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抵達
Getting There
在我去函院長與仁愛女修會，詢問我是否可以去工作兩個月時，心中壓根兒
沒想過要「為上帝行美好的事」。然而，在我後來被分派去的兒童中心，這句話
卻懸在門楣上。當時我心裡想到的，無非是在服事窮人以及與上帝的關係上，我
能為自己做些什麼。說起我到加爾各答來這件事，全然不是基於什麼美好或神聖
的理由。說老實話，我根本不認為她們需要我的幫助，或我對她們會有什麼特別
的助益。我只不過是想要弄明白，德蕾莎修女說她的工作不是社會工作而是宗教
工作的道理何在。她曾一再強調，她們並不是在辦醫院或辦學校，而是在辦「宗
教中心」。
時間已經到了十二月中旬而我仍然沒收到回信時，心中雖然感到沮喪，但等
著我的年休假的，並不是沒有別的機會，英國那邊就邀請我去做系列演講，有個
朋友則希望我到耶路撒冷去跟她一起做研究。儘管如此，我還是一心想去加爾各
答。根據我自己聽來的，情形非常可能是這樣，或許是女修會那邊並不缺乏志工
，因此，有時候會寫信告訴我，希望我留在自己的城市當志工。在我將信函寄出
去時，我祈禱，一切以上帝的旨意為依歸，因為那本是一個基督徒應該做的事。
但話又說回來，自己跟隨基督畢竟還不到三年，對於此一原則的嚴肅性也還不甚
了解。禱告的時候，我雖然把自己的願望交託在上帝的手中，但心裡卻未必真是
這樣想的。儘管我幾乎不曾涉足美國以外的地方，更不曾旅行到印度那樣陌生的
國度，但我卻希望成行。
上完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回到家裡，從信箱裡抽出一只泛黃的粉紅色舊信封，發信的地方是加爾各答。信上的郵戳則是紐約市，貼著十分錢與一分錢的郵票。我後來才知道，為了節省海外郵件的高昂郵資，出差的修女和回國的志工常會將信件帶到國外再寄。我立刻打開這只可憐兮兮的信封，裡面是一張小得不成樣子的白紙，顯然是用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起首寫著：「非常感謝妳的來信，歡迎加入我們為愛與赤貧者所做的工作。」
我那顆幾分鐘前還是沉重的心，一下子像空氣般輕盈起來。年休假這下子有
著落了，我立刻在心中盤算著，我會先完成一份寫作計畫，於三月起程赴加爾各
答，一直停留到五月，然後到耶路撒冷去和做完研究的好友潔芮琳（Geralyn）──一個本篤會修女──會合，再和她的同學一起循著保羅走過的足跡，走一趟他從土耳其前往希臘的路。返國途中，我和她還要繼續走訪對我們兩人都很重要的其他地方。但說到首要之務，還是要去弄清楚德蕾莎修女所說的，她的工作不是社會工作而是宗教工作。
經過連串神意的干預，整個行程變得全然不費工夫。首先是在印度長大的好
友瑪喬瑞（Marjorie）的出現。她是我的校友，自
從搬到北加州後就斷了聯絡，突然打電話來，祝我聖誕快樂，並告訴我，她正要
回印度探親過聖誕節。當她聽說我要去加爾各答時，立刻自告奮勇，要我在她回
來之後馬上去找她們夫婦，由她們帶我去舊金山的印度領事館申請簽證。她為我
寄來一疊要用的文件，趕在一月的一天，就在開車進城前往領事館的路上，我把
整個程序都做完，然後將那些表格丟下，等候的時間還到海灘去享受了一頓午餐
。
瑪喬瑞又告訴我，她有一個朋友是從加爾各答來的，名叫妮帕（Neepa），住得離我很近，我應該打個電話給她。我照著做了，並受到邀請去她家喝茶。就在那個下午，正當瑪喬瑞的這位朋友拿了有關加爾各答的書給我，又介紹我喝馬賽拉茶（masala tea）時，一對同樣也是來自加爾各答的夫婦，米特拉（Mitra）與史瓦潘（Swapan），正好順道來訪。那位男士剛好有一支手機。他要求我把女修會寄來有關我停留地方的資料，以及我抵達的日期與時間，給他看一下，並當場撥電話給一個住在加爾各答的朋友，一位極有才華，名叫高娣（Goudi）的建築師。高娣告訴他，她會去機場接我，而且在我找到住的地方之前可以和她同住。所有的事情就這樣水到渠成，幾乎不費吹灰之力。
出發前的那個星期五，我去拜訪一位韓國朋友，指壓師辛宇（Syng Yu，音譯辛幼），談起這趟旅程時，他把自己在印度的經歷告訴我，在我離去前，又從壁櫥中拿出一捲印度鈔票遞給我，那是他數年前旅行時剩下來的。他到底給了我多少錢，我一點概念都沒有，但我心懷感激。
星期一出發之前，禮拜天我去做禮拜，跪在教堂中，仰望著祭壇上比實體還要大的耶穌受難像。對於這趟旅程，我感到緊張，在我的靈裡面，感覺到主在說：「現在是妳和我之間的事了。」不禁懷疑自己剛建立起來的信心到底管不管用。
星期一，在洛杉磯航空站內，一團混亂。貨幣兌換處沒有印度幣可換，不過
他們叫我放心，說倫敦多得是。又由於班機延誤，遲一個小時起飛，我在倫敦轉
飛德里的班機變得很緊迫，除了禱告以外什麼都不能做（儘管這種想法不免冒犯
上帝，但禱告在我的心目中還真是沒有其他辦法的最後訴求。不管怎麼說，祂會
可憐祂的孩子的，特別是新收的小孩）。飛行途中，我開始讀聖經。一個英國人
靠過來說：「在飛機上讀聖經，還滿少見的。聊聊妳自己吧。」我告訴他，我是
一個新基督徒，要去和德蕾莎修女與她的女修會一起工作。他說，他是世界展望
會的成員，曾經和妻子見過一次院長。他說，他們會為我禱告，我衷心感激。
飛機終於在倫敦降落，空服員卻告訴我們，要轉機的人還要多經過一項安全
檢查。看看手錶，我知道我飛德里的班機就要起飛了。但就在那架巨大飛機擁擠
的走道中等待時，一名航空公司的職員開始尋呼：「有沒有一位Poplin先生，請到門口來。」儘管性別不對，我想他們要找的就是我。去到門口，表明了身分。他們迅速將我送上一輛等在那兒的機場轉運車，在航空公司職員的開道下迅速通過了安檢。最後，我登上飛機離去，大大鬆了一口氣，知道自己是個受到極大恩寵的人。但也又一次錯過了換錢的機會。
抵達德里，已經過了晚上十點，雖然預定了飯店，卻不知道距離機場多遠。我的旅行經理人要我搭出租車過去，那需要用上印度貨幣，但貨幣兌換處已經關門。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辛宇給我的那捲鈔票夠用。結果發現，自己擁有的還真多，事實上，恩寵更多，總額超過一百美元。一覺醒來，還來得及在這塊新景象、新聲音、新氣味的土地上吃第一頓早餐。
飛往加爾各答的班機一起飛，我就開始懷疑，這個未曾某面的人真會熱烈地
迎接我，領我進入她的家？到目前為止，看來我的信心應該是提升了，事實確實
也是如此。然而，以新的基督徒而言，處於未知的狀況中，十足的信心有如寶石
，雖然極為可貴但也極端易碎，雖然每次都是大驚奇，卻也攸忽即逝，頗有一覺
醒來發現恩寵已經不再之慨。我最先想到的是，我們都認為，恩寵之為物乃是使
我們的計畫實現並感到幸福，卻不知恩寵有時也是推動我們成長的力量，也就是
說，不讓我們的計畫實現，不讓我們感到幸福。我後來才明白，對上帝的真正信
託，是處在兩種情況中時都還是懷著同樣的信心。
星期二上午走出海關時，高娣與她的朋友已經在那兒了，拿著一塊寫著我的
名字的牌子。第一天還沒過完，我們已經成了好友，她於是毛遂自薦，乾脆要我
租下她多出來的房間。從她的寓所到我每天以彌撒與禱告開始工作的母院，步行
只要二十分鐘。
加爾各答的景象、氣味與聲音還真的無法一下子就習慣。好像每個開車的人
都在不停地按喇叭。氣味並不只是（我十分喜歡的）菜香而已，還混雜著腐敗的
垃圾，以及聖牛與街友排泄物的味道。我顯然是處在陌生的異鄉，但是，在一個
我還不太了解的神的懷抱中，我開始感覺到安全了。
2仁愛女修會的一天
A Day in the Life of a Missionary of Charity
星期二抵達加爾各答，星期三就去報到，了解志工的工作，我還天真地以為
，只要回答簡單而例行的問題也就行了。母院（德蕾莎修女這樣稱呼這裡）裡面
，一片寧靜，與街上的混亂形成強烈對比。母院是她和一群訓練有素的修女（宣
誓服務九年）以及更多見習修女共同生活的地方。整個仁愛女修會的管理工作都
在這裡進行。貝特妮（Bethany）修女與一名志工
就在餐區外的一個小房間裡與新來的志工面談。
我很快就發現，單單在加爾各答，女修會就辦了許多個中心，包括一所垂死
之家、兩所兒童之家、兩所殘疾之家（照顧無法獨力生活的成年人），以及許多
其他的中心。修女均住在個別的中心裡。我的志願是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心裡
想到的地方則是位於Nirmal Hriday（純潔心靈）的垂死之家。然而，貝特妮修女對我說，服務成年人的志工已經不少，照顧兒童的反而少，問我是否願意去街另一頭的Shishu Bhavan（兒童之家），照顧生病的、殘障的孩子？儘管對他們一無所知，我卻從這裡開始了自己教導殘障兒童的生涯。我一同意，便領了到一張手寫的分派卡，指示我第二天早上做完彌撒後向德娜（Dana）報到。德娜也是志工，負責管理該中心的志工，她在芝加哥教書，向學校請了一年假，到加爾各答來服務已經九個月，是最虔誠的志工之一。
最初幾天，我都是從高娣的公寓搭乘出租車，但很快就發現，到母院的路其
實很簡單，便開始記下來。到了第二個星期，正好碰到出租車罷工，不得不步行
前往，因此也就提前改變了我的習慣。從此，每天清晨五點二十分出門，天色才
剛亮。街上到處可見睡眼惺忪的人們，有的剛起床，用公共水龍頭在盥洗。養羊
人家領著山羊走過，傍著住家、商家停下來，遞送新鮮羊奶。
每天早晨到達母院時，修女們早已做完晨禱，開始打理三餐並為一天做準備
。她們也已經從庭院中的水龍頭打了水，把前一天穿過的莎麗服（saris）在石板上拍打清洗，然後晾好了。五點五十分，我們全都集合到禮拜堂望彌撒，正式展開一天。
禮拜堂呈長方形，混凝土地板，位於母院的二樓，簡陋一如其他地方。進去
之前，要先脫鞋，在地板上或坐或跪。右後方是保留給志工與訪客的。後面的中
間部分，有兩張藤椅，是給德蕾莎修女及幾個年長修女不需要跪的時候坐的。另
外在志工的後面有兩條長凳，則是給訪客用的，以備不時之需。此外，禮拜堂中
別無其他椅凳。我那雙基督新教徒嬌弱的膝蓋很快就變得強韌起來；比起在美國
的天主教堂，這裡跪得比較多，而且根本看不到一個墊子。
朝街的那面牆上懸著一尊耶穌受難像，上方寫著「我渴」兩字。即使才清晨
六點，加爾各答的交通照樣擁擠而喧鬧，禮拜堂老舊的擴音系統毫無作用。靠右
邊，立著一尊聖母馬利亞雕像。祭壇上佈置著新摘的鮮花。祭壇後面兩張椅子，
靠左邊的那張是留給講道的神父的，他們從世界各地前來，在不同的日子裡主持
禮拜。英語是正式用語，在全球的女修會都行得通。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服務，
她們也講當地的語言。彌撒前後所引述過的禱詞，都會打字在一張卡片上，當我
們離開時，則會有一份拷貝當作禮物送給我們。禮拜堂外的佈告牌上，寫著為困
難家庭、海外姐妹所做的禱告請求，以及其他特殊的請求。
德蕾莎修女常鼓勵我們參加彌撒以及每星期一個晚上由一位神父主持的特別課程。我們也可以參加敬拜（Adoration），為時一個小時的禱告，晚上六至七點舉行。彌撒我幾乎每天都參加，敬拜則屬偶爾。院長經常會在彌撒之後向我們講話，分發宗教紀念章、念珠以及印著禱詞的小卡片，其他修女們說這些小卡片就是她的「名片」。院長有一天分給我的青綠帶黑塑膠念珠以及許多她的「名片」，到現在我都還留著。出現在彌撒與中心的訪客，人數雖然不多卻經常不斷。
有的時候，院長經過，我們會不由分說地自動低下頭。碰到這種情形，她會
輕觸我們的頭並祝福我們。跟我們說話時，她的黑眼睛熱切而專注。我不免會想
，是否因為年事已高，比較無法在各個中心從事粗重工作，她才增加了對志工的
關注，我常在彌撒中看到她若有所思地望著我們這一群雜牌軍，把頭埋在雙手中
做禱告。
做完彌撒，用過簡單的早餐，一片麵包、一小根熱帶香蕉、一杯熱茶。七點
一到，女修會傾巢而出，兩人或四人一組，走入城中各處，隨身攜帶從志工那兒
收集來然後又重新裝滿了水的寶特瓶。我們則跟著她們前往分派給我們的中心。
從母院到兒童之家，儘管路程不遠，我還是注意到，修女們並不一定都受到人們
的理解。多數時候，人們把她們當怪物看，有時候還有人會用言語或動作羞辱她
們。有一名男子，許多志工都到他的商店買水，就曾經對我們說：「她們應該讓
那些人去死，印度的人太多了。」修女們總是溫和地聽而不聞、視若不見，微笑
合掌低頭，祝禱以對。碰到這種情形，有的人還是會感到羞慚的。
在整個加爾各答，另外還有臨時性的中心，每天上午都會從街頭冒出來，沒
有房舍並不能阻止女修會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服務。修女們都會帶著裝滿了供應
品的袋子，幾個人只要一轉眼就可以把一個街角變成一處藥品或食品分送站，或
為兒童辦起一所學校，必要的時候，在地上又寫又畫地就教了起來。這些「學校
」並不是真正的學校，其存在只是為學前的兒童做準備，是街童白天的收容所與
遊樂場。談到這種學校，德蕾莎修女說：
其實這也沒什麼，只不過是小型的小學而已，在這裡，我們教導孩子愛學校、 愛
乾淨等等，如果沒有這些小學校，那些孩子，數以千計，就會流落街頭。是由我
們把他們接過來帶著呢，還是任他們留在街上，我們必須做個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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