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摘錄）
基隆可說是全臺最污穢的地方。
——約翰．陶德（John Dodd），英國商人，《北臺封鎖記》（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1888。
夫臺灣島者，以基隆港為咽喉，地處於太平洋上，北通日本內地，南通南洋群島，東通美洲，西通中華歐洲等，且與廈門香港相鄰接，實為世界航路之要津，通商貿易之市場也。
——簡萬火，臺灣記者，《基隆誌》，1931。
旭岡上陽光燦爛，希望之光普照；敦親睦鄰各守本分，日日辛勤工作；自治的基石就在這裡；永盛不衰，我們的基隆市。
——加藤春城，日本人移民，〈基隆市歌〉，1933。
基隆是臺灣最重要的港口。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旅臺須知》，1948。
「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在侯孝賢的代表作《悲情城市》中，一位主角發出這樣的悲鳴。這部電影在1989年發行，是對臺灣的過去重新檢視，和對臺灣國族認同作公開表述的分水嶺。大部分學者都同意，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戒嚴末期和政治自由化時期），臺灣人意識經歷了一段戲劇性的轉型。有些人認為這段時期的變動強化，或甚至創造臺灣人的國族主義，它反對中國國族主義霸權，提高臺灣人想要成為獨立民族國家的動機。還有些人認為臺灣國族認同表示許久之後，原住民族終於要被納入臺灣人這個集體之中。電影一開始的場景是1945年8月15日（二戰尾聲）時的一戶人家—該片透過這家人的經歷，讓我們看到其中某些趨勢。昭和天皇正在「玉音放送」，但是男主角和家人關心的，則是另一件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大事—男主角的兒子即將降臨這個世界。太平洋戰爭的結束預示新時代的誕生，這似乎也是臺灣人獲得解放的時刻，臺灣人將有機會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政策。不幸的是，來自中國的新統治者與臺灣的關係在1947年初變調，片中此轉折點是以這個家庭遭遇的一連串打擊為代表。這位新手爸爸遇害，他的一個弟弟身心受創，三弟則遭到逮捕。不過，男主角宣示堅守臺灣人的認同，具體呈現出一個1980年代晚期後十分普遍的觀點—臺灣人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成員，這個民族共同體沒有時間性，是從遙遠的過去所冶煉，其成因是日本和中國殖民政權的壓迫。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部電影也和所有對歷史事件的戲劇描述一樣，都是對於過去的記憶；內容由其中描述和提及的事件、後來的歷史，以及那個時代的普遍關懷共同構成。各層次的經驗和意義皆有助於決定這種特別的臺灣人意識在不同時期如何歸屬，因此我們不應認為國族主義現在（或曾經）是臺灣人認同的唯一形式。歷史和記憶的先驅研究者皮耶．諾哈（Pierre Nora）形容這兩者的關係是矛盾的，透過這種關係，歷史實際上破壞了真正的記憶—歷史是「指現代社會如何組織過去，過去會受到變化的驅動，因此註定會被遺忘」。這種破壞之後殘存的遺物，和現代歷史學家的產物，就是「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一個記憶的區域或地點，包括博物館、紀念碑、檔案、歷史著作、地誌、慶典和協定。諾哈的論點過分強調對立，因為其忽視歷史與記憶之間更為動態且彼此組成的關連。但他和其他人將兩者的區別引人注目，卻也凸顯被記住的過去與實際展開的過去之間有所分歧。後者可能經過重組，因此不只追尋現在的根源，我們還必須問一些更開放式的問題：誰是臺灣人？臺灣人的認同是何時、何人、何以建構出來？它純粹是國家的認同嗎？還是可以有其他形式（例如民族、文化、地區或語言）？
如果《悲情城市》認為歷史是記憶或神話，那麼本書則把歷史視為事件—借用柯文（Paul Cohen）歷史「三調」的其中兩種說法。本書要檢視的是一段臺灣人民族起源的歷史和歷史過程，這段歷史多半已被遺忘，其理由將在本書終章詳述。與回顧過去、聚焦於現今記憶論點恰好相反，認同並非跨時代共通，而是出自歷史的偶然，並由在部分開放的軌跡中與時推移之過程建構出來。下文中，我會進行詳細的歷史研究（對象是一群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中葉在臺灣培養出認同的人），探討他們使用的工具及素材，還有他們主要產生的民族和城市認同。本書鎖定地點剛好和侯孝賢的電影場景一致：都在北部的港都基隆和其鄰近地區，因為基隆在臺灣這段時期的歷史轉型可謂首當其衝。
雖然《悲情城市》中的新手爸爸話中只提到那些劇變的結果之一，而未提到過程，但還是為我們回答了「何時」和「何人」的問題。臺灣接連受到清朝、日本和中國政府統治，每一個政權都對這座島嶼和居民的現代化、文明開化有各自的規劃藍圖，也根本上影響1880年代到1950年代臺灣人意識的形成。1895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尤其重要，因為它為日後變成臺灣人的這群人注入新的意識型態和文化脈絡，也為他們提供一個全新的、對比的「他者」，使其在自我定義時有可資參照的對象，而且暴露在民族國家的完整權力中，這些因素相加起來激發出偏向防衛式的認同形成過程。不過，這些政權都不想創造臺灣人認同；毋寧說，他們都想灌輸臺灣居民另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文化意識。因此，其實是人民—尤其是祖先來自中國的漢人後裔分支，在與連續幾個統治者和移民族群的互動中，逐漸將自己定義為臺灣人。
在這些脈絡中，「成為臺灣人」和「身為臺灣人」究竟是指什麼？對臺灣人認同的大量學術研究中（其中許多都既有實證深度，也有深刻理解），幾乎總是在探尋臺灣國族主義或是族群國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源起和初期熱潮。若林正丈、荊子馨（Leo Ching）、駱明正和吳叡人等學者，都已極具說服力地指出1945年前後，臺灣社會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其他成員等（不論是否為菁英），就已建構起國族認同或族群國族認同。比較近期的還有毛岸俊（Andrew Morris）展示棒球如何成為臺灣人國族想像中的核心（臺灣人的國族是一個多民族的空間，而棒球是起源於日治時期的跨文化娛樂），還有賀安娟（Ann Heylen）驗證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語言運動如何提高了臺灣人的認同。不過，其他研究也提出理由質疑臺灣是否有形式上為獨立的國族認同。吳叡人的實用國族主義（pragmatic nationalism）觀點、任雪麗（Shelley Rigger）認為大部分臺灣人傾向於維持現狀，還有胡克禮（Christopher Hughes）指出臺灣人認同中有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alist）的軌跡，都闡述島上人民對於民族國家至少是採取謹慎保留的態度。
學者並沒有忽略臺灣民族這一主題。其中曾探索這個主題的，例如張茂桂、吳乃德和王甫昌等人，都集中在1945年之後的議題。特別是王甫昌探討多個民族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發展，描述四個主要族群—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和外省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存在。解嚴時期，語言尤其成了區別這些族群的核心和富有政治意涵的特徵。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認為這些族群在戰後的爭端，源自清朝和日治時期的殖民模式，以及福佬人和客家人之間的競爭。然而，雖然已有這麼多學術研究，但國族認同和民族認同之間的確實關係（尤其是在1945年之前），或由臺灣居民每天實際經驗形成認同的過程，都還沒有經過探索。本書試圖避開現在主義者（presentist）的陷阱及以國族為中心的歷史，重新追尋那段遭到遺忘或忽略的臺灣人意識建構。
第一個被認定且的確可認為是臺灣人的族群，源自中國東南沿海。經過幾階段的歷史之後，他們成為臺灣人，其過程包括與島上原住民人口對比和互動，形成自我定義，並逐漸對於定居地產生認同感。他們與原住民人口的關係包括貿易、公開衝突、通婚和強制同化。日本殖民統治下，這些人被歸類成本島人，但幾十年後，因為與日本人移民和官員的關係改變他們對於群體成員的觀念，又使其成為臺灣人。他們界分出一群有明確定義且相對團結的人口，以及得自他們文化遺產的一套要素，而在自身內部、以及與深入參與這類定義邊界行徑的日本人之間，乃至於與居住在祖先之國的人們之間劃出界線。他們建構了城市、民族和國族的認同，每種都深受近代世界特徵的影響。整體而言，「現代」包括（但不只如此）工業資本主義、大眾文化、蒸汽和電動交通工具、基礎通訊設施，還有民族國家及其特有的大眾政治參與。在這些認同中，民族認同具有特別的力量，因為其在想像中是取代日本和中國國族認同的另一個選項。
都市化和現代化在二十世紀早期—即「城市時代」攜手並進，現代化又帶來認同的快速變化。因此在臺灣的城市中，中國人成為「本島人」，本島人又成為臺灣人。我將重點放在城市，這個觀點與伊瑪．奧德維爾（Emer O’Dwyer）和托德．亨利（Todd Henry）一致，他們認為日本對滿洲及朝鮮的殖民中，城市是定義和執行殖民統治的關鍵地點。這也呼應楊露誼（Louise Young）所強調，在城市這個地方，會有一套制度結合「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指對於城市的概念，以及誰應當屬於城市社群），激發出城市居民及其創造的社會秩序產生根本轉變。不論是有著龐大文獻的上海，或較少研究的其他中國城市（例如成都或漢口），還有其他殖民城市，都證實城市環境具有核心地位，會成為帶來變化的熔爐。臺灣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在個人、團體的經驗和殖民國家（及其代理人）之間，會有地方和空間的特定環境居中串連，因此城市會將地方發展與廣域的趨勢連結在一起。於是城市認同的特徵就會促進及強化地理上更廣泛的意識轉變。
本書對這些過程的探索奠基在基隆的社會歷史，該地的特殊位置讓我們得以洞察臺灣人民族的起源。侯孝賢的電影使我在研究早期就注意到這個城市，也很快發現它是重大歷史變遷的現場。本章開頭的四段引文中，第一段是英國商人陶德的評價，其可能在當時具有某些正確性，不過接續三段則確實反映出臺灣和居民後來發生的物質及精神轉變。研究過程中，我也發現不同凡響的都市化證據，顯示出基隆這個與區域和全球商業網絡都沒有什麼連結的小型通商口岸，何以竟成為全島的第三大城和最大港口。這個過程中有三個政權—滿清、日本帝國和國民黨政府—都對基隆優先發展（僅次於臺北），而基隆也成為1945年之前日本人在臺灣最集中居住的地區之一，以及1945年之後中國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這些事實帶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互動，有助於建構認同和形成民族。從至少1860年代之後幾十年—不論是日本統治下或國民黨統治早期—基隆都是進入臺灣的主要據點，也像許多港口城市一樣，是「變化的節點」（nodal point of change），有許多交換在此發生，為一個城市和腹地帶來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轉型。也有其他地方（像是高雄和臺中）和基隆一樣，有著快速的城市發展；臺北享有行政中心的榮耀；臺南擁有悠久得多的定居史，也是文化的樞紐，這幾座城市都足以作為研究對象。不過在此時代，臺灣的政府和居民都有意識地把基隆視為臺灣其他地方的模型，那裡發生的事不僅反映，也影響更大範圍的全島發展。高雄可能早在數十年前就成為一個更大的貿易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基隆在臺灣城市中的排名其實也下降了。不過1880年代到1950年代之間，基隆卻是由在地行動者創造出臺灣人族群認同的主要城市。
由臺灣的殖民過往建立民族理論
構成現代世界的過程大部分都被描述成民族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切民族都在朝向民族國家這個社會政治目標前進，國族認同也被視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目前對於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或是國家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反敘述（counternarrative），當然有助於我們將民族國家去中心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二十年前呼籲我們把民族國家視為必爭之地，安朵涅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和其他「新帝國史」的研究者，則動搖了國家的優先地位。但它還是繼續主宰著我們的史學。歷史學家也會探索其他故事—環境、遷徙、性別、商業、奴隸、世界區域的歷史—但其中仍有許多依附著主權民族國家。況且，即使國家之外的行為者在二十一世紀已扮演重要和顛覆性的角色，也沒有跡象顯示民族國家會從人類歷史消失。身為這些歷史與史學現實之代表的學者，花了許多精力為民族國家建立理論—包括它的起源，及其如何進入並控制市民的生活、思想和身體。研究民族國家如何形成的學者會特別注意領域性（territoriality）的概念，即其對疆界內空間的主權，以及排他的疆界對於建立人民、國家與空間三者，看似牢不可破的連結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這些學者一方面提出國家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連結，另一方面也提出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連結。有一派認為民族是建構國族主義的要素，另一種觀點則指出民族反而成為障礙，會被邁向近代國族的驅力輾壓和抹滅。這兩種觀點都接受國族主義是近代構成，不過民族認同則與前現代連結，或者是完全反現代的，或只在揉合國族意識時才具有現代性。相反地，韋伯（Max Weber）很久之前就提出民族具有近代的根源，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也認為民族結構為近代過程提供明確證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將民族構造和近代殖民帝國的建立連結在一起，其對於本書甚有助益。但在民族國家的文獻中，民族認同還是被視為非現代的，或只有用族群國族主義的形式才具有現代性。
這種將民族意識置於人類社會演進較落後階段的傾向，模糊了民族和國族群體之間的明顯相似性。民族可以定義成一種地區認同—那是一種跨越廣大空間的認同，其空間或許大到認同群體的成員（不論其性質為何）無法擁有一致而直接的接觸—追隨這種地區認同的人們，擁有類似的文化、家系、地理特徵和過往經驗。如同韋伯所主張，民族群體是歷史和政治的產物—也就是說，它並非自然或原始的—但就像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所強調，它們並不必然存有政治權力、義務，或統治結構。除此之外，研究者長久以來一直強調，領土疆界意識在族群起源過程至關重要。按照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對於民族構成之交互作用本質的經典闡述，唯有在民族周遭劃定界線，並持續監控以維持群體內外成員的區隔，民族構成才會產生特別重大的意義。巴特認為這些疆界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互動的區域，因為唯有透過交流，才會清楚劃定和保留雙方的區隔。近期的中國史及日本史研究，表明民族的動態建構既是民族成員從內部形成，也是想要定義國家（或帝國）民族的國家政策從外部形塑的。也有證據顯示一個民族是如何轉變成另一個。由前述可知，民族和國族的認同有幾個共通特徵：兩者都高度取決於地區的認同，也都需要嚴格定義出一個自然或想像的地理（或兩者都要），將彼此連結在一起。既然兩者有如此多相似之處，那麼學術詮釋和大眾想像中經常將它們連結在一起，應該也是可想而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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