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的多重人生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摘錄自〈引言〉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米歇爾．傅柯因為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所導致的併發症而去世，享年五十七歲。他的最後兩本著作才剛出版，並且在新聞媒體當中受到廣泛討論。在他去世之時，他無疑是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還達成了以《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本書登上暢銷榜的不尋常成就，儘管這是一部深奧難懂的著作，而且他也說自己寫這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小群專業人士。他成功跨越了把純學術界和廣泛文化圈隔開來的分界線。在將近十四年的時間裡，他一直任教於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這所法國學術界裡聲望最崇高的教育機構。他在美國備受讚揚，他的著作譯本也令他享譽國際，聲名遠播到巴西乃至日本。實際上，他的國際聲譽幾乎超越了他在法國的名望。在巴黎的書店裡，研究傅柯的著作有許多都是從英文翻譯而來，甚至可說大多數都是如此。
傅柯的人生有許多不同面向──身為學者、身為政治運動人士、身為小孩，以及身為男同性戀者。他的人生有非常公開的一面，也有極為私密的一面。在相當程度上，傅柯的人生也是法國的智識生活。法國智識生活的各項改變幾乎都反映在他的著作裡，各項發展也幾乎都受到他的影響。此外，他的傳記也必然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識史。在一段大方得出人意料的頌詞當中，對於傅柯有過嚴厲批判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寫道：「在我這個世代針對我們這個時代提出診斷的哲學家當中，傅柯對於時代精神造成了最為長久的影響。」傅柯在學生時期目睹並且抗拒了沙特式存在主義的支配地位，而且他所屬的那個世代也發現或者重新發現了黑格爾、尼采與海德格。他師從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與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一九六○年代期間，他廣被視為結構主義「四人幫」的一員，另外三人則是拉岡、羅蘭．巴特與李維史陀。十年後，他又被歸為所謂的新哲學家，以倏然間揚棄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主義而著稱。在人生晚年，他又再度轉向，開始對斯多噶哲學進行平靜的沉思，並且探索一種可能的新倫理學。
傅柯一生的多重面向，令人難以對他的著作做出令人滿意的分期。在德雷弗斯（Hubert L. Dreyfus）與拉比諾（Paul Rabinow）那部深富影響力的傅柯研究著作當中，他們提出一套四階段的架構：一個海德格階段、一個考古學或者類結構主義階段、一個系譜學階段，以及最後的倫理學階段。這套架構不是完全不令人滿意，但壞處是把一個複雜的人生與一套複雜的著作化約至單純的哲學層面。這套架構不理會傅柯在政治方面的發展軌跡，也就是從法國共產黨黨員轉而進入一段政治沉寂的時期，接著是一段熱血沸騰並且極為好鬥的左派時期，然後再轉為對於人權的關注。此外，這套架構也沒有把傅柯職業生涯裡那段重要的文學階段納入考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傅柯在荷蘭的電視上和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之前，本來應該先播出一段介紹傅柯的短片，但他斷然拒絕提供一切傳記資訊，於是那部短片也就沒有拍成。然而，他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卻明白指出：「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向來都希望自己的書是一部自傳當中的片段。我的書所探討的向來都是我自己的個人問題，包括在瘋狂、監獄以及性方面。」一年後，他又在佛蒙特以更強烈的語氣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個人傳記的一部分。」若說傅柯著作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即是他的傳記，就某個層面上而言幾乎可說是不言而喻。也就是說，他的傳記是一項思想的故事，是一部書寫中的作品。在這類陳述當中，傅柯似乎暗示了作者與文本之間某種更深層的關係。在針對他最喜歡的一位作者所從事的討論當中，他說得稍微比較直白，甚至也可以被視為是為他自己的傳記提供了一項公式。他針對胡瑟勒（Raymond Roussel）這位小說家暨詩人指出：

身為作家的人，撰寫以及出版書籍並不只是在從事工作而已……他的主要作品終究是寫書過程中的自己。一名個人的私人生活、性偏好以及著作都互有關聯，不是因為他的著作翻譯了他的性生活，而是因為那部著作不只包含文本，也包含了整個人生。那部著作不僅只是那部著作，從事書寫的那名主體也是著作的一部分。

傅柯極少詳細談論自己的人生，尤其是他早年的人生。在一九八三年一場異常私密的訪談當中，他在結尾說道：

無論如何，我的私人生活一點都不有趣。如果有人認為不參照我人生中的某個部分，就沒辦法瞭解我的著作，那麼我願意考慮這個問題。﹝笑﹞我已經準備好在我同意的情況下回答這種問題。由於我的私人生活並不有趣，所以也就不值得保密。﹝笑﹞同理來說，可能也不值得張揚。

這種吊人胃口的語氣帶有一股強烈的自戀色彩，這點不需要受過精神分析訓練也看得出來；但這不是他一向的表現。更為典型的是他在《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一個著名段落裡所呈現出來的那種防衛性攻擊態度。一名想像中的對話者埋怨道：「你是不是又要說你從來都不是別人所指責的那種人？你已經在準備脫身的藉口，以便在下一本書從別的地方冒出來，而像現在這樣嘲笑我們：『沒有，沒有，我不在你們埋伏等待著我的地方，而是在那邊，笑著你們。』」傅柯回應指出：「我無疑不是唯一一個為了隱藏面貌而寫作的人。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叫我保持不變：那是état civil所遵循的倫理；那個機構管理我們的身分文件，但在寫作方面，那個機構也許會讓我們自由行事。」所謂的「état civil」，是法國相當於戶政總署的機構。在其他地方，傅柯稱之為「那個把個人存在轉變為一種制度的古怪機構」，並且將其中的公務員描述為「法律的原始型態」，因為他們「把每一個人的出生都轉變為一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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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拒絕陳述自己的身分或是回顧自己的歷史，有時也會以頗為風趣的方式表達。他曾對卡魯索（Paolo Caruso）說：「要我描述令我達到當前這些地位的行程會有點困難，而且我有很充分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自己還沒抵達目的地。」另一名訪問者責怪他從不交代自己的背景或童年，結果他的回應是：「我親愛的朋友，哲學家不是誕生而來……他們存在，就是這樣。」這類機智妙語不是一種油滑的表現，而是表達了根深柢固的信念。如同傅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向佛蒙特的一名自由撰稿作家所說的：

我不覺得有必要知道我究竟是誰。人生與工作最主要的吸引人之處就是成為你原本不是的人。你如果剛動筆寫一本書，就知道自己最後會寫出哪些內容，那麼你認為你還會有勇氣寫下那本書嗎？寫作與愛情關係都是如此，而人生也是一樣。這場遊戲之所以值得參與其中，原因就是我們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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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隱藏面貌而寫作」是他聲稱自己懷有的抱負，但他卻是個有許多面貌的人，而且他的人生也有許多深切區隔開來的不同面向。如果真有人能夠認識傅柯的所有不同面向，那麼這樣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傅柯去世之後，與他相伴超過二十年的丹尼爾．德費（Daniel Defert）才訝異地發現自己的伴侶向冰川街（rue de la Glacière）的道明會捐贈了大筆金錢，答謝他們在索爾舒爾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Saulchoir）對他的接待。傅柯也從不讓家人與朋友互相認識。他對於自己人生中的不同面向區隔得極為徹底，因而有些男性友人都真心誤以為自己在某一段時間是他「唯一的異性戀朋友」。以男性為主的許多人，都談及傅柯對於女性的深切厭惡；然而，在不同時期與他密切合作過的女性，包括凱特琳．馮畢羅（Catherine von Bülow）、艾蓮．西蘇（Hélène Cixous）與阿蕾特．法居（Arlette Farge），卻否認這項指控。
對於傅柯的主觀印象，實在是多樣得令人眼花撩亂。他有充滿誘惑力的一面，而且就像拉岡一樣，能夠讓他當下的對話者以為自己和他具有勝過別人的緊密關係。對於那些無心之間針對他的著作向他提問的人，他也有可能表現出刻薄而且凶暴輕蔑的態度。他接待賓客有可能非常大方，毫不吝惜自己的威士忌，儘管他本身很少喝。他的大方也有可能同時結合了怠慢客人的行為。一九七○年代晚期，一群年輕的德國「自治論者」來到他的公寓拜訪他，傅柯熱情接待他們，聆聽他們的發言，也和他們開玩笑，同時不斷撫摸他的貓。他為他們準備了餐點，然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表示自己不和他們一同進餐，因為他還有些關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牛奶配額的重要工作要做。受到傅柯邀請加入這場聚會的迪斯蒲（Laurent Dispot），這時候才頗不自在地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場的功能是為了扮演代理東道主的角色。許多人見到的傅柯，都是充滿魅力又熱情親切；但在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一場晚宴上，精神分析學家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見到的傅柯卻以近乎殘酷的諷刺話語駁斥另一名來賓的論點。同樣是精神分析學家的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在學生時期首度結識傅柯，他提出了一項近乎完美的折衷式評語，指稱傅柯為人「疏離而熱情」。有些人只認識身為法蘭西公學院教授的傅柯；有些人認識（或者聲稱自己認識）的，則是身穿黑色皮衣、上面裝飾著鏈子，會從他在沃吉哈赫街（rue de Vaugirard）的公寓溜出去找尋陌生人性交的傅柯。巴黎金滴區（Goutte d’Or）的外來移民人口認識的傅柯，則是一名為了對抗種族歧視而不惜遭受警察逮捕以及毆打的白人知識分子，儘管有些人以為他是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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