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現象
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蔔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嘸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二十一天之中再版二十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應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含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飢渴的需求。
需求什麼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裡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吶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麼二十年前叫喊的事情在二十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麼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嘆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洩，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洩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麼堵塞，多麼鬱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麼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雷根說格達費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裡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制度、舊做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麼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麼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型態。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型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型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型態出發、沒有政治野心、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制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做官的私欲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麼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麼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隻猴子；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裡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麼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隻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麼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牠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麼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做宣傳怎麼辦？
不怎麼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森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戒慎。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台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表現；表現台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做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做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准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汙染青年人的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麼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誤國，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於「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詞。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柢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麼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裡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飽的安定局面，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麼自由、什麼人權……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麼玩意兒？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就某些層面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裡熟睡的嬰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讓孩子繳學費，後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飽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拚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鬆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並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衣食溫飽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權……衣食溫飽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睡個午覺，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緻；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只是社會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麼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衝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斷他的胳膊。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
幸福沒有止境
市場裡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飽、自由開放的環境裡，他不需要經過掙扎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吶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吶喊。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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