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人文臨床與療癒推展委員會委員彭仁郁

「自佛洛伊德以降最重要的精神醫學著作之一。」――《紐約時報》

「赫曼連結起作戰士兵、戰俘、受暴婦女和亂倫受害者的世界，對創傷和復原過程的分析令人信服。」――蘿拉．戴維斯（Laura Davis），著有《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

「時代的里程碑。」――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

「本書論及心理創傷和治療對社會的衝擊，無疑將成為經典之作……可說是給倖存者的珍貴禮物。」――米瑞安．路因（Miriam Lewin），《女性書評》（Women’s Review of Books）

「本書解析創傷的本質和復原過程，內容豐富，充滿悲憫之情，每一頁都閃耀著赫曼的洞見。」――莉諾．渥克（Lenore Walker），著有《恐怖的愛》（Terrifying Love）

名人推薦：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人文臨床與療癒推展委員會委員彭仁郁

「自佛洛伊德以降最重要的精神醫學著作之一。」――《紐約時報》

「赫曼連結起作戰士兵、戰俘、受暴婦女和亂倫受害者的世界，對創傷和復原過程的分析令人信服。」――蘿拉．戴維斯（Laura Davis），著有《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

「時代的里程碑。」――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

「本書論及心理創傷和治療對社會的衝擊，無疑將成為經典之作……可說是給倖存者的珍貴禮物。」――米瑞安．路因（Miriam Lewin），《女性書評》（Women’s Rev...

第十一章共同性
創傷事件毀壞了個人和群體之間聯繫的恆久基礎。倖存者領會到，自我感、價值觀和人性，都取決於與他人所產生的連結。群體的團結是對抗恐怖和絕望最有力的防衛機制，也最能減輕創傷經驗的毒害。創傷使人產生疏離感，群體則使人重獲歸屬感；創傷為人帶來羞辱和污名，群體則能作見證和給予肯定；創傷貶低受害者，群體則提昇她；創傷摧毀受害者的人性，群體則可以恢復她的人性。
在倖存者的證詞裡，總是一再談到某個重要時刻：受到他人無私寬厚的對待時，連結感都會再度出現。受害者以為已永遠被摧毀一些德行，如信心、正直和勇氣，都會被利他的無私行為再次喚醒。倖存者以他人的行動為典範，開始理解並尋回一部分自我。從那一刻起，倖存者開始與人類的共同性再度產生連結。普里莫．李維提到，盟軍解放納粹集中營後，他如何遇上那個時刻：

殘破的窗戶修理完畢，爐台上燃燒的火開始傳出熱度。每個人似乎都鬆了一口氣。有個囚犯當下提議，每個人都貢獻一小片麵包給我們這三個工作者。大家都同意了。在一天前，絕對沒人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因為集中營的法則是：「吃你自己的麵包，如果有辦法，把鄰座的麵包也吃掉。」而且絕不感激言謝。這件事意味著集中營已滅亡，第一次，我們有人開始展現人性。我相信，那個時刻是一個改變的開端，從此，還未死透的我們漸漸由囚犯變回人類。

恢復社會聯繫的起點，就是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除了在群體裡，沒有別處可以體驗到比這個更直接、更有力或更具說服力的經歷。團體心理療法的權威歐文．亞隆稱它為「普同感」（universality）經驗。普同感在心理治療上有深刻的效果，特別是對那些有不堪祕密、覺得自己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倖存者。受創者因為自己的經驗而感到疏離，因此在復原過程中，倖存者團體所擔任的角色特別重要。受創者在一般社會環境中很難獲得關照，但這類團體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與了解。遇見與自己有類似遭遇的人，就能解消倖存者疏離、羞愧和被污名的感覺。
對於曾經陷入極端情境的倖存者而言，團體確實有無價的意義，那些情境包括戰爭、強暴、政治迫害、家暴和童年受虐。參與者一再提到，僅僅是和經歷相似苦難的人同在一起，就覺得很安慰。在參與越戰退伍軍人聯誼團體後，肯．史密斯如此描述他第一個反應：「從越戰歸來後，我再也沒有朋友。我認識很多人，也結交很多異性，但從未擁有真正的朋友。那種朋友是我可以在清晨四點打電話告訴他，一想到在春祿（Xuan Loc）發生的那件事，我就想飲彈自盡，或是今天是什麼週年紀念之類的……越戰老兵受到的誤解，只有其他的越戰老兵才能了解。當我開始談論某些事情，這些人完全都懂，當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解脫感。彷彿我從未告訴任何人這些深刻又黑暗的祕密。」
有位亂倫倖存者也是以差不多的口吻，談到自己如何經由參與團體重拾人際的連結感：「我終於衝破那層糾纏了我一輩子的樊籬。我參加一個由六名婦女組成的團體，在她們之間，我沒有任何的祕密。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真正享有歸屬感。我感到她們接納的是真實的我，而不是戴了假面具的我。」
當團體產生凝聚力和親密感時，接下來上場的就是複雜的相互映照過程。當成員打開心房、把自己伸向他人時，就變得更能接收到他人給予的幫助。她對他人展現的寬容、憐憫和愛心開始產生作用，反射到她自己身上。雖然這類彼此提升的互動關係可以發生在任何關係中，但在團體脈絡下更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亞隆稱這個過程為「適應性循環」（adaptive spiral）。團體的接納提升了成員的自尊，所以彼此變得更能接納他人。三位亂倫倖存者團體的成員如此描述這個適應性循環的過程：

在我看來，參與此團體的種種經驗，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在受過侵害的女性中，我們很常看到一股力量。發現自身也有那股力量時，我非常震驚。我永遠記得覺醒的那一刻。
我變得更能保護自己，我似乎更「柔軟」了，也允許自己偶爾快樂一下。團體是一面鏡子，我看到自己的鏡像才有這些改變。
我更能接受別人的愛，這是一種良性循環，我因此更能愛自己，然後愛別人。

有位作戰退伍軍人在榮民團體中也體驗到類似的互動：「這是互惠的，我有付出，也有收穫。這感覺真好。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太棒了！』。我開始對自己有良好的感覺。」
團體不僅提供機會，讓成員建立互惠的人際關係，還能全體一起賦權增能。成員把彼此當成地位平等的同儕。雖然每個人都遭遇過苦難並需要幫助，但也都對團體有某些貢獻。團體徵用每個成員的力量，用來充實彼此的生命。結果是，團體比個別成員更有力量擔負和整合創傷經驗，成員可利用團體的共享資源，促進個人經驗的整合。
不管是哪一種背景的倖存者團體，我們都能看到其中的治療潛力。有份社區調查顯示，訪談過逃離受暴關係的婦女後，她們皆一致評價，婦女團體是最有效、提供最多協助的管道。精神科醫師約翰．渥克（John Walker）和詹姆斯．納許（James Nash）在作戰退伍軍人的心理治療中發現，許多個人治療效果不彰的患者，在團體治療後卻有極佳的成果。老兵心中強烈的不信任和疏離感，被「同志情誼」和「團隊精神」化解了。德奈理也證實，當主要的治療形式是團體而不是個人時，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預後情況比較好。同樣地，輔導東南亞難民後，莫里克也發現，把倖存者團體納入治療計畫，復原的希望即從悲觀轉向樂觀。
原則上，為倖存者設立團體是極佳的提議，但我們很快會發現，組織成功的團體並非易事。一開始成員充滿期待和希望，也有可能產生衝突、不歡而散，反倒帶來痛苦和失望。團體所帶來的破壞力和治癒力不相上下，領導者也有可能濫用職權、不負責任。在爆發衝突的過程中，成員很容易再次創造原來創傷事件中的各種動力，分別扮演加害者、共犯、旁觀者、受害者和救助者的角色。這種衝突不但會傷害各個成員，還可能導致團體解散。要成功完成團體治療，成員必須找到重心、清楚治療的核心任務，團體也要有完善的結構以保護成員，避免創傷事件重現。雖然不同團體的組成和結構大有不同，但一定要具備以上基本條件，不能有例外。
準備組織團體時，我們很快會發現，沒有適用於所有倖存者的「一般性」團體。每個團體有各自的規模與樣貌，沒有任何團體可以完全照顧每個人的不同需求。不同復原階段的患者也需要不同類型的團體。此外，團體與個人的主要治療任務必須相符合。患者在復原某個階段中適合某團體，帶到另一個階段或許就無效，甚至有害。
治療團體有各種特性，一開始令人眼花撩亂，但只要對照復原過程三大階段的治療任務，就知道作用在哪。在第一階段，團體的主要任務在於建立安全感，焦點放在基本的自我照顧，目標是過一天算一天。在第二階段的團體任務中，焦點是創傷事件本身，重心放在處理過去的創傷。到了第三階段，團體治療的目的，是讓倖存者重新融入一般社群，所以重點放在當前的人際關係。不同類型的團體有其特定的結構，以配合各自專屬的治療任務。

建立安全感的團體
在創傷事件後的初期，團體很少被優先考慮當作首要資源。近期急性精神創傷的倖存者，通常是處於極度的恐懼中，並有潮湧般記憶侵擾的症狀，譬如夢魘和記憶閃現。此時，危機介入的重點在於，如何動員倖存者周遭可以支援的人，因為此刻她寧願選擇與熟悉的人而不是陌生人相處。這不是參加團體的時機。理論上，倖存者會從團體中發現不只有自己有類似遭遇而稍感安慰，但實際上，團體經歷也會令她無法招架。聆聽別人經歷的細節，會觸發她記憶侵擾的症狀，病況會嚴重到她無法帶著同理心傾聽，也無法接受他人的情感支持。因此，對於急性精神創傷倖存者，我們的一般建議是，在創傷事件後數星期或數月才可參加團體。例如，在波士頓地區強暴危機中心（Boston Area Rape Crisis Center），危機介入的措施包括個人和家庭輔導，但不會包括參與團體。危機中心建議，倖存者在考慮參加任何團體前，最好等候六個月到一年。
針對單一創傷事件的倖存者，譬如大規模事故、自然災害或犯罪行為，團體危機介入有時可以即時提供協助。在這些情況下，成員的共同經驗是復原的重要資源。我們也可以舉辦大型團體會議，提供防治教育，提醒眾人創傷的後續效應。人們也意識到大規模創傷事件經常發生，以「危機事件會報」（critical incident debriefing）或「創傷壓力會報」（traumatic stress debriefing）為名的團體會談，已愈見普遍；在一些高風險的行業裡，更是例行舉辦這類會談。
無論如何，舉行會報時，我們也必須遵循基本原則，不可危及成員的安全。有些人認為，受創者的家庭必會支持她，這種想法非常危險。有些人則以為，遭遇同一件可怕事件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重新振作、團結一致，這也是相當危險的想法。事實上，倖存者檯面下的利益衝突，比較容易會因為該事件而擴大，而不是被當成小事不理。例如，職災發生後，管理階層和基層勞工對事件會出現兩極化的看法。如果事件是源於人為疏忽或蓄意的犯罪，創傷會報反而會干擾、牴觸司法程序進行。因此，辦理大型團體會報的工作者，愈來愈強調這類活動得添加若干限制。警政心理學家克麗絲汀．鄧寧（Christine Dunning）建議，舉行創傷會報時，主辦者得讓流程與形式符合教育功能。因此，在大型公開會議上，參與者應避免講述事件的過程與細節，不發洩強烈情緒，但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後續追蹤輔導。
長期、重複的精神創傷倖存者處於復原第一階段時，團體能提供強而有力支持，認可她受過的經歷。但再次強調，團體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安全感。這個條件沒有滿足的話，成員就很容易嚇到彼此，因為她們都受過恐怖經驗，現實生活也充滿危險。有位亂倫倖存者談到，其他成員的故事令她更加難受：「我原先寄望，參與團體、認識一些有類似經驗的婦女，心情就能輕鬆點。然而，在團體中，最令人痛苦難受的，是領悟到我不但沒有放鬆，恐懼還倍增。」
因此，第一階段的團體工作應該具有高度的認知意義和教育意義，而不是探索事件和個人本身。團體應該要成為討論的場域，成員可以交換創傷症候群的資訊，找出症狀的共同模式，分享自我照顧和自我保護的策略。組織團體時，基本出發點是要幫助倖存者發展力量和適應能力，我們也要提供成員適當的保護，避免她們被排山倒海的回憶和感覺淹沒。
許多不同類型的自助團體都採用匿名戒酒會的模式，以此結構來保護成員。這些團體沒有將焦點放在探索精神創傷，相反地，它們提供認知的架構，以幫助成員理解創傷的後續併發症狀，譬如物質濫用、飲食失調和其它自毀行為。團體並且提供一套指引，幫助倖存者賦權增能，恢復與他人的連結，這套指引一般稱之為「十二步驟」（twelve steps）。
這些自助方案都具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會談過程中，成員也許能體驗到強烈的情感，但團體不鼓勵宣洩感覺和敘述故事細節，那不一定對他們有幫助。工作重點在於，經由各個成員的證詞去歸納出普遍原則，從同一套指引流程中成長。成員間強烈的凝聚力並非創造安全氛圍的必要條件，基本上還是得靠匿名和保密規則，以及教育方式。成員間不會正面衝突，但也無法彼此提供高度的個人情感支持。在這類團體中，倖存者分享日常經驗，有助於減低羞辱感和疏離感，加速解決實務的問題，並逐漸建立新希望。
為了保護成員的安全，以防被領導幹部剝削，這些自助團體在傳統的十二步驟中精心加入防護措施。權力屬於組織與全體成員，而不是領導者，領導工作則由成員志願輪流擔任。成員同質性要高，也就是說所有參與者都有明確的共同問題。然而，多數團體並沒有設定明確的資格或出席率；團體範圍有彈性又有包容力。它們不會指定參與者必須定期出席或發言。在這種彈性安排下，成員可以自己調整投入參與的程度。如果你只想看看其他有類似經驗的人，可以自由地只來一次，默默觀察，然後隨意離開。
傳統團體在十二步驟中所設立結構性的防護措施，至今一直運作良好，許多團體也爭相複製。然而，某些自助團體仍然容易被領導者把持剝削，或是發展出具壓迫性、怪異的會議流程。在新近設立的團體中，這些問題尤其明顯。它們缺乏豐富的實務經驗，也沒有成熟的十二步驟計畫，無法提供多樣化選擇。參與自助團體的倖存者要切記，必須採納對自己有益的指引方針，其餘不用理會。
在復原第一階段中，還有一種團體稱為「短期壓力管理團體」（short-term stress-management group），對進入早期復原階段的長期創傷倖存者有極大的幫助。再次強調，這類團體的重心也是要建立當前的安全感。團體結構也是以教化為主，重點目標是緩解症狀、解決問題，讓成員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照顧。至於成員的選擇上，這類團體包容性也很廣，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當期的數次會談結束後，就可以加入新成員，或是成立新的會談團體。成員不需要強烈積極投入團體，所以不會形成強烈的團體凝聚力。團體幹部採取主動、教誨式的領導風格，當前的任務也有具體的走向，所以成員都得到妥善保護。成員不會揭露過多的自我，也不會針鋒相對、正面衝突。
類似的心理教育團體可以用來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情況。不管是哪種環境，只要當下的首要任務是基本安全感，這些團體就能派上用場，比如精神病院、戒毒、戒酒機構、受暴婦女的收容中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