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手插在藍色厚呢派克大衣口袋中，躡手躡足站在這所小學的鐵鑄柵欄旁。我是一個中西合璧的混血兒，留著一頭披到肩長的黑髮，圓臉、泡泡眼、塌鼻、厚唇，看起來還像是個大男孩。喜歡思考。還有，我三十七歲了。在我身後的是一群小孩，包括我女兒，不停地在空中打轉的高分貝喧鬧聲，以及一個又蓋過一個的叫囂，就像是聽覺上的糖果紙一樣，五彩繽紛，這種音效可能連專業的錄音工作室也做不出來吧。圍繞在我旁邊的則是一群跟我一樣的家長：有責任感，關心學校事務。但可別低估他們；如果你膽敢對他們的孩子動一根寒毛，他們肯定會跟你拚命，扒了你的皮。如果你膽敢在不該出現的時間卻出現在他們孩子正在遊戲的操場上，那只能請上帝保佑你了。我就誤闖叢林過一次。那時我想幫我工作上的一個專案錄下一些學校廣場上的吵雜聲。我直接從沒上鎖的大門口，大剌剌地走到孩子正在玩耍的空地上，頭戴著耳機，手拿著單向麥克風和一支電子錄音筆。在我還沒有機會接近到孩子之前，老師、警衛，還有家長志工就已經蜂湧而來－－有的從牆上攀繩索爬下來、有的從下水道爬上來，足音雜沓，有如捲起一層塵雲。他們個個目露兇光，血脈沸騰，好像巴不得聽到我快點說「我變態，我是暴露狂」一樣，這樣才能對他們的義憤填膺交代得過去。當他們發現其實我只是學童家長、而不是性變態時，他們對我感到憤怒，並嚴厲警告我除非我是陪我孩子來上學，否則以後不可以再這樣進入校園。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所在－－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卻對這種小失誤過於敏感，容易跨張地過度反應、太快反擊。
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足的社會。我們住的公寓華廈價值上千萬，我們的妻子亮眼奪目。我們更新生活必需品的花費，就如同建造大型海洋艦隊一樣龐大。但我們仍不斷告訴自己這些都還不足以看出我們的財富程度。其實我們比這更好。看看我們擺在書架上的那些書、掛在牆壁上的那些畫、放在我們iTube播放清單上的那些歌、還有送我們孩子上的那種學校。我們是如此沾沾自喜地認為：我們的品味高尚、我們的政治態度正確、我們對社會當權者的批判是完全正當的。
我們住的這個地區，主要是群遷入已久的藝術家，所以故事開端似乎已不可考。幾乎就在普羅大眾開始從房地產開發商、大財團、營造商和房地產銷售商眼中注意到翠貝卡（Tribeca）這個地區的同時，這個名稱也變成一種都市生活型態的同義詞－－有點緊張不安（或許），但絕對是個安全又富裕的地區，甚至超越斯卡斯代爾（Scarsdale）這一區。有些人因為受到這種既安全、又有點像是在市中心內類波希米亞式的居住方式吸引而來。結果發現如今我們這群偽波希米亞人正面臨著另一群人的襲擊，而那是群連假裝有文化品味都根本不屑去假裝的人。
我們是一個受盡寵愛目光的溫暖小區，連接著這個城市的其它地區。但若談到跟彼此的互動，我們中間感覺就像是隔著一道可開合的吊橋一樣，隨時可以阻擋那些有意入侵者和海盜。他們就和我們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只是我們沒有注意到。比方那些胖胖的少數種族女孩，套著寬鬆的運動褲，背後背著登山包。還有那些穿著套頭毛衣外套、戴著耳機，在路上哼哼跳跳要去上學的大男孩。
他們是種無害的地方色彩，我們這樣告訴我們自己，就像是送披薩到你家的快遞小弟，或是來自南美洲瓜地馬拉、在小餐館工作的普通人一樣。
所以當一隻冰冷的手伸入，開始破壞我們的生活時，那對我們真是一個極大的衝擊！早晨醒來入眼的新聞讓我們覺得好像是一把利刃在我們的心口上劃開一樣。我們看著我們的孩子問自己：我們怎麼會就這樣讓他們暴露在這險峻之中呢？但接著又想到那安全感和被包圍住的溫暖感，這不就是一直讓我們在犯錯的原因嗎？夾在黑暗、陰險之真象大海裡的欺騙小島！真象，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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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著我那些走在路上的朋友，他們都是快四十歲的為人之父，也都從事藝術工作。有雕刻家、編劇、電影製作人、傳記作家、攝影師、甚至還有建築包商（實際上是我們社區裡的幫派人物）。他們大部分表面上是藝術家，實際上就是商人。他們相信他們對自己裝出一副善人的樣子，可以讓他們不會變成偽君子。就藝術家來說，我並不是像他們一樣的藝術家，但大部分時候我會加入他們，一起到一家最近才開始供應早餐的牛排館。我們三三兩兩，聚集在一個大圓檯前，點咖啡、蛋、土司或是麥糊。我們傳閱著報紙，並一起討論影劇、電視、政治還有運動。你知道這些戲謔式的談話是什麼樣的。不過我們告訴我們自己，我們的奉承阿諛比一般人的高明得多，從某方面來說，也比較不一樣。我們是藝術家，是作家，是專門走在社會流行尖端的人，我們一定比你們更懂詼諧。當然我們是這樣想，不是嗎？我們是在這個圈圈的人，瞭解這個虛華的結構，有這個特權，所以我們不應該有自信地說，我們的搞笑本領就是比你們的強嗎？
然而這天早晨，我們平常的搞笑戲謔因為一場觀點看法不同的爭執而破局。一個十二歲大的年輕女孩在北邊幾條街過去那兒有許多千萬豪宅的附近被騷擾了。我們圍著桌子坐的這群人對威脅、恐懼程度以及什麼是正確反應的看法有所分歧。騷擾實情到底怎麼發生的，不詳，只知道那女孩自己走進大樓，騷擾者跟在她後面一起進到電梯裡，帶她到了地下室。接下來呢･････沒人知道。報紙報導很清楚地說她沒有被實際性侵。那她有沒有被強迫碰觸騷擾者呢？到底是怎麼樣？
電影製作人桑納對事情的關心程度最明顯。他說這不是他第一次聽到這附近發生過這種女性被騷擾的事了。去年春季有天，桑納曾帶著一群憂心忡忡的家長跟蹤一名拿著相機、從公園出來的行蹤詭異的男子。
桑納年紀稍長些，灰髮繞在他的圓禿頂上，鬍鬚濃密，有種像兄長般的俊相。他目光繞著桌子轉一圈，好像是在等大家對他淨化公園、消滅騷擾的英勇行為歡呼叫好一樣。他從喉頭拉出的嗓音很特別，幾乎接近沙啞。我對聲音節奏感特別敏銳。桑納講話時拉長喉嚨，用著大概算是完美的二二節拍，讓人很難打斷他。
我們現在坐在一個將近有一百五十坪大的地方。「登記有案的性侵害者就有五千名！」桑納斷然說道。
「閉上你的狗嘴，桑納！」編劇說話了。
「桑納，你可真偉大耶！」我也說話了，「維護我們這附近的安全。」
「你們可以笑，」桑納又說了，「但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真正的問題。」
「她可能認識那男人，」我繼續說，「大部分狀況不都是這樣嗎？那女孩認識那男人嗎？」
桑納很確定地聲稱那女孩不認識那男人。那男人是陌生人，是一個進入到我們社區騷擾年輕女孩的外地人。
我告訴桑納說他看起來已經有點歇斯底里了。他卻告訴我，我自己也有女兒，我應該也要擔心。
「桑納，」我告訴他，「別再提了吧，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搞你孩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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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上，我是名混音音效工程師，專門製作各式流行娛樂所需，嘶嘶、嘟嘟、恰恰、蹦蹦，諸如此類的背景音效。任何一段廣告影片、電視節目和電影，都會需要一連串的音效來模仿真實情境：開門聲、穀片倒出來的聲音，或是電話掛斷的聲音。每一個動作都會製造出一種聲音。但如果你只是錄下實際的聲音，這種錄音效果反而不夠逼真。因此，我必須以加強、扭曲、製作、重覆和取代來編輯各種不同聲音。我自己有一個錄音工作室，裡面有六個編輯區。當影片放出來時，坐在音效混音器和電腦後面的我們就要立刻同步進行音效製作。我有多盒款式不同的鞋子﹔一系列各類材質的地板樣品：木材、石材和磁磚﹔一個掛著兩打鎖匙跟配對門閂的夾層板。我在業界分辨操作音效的名聲算是響叮噹的。甚至有時當檢察官需要確認電話留言者或錄音對話者的身分時，我會接受法院傳喚出庭作證。
當然，我不是一開始就打算當背景音效製作人員，實是情勢所逼，不得不然。我本來是一名歌手、作曲家、音樂製作人兼吉他樂手。我那些昂貴的電吉他現在仍然聳立在我的工作室，就像博物館展示品般熠熠生輝。我認識很多在洛杉磯和紐約、跟我同年代的搖滾龐克樂手。他們繼續待在這條音樂路上，並且都有一定的名氣了。我曾自己製作編輯過多張專輯，這是很多樂團沒做過的事。我也因為這個經驗，學會製作控制各類背景聲音。我的混音錄音工程就是這樣開始的。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有這些器材，朋友們一個個請我幫他們製作不同背景混音音效。我發現這工作還挺簡單，而且他們付我的錢也不差。然後我又買更多器材，還在一棟舊大樓中買下一層樓，當個房東，出租場地器材給相關工作者，如：電影製片、混音音效工程師或音效編輯人員。結果沒想到，這個出租事業居然還比我自己原來的混音工程工作更賺錢﹔讓我可以在這個昂貴的城市安頓一家人。
我的婚姻也很美滿。我太太布魯克身材高挑，有些雀斑，髮色偏褐。她來自康乃狄克州一個大家族，遠親眾多，平均每兩年半就有一個可以讓我們繼承龐大金額的股票、債券和現金的機會。
這些種種因素讓我可以維持我的波希米亞式生活。我一直相信，我跟我們社區裡這群以銀行家或律師為主的住戶多少有些區別。我還是一個藝術家。我這樣告訴我自己，我是一個恰巧和這群追逐社會地位、物質享受的庸俗者住在同一區的創意人、夢想家。我必須告訴你，這可不只是一個小小的美國夢成就而已喔！這樣一個混種的我，生在香港、長在舊金山、州立大專畢業，卻又找到像我太太這麼一個多人競相追求的美國人對象。她大可選擇其他任何人，但她最後還是跟了我這個只有她一半相同血統的人。我遠行千里、養活我自己，達到現在這個光景。這是一種付出過程，一個巨大的意志行動力。這是其他這裡的男人永遠無法瞭解的地方。我生不逢時；在這裡，我只能靠自己。這些可都是要想清楚的抉擇啊！我周圍那些人，一個個都是被安排好的：上私立藝術專科學校、實習、到藝廊工作、當有權有位者的助手。然而對我來說，我沒得選擇，就只能靠自己放手一搏。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天以來，當我們這個小社區出現騷擾恐懼時，我發現自己其實很希望這個惡煞不是外來的陌生人，而是我們自己社區裡某個行為突然異常的人。因為這樣，其他那些家長才能反過來罵自己人，不再總是對準某些被貼上標籤的族群。
「爸，」我八歲大的女兒古柏在叫我，「那人看來跟你好像！」
我們正走過舒適的入口大廳。大廳守衛則是機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後方。還有那顆在門鈴上方、凸出來的魚眼球狀攝影機。通常在這樣的早晨，我們住宅周圍的景象看來就是一群家長帶著小孩上學，和穿著套裝的男男女女跨步走在路上，向他們的辦公室方向前進。
裁成法定規格大小的海報貼在燈柱上、免費贈閱報箱上，還有工地圍欄上。單子上那張臉看來還真的挺像我的。按照這張黑白素描合成出來的臉孔下面有說明，這男人應該是白種人。但他看來像西班牙人，或實際上就像我女兒說像我一樣－－是個混亞洲血統的美國人。
「這是你嗎？」我那六歲的女兒佩妮問。
「不，」我有點大聲地告訴他們。然後我又講一次，「不是我。那是一個做了壞事的男人。」
「他做了什麼事？」佩妮問。
已經可以閱讀的古柏當仁不讓地唸了起來：「尋找：性犯罪者。」「性」這個字，我猜古柏已經可以想像得到是大人間的事。「是跟性有關的。」她說。
「什麼是性？」佩妮又問。
「就是一個女生跟男生接吻。」古柏回答她。
「咻･･････」佩妮叫著，「好噁心喔！」
「那他哪裡做錯？」古柏問我。
「他，嗯･･････親了一個他不應該親的人。」
「誰？」
「一個女孩。」我們現在正站在轉角等紅綠燈。這些海報釘得到處都是，上面都是那張呆呆地向後看的臉。那人有可能正在某個角落四處張望，也有可能就在我們前面那個小簡餐店裡，或是正在麵包店裡面喝著咖啡。我們必須非常警覺，海報上強調：保護！
「一個年輕女孩喔。」古柏還在想，「那他們為什麼要找他呢？」
「因為接吻是不好的啊！」佩妮搶著答。
「不是，接吻沒有不好。」我說完這句話時，一個媽媽正好帶著女兒從對向走過我們旁邊；媽媽穿著毛領大衣，戴眼鏡的小女孩則穿著高級毛料短大衣。媽媽側聽到這段話，看了看我，想了一下。就在她邊看著我邊想的時候，海報就貼在她周圍四處－－這似乎真會讓人一時混淆了。我感覺我好像是在大吼地說：「我不是這人啦！」但這舉動也太笨拙了。所以接著我又把原本綁起來的馬尾鬆開，讓頭髮垂下來。
我和孩子們站在操場上，佩妮依在旁邊牽著我的手，直到她朋友來，然後她好像就忘了我。學校操場上沒有海報，感謝上帝。夾在一群家長和孩子們中間，我長得很像嫌疑犯的這件事也就沒被人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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