 後，始於同治2年（1863年）興築大宅，分為楊金波及楊清珠二座合院建築，皆為穿斗式桁架，而楊金波因其中舉後獲清廷頒授「明經」功名，因此其堂前懸有「明經進士」匾一方，故屋頂能採燕尾翹脊型式，其建築群是由三組三合院並列組合而成，每棟都具內埕、中埕、外埕的格局，外埕左右尚存有兩座清代花崗石旗杆座 ，以及一口八卦造型古井 ，民國99年（2010年）7 月 12 日，經臺中市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指定公告為臺中直轄市市定古蹟，而歷史建築清水公學校 日式宿舍群，則於2018年規劃為楊肇嘉先生紀念館 。
至於蔡姓祖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又分為濟陽蔡姓、莆陽蔡姓二支派，其中莆陽蔡家於清雍正年間遷臺，致富後成立泉成號，共六房，至清咸豐元年（1851年），有蔡守忍（1827～1887年），字濟卿，號鰲山，中式恩科第96名舉人，官章鴻猷，後因參與平定清同治元年（1862年）爆發的戴潮春抗清案有功，賞五品藍翎候補知縣銜，蔡家的族勢扶搖直上；蔡鰲山為泉成號雙祧第五、六房，當同治12年（1873年）分家時，其鬮分所得土地主要分布在今清水區客庄（頂湳里）、二槺榔庄（槺榔里），而他進一步創立蔡太和堂，憑藉功名和財富陸續購置今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及彰化等地區之土地。
而濟陽蔡家開臺祖為蔡世璉，其子蔡鴻元成立蔡源順船郊，船隊往來福建、北京、天津，寧波南洋等地貿易而致富，蔡鴻元有子五房，以三房蔡時超最具盛名，善於經商，從事米穀買賣和設立織布工場，生產名聞北京官場、上流社會的「澀黑布」，遂成為巨商，人稱蔡百萬；而蔡鴻元的衍派子孫以長房蔡時保有子敏川、敏南、敏貞三人，其中敏川清廷旨派為廣東道臺，但未赴任；敏南有獨子蔡惠如（1881～1929年），日後成為與霧峰林家頂厝林獻堂（1881～1956年）共同提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影響楊肇嘉赴日留學後投入抗日民族運動最大的啟蒙者；五房蔡時洲有子蔡蓮舫（1875～1936年），清朝歲貢生出身，後以辦理陝西飢荒賑濟有功，獎敘五品後補同知銜，並賞戴花翎殊榮，日治時期曾任保良局長、頒授紳章、敘勳六等，及擔任臺中廳參事、臺中區長、州協議會員等職，其後代 在工商實業界、公職、醫界、法律界、地方農會、水利會及教育界等都有不錯的發展。
楊、蔡二家在地方上的發展有其地域的重疊性，難免產生因競爭而造成的磨擦糾紛或心結；由於蔡家的蔡惠如曾參與日大正7年（1918年）由林子瑾（1878～1956年）、林幼春（1880～1939年）創辦臺灣文社（1918～1926年）的12個發起人之一，其後因大正13年（1924年），返臺後發生臺灣總督府以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違反《治安警察法》為藉口，大肆搜捕、傳訊、扣押臺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蔡惠如與霧峰林家下厝林幼春（1880～1939年）、蔡培火（1889～1983年）、蔣渭水（1891～1931年）等人被羈押3至6個月，所謂的「治警事件」，成為全臺矚目的焦點。因此，楊肇嘉對蔡惠如相當敬重尊仰，稱他是先輩，盛讚蔡惠如的為人處世眼光遠大，關心臺灣的民族前途，並把大我的觀念展現無餘，喚醒臺人的抗日意識，深具豪傑志士的氣慨，也吸引著年紀小他十餘歲的楊肇嘉，即便楊氏擔任牛罵頭街長公職時，竟敢不避嫌的跟著蔡惠如到全臺各地公開演講，此舉招致日本殖民官方的猜忌和監視，但楊肇嘉仍不改其志，追隨蔡惠如抗日的腳步與意志，同時也藉此化解蔡、楊兩家長久以來的磨擦與累積的心結。所以，日昭和4年（1929年）5月20日，蔡惠如過世時的喪禮，即由楊肇嘉專程自日本返臺弔唁，並一人包辦主導其喪禮和追悼會的舉行，展現其對蔡惠如畢生為臺灣的民族前途所付出的努力，衷心敬佩與感念。
門當要戶對 大戶豪族的姻親網絡
清水社口楊家聯姻的對象，不侷限於具有相當資產和社會地位的高知名度社會領導階層，與日治時期臺灣五大家族間的相互聯姻，穩固家族勢力和權益的方式比較起來，是採取比較務實的地方中型以上規模和財力，且有實質地方影響力的家族，並跳脫祖籍別的思維；如楊肇嘉本身的婚姻就是由養父楊澄若主意與在今臺中大雅、西屯地區族裔繁茂且為福建漳州籍的張姓家族聯姻。當然楊家與五大家族之間有所往來，甚至楊家就與霧峰林家有聯姻關係，如楊肇嘉的大弟楊天錫娶霧峰林家下厝林文察（1828～1864年）子林朝雍之女林月規為妻，大妹楊碧霞則嫁給霧峰林家頂厝林紀堂（1874～1922年）長子林魁梧，也是楊肇嘉的好友，但這段婚姻最終是失敗的；二妹楊翠霞嫁給戰後臺中縣地方派系黑派始祖陳水潭家族的陳慶華（1903～1988年），其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戰前在日本擔任法官，戰後任職臺灣高等法院檢察官、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等公職。三妹楊月霞則嫁給彰化名人李崇禮（1874～1951年）次子李君晰，係日本商科大學畢業，任職於彰化銀行，雅好藝文，楊肇嘉91歲冥壽時，李君晰編有紀念其90冥誕《楊肇嘉先生追思錄》一書印行。
而楊肇嘉則育有五子三女，除三子基博、次女湘英早歿，次子基森未婚，英年早逝外，長子基樁娶妻豐原街烏牛欄林祚海的長女林淑珠，五子基焜在美國與三信商事集團林木佳之女林碧貞聯姻，長女湘玲經好友吳三連的介紹，1940年嫁給臺南吳鏡秋秀才之子吳金川（1905～？），吳金川戰後歷任合作金庫信託部、業務部經理，彰化商業銀行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財團法人中華聯合徵信中心董事長等職，是臺灣金融界的巨擘之一，三女湘薰經臺灣養樂多公司創辦人陳重光的介紹，嫁給富邦集團曾任立法委員的蔡萬才。至於其弟楊天賦的長子楊基炘與永豐餘集團創辦人何永的長女聯姻，而楊基炘獨生女楊素娥則嫁給日本時代的政商名人，戰後曾任臺灣省政府顧問、中日文化經濟協會顧問的許丙（1891～1963年）之長子許伯埏（1917～199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與辜振甫、林金生同學，愛好西洋音樂，由此可知，豪門家族為了家勢鞏固，重視門當戶對的婚姻關係及交際網絡。
此外，楊肇嘉自已與板橋林家林柏壽（1895～1986年）、臺中神岡筱雲山莊呂家的呂磐石、呂靈石昆仲皆為好友，其中林柏壽是他旅居日本時認識的朋友，戰後更成為其重要的摯友和資金贊助者，如民國42年（1953年）6月，林柏壽邀他與日人大石角次、其侄子楊基銓等人合股投資大昌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戰後臺日民間漁業公司合作的首例，並由楊肇嘉擔任董事長，翌年（1954年）11月，他推薦林柏壽入主臺灣水泥公司，成為民營化的首任董事長，而當其家鄉的省立清水高中要籌建禮堂，約需花費新臺幣100萬元時，原本希望林柏壽能無限度供應水泥，但最後由林柏壽個人捐出20餘萬元贊助，足見雙方的情誼深厚。
由於大家族彼此之間往往透過聯姻通婚，強調門當戶對或親上加親的方式，達到如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理論所言，此種資本投注性的婚姻，用以確保和鞏固家族在地方的利益、權勢、地位及影響力，確實有相當成效，但並非婚姻長久幸福的保證，在許多家族身上都可以發現幾起類似的婚姻失敗或不幸福的現象，或許也是命運的安排，未能凡事盡如人意吧。
臺灣民族運動史上的雙星—楊肇嘉與林獻堂
楊肇嘉與霧峰林家頂厝林獻堂之間，不僅有姻親的關係，彼此交情匪淺，尤其均投入抗日民族運動，也都扮演著推動與領導的重要角色，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抗日民族運動上的閃耀雙星，相互輝映，而戰後林獻堂雖短暫出任公職，卻因建言不為當局所採納，且對政府政策失望而黯然離臺赴日，相較於楊肇嘉自上海返臺後，出任要職，在施政上迭有表現和受到倚重，其貢獻與影響亦較為卓著。
林獻堂，名朝琛，諱大椿，號灌園，字獻堂，日治初期曾擔任過霧峰參事、霧峰區長、阿罩霧圳組合長，明治38年（1905年），臺灣總督府頒授紳章，其政治思想深受梁啟超（1873～1929年）的啟蒙與影響，故在日治時代致力於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等臺灣民族運動，以文化覺醒方式抗日有很大的啟發和影響。
林獻堂於大正3年（1914年）兩度邀請板垣退助（1837～1919年）伯爵來臺成立臺灣同化會，強調臺灣為日中親善的橋樑，但旋即被迫解散；大正8年（1919年），加入新民會，並擔任會長；1915年，西來庵事件後，主張放棄武裝抗日，避免無辜犧牲，改採啟迪臺灣人意識的文化抗日模式，爭取殖民地臺灣的權力；大正10年（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被推舉為總理，翌年（1922年），與楊肇嘉（1892～1976年）商討在東京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可能性；大正12年（1923年），發生臺灣議會設置期程同盟會員29人被逮捕的「治警事件」，楊肇嘉當時為清水街長身分，也因時常公然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動而遭日警約談；大正15年（1926年），大東信託會社在臺中吳子瑜家召開發起人會議，由林獻堂主持會議，決定資本額為250萬元，並在同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聘請陳炘為總經理，林獻堂為董事長，成為日治時期臺人最重要的民族資本，也是民族運動的主要經費來源；昭和5年（1930年），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致力於推動臺灣地方自治運動；昭和9年（1934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被迫停止，翌年（1935年），臺灣總督府在臺實施第一次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推薦的候選人多數當選；昭和11年（1936年），林獻堂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的始政紀念日園遊會時，引發被右派日人毆打羞辱的「祖國事件」，當時也參加活動並在場的楊肇嘉，見狀奮勇抱住施暴的日本人，使得林獻堂免於進一步的受到傷害；昭和11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局勢驟變，臺灣社會被迫納進戰爭體制，致使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召開第四次全島會員大會時宣告解散。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以林獻堂等人為首的文化抗日人士，自然成為日本殖民官方密切監視的對象。自1937～1945年處於皇民化及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林獻堂被迫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委員和貴族院議員，但他藉熱衷佛教信仰採消極態度因應，惟仍遭日人嚴密監控，楊肇嘉則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解散後，先舉債購回祖產和興建六然居，當年底舉家遷居於其東京的寓所退思莊。翌年（1938年），東京的媒體指名抨擊楊肇嘉是反軍、反南進國策的背後大陰謀工作主導者，並受到特務跟監，但他仍持續與吳三連、劉明電等人關注和奔走於米穀管制案，並發表〈臺灣米穀輸出管理法案威脅戰時的糧食政策〉一文，設法阻止米穀管理法案通過；昭和18年（1943年），楊肇嘉在次女病逝於日本後，決意遠走到中國離開日本，先取道經朝鮮，卻在往滿州國的火車上被日警藉故逮捕拘留達16天，經其長女婿吳金川託人營救後始獲保釋出獄，隨之抵滿州國首都新京（今中國長春市），再南下經北京，最後抵達上海落腳定居，經營大東實業公司上海支店及大東農場。
戰後，林獻堂先後擔任臺灣省參議會議員、國民政府參政員、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省通誌館館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彰化銀行董事長等職，而楊肇嘉在當選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理事長後，聯合旅滬6大團體向國民政府和國民參政會請願，要求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及任用賢能廉潔之士主持省政，但未獲政府滿意的回應；遂在上海召開記者會嚴厲批評陳儀施政缺失，並因此得罪陳儀 ，以致國民參政員選舉落選，並被羅織戰犯罪名拘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經林獻堂、吳三連、杜聰明（1893～1986年）、林呈祿、劉明朝等意見領袖聯名上書請求撤銷楊肇嘉的戰犯嫌疑，而在臺親友其弟楊天賦、彰化李崇禮（1874～1951年）、石錫勳（1900～1985年）、甘得中（1884～？年）、王毓麟等人聯署陳情，敦促釋放「抗日分子楊肇嘉」，終在繫獄37天後始獲保釋出獄。
民國36年（1947年），爆發臺灣228事件時，楊肇嘉聯合京滬平津的臺灣人團體組成「228慘案聯合後援會」，在上海召開記者會要求公布慘案真相、嚴懲陳儀等兇手及改革在臺的種種惡法，楊肇嘉先與其他代表赴南京國民政府請願，提出事變的善後呼籲及建議，並會晤國防部長白崇禧（1894～1966年）後，搭國防部專機抵臺調查事變原因，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派武裝憲兵監控軟禁和原機遣返南京，楊氏遂在南京分別召開記者會指控陳儀以武力屠殺良民，駁斥白崇禧詆毀臺灣人的言論，並與閩臺監察史楊亮功（1895～1992年）展開一個多小時的激辯；翌年（1948年），楊肇嘉正式離滬返臺定居，開展其從事公職的另番事業。
而林獻堂則於民國38年（1949年）9月23日，以考察日本的經濟和對日貿易，及欲醫治頭眩宿疾為理由，獲准由臺北市松山機場搭機赴日養病，離臺赴日後不歸，直至民國45年（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在日本東京寓所，消息傳回臺灣引起媒體報導和輿論紛表哀悼，幾經家屬向政府陳請交涉，獲准移靈回臺安葬，楊肇嘉此時仍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兩家不僅有姻親關係，也是日治時代致力於臺灣民族運動推動上的重要戰友，因此，他擔任林獻堂葬禮公祭的副主任委員，並與林獻堂夫人楊水心（1882～1957年）女士及長子林攀龍（1901～1983年）、三子林雲龍（1907～1959年）等家眷護送其遺體回臺中縣霧峰鄉（今臺中市霧峰區）老家安葬，結束其傳奇一生，也象徵霧峰林家逐步淡出歷史舞台的重心；由此，可看出楊肇嘉對於林獻堂晚年避走且老死在日本的境遇之同情與惋惜，並基於公義與私交上，力求情義兩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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