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住。在民國（一）：那些偉人凡人都要面對的生活大小事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一九一九年實在無法讓人安心自適。這一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務員周樹人忙壞了，倒不是因為這年京城發生了一個叫「五四運動」的運動，也不是因為他經常要以「魯迅」的身份替《新青年》寫稿，而是因為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一個可以什麼也不管不顧的毛頭小伙子，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北京置產了。
周樹人是個十九世紀的「八年級生」——他生於一八八一年。跟現在許多「八年級生」一樣，混得不好也不壞。周樹人的官位不大，已經在教育部當了七年公務員，但也只是混了個科長級的「僉事」而已，就連這個工作都是他拜託老鄉蔡元培謀來的。
對於當時普遍富有的浙江人來說，到北京來當個公務員似乎沒有多大出息，不過，如果你看到周公務員的薪資單，就會明白他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弄到手：他每個月的工資是三百大洋。請注意，這是真正的大洋——三百枚吹起來有清脆響聲的大銀元。如果你不知道一枚大洋值多少錢，那你可以到北京的潘家園，或者你所在城市的文物市場詢個價，眼光銳利的文物販子會告訴你一枚「袁大頭」現在最便宜也要兩千五百元，這樣一來，周樹人的月工資相當於我寫這本書時的七十五萬元。更重要的是，周樹人手上那三百大洋的購買力可不是現在的七十五萬元可比擬的，現在這筆錢在北京的二環內（周樹人時代的北京城範圍）還買不了一個獨間套房的廁所，而周樹人的三百大洋已經能買下一個相當不錯的四合院——還能挑三揀四的買：地段要好，要清淨——這是周樹人對房屋仲介提出的要求。
如果你仍然搞不清楚三百大洋到底能幹什麼，我們這裡為您訪問到當時和周樹人同住北京城的一個老外——美國人狄登麥。狄登麥是一個好奇心強烈的老外，因為他的好奇和專業精神，讓我們知道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北京究竟是什麼樣子。魯迅買房這一年，狄登麥剛好調查了北京的物價和一般人的消費水準，對於一個北京的五口之家來說，只要一百大洋，就足夠他們還算體面地生活一年：
「有了一百圓生活費，食物雖粗而劣，總可以充飢；房雖不精緻，總可以避風雨；此外每年還可以做兩套新衣裳，買一點煤，免除到路上撿柴；更可以結餘五圓當做零用錢。拿了這五圓可以在年節買一點肉吃，間或喝喝茶，若家裡沒有病人，不需醫藥費，或者還能去附近山上進香拜拜。」
我們將這樣的生活水準乘上三十六倍，就能明白魯迅過的是什麼日子。對於一個每月都有三百大洋進賬的人來說，買房和買白菜的區別並不大，也許最大的區別是買房總需要一個仲介，而買白菜不需要。公務員周樹人當然也找了一個仲介，不得不找仲介的原因是老北京根本沒有新建大樓可買！因為當時根本還沒有「開發商」這種角色。
好吧，周樹人開始了跟著仲介到處看房的生活。在《魯迅日記》裡，我們可以看到周公務員這位身材消瘦的小個子四處奔忙的身影。請不要忘記，這一切和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是同時進行的：
二月二十七日晴。上午往林魯生家，同去看屋二處。
三月一日晴。上午往銘伯先生寓。午後同林魯生看屋數處。
八日曇。午後邀張協和看屋。夜雨雪。
十一日晴。午後同林魯生看屋。
十四日晴。午後看屋。下午復出，且邀協和俱。
十九日晴。午同朱孝荃、張協和至廣寧伯街看屋後在協和家午飯。
五月二十九日晴。下午與徐吉軒至蔣街口看屋。晚錢玄同來。
周樹人看了很多間房子，但沒有一間讓他滿意，原因是這些房子都不夠大。要知道，他買房可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自己名下那一大幫需要他養著的人——這個團隊分三個體系，加起來有一個排：
老娘體系：周樹人母親魯老太太，周樹人髮妻朱安（這是老太太給兒子的「禮物」，對周樹人來說，她與其說是自己的附屬物，還不如說是老太太的附屬物）。
二弟體系：二弟周作人，二弟媳羽太信子，侄子周豐一，姪女靜子、和子，周作人內弟羽太重久（這個比較搞笑，娶個媳婦還要幫忙養媳婦的弟弟，後來又加入更多娘家的人）。
三弟體系：三弟周建人，三弟媳羽太芳子，侄子豐二、豐三，姪女鞠子。
伺候這一大幫人自然還需要僕人、保姆、廚師、司機、保安等一整套人馬，一個普通的四合院怎麼住得下呢？終於，一個三進的大院子——八道灣衚衕十一號院入了周公務員的法眼：
北京八道灣衚衕十一號院大門。「十一」這個數字就像兩個人前後站在一起，冥冥中似乎預示著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當時的親密，但「十一」又像兩條平行線，又預示著兄弟後來的分道揚鑣。
周公務員辦事犀利，看中這間房子後三下五除二就將它買了下來：
七月十日小雨。上午寄羅志希信。午後晴。約徐吉軒往八道彎看屋。
七月二十三日晴。午後擬買八道彎羅姓屋，同原主赴警察總廳報告。
八月十八日晴。午後往市政公所驗契。
十九日晴。上午往浙江興業銀行取泉。買羅氏屋成，晚在廣和居收契並先付見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從這些天的日記可以看出，那時候買房的手續也是一道也不能少，任何時代的政府都一樣，對房地產交易控制相當有一套。不過，終於找到大房子的喜悅壓過了他辦手續的煩惱，這房子有三進院落，足夠他那些侄子姪女們玩耍的，更有三十多間房，哪怕周作人再來多少個小舅子都夠住。
房子很快成交了。雖然每月有三百大洋進賬，精明的周公務員還是做了小小的抵押借質，房價一共是三千五百元，他依照公務員的身份到浙江興業銀行貸款五百元，加上變賣老家舊房子的錢，自己幾乎沒付多少錢就買下了這所大房子。在這項皆大歡喜的生意中，仲介可能是最高興的：他沒花多大力氣就淨賺一百七十五大洋，如果他願意來到現在的北京市，這筆錢足夠讓他買下一間兩房一廳的房子了。
買完房的周公務員就像每個剛買房子的人年輕人一樣，興奮得很，他三天兩頭往新房子跑，一是要監督工人修繕，另一方面，單是看看房子就能讓他很有成就感，這種成就感跟他以「魯迅」身份寫出《狂人日記》的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畢竟，一間能讓全家人快樂的大房子比那些虛幻的思想啓蒙來得更加堅實：
十日晴。休假。上午往八道彎視修理房屋。
十九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婦及豐、謐、蒙乘馬車同游農事試驗場，至下午歸，並順道視八道彎宅。
二十三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一月一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七日曇，風，午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日曇。午後往八道彎。晚小雨。夜劉半農來。
十二日曇。上午往八道彎。
讓周樹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裝修房子竟然比買房子還麻煩。為了替新房子裝設下水道，工人、鄰居、看熱鬧不怕小事化大的掮客等等，都想趁機撈一筆。對這些有理或無理的要求，周公務員一概拿錢擺平，在文化論戰中他是多凶悍的人啊，但在生活中他基本上是一個息事寧人的老好人：
十三日晴。在八道彎宅置水道，付工值銀八十元一角。水管經陳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費三十元，又居間者索去五元。
十四日晴。午後往八道彎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晚潘企莘來。夜風。收拾書籍入箱。
房子裝修終於大功告成了，一共花了他六百多大洋。拿到錢的各色人等一定都在暗自偷笑。不過，這只是周公務員兩個月的工資，是他弟弟周作人即將在北京大學領到的一個多月的工資而已，花了也就花了。這時候已經是十一月，寒風已經奔襲到北京，周樹人收拾著自己的書和在琉璃廠買來的各種小文物開始搬家了。
二十一日晴。上午與二弟眷屬俱移入八道彎宅。二十二日晴。上午寄晨報館信。午後往留黎廠買嵩顯寺及南石窟寺碑陰各一枚，佛經殘石四枚，共券五元。往陳順龍牙醫生寓，屬拔去一齒，與泉二。過觀音寺街買物。夜風甚大。
生活就是這樣平靜。馬上就要四十歲的周樹人，同時也是已經聲名卓著的魯迅，像往常一樣繼續著他的幸福生活：寫信，買書，拔牙，購物，晚上聽好朋友錢玄同報告街上運動的進行狀況。哪管夜裡的寒風刺骨，也不怕政治的高樓上山雨欲來。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去，活在民國是不是也不錯呢？
9. 民國人的髮型
髮型與政治息息相關，在中國是確切無疑的。清朝入關後，要求全體中國人留辮子，違者殺頭，這樣一來，千萬個中國人為保護自己的髮型而丟了命。幾乎沒人想過為什麼要留辮子，其實，留辮子是人類的一個大發明，對於遊牧和狩獵民族來說，將亂糟糟的頭髮梳成辮子有其便利性，可以防止腦袋被異物勾住以致喪命，但對於向來以農耕為主的漢族人來說，留辮子簡直就是累贅。
當辮子這種累贅髮型終於植根於中國人內心時，辛亥革命來了。
革命黨革命成功後，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中國人剪掉辮子。這時的中國人早忘了當年為了不留辮子而喪命的往事，面對革命黨明晃晃的剪刀時，很多人竟然嚇得自殺了。
對於剪辮子態度最積極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公務員，一種是唱戲的。
公務員代表政府，政府說要剪辮子，公務員當然要帶頭，也只有這樣才能展現出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警察、辦事員們早早就把辮子剪了，然後上街替行人剪辮子。這是一個經典的場面，可惜沒有畫家給記錄下來：被剪掉辮子之後，有人摸著後腦勺，涼颼颼的感覺讓他悵然；有人手裡還攥著辮子，怔怔地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個「文物」；有人興奮地大叫，有人出錢請每個剪了辮子的人吃一碗大肉麵……
唱戲的為什麼對剪掉辮子抱持歡迎的態度呢？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唱戲的總要化妝，那根辮子太礙事了，而且睡覺時那根辮子怎麼擺都不對勁。所以一聽說革命了，不能留辮子了，第一個響應的就是京劇大師梅蘭芳。梅蘭芳覺得剪辮子簡直是個德政，不僅自己剪了，還拿起剪刀替自己身邊的人剪。他有兩個僕人，一個是聾子，一個是大李。聾子晚上睡覺沈，又聽不見，梅蘭芳就趁他睡著的時候偷偷剪了，第二天聾子醒來發現辮子不見了，差點嚎啕大哭，但沒辦法，沒了就是沒了。梅蘭芳用這個辦法剪了很多頑固派的辮子，大李是最頑固也是最精明的，他生怕自己的辮子也被暗中剪掉，於是睡覺時都把辮子藏在身子底下，讓梅蘭芳無從下刀。梅蘭芳連盯了三、四天都沒找到機會，後來他終於等到大李的辮子露出一點來，趕緊出手，但可惜的是辮子只剪了一半。第二天，大李哭喪著臉找梅蘭芳的伯母訴苦，但半個辮子也實在不像話，也只好徹底剪掉了事。
其實，當漢族人留戀辮子的時候，反倒是滿族人對剪辮子沒什麼意見。滿族人向來是以當兵為業，每天的工作就是練習打架，而打架的首要目標就是不要被對方抓住自己的辮子，這一點讓滿族人相當苦惱，但留辮子本來就是自己提倡的，也只能延續這個傳統。革命後，滿族人一聽到可以不留辮子，大多歡呼雀躍，紛紛將辮子剪了，不僅剪了，而且都剃了光頭——這樣打起架來就完全沒有罣礙了。剪辮子在滿族人之中完全沒有阻力，就連王公貴族也紛紛響應，到了最後，只有末代皇帝溥儀本人的辮子還留著。他這根辮子象徵意義太重，所以遺老遺少們堅決反對剪掉，但溥儀還是執拗地將它剪了。
知識分子大都沒有剪辮子的問題，因為他們在留學之前就已經剪過了。
留學越早的，辮子自然也剪得越早。魯迅是民國名人裡留學較早的，一到日本他就把辮子剪了：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裡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魯迅不愧是個會過日子的人，剪掉的辮子還要送給日本女人做假髮，以免浪費。
胡適和趙元任是坐同一條船去美國留學的，上船前，有人要求他們穿上西裝，剪掉辮子，留著那根東西到了美國，實在是太不搭調了。據趙元任回憶，替他剪辮子的理髮師一再問他「是不是真的要剪？」因為就在不久前，一個男的剪掉辮子後，那人的妻子竟然憤而自殺了，人命關天，理髮師怎麼能不謹慎呢？
趙元任剪了辮子之後馬上就把它扔了，胡適卻不然，他細心地將辮子包好，寄給了遠在安徽的老母親，這頗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也要還給母親的意思。
就在所有人都剪了辮子的時候，偏偏有那麼幾位留起了辮子，這樣做的理由無非是要證明自己反對這個社會。最有名的兩根辮子，一根是辜鴻銘的，一根是王國維。
辜鴻銘本來是沒留辮子的。他是華僑，還是混血兒，從小就是西裝革履的打扮，但一回到中國就把辮子留起來了，至死皆然。他對自己這根辮子十分得意，時時加以宣傳，後來竟然成了北京城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辜鴻銘的奇特之處在於他不僅自己留辮子，連他的御用車夫也要留辮子，且看周作人的記述：
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出的人物。
辜鴻銘雖然留辮子，但是他只是要表明自己是一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並不是要復辟大清朝，所以當辮子軍主帥張勳復辟時他並未參與，他要的是皇帝這種制度，而不是皇帝本人。王國維則與之相反，他雖然做學問比辜鴻銘要廣博開明得多，但在政治立場上確實是忠於大清朝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被紫禁城裡的小朝廷聘為皇帝的老師。王國維的辮子比辜鴻銘的還頑固，他在日本留學時就已剪了辮子，回國之後又再次留起來，見到末代皇帝溥儀時，溥儀命令他剪掉，「君無戲言」，王國維只好再次剪掉，但等風聲過後，他又留了起來——這簡直叫整個中華民國都拿他沒轍了。
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沉湖自殺，辜鴻銘於一九二八年病逝，中華民國最後兩條著名的辮子也伴隨他們離開了人世。再想找辮子，只能往戲台上去了。
和男人們的這些辮子風波比起來，中華民國的女人們要幸福多了，因為她們根本就沒有這些政治任務。她們的髮型只需要跟著時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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